《淮南子》

作者：刘安及门客 撰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我国西汉时期创作的一部论文集，由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故而得名。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介绍：
       刘安（前179－前122），西汉皇族，淮南王。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他是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他曾招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鸿烈》亦称《淮南子》。刘安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他将鸡蛋去汁，以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同时，刘安也是我国豆腐的创始人。

主要成就
编写《鸿烈》
     刘安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近代学者梁启超称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的巨著《淮南子》。
    《淮南子》又被称为《淮南鸿烈》或《鸿烈》，是刘安在做淮南王时，“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撰写而成的。刘安作为主编，《淮南子》也反映出了他本人的思想。
    《淮南子》原有“内书”21篇、“外书”33篇和“中书”8卷，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轴，内容涉及到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是汉代道家学说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不过流传至今的《淮南子》只剩下“内书”21篇。
     《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成为集黄老学说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同时又在继承春秋时的“气”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淮南子》蕴含丰富的史学研究价值和精神智慧。

热气球升空
     刘安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他将鸡蛋去汁，以艾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
发明豆腐
     刘安是中国豆腐和豆浆的创始人。明朝罗颀在《物原》中提到前汉书刘安做豆腐的记载。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


参考资料：
     本节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人物生平
流誉天下
     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孝文帝八年（前172年），封为阜陵侯。孝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封为淮南王。

     孝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举兵反叛，吴国使者到淮南联络，刘安意欲发兵响应。淮南国相说：“大王如果非要发兵响应吴王，臣愿为统军将领。”淮南王就把军队交给了他。淮南国相得到兵权后，指挥军队据城防守叛军，不听刘安的命令而为朝廷效劳；朝廷也派出曲城侯蛊捷率军援救淮南：淮南国因此得以保全。
     刘安好读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不喜欢嬉游打猎，很注意抚慰百姓，流誉天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有苏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编写《鸿烈》（后来称《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
     当时汉武帝喜好文学，对父辈刘安较为尊重。每次给予书信，常召司马相如等文士看过草稿才发出。刘安入朝献上新作，往往为汉武帝喜爱而秘藏。曾受命写《离骚传》，早上受诏，日食时就献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次宴见，谈说政治及方技赋颂，直到黄昏才罢休。

心怀异志
     建元二年（前139年），刘安入京朝见汉武帝。当时身任太尉的田蚡，因与刘安原有交情，亲自到霸上迎接。还对刘安说：“现今陛下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施行仁义，天下无人不知。假如有一天宫车晏驾皇上过世，不是您又该谁继位呢！”刘安大喜，厚赠田蚡金银钱财物品。刘安暗中结交宾客，安抚百姓，谋划叛逆之事。
     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刘安上书劝谏，说用兵有害无益，得到汉武帝的称赞。可是，他自己却在谋兵。这一年，彗星出现，刘安感到怪异。有人劝说刘安道：“先前吴国起兵时，彗星出现仅长数尺，而兵战仍然血流千里。现在彗星长至满天，天下兵战应当大兴。”刘安心想汉武帝没有太子，若天下发生变故，诸侯王将一齐争夺皇位，便更加加紧整治兵器和攻战器械，积聚黄金钱财贿赠郡守、诸侯王、说客和有奇才的人。各位能言巧辩的人为刘安出谋划策，都胡乱编造荒诞的邪说，阿谀逢迎淮刘安。刘安心中十分欢喜，赏他们很多钱财，而谋反之心更甚。
     刘安有个女儿名刘陵。刘安让她在长安刺探朝中内情，结交汉武帝亲近的人。
     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赏赐刘安几案手杖，恩准他不必入京朝见。刘安与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刘迁，封淮南王世子，娶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之女为妃。刘安策划制造谋反的器具，害怕太子妃知道后向朝中泄露机密，就和刘迁策划，让他假装不爱妃子，三个月不和她同席共寝。于是刘安佯装恼怒刘迁，把他关起来，让他和太子妃同居一室三月，而刘迁始终不亲近她。太子妃请求离去，刘安便上奏朝廷致歉，把她送回娘家。王后荼、太子刘迁和女儿刘陵受刘安宠爱，专擅国权，侵夺百姓田地房宅，任意加罪拘捕无辜之人。

密谋败露
     元朔五年（前124年），刘迁学用剑，自以为剑术高超，无人可比。听说郎中雷被剑艺精湛，便召他前来较量。雷被一让再让，后来剑误中刘迁。刘迁发怒，从此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雷被害怕，表示愿意去奋击匈奴，实际上是想借此离开淮南王国而到长安去。刘安听信儿子之言，罢了雷被的官。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雷被私自跑到长安，向汉武帝上书表白。汉武帝将他的告章交给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刘迁，刘安与王后荼想不让刘迁去受审，打算发兵对抗，犹豫未决，十多天没有定下来。适值汉武帝有诏就淮南审讯刘迁，不必逮往河南郡了。这时，淮南相对寿春县丞顺从刘安之意而不及时逮送刘迁非常生气，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刘安向淮南相说情，淮南相不听。刘安派人上书告淮南相，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查究。追查到刘安，刘安派人到朝廷侦探，公卿要求将刘安逮捕查办。刘安担心事情暴露，打算发兵对抗。
     刘迁建议不要操之过急，献策说：“如果朝廷使臣来逮捕父王，父王可叫人身穿卫士衣裳，持戟站立庭院之中，父王身边一有不测发生，就刺杀他，我也派人刺死淮南国中尉，就此举兵起事，尚不为迟。”这时汉武帝不批准公卿大臣的奏请，而改派朝中中尉殷宏赴淮南国就地向淮南王询问查证案情。刘安闻讯朝中使臣前来，立即按刘迁的计谋做了准备。朝廷中尉到达后，刘安看他态度温和，只询问自己罢免雷被的因由，揣度不会定什么罪，就没有发作。中尉还朝，把查询的情况上奏。公卿大臣中负责办案的人说：“淮南王刘安阻挠雷被从军奋击匈奴等行径，破坏了执行天子明确下达的诏令，应判处弃市死罪。”汉武帝诏令不许。公卿大臣请求废其王位，汉武帝诏令不许。公卿大臣请求削夺其五县封地，汉武帝诏令削夺二县。
     朝廷派中尉殷宏去宣布赦免刘安的罪过，用削地以示惩罚。中尉进入淮南国境，宣布赦免刘安。刘安起初听说朝中公卿大臣请求杀死自己，并不知道获得宽赦削地，他听说朝廷使臣已动身前来，害怕自己被捕，就和刘迁按先前的计谋准备刺杀他。待到中尉已至，立即祝贺刘迁获赦，刘迁因此没有起事。事后他哀伤自己说：“我行仁义之事却被削地，此事太耻辱了。”然而刘迁削地之后，策划反叛的阴谋更为加剧。诸位使者从长安来，制造荒诞骗人的邪说，凡声称汉武帝无儿，汉家天下不太平的，淮南王闻之即喜；如果说汉王朝太平，汉武帝有男儿，淮南王就恼怒，认为是胡言乱语，不可信。

伍被劝谏
     刘安日夜和伍被、左吴等察看地图，部署进军的路线。刘安说：“陛下没有太子，一旦过世，官中大臣必定征召胶东王，要不就是常山王，诸侯王一齐争夺皇位，我可以没有准备吗？况且我是高祖的亲孙，亲行仁义之道，陛下待我恩厚，我能忍受他的统治；陛下万世之后，我岂能事奉小儿北向称臣呢！”
     刘安坐在东宫，召见伍被一起议事，招呼他说：“将军上殿。”伍被不高兴地说：“陛下刚刚宽恕赦免了大王，您怎能又说这亡国之话呢！臣听说伍子胥劝谏吴王，吴王不用其言，于是伍子胥说‘臣即将看见麋鹿在姑苏台上出入游荡了’。现在臣也将看到宫中遍生荆棘，露水沾湿衣裳了。”
     刘安大怒，囚禁起伍被的父母，关押了三个月。然后淮南王又把伍被召来问道：“将军答应寡人吗？”伍被回答：“不，我只是来为大王筹划而已。臣听说听力好的人能在无声时听出动静，视力好的人能在未成形前看出征兆，所以最智慧、最有道德的圣人做事总是万无一失。从前周文王为灭商纣率周族东进，一行动就功显千代，使周朝继夏、商之后，列入‘三代’，这就是所谓顺从天意而行动的结果，因此四海之内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追随响应他。这是千年前可以看见的史实。至于百年前的秦王朝，近代的吴楚两国，也足以说明国家存亡的道理。臣不敢逃避伍子胥被杀害的厄运，希望大王不要重蹈吴王不听忠谏的覆辙。过去秦朝弃绝圣人之道，坑杀儒生，焚烧《诗》《书》，抛弃礼义，崇尚伪诈和暴力，凭借刑罚，强迫百姓把海滨的谷子运送到西河。在那个时候，男子奋力耕作却吃不饱糟糠，女子织布绩麻却衣不蔽体。秦始皇派蒙恬修筑长城，东西绵延数千里，长年戍边、风餐露宿的士兵常常有数十万人，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暴野千里，流血遍及百亩，百姓气力耗尽，想造反的十家有五。秦皇帝又派徐福入东海访求神仙和珍奇异物，徐福归来编造假话说：‘臣见到海中大神，他问道：“你是西土皇帝的使臣吗？”臣答道：“是的。”“你来寻求何物？”臣答：“希望求得延年益寿的仙药。”海神说：“你们秦王礼品菲薄，仙药可以观赏却不能拿取。”当即海神随臣向东南行至蓬莱山，看到了用灵芝草筑成的宫殿，有使者肤色如铜身形似龙，光辉上射映照天宇。于是臣两拜而问，说：“应该拿什么礼物来奉献？”海神说：“献上良家男童和女童以及百工的技艺，就可以得到仙药了。”’秦始皇大喜，遣发童男童女三千人，并供给海神五谷种籽和各种工匠前往东海。途中徐福觅得一片辽阔的原野和湖泽，便留居那里自立为王不再回朝。于是百姓悲痛思念亲人，想造反的十家有六。秦始皇又派南海郡尉赵佗越过五岭攻打百越。赵佗知道中原疲敝已极，就留居南越称王不归，并派人上书，要求朝廷征集无婆家的妇女三万人，来替士兵缝补衣裳。秦始皇同意给他一万五千人。于是百姓人心离散犹如土崩瓦解，想造反的十家有七。宾客对高皇帝说：‘时机到了。’高皇帝说：‘等等看，当有圣人起事于东南方。’不到一年，陈胜吴广揭竿造反了。高皇帝自丰邑沛县起事，一发倡议全天下不约而同的响应者便不可胜数。这就是所谓踏到了缝隙窥伺到时机，借秦朝的危亡而举事。百姓期望他，犹如干旱盼雨水，所以他能起于军伍而被拥立为天子，功业高于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恩德流被后世无穷无尽。
     如今大王看到了高皇帝得天下的容易，却偏偏看不到近代吴楚的覆亡么？那吴王被赐号为刘氏祭酒，颇受尊宠，又被恩准不必依例入京朝见，他掌管着四郡的民众，地域广至方圆数千里，在国内可自行冶铜铸造钱币，在东方可烧煮海水贩卖食盐，溯江而上能采江陵木材建造大船，一船所载抵得上中原数十辆车的容量，国家殷富百姓众多。吴王拿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宗室贵族和朝中大臣，唯独不给皇戚窦氏。反叛之计谋划已成，吴王便发兵西进。但吴军在大梁被攻克，在狐父被击败，吴王逃奔东归，行至丹徒，让越人俘获，身死绝国，令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吴楚有那样众多的军队都不能成就功业？实在是违背了天道而不识时势的缘故。如今大王兵力不及吴楚的十分之一，天下安宁却比秦始皇时代好万倍，希望大王听从臣下的意见。若大王不听臣的劝告，势必眼见大事不成言语却已先自泄露天机。臣听说箕子路过殷朝故都时心中很悲伤，于是作“麦秀之歌”，这首歌就是哀痛纣王不听从王子比干的劝谏而亡国。所以《孟子》说‘纣王贵为天子，死时竟不及平民’。这是因为纣王生前早已自绝于天下人，而不是死到临头天下人才背弃他。现在臣也暗自悲哀大王若抛弃了诸侯国君的尊贵，朝廷必将赐给绝命之书，令大王身先群臣，死于东宫。”
     于是，伍被怨哀之气郁结胸中而神色黯然，泪水盈眶而满面流淌，即刻站起身，一级级走下台阶离去了。

祸起萧墙
     刘安有个庶子刘不害，年龄最大，因不受刘安喜欢，故王后荼不以其为子，刘迁不以其为兄。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才高负气，常怨望太子轻视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怀不满，阴结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刘迁，以其父代之。刘迁得知，将刘建逮捕拷打。刘建心里越加怨恨。他了解到刘迁曾想谋杀汉中尉的情况之后，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派其友人严正向汉武帝上书，说才能出众的刘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阴谋之事。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河南郡处治。这时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插了一手。审卿怨恨淮南厉王刘长杀了其祖父审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孙弘添油加醋地告发淮南之事。
     河南郡府审问刘建，他供出了刘迁及其朋党。刘安担忧事态严重，意欲举兵反叛，就向伍被问道：“汉朝的天下太平不太平？”伍被回答：“天下太平。”淮南王心中不悦，对伍被说：“您根据什么说天下太平？”伍被回答：“臣私下观察朝政，君臣间的礼义，父子间的亲爱，夫妻间的区别，长幼间的秩序，都合乎应有的原则，陛下施政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风俗和法度都没有缺失。满载货物的富商周行天下，道路无处不畅通，因此贸易之事盛行。南越称臣归服，羌僰进献物产，东瓯内迁降汉，朝廷拓广长榆塞，开辟朔方郡，使匈奴折翅伤翼，失去援助而萎靡不振。这虽然还不赶不上古代的太平岁月，但也算是天下安定了。”
     刘安大怒，伍被连忙告谢死罪。刘迁又对伍被说：“崤山之东若发生兵战，朝廷必使大将军卫青来统兵镇压，您认为大将军人怎样？”伍被说：“我的好朋友黄义，曾跟随大将军攻打匈奴，归来告诉我说：‘大将军对待士大夫有礼貌，对士卒有恩德，众人都乐意为他效劳。大将军骑马上下山冈疾驶如飞，才能出众过人。’我认为他武艺这般高强，屡次率兵征战通晓军事，不易抵挡。又谒者曹梁出使长安归来，说大将军号令严明，对敌作战勇敢，时常身先士卒。安营扎寨休息，井未凿通时，必须士兵人人喝上水，他才肯饮。军队出征归来，士兵渡河已毕，他才过河。皇太后赏给的钱财丝帛，他都转赐手下的军官。即使古代名将也无人比得过他。”刘安听罢沉默无语。

商议起兵
     刘安眼看刘建被召受审，害怕国中密谋造反之事败露，想抢先起兵，但是伍被认为难以成事，于是刘安再问他道：“您以为当年吴王兴兵造反是对还是错？”伍被说：“我认为错了。吴王富贵已极，却做错了事，身死丹徒，头足分家，殃及子孙无人幸存。臣听说吴王后悔异常。希望大王三思熟虑，勿做吴王所悔恨的蠢事。”
     刘安说：“男子汉甘愿赴死，只是为了自己说出的一句话罢了。况且吴王哪里懂得造反，竟让汉将一日之内有四十多人闯过了成皋关隘。现在我令楼缓首先扼住成皋关口，令周被攻下颍川郡率兵堵住轘辕关、伊阙关的道路，令陈定率南阳郡的军队把守武关。河南郡太守只剩有洛阳罢了，何足担忧。不过，这北面还有临晋关、河东郡、上党郡和河内郡、赵国。人们说‘扼断成皋关口，天下就不能通行了’。我们凭借雄踞三川之地的成皋险关，招集崤山之东各郡国的军队响应，这样起事，您以为如何？”伍被答道：“臣看得见它失败的灾祸，看不见它成功的福运。”淮南王说：“左吴、赵贤、朱骄如都认为有福运，十之有九会成功。您偏偏认为有祸无福，是为什么？”伍被说：“受大王宠信的群臣中平素能号令众人的，都在前次陛下诏办的罪案中被拘囚了，余下的已没有可以倚重的人。”
     刘安说：“陈胜、吴广身无立锥之地，聚集起一千人，在大泽乡起事，奋臂大呼造反，天下就群起响应，他们西行到达戏水时已有一百二十万人相随。现今我国虽小，可是会用兵器打仗者十几万，他们绝非被迫戍边的乌合之众，所持也不是木弩和戟柄，您根据什么说起事有祸无福？”
     伍被说：“从前秦王朝暴虐无道，残害天下百姓。朝廷征发民间万辆车驾，营建阿房宫，收取百姓大半的收入作为赋税，还征调家居闾左在贫民去远戌边疆，弄得父亲无法保护儿子平安，哥哥不能让弟弟过上安逸生活，政令苛严刑法峻急，天下人忍受百般熬煎几近枯焦。百姓都廷颈盼望，侧耳倾听，仰首向天悲呼，捶胸怨恨皇上，因而陈胜大呼造反，天下人立刻响应。如今陛下临朝治理天下，统一海内四方，泛爱普天黎民，广施德政恩惠。他即使不开口讲话，声音传播也如雷霆般迅疾；诏令即使不颁布，而教化的飞速推广也似有神力；他心有所想，便威动万里，下民响应主上，就好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般。而且大将军卫青的才能不是秦将章邯、杨熊可比的。因此，大王您以陈胜、吴广反秦来自喻，我认为不当。”
     刘安说：“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不可以侥幸成功吗？”伍被说：“我倒有一条愚蠢的计策。”刘安说：“怎么办呢？”伍被答道：“当今诸侯对朝廷没有二心，百姓对朝廷没有怨气。但朔方郡田地广阔，水草丰美，已迁徙的百姓还不足以充实开发那个地区。臣的愚计是，可以伪造丞相、御史写给陛下的奏章，请求再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义士和处以耏罪以上的刑徒充边，下诏赦免犯人的刑罪，凡家产在五十万钱以上的人，都携同家属迁往朔方郡，而且更多调发一些士兵监督，催迫他们如期到达。再伪造宗正府左右都司空、上林苑和京师各官府下达的皇上亲发的办案文书，去逮捕诸侯的太子和宠幸之臣。如此一来就会民怨四起，诸侯恐惧，紧接着让摇唇鼓舌的说客去鼓动说服他们造反，或许可以侥幸得到十分之一的成功把握吧！”
     刘安说：“此计可行。虽然你的多虑有道理，但我以为成就此事并不至于难到如此程度。”于是刘安命令官奴入宫，伪造皇帝印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史、中二千石、京师各官府令和县丞的官印，邻近郡国的太守和都尉的官印，以及朝廷使臣和法官所戴的官帽，打算一切按伍被的计策行事。刘安还派人假装获罪后逃出淮南国而西入长安，给大将军和丞相供事，意欲一旦发兵起事，就让他们立即刺杀大将军卫青，然后再说服丞相屈从臣服，便如同揭去一块盖布那么轻而易举了。

事败自尽
     刘安想要发动国中的军队，又恐怕自己的国相和大臣们不听命。他就和伍被密谋先杀死国相与二千石大臣，为此假装宫中失火，国相、二千石大臣必来救火，人一到就杀死他们。谋议未定，又计划派人身穿抓捕盗贼的兵卒的衣服，手持羽檄，从南方驰来，大呼“南越兵入界了”，以借机发兵进军。于是他们派人到庐江郡、会稽郡实施冒充追捕盗贼的计策，没有立即发兵。刘安问伍被说：“我率兵向西挺进，诸侯一定该有响应的人；要是没人响应怎么办？”伍被回答说：“可向南夺取衡山国来攻打庐江郡，占有寻阳的战船，守住下雉的城池，扼住九江江口，阻断豫章河水北入长江的彭蠡湖口这条通道，以强弓劲弩临江设防，来禁止南郡军队沿江而下；再东进攻占江都国、会稽郡，和南方强有力的越国结交，这样在长江淮水之间屈伸自如，犹可拖延一些时日。”刘安说：“很好，没有更好的计策了。要是事态危急就奔往越国吧。”
     于是廷尉把淮南王孙刘建供词中牵连出刘迁的事呈报了汉武帝。汉武帝派廷尉临趁前去拜见淮南国中尉的机会，逮捕太子。廷尉临来到淮南国，刘安得知，和刘迁谋划，打算召国相和二千石大臣前来，杀死他们就发兵。召国相入宫，国相来了；内史因外出得以脱身。中尉则说：“臣在迎接陛下派来的使臣，不能前来见王。”
     刘安心想只杀死国相一人而内史、中尉不肯前来，没有什么益处，就罢手放走了国相。他再三犹豫，定不下行动的计策。刘迁想到自己所犯的是阴谋刺杀朝廷中尉的罪，而参与密谋的人已死，便以为活口都堵住断绝，就对父王说：“群臣中可依靠的先前都拘捕了，现今已没有可以倚重举事的人。您在时机不成熟时发兵，恐怕不会成功，臣甘愿前往廷尉处受捕。”刘安心中也暗想罢手，就答应了刘迁的请求。于是刘迁刎颈自杀，却未能丧命。伍被独自往见执法官吏，告发了自己参与淮南王谋反的事情，将谋反的详情全盘供了出来。
     法吏因而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围了王宫，将国中参与谋反的刘安的宾客全部搜查抓捕起来，还搜出了谋反的器具，然后书奏向上呈报。汉武帝将此案交给公卿大臣审理，案中牵连出与刘安一同谋反的列侯、二千石、地方豪强有几千人，一律按罪刑轻重处以死刑。衡山王刘赐是刘安的弟弟，被判同罪应予收捕，负责办案的官员请求逮捕刘赐。
     汉武帝说：“侯王各以自己的封国为立身之本，不应彼此牵连。你们与诸侯王、列侯一道去跟丞相会集商议吧。”赵王彭祖、列侯曹襄等四十三人商议后，都说：“淮南王刘安极其大逆无道，谋反之罪明白无疑，应当诛杀不赦。”胶西王刘端发表意见说：“淮南王刘安无视王法肆行邪恶之事，心怀欺诈，扰乱天下，迷惑百姓，背叛祖宗，妄生邪说。《春秋》曾说‘臣子不可率众作乱，率众作乱就应诛杀’。刘安的罪行比率众作乱更严重，其谋反态势已成定局。臣所见他伪造的文书、符节、印墨、地图以及其他大逆无道的事实都有明白的证据，其罪极其大逆无道，理应依法处死。至于淮南国中官秩二百石以上和比二百石少的官吏，宗室的宠幸之臣中未触犯法律的人，他们不能尽责匡正阻止淮南王的谋反，也都应当免官削夺爵位贬为士兵，今后不许再当官为吏。那些并非官吏的其他罪犯，可用二斤八两黄金抵偿死罪。朝廷应公开揭露刘安的罪恶，好让天下人都清楚地懂得为臣之道，不敢再有邪恶的背叛皇上的野心。”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等把大家的议论上奏，汉武帝便派宗正手持符节去审判刘安。宗正还未行至淮南国，刘安已提前自刎而死。王后荼、太子刘迁和所有共同谋反的人都被满门杀尽。汉武帝因为伍被劝阻淮南王刘安谋反时言词雅正，说了很多称美朝政的话，想不杀他。廷尉张汤说：“伍被最先为淮南王策划反叛的计谋，他的罪不可赦免。”于是杀了伍被。淮南国被废为九江郡。


参考资料：
1、《史记》
重要作品
     《淮南子》是刘安的思想的集大成者，研究刘安必须研究该著作。《淮南子》又被称为《淮南鸿烈》或《鸿烈》，是刘安在做淮南王时，“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撰写而成的。《淮南子》原为鸿篇巨制，共有“内书”21篇、“外书”33篇和“中书”8卷，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轴，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是汉代道家学说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淮南子》仅仅只剩下“内书”21篇了。
     淮南王刘安带着满腹的怨恨和遗憾，匆匆走上了不归之路，但这位博学之士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近代学人梁启超称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的划时代巨著《淮南子》。
     《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成为集黄老学说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同时又在继承春秋时的“气”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作为西汉时期一部影响巨大的社会百科全书，《淮南子》所蕴含的史学研究价值和丰富的精神智慧，仍有待我们后人去进一步挖掘。
     另外很有趣的是，明朝罗颀在《物原》中提到前汉书刘安做豆腐的记载。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市火车站广场前还有刘安的骑马雕像，每年九月有豆腐节。

注：语文课本七年级下册课文（塞翁失马）出自「淮南子」这本书。


参考资料：
本节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八公山介绍
     八公山位于淮河南岸，现属于淮南市八公山区管辖，为著名的文化胜地，是汉代淮南王刘安的主要活动地，这儿曾集中了大量当时国内的一流知识分子，博大精深的《淮南子》也是在这里诞生的。也是绿色健康食品——豆腐的发源地，公认淮南王刘安及八公为豆腐发明人。
     八公山是由大小四十余座山峰叠嶂而成，方圆达二百余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41.2米,八公山是连接淮南市八公山区与寿县八公山的一段山脉,也是一片风景区，寿县古时叫寿春，与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如淝水之战等连在一起。八公山历史上有淮山、楚山、淝陵、北山、寿春山之称。其山势绵延，一脉四十峰，处处景致迷人。被誉为“八公仙境”、“峻极之山”。古人赞道：“八公草木晚离离，仿佛成人似设奇。老气逼云含雾雨，空青拔地镇淮夷”。八公山因西汉淮南王刘安与八公在此学道成仙的神话和秦晋淝水之战而闻名遐迩，并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等一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八公山“蓄圣表仙”，瑰丽神奇，不愧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

卷二十一 要略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惽々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墬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富，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治五藏，瀸濇肌肤，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鉴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者也。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挢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决渎壅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坚守虚无之宅者也。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贬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樽流遁之观，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明也。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

    《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氾论》者，所以箴缕縩繺之间，攕揳儿啮之郄也。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符严，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说山》、《说林》者，所以窍窕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扃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除结细，说捍抟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偃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以使学者孳孳以自几也。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乘，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澄彻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氾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

    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扌麏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曼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

    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申子者，朝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国学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译文：
     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即使这部书不能把深奥玄妙的道理提炼出来，但涉猎广泛，也完全能够观察事物的终始了。如果只是提纲挈领地说明大概的意思，而文章中不去剖析最基本的材料，分清事物的本来面貌，担心别人会对基本理论糊里糊涂地搞不清楚，因此较多地增加了一些文字，广泛地加以阐述说明，又害怕别人脱离根本而迢求未接，所以光谈大道而不谈人事，那么便没有办法和社会一起共处：谈论人事而不谈大道，那么便不能和自然变化一起行止。因此著作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

     《原道》的内容，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万物的形成规律，拟象元气的形状，探测大道的深远，而翱翔在无所不包的领域之内。虽然寄托在小处但包容探广，持守简约但治理广大，使人们懂得祸福发生的先后次序，也可以了解行、止的利害关系。果真能够通达它的旨意，对广博纷烦的事物便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了。要想用一句话来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是尊重天道而保持本性；想见第二句话来通晓其中的道理，就是轻视外物而重视自身；要想用第三句话来探究其中的奥秘，就是抛去外物而返回真情。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可以对内润泽五脏六腑，对外浸渍肌肉皮肤。亲身体验到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和它伴随终身。可以用来应对万方，揽合百变。对待万方百变，就象弄丸掌中，自己也完全可以得到其中的乐趣。

     《俶真》的内容，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包含了微妙的有、无相生的精髓，辨别万物的变化规律，等齐合同生相死的形体关系，使人明白超然物外而返回真性的道理，审察清楚仁义的得失，沟通相同与差别之间的联系，观察最高的道德的领属关系，寻求千变万化的头绪，解说清楚深奥玄妙的符验，通达自然变化的根源。

     《天文》的内容，是用来协调阴阳二气的关系，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掌握发生、禁止的季节变化，排列星辰运行的顺序；知道逆行、顺行的变化，避开忌讳和祸殃的发生；顺从天时规律的对应变化，确定五星之神活动的规则。使人能够尊奉天道、顺应变化，而不会扰乱它的正常规律。

     《地形》的内容，是用来穷究南北的长度，测清东西的宽度，划分山陵的形势，区别大川深谷的流向，明确万物的根本，知道生物繁多的种类，罗列山川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通达通达周详，不可以因外物而妄动，不能够因怪物而惊恐。

     《时则》的内容，是说上面安依循自然运行的时序，下面要尽力发挥土地的潜力；据守六度的法则，实行适宜的节令，符合人类生活的规律，形成十二个月的月令，作为共同遵循的准则，—月一年，终而复始，在没有穷尽地运行着，按照自然法则，依样效法。便知道祸福产生的规律，持守和舍弃，开发和禁止，各自都有鬼神的忌日。国君发布政令，按时教化百姓。这样可以使统治天下的国君，知道所从事的政事。

     《览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最精微之气可以上通九天，最微小的事物可以沦没在无形之中，纯清精粹之屋可以进入最洁净的境地，光明的东西可以通向黑暗之中。于是便可以挹取万物，招引同类。撮持积聚，渐渐形成相类似的事物。万物中能够表明意旨，而用形象摹画出来的事物，于是便同自然界的贯通凝塞，疏决川渎，堵塞险要相关联，引导人们的意志，同无穷无尽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以表明万物种类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说明相同之气可以互相应和，阴阳二气的互相融合，而能使天地之间的征兆显露出来，以便使人用来观察遥远而广博的事物。

     《精神》的内容，用来探讨人类产生的本源，而明白人的形骸、九窍，得到形象是与上天同一的；人体的血液、精气，是和自然界的雷霆风雨相比照的；人体的喜怒哀乐，是和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相变化的。审查死生的分别，区别相同、不问的迹象。调节动静的机关、而返回到性命的根本之处。所用来使人爱护保养他的精神，抚慰宁静他的魂魄，不因为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坚守大道的根本。

     《本经》的内容，是用来彰明圣人的美好德行，通达古代圣贤开创的道德规范，略列哀世道德的颓败和古今道德的变化，用来褒扬先世的隆盛，而贬斥末世的弊政。用来使人废黜耳目的聪明，宁静精神上引起的激动，抑制由于情欲而产生的五种淫逸，调节用来养性的天和，分散帝王所操持的权柄，罗列大小之间的差别。

     《主术》的内容，是讲国君统治天下之事。国君按照百官任职，督察责罚，使群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才能，高明地执掌权柄，用来控制臣下，举出名目，按照实际督责检查，并且互相参照。以便使国君学握权术，抓住要害，不致妄生喜怒之情。他的统治术使邪曲正直，排除私欲而能树立公道。可以使百官象枝条通往树干，如车辐辏聚车轴，各自力求干好本业，人人便可以建立他们的功业，这就是国君统治的聪明之处。

     《缪称》的内容，解析道德的理论，排列仁义的区别，稍微间杂人世间的事情，全部汇集在变化莫测的大道之中；假借外物的形象来取得耦合的例证，以便用来相互比方，就象截断小的竹子作为符节，用来适应小的需求一洋。对于解决人们所用的片面之说和巧辩之论，那么就可以感通应对而不致缺乏理论了。

     《齐俗》的内容，是用来统一万物的长短优劣，齐同九夷的风气，沟通古今不同的论说，贯通万物生存的道理，裁定礼义的适宜内容，规划人世间事情的终始。

     《道应》的内容，选取成功之事的事迹，追寻观察往古之时的印迹，考察祸福利害之间的正反关系；同老子、庄子的学说相验证，以便符合得失的趋势。

     《氾论》的内容，是象用针线穿插在衣缝之间，如同木楔补缀在齿缝之隙。通过捷径使曲道变成正直，以便推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预见得失的变比和利害的正反关系。以便用来使人不盲目沉沦在势利之中，不被事态的变化所迷惑；符合天道运行规律，并且考察时势的变化，而能够与自然—起转移变迁。

     《诠言》的内容，是用来比类人世之事的意旨，解释辨明国家治乱的根本，比较深微之旨的奥妙，用最根本的道理加以解释，而用来补救治政的过失。

     《兵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战胜敌人、攻取敌阵的方法，军事形势的机变，欺诈多变的战术；体察军事斗争的规律，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而用来表明战争的胜负，没有大道是行不通的；知道夺取破阵、坚夺城池，没有德性是不能强大的。如果真正明了这个意旨，前进后退，左冲左突都没有什么失去的；打击危险之敌，乘着有利的形势，来作为凭借，而把清解作为准则。避开实力，攻击虚弱之敌，就象驱赶牛羊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用兵问题。

     《说山》《说林》的内容，是用来开通百事的堵塞，而使万物的障碍畅通无阻。借用比喻来选取对象，联系不同的种类和殊别的形体，用来领会人世间事物的要义，解开纽结，解释疑团，而用来阐明百事变化的征兆。

     《人间》的内容，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按照脉络研究得失的踪迹，揭示事物终终的更替关系。分清各种事物的微小区别，陈述存也、灭亡的机变，使人们知道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失去可以变为得到，成功可以变为失败，有利可以变为有害。果真理解了它的深远意义，那么就可以在世俗之间俯仰曲伸了，而不会被谗佞和坏人所伤害。

     《修务》别的内容，是用来针对有人对“道”没有精深的理解，对旨意观点没有深入探索，只重视那此文辞，反而误把清静作为法则，把淡漠作为根本，就会松懈堕落而放弃学业，放纵情欲，满足安逸，想用马马虎虎、自我放荡，就把大道堵塞。现在疯子是没有忧虑的，圣人也是没有忧虑的。圣人没有忧虑，是用德性来协调；疯子没有忧虑，不知道祸、福的发生。因此通晓大道的人实行“无为”，和根本不懂的人实行“无为”是相同的，他们所用来实行“无为”的原因则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这就是那些称说虚浮不实和没有根据的言论，根本不懂的人能够听从的原因。所用来使求学的人不断勤勉努力，这样自己也就差不多达到要求了吧！

     《泰族》的内容，是研究道旨和德性义系的。“道”充满四方八极，高的至高无上，上面使日月星大放光明，下面使水土和谐。给古今之道规定法则，给伦理关系确定顺序，总括万方的要旨，而把它们归向根本——道。以便用来规划治理天下，管理统治天下之事，于是便要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源流，理顺人的情性。用来安置清净平正的灵魂，彻底澄清变化莫测的精神，以便能同自然祥和之气相结合。用来观览五帝三皇的业迹，含怀着上天的意旨，怀抱着大地之气；执掌公正，饱含和气；大德在内心形成，而凝结在天地之中，引发阴、阳二气；规定了四季的时序，正气传布四方。用它来安抚天下就会安宁，推广它就能得到施行。于是便用来化育万物，流动感化一切生物。就象唱歌就有和声，活动就有跟随—样，天下之内，一个意念而归向一起。因此瑞星山现，吉祥之风来临，黄龙随之降下，凤凰在树上筑巢，麒麟在郊野停息。大德没有在内心形成，而推行他的法令，专门使用法制，天地之神不会响应，幸福吉祥不会来临；四海之内不能宾服，兆亿人不能归顺。因此，道德在内心形成，这是治国的最大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所要表达的内容。

     概括著书的目的，是用来观察大道的开启和阻塞，希望后代能够值得举止措施、取舍的适当办法，在外部和万物交接而不致迷惑，在内部能够用来静处精神颐养元气，温煦最高的和气，而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快乐，这些都是从天地之中得到的。因此谈论人道而不明白事物的始终变化，便不知道学习仿效的对象；谈论事物的始终变化，而不明了天地四时的变化，便不知道回避灾祸和忌讳的事情；谈说天地四时之间的变化，而不去引用譬喻援引类似的例证，便不如道精妙微小的事物；谈论人的最微妙的精气不探索人的神气发生原因，便不知道养生的机变；探索人之常情而不谈论最高的道德，便不知道五种行为之间的差别，谈论天子之道而不说诸侯国君之事，便不知道大小的等次；淡论国君之事而不去陈说譬喻，便不知道掌握动静的适度；谈论陈说譬喻，而不论及习俗的变化，便不知道会合大要；谈论习俗变化而不谈往古之事，就不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而不知道世事的曲折，便不能配合各种变故；知道广博地论说而不知道阐明精微之言，便不能从容不迫；通晓书籍文章而不知道用兵的要旨，便没有办法应付突然变故；知道大要而不知道使用譬喻，就没有办法推论明白事理；了解公正之道而不知道人间曲直，便不能应对祸福；知道人间之事而不了解努力进取，便不能来使学习的人勤奋学业。想尽力减少它的文字，总括的它的要点，但是不经过委婉曲折地引入境地，便不能够穷尽道德的旨意。因此著书二十篇，这样天地之间的道理便探究清楚了。人世间的事情便全部接触了，帝王统治天下的方法已经全备了。书中的论说有的谈论小事，有的涉及大事，有细微之说，也有粗疏之言，每卷旨趣都是不同的，各自都有论述的文字。现在专门谈论道，那么是没有地方不存在的；但是能够得到根本而能知道未节的，恐怕只有圣人了。现在的学习的人没有圣人之才，如果不替他们详细解说，那么就会终身困顿于杂乱昏暗之中，而不知道在光明的道路上醒悟。

     现在《周易》中的乾和坤，完全能够穷尽道术通达旨意了，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道祸福了；但是伏羲还为它演变而成了六十四个卦象，周文上又增加了六爻，所用来探究测度明朗之道，而远溯万物的本源。五音的数量，不过宫商角微羽，但是五弦的琴不能够弹奏，必须有高音、低音的更互相和，然后才能成为曲子。现在画一个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全部画完它的形状，那么就不会怀疑了。现在说到“道”的，就会谈的很多；说到万物的，就会谈的很少，谈到统治之术的，就会议论很广泛；而谈到事情的，就很浅薄。如果用理论来推求，那么便觉得无话可说了。所用来从事教学的人，本来想指引他们，也只好不说罢了。

     大道的学问是最深的，所以要多多的替它说明，以便表达它的实际情况，万物是纷坛复杂的，所以广博他为它论说，以便通达它的意旨。辞语虽然曲折而又很散乱，纷纭交错而又遥远松缓，所用来淘汰清除个人的旧有的牢固观念，使他们没有凝结闭塞，那么掌握大道而不会松散。在长江黄河中的腐烂尸骨是数不清的，但是祭祀的人要从中汲水，因为它广大；一杯白酒，苍蝇淹没在其中，一个人都不去品尝，因为它狭小。果真能够通达二十篇的论述，看到大概得到要领，可以用来通达九野，取道十门，把天地排除在外，开合山川，对于自由往返于人世之间，执宰万物之形，也可以说能悠闲自得了。如果能象这样，到达日月而不会有光亮，润泽万物而不会消耗；漫布大地啊，而润滑万物啊，完全可以用来观览一切了。深远无边啊，可以遨游在广阔无垠之源啊！

     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搜刮民赋没有限度，杀戮无辜不能停止，沉溺于淫乐美酒之中，宫廷之中竟象市场一样；制造了炮烙之刑，挖掉劝谏的贤人之心，剖开孕妇的肚子，天下一心而痛恨他，周文王四代积累善事，修治德行，推行大义。处在岐周之地。土地方圆不过百里，但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向了他，周文王要以卑下弱小的地位战胜强暴的纣王，而为天下人民除去凶残之君，以便成就王道，因此姜太公的兵谋便产生了。

     周文王从事伐纣的事业，刚开始便去世了，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大业，采用太公的谋略，倾注全国的兵力，亲自穿上甲胄，来讨伐无道不义之君。在牧野会合天下诸侯，誓师伐纣，终于踏上了天于之位。天下没有平定，海内没有安宁，武王打算使文王的美德昭明天下，使夷狄各自带着他们的财物前来进献；道路遥远的地方不能按时到达，于是便治理三年之丧，把文王尸体大殓在两个楹柱之间，用来等待远方之人。周武于立国三年而驾崩，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不能执政。蔡叔、管叔辅助约王公子禄父，想要举行叛乱。周公旦继承父兄文王、武王的事业，掌握了天子的权力，用来安定周王室，而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大叛乱。周公担心争斗不停止，臣下危及天子，因此便把军马释放到华山，把牛散放到桃林；把战鼓打破，鼓槌折断，身插笏板而朝见，以便安定周王室，镇压安抚天下诸侯。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便到鲁国受封，用这个办法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

     墨子学习儒家的学说，接受孔子的思想，认为他的礼节烦琐而不简易；丰厚的葬礼，耗费了资财，而使百姓贫困；长久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因此背离周朝的法规而使用夏朝的法令。夏禹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水，禹亲自拿着畚箕和木锹，而给百姓作出表率。疏通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通江而沟沟众多的河流，开通五湖而注入东海。在这个时候，烧火的余烬来不及排除，衣服沾湿了来不及擦拭，死在山陵葬在山陵，死在湖泽葬在湖泽，因此节省财物而简易的葬礼，简单的服饰便产生了。

     齐桓公的时候，天子的地位卑下，势力弱小，诸侯用武力互相征伐。南夷北狄，交互侵伐中国，中国没有断绝，但仅象细丝一样，十分危急。齐国之地，东边背靠大海，北面有黄河作阻塞，地盘狭小，田地很少，而百姓多有智术和巧诈，桓公忧虑中国的隅祸患，苦于夷狄的战乱，想来保存灭亡的国家，继续绝嗣的宗族，使大于的地位尊崇起来，增广文、武的事业，因此管子的著作便产生了。

     齐景公在宫廷内贪恋音乐美色，在外爱好走狗、骏马，射箭打猎便忘掉归来，喜欢贤人但是常常不能辨别。建起豪华的路寝之台，聚集铜铁铸起了大钟，在庭下值击之后，引起远郊的野鸡呜叫。一个朝上便赐给群臣三万斛粮食。梁邱据、子家哙在左右引诱景公。因此晏子的讽谏便产生了。

     战国的时候，六国诸侯地域各不相同，大水阻碍，高山隔绝，各自治理自己的境内，守卫着分割的土地，掌握着他们的大权，擅自发布政令，下面没有诸侯之长，上面没有天子统治。用武力争夺权力，胜利的为尊。他们依仗联合之国，约定能够招致的重兵，剖开符契，连结远方的援兵，用来防守他们的国家，护卫他们的社稷。因此纵横、长短之术产生了。

     申不害，是韩昭王的辅佐。韩国原是由晋分割而建立的。土地贫瘠，而百姓险恶，又介于大国之间。晋国原来的礼仪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重新出现；先君的命令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接着而下。新、旧相反，前后相抵触，百官相背而混乱，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刑名之学便产生了。

     秦国的习俗，贪狠如狼，竭尽武力，缺少大义，而趋向利益。可以用刑法来施行威严，而不可以用教化让他们行善；可以用奖励来勉励他们，而不能用名声来使他们严肃。覆盖险阻而以黄河为带，四周有险关堵塞，地理形势对它极为有利方便，积蓄充足。秦孝公想以处于虎、狼之优势，而吞并天下诸侯。因此商鞅的法家思想便产生了。

     至于象刘氏的著述，观察天地的形象，通达古今的事理，权衡事理而建立法规，度量形体而施予合宜的措施，探索人们的道德规范，使之符合三皇的风气，以便扩大道旨。在幽深微妙之中，探索精妙美好的东西；抛弃了它的混浊，斟取它的精髓。而用来统一天下，治理万物，适应变化，通达不同的方面。不是依循一个车轨形成的路子，恪守一个角落的偏见，拘泥于有联系的事物，而不随世道的变迁而转移，因此放置到寻常之处而不会阻塞，布散到天下而不会有空隙。

     水性柔和而清澈，那些幽谷中不流动的积水会长满青苔，这是因为没有疏理水的本性而造成的。如果挖深谷口水道，使之通畅，并用土堵塞不必要的水潭，使之不让积水，这样，谷水就能顺高势向下流动，这样即使有杂物和腐骨浸泡，也不会使水质污染。水的本性没有改变，这水的混浊变质和水的清澈甘甜，其原因在于这水是流通还是不流通。社会风俗也是如此。如果开导疏通民众的善良天性，堵塞人们萌生邪恶的念头，开启他们向善从善的正道，堵塞其邪道，使之朝着一条正道上发展前进，这民性就会善良，社会风气就美好。

     因此人们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看重扁鹊根据病情调配药方，而是看重扁鹊他的切脉息而了解病因知道病根。同样，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看重圣人根据罪行来量刑，而是看重圣人了解这产生动乱祸害的缘由这一点。如果不治理社会风气培养良好风尚，放纵邪恶泛滥，而到了邪恶泛滥之时再动用所谓的刑法去惩治，这刑法即使能铲除奸贼邪恶，但仍无法从根子上禁绝邪恶。禹用了夏朝的法度，称王天下；桀也是用了夏朝的法度，却遭灭亡；汤用了殷代的法度，称王天下；纣王也用了殷代的法度，却遭灭亡：这不是因为法度有还是没有的原因，而是纪纲没有得以伸张，社会风俗已经败坏的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法度并没有亡佚，但后来的世道却不能治理好，这是因为以后没有三代圣王那样的智慧；音乐中的六律仍然存在，但没人能够听得懂，这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度虽然存在，但一定得等到圣人出现以后才能治理好天下；音律虽然没有变，但一定得由名乐师去辨别它。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有了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也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没有贤人。晋献公想讨伐虞国，但宫之奇在那里，晋献公为此寝食不安，因而不敢轻易派兵攻打虞国。后来晋献公用宝玉和骏马来贿赂虞国国君，向虞国借路讨伐虢，宫之奇知道其中有诈，劝谏虞君，虞君贪宝玉和骏马不听宫之奇的劝谏。宫之奇见自己的劝阻无效，就越出国境逃走了。荀息在灭掉了虢国以后顺路又将虞国灭掉了，这样兵不血刃又将宝玉和骏马带回晋国。所以防守不仅仅依靠壕堑的坚固，攻城不单单凭借冲车的高大，而是取决于是否得到贤人来辅佐。因此，臧武仲用他的智慧保住了鲁国，使天下诸侯无法灭掉鲁国；蘧伯玉用他的仁爱安宁了卫国，使天下诸侯无法危害卫国。《易经》说：“空旷一间屋，草席盖顶，从门缝往里看，空寂无人。”所谓“无人”，并不是说没有普通百姓，而是说没有圣人统理。

     民众如果没有廉耻之心，就无法治理他们；如果不修治礼义，廉耻之心就无法树立起来。民众不知礼义，法令也无法使他们走正道。不推崇好的风尚，废除丑恶现象，民众就不会遵循礼义。没有法当然难以治理国家，但民众不懂礼义，这法也无法推行实施。刑法能杀掉不孝之人，但却不能使人像孔子、曾子那样讲孝道；刑法能惩治偷盗者，但却不能使人做得像伯夷那样廉洁。孔子的弟子中有贤人七十人，学生有三千人，这些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门讲敬爱的，言辞都符合礼义法度，行为都规规矩矩可作表率的，这些都是教育形成的。墨子有门徒一百八十人，都能够为义赴火蹈刃，义无反顾，这些都是教化造成的。刻肌肤、刺皮肉、受伤流血，是最难做到的，可是越人就以刻字文身来求得荣耀。圣王处君位，明确好恶的是非标准并公布于众，规定诽誉的标准并加以引导，亲近贤才并举用他们，轻视不贤者并黜退他们，人们没有受伤流血的痛苦，而有出人头地、尊贵显达的名声，这谁不想听从呢？

     古时候法令颁布，却无人去触犯它，刑罚设置，却无人去使用它，这不是本该用刑而不去用刑，而是因为百官都想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各项工作都兴盛成功，礼得以建立并任用贤能有德之士，使刑法没有可用之处。所以推举天下的高才来担任三公，举荐一国的高才来担当九卿，选举一县的高才来做二十七大夫，推荐一乡的高才为八十一元士。因此，智慧超过万人的称之为“英”、智慧超过千人的称之为“俊”、智慧超过百人的称之为“豪”、智慧超过十人的称之为“杰”。明了天道、审察地理、通晓人情，心胸博大足以容纳众人、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诚信足以统一差异、智慧足以应付变通，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实施教化、行为足以暗合道义、仁慈足以得人爱戴、英明足以照耀下层，这种人就是人中的“俊”。行为足以为人师表、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公平分配财物、诚信足以遵守信约，做事值得效法、说话合符道理，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工作而不荒废、为人正义而不结党营私、遇见危难而不苟且躲避、看到利益而不贪得，这种人就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以他们自己的才能大小安处在恰当的位置，各得所宜。这样就能由本流末、以重制轻，在上位的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应和什么、上面行动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追随什么，四海之内，人心所向，背弃贪鄙而向往义理，这样来教化民众，就如同风吹草木，草木随之伏倒一样。

     现在反过来让愚者去教化民众、让不贤者凌驾贤者之上，即使刑法酷严，民众也不会服帖，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所以，圣明的君王举用贤能者来建立功业，无能的君主则任用和自己一样的人。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称王天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称霸天下：这都是举用贤能建立功绩的事例。夫差信用太宰礱而招致亡国，秦帝王任用李斯、赵高而导致灭亡，这就是任用与自己相同类型的奸佞之徒的例子。所以只要看帝王君主举用何种人才就可知道社会治乱的状况了，只要观察这些人和何种人结党就可知道他们是贤还是不贤了。

     圣人常常是以曲求伸、以枉求直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尽管行走在邪僻幽暗的路上，但那是为了振兴大道、完成事业，这就如同穿过深山密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者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安宁，于是充当起厨师，调和五味，背着鼎锅和砧板四处奔波，曾五次去见桀、五次去见商汤，为的是要把混浊的世界变得清澈起来、将危亡的社会变得安定起来。周公作为周王朝的股肱大臣，辅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协同纣王之子禄父图谋作乱，周公为了捍卫王室，诛杀了他们以平天下，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管仲担忧周王室衰败，诸侯国之间互相攻打，夷狄异族侵犯中原，人民不得安生，所以他蒙受囚禁的耻辱而不自杀，是因为担忧夷狄异族的祸患和想要平定夷狄异族的暴乱。孔子要想实行王道，东南西北地不停奔走，游说了七十位君王都没有一个愿意采纳他的主张，所以想通过卫灵公夫人南子和卫灵公宠臣弥子瑕的门路来实行自己的主张。他们这些人都是想要平定危亡、铲除污秽、使冥暗社会走向光明，所以行为尽管属于变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统帅的。

     观察赛跑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状况；考察行走的人，要看他到达终点的样子。虞舜尽管流放了兄弟、周公尽管杀掉了兄长，但他们仍不失为仁者；晋文公尽管闹过种米而欲长苗的笑话、曾子尽管做过给羊戴枷不让牴人的蠢事，但他们仍不失为智者。当今世界上，丑恶的人必定假托善行来为自己辩解、邪僻的人必定披上正直的外衣来为自己开脱。他们游说不看是什么国家，求官不论是什么官职，行为也从不避污浊，还说这是符合伊尹之道。分家时争夺财物，亲戚兄弟为此结怨，骨肉互相残害，还说这是符合周公之义。行动不讲廉耻，为了活着宁愿受辱，还说这是符合管仲志向。施行贿赂，巴结权势，立私废公，结党拉派，博取上层欢心以求宠幸，还说这是符合孔子之术。这样就使君子、小人界限混淆不清，无法弄清谁是谁非。所以百川并流，不能东注入海的就不能算河流；都在经营忙碌，不归善良的就不能算君子。所以好的理论是看它是否能实践，好的行为是看它是否合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视爵禄而珍重自身，不因嗜欲而伤害生命、不以利益而拖累身形。李克竭尽全力辅佐国君，统领管理百官，使万民和穆，使国君活着时没有废弃不办的事、死后也没有遗留的忧虑。这就是具体行为各异而目的都想归向善道的事例。张仪、苏秦家庭没有固定的住处，自身也没有固定的君王来事奉，干出的是合纵连横、颠覆他国的事情和阴谋，将社会搞得翻天覆地、乌烟瘴气、混浊不堪，使诸侯晕头转向、无方向，使人民百姓无法安生休息。或者合纵，或者连横，或者联合众多弱小国家，或者辅佐几个富强的国家。这些具体做法不同，但归属于邪恶则是相同的。所以君子的过失，就像日月亏蚀，怎么能伤害其本身的光明呢！小人也有可取之处，但这就像狗在白天吠叫、猫头鹰黑夜能看见，这对善行有什么益处！

     所以智者不盲目行动，选择了善事去做，考虑到合义才去行动，所以事情办成功后这功效足以依赖，人死去后这名声足以能称道。所以即使有聪明才智，也必定得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发挥聪明才智干出一番事业来。聪明能干的人都在经营忙碌，种种事情纷纷涌现，而圣人只能拿仁义作唯一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和事，符合的叫做君子，不符合的称作小人。是君子的即使死去，他的名声都不会灭破；是小人的即使得势，他的罪恶都无法抹去。假若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图，而右手拿着刀刎颈自杀，这样即使是傻子都不会去做，因为生命远比据有天下来得珍贵。但是如果有人为了君亲之难而牺牲生命、视死如归的话，那又是值得称道的，因为道义比生命更珍贵。据有天下这利益与生命相比，这利益又显得相当小；生命是贵重的，但与道义相比，这生命又显得相当轻。人们敢于抛弃生命，正是为了保全道义。《诗经》上说：“平易近人的君子，追求幸福不违背正道。”说的就是君子要以诚信正义来作为处世的准绳。

     想要完成霸王功业的人，必定是能获得胜利的人。能获得胜利的人，必定是个强者。能有强大力量的人，必定是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必定是个得人心的人。能够得人心的人，必定是个自身修养有收获的人。所以人心性的修养是自我修养的根本，自我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世上没有自我修养有所收获而失去人心的，也没有放弃自我修养却得人心的。所以治国的根本，务必在于安定民生；安定民生的根本又在于使人民财物充足；而财物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能侵夺农时；不侵夺农时取决于减少徭役兴建之类的事；而减少这类的事又取决于人的节欲观念。而节欲观念的形成建筑于人对清淡恬静天性的返归。没有摇动了树的根部而树梢却静止的事，也没有弄浑浊了水源而让流水清澈的事。所以了解人性真情的人是不会去做人性所不允许做的事；懂得命运实情的人是不会忧虑命运中无可奈何的东西的。所以不修建高大宫室，原因不是爱惜木材；不铸造大型钟鼎，原因不是珍惜铜铁等金属，只不过是遵循天性命运的真情来做事而已，这样的制度就可以成为万民的榜样。现在人是眼睛爱看五色、嘴巴爱尝五味、耳朵沉溺于五音，这眼、耳、鼻、口争着享受、舒服，以至伤损了人的本然天性，每天产生邪念来摧残自己的身体。自己身体都治理修养不好，又能把天下怎么样？所以将自身的修养掌握好了，那么教化民众就可以得民心。

     所谓拥有天下，不是说只拥有天子君位权势、得到传国玉玺和图籍、获得帝王之尊号，而是说还要能够充分运用天下的力量并得到民众的支持。纣王掌握的地域国土，东到东海，西至流沙，南到交趾，北至幽都，军队从容关可以布防到浦水，士卒达十万之多，可是这些士兵最终调转弓箭、倒戟攻打纣王。周武王左手握着黄钺，右手掉动白旄指挥士兵，纣王的部队就土崩瓦解，败逃投降。纣王徒有南面称王的虚名，却无王者君主应有之德，这就是纣王失去天下的原因。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看，桀、纣算不上是真正的王，汤、武赶他们下台也不算是放纵犯上。周国处在酆、镐之地，面积不过百里，可是在牧野誓师讨伐纣王，攻占殷都朝歌，朝拜成汤的庙堂，旌表商容的故里，修固比干的坟墓，将箕子从囚禁中释放出来，推翻纣王的统治以后就折断鼓槌、毁坏战鼓、收起各种兵器，放走从军的战马和解放运输的牛，使之能用到生产劳动中去，插上笏板而治理天下，老百姓纵情歌唱庆贺，诸侯带着珍禽前来朝贡，这就是由于周武王得民心的缘故。

     吴王阖闾征伐楚国，五次攻入楚都郢城，焚烧粮仓中的粟米，砸破刻有九龙的编钟，鞭打楚平王的坟墓，阖闾还住进了楚昭王的宫殿。昭王随之逃亡随国，国内的百姓父老兄弟们扶老携幼跟着昭王逃难，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与敌人吴军对抗，同心协力为昭王拼命战斗。在这个时候，没有将领来统帅布阵指挥，百姓们都各自拼死搏击，最终击退吴军，收复失地。楚灵王修筑章华台，发动乾谿战役，引起国内外震动，百姓疲惫不堪，王子弃疾利用了百姓怨声载道的机会，拥立公子比为楚王，百姓们都甩手背离了楚灵王，楚灵王在乾谿挨饿，只得吃野草、喝路边的污水，最终倒在田野里死去。楚国的江山没有改变，土地面积也没有缩小，百姓的性情也无大的改变，在楚昭王统治时代，人们愿为昭王这样的君主献身，但在灵王统治时期，人们却背弃了灵王离开了他，这是因为一个得民心一个不得民心的缘故。所以如果天子得道，这边远的四夷都成为天子的藩卫；如果天子失道，就以诸侯国为边防了。如果诸侯得道，四周的邻国也都会保护他；如果诸侯失道，就只能以自己的边境为边防了。所以商汤处在亳这个地方时，土地方圆只有七十里，文王处在酆这个地方时，面积不过百里，但他们都能使天下人令行禁止。到了周王室衰败的时候，戎族敢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掳劫凡伯而去。所以得道的君王能凭借仅有的百里地盘对诸侯发号施令；失道的君王就是占据整个天下还会害怕像冀州这样的一个州的诸侯。所以说：别指望人家不侵夺你的天下，如自己站稳了，你所治理的社会就不易被人侵夺。反过来说，你自己走的是一条通向绝亡的道路，却还要非议别人的反抗行为是篡位弑君作乱，这对保护天下到底有何益处呢？

     人所以能生存，是依赖于衣和食。现在将一个人囚禁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即使用美味佳肴来供养他，用绣丽的衣服给他穿，他也不会欢乐，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耳朵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寂寞无聊。假若在黑暗的房间里挖个小孔，能让他看见外面下雨的雨点滴落，他都会快乐地笑起来，更何况敞开房门打开窗户，让他能看到光明世界呢！从原本一片黑暗中看到外界的光明世界都喜不自胜，更何况让他从黑暗的房间里走出来到敞亮的厅堂上，看到日月的光辉呢！见到日月的光辉都心情开朗快乐，更何况登上泰山，站在石封上，眺望八方极远的地方，仰望犹如车盖的天穹，俯视犹如彩带的江河，万物尽收眼底，这样的快乐难道不是更大么！

     那聋子，长着耳朵却不能听见声响；那盲人，生有眼睛却看不到物形。语言，是用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听闻，是让自己了解他人思想情感的。哑巴不能说话，聋子听不见声响，又哑又聋，就无法和人们交流沟通。所以患有聋哑病的人，即使是倾家荡产出钱求医也在所不惜。难道现在只有身体上的聋哑者吗？不，实际上人的心志思想上也有聋哑的表现。手指痉挛弯曲，没有人不想将它弄直的；可是有些人心眼思想上有堵塞、聋哑，却没有人设法将它打通：这种人就是不知道以类相推的方法。观察研究六艺的广博崇高，又详细穷尽道德的深邃妙旨，让自己的思想境界达到无上顶点，下至无底的界限，远达无际的极限，翱翔在无形之中，比四海广宽，比泰山崇高，比江河更丰富，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间无所乖隔，怀着这样的胸襟眼界来看世界，哪能不伟大！人所知道的事情很肤浅，而事物的变化又是无穷的，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知道了，这并不是智慧增长的缘故，而是通过学问增加知识的缘故。事情经常见到就能认识它，事情经常做就可以学会它。所以经常被祸患所困扰就懂得如何防范它，经常遭受困难就知道如何处理它。一个人能够在短暂的一生里学到千年的知识、通达古今，虽然这些知识从未改变过、历来如此，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些掌握千年知识、通达古今者是没有道术的人？

     人想知道高低但又无法知道高低，这时你教他使用管状水平仪来测量高低，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轻重但又无法知道轻重，这时你教他使用秤来称轻重，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远近但又无法知道远近，这时你教他使用望远镜，他就会很快活；更何况能应付万方而不穷尽、遇到大难而不惧怕、碰到烦缪而不迷惑，晏然自在，这样的快乐高兴，又哪里是一丁点的快乐所能比拟的。那“道”，有形的事物都由它产生，它如同万物之父母，与物关系密切；世上吃谷、食气者都受“道”的支配，它如同明君，给予的恩惠实在是多；诸多的聪明人都学习“道”，它如同良师，给人的知识实在渊博。射箭者多次射箭都射不中，这时人教他使用瞄准仪，他就会很愉快，更何况制造生产仪器的人呢！

     人没有谁不知道学习是有好处的，但就是不去做，这是因为平时的嬉戏娱乐害成这样子。人又大都以无用的事来妨害有用的事，所以才智无法广博且一天天贫乏起来。如果用开凿养鱼池的力气去耕辟田地，这田野也一定会开辟得很好；如果用堆土积山，修筑高台的功夫去修建堤防，这水也一定会治理得很好；如果以饲养狗马鸿雁的巨资来供养士人，这名声也一定相当荣耀；如果以平时射猎博弈的时间来诵读《诗》《书》，这学问知识一定相当广博。所以说，学习与不学习相比，就像正常人和聋哑人相比一样，差距甚大。

     凡是学习的人都能够明白天人关系，通晓治乱之根本，用平和的心态、清静的头脑来思考，观察事物的来龙去脉，这样也可谓掌握了事物的要略了。天地自然所营造化育的是禽兽草木；人类社会所制定的是礼节制度，还建造了房屋宫室，制作了舟船车辆一类的器具。作为治国的根本是仁义；作为统治的枝末则是法度。凡是人们用来求得生存的是根本，而那些促使人们走向衰败的则是枝末。本和末是建成一体的，对两者都珍惜是人之天性。将“本”放在首要地位，把枝末放在次要位置的人可算是君子；而用枝末的东西损害根本的东西的人称之为小人。君子和小人在其天性上没什么差别，不同的只是一个“先本后末”，一个则是“以末害本”。草木常常以粗大的为根本，细小的为枝末；禽兽又常常以大的为头、小的为尾。草木如果枝末比根本粗大，就会折断；禽兽如果尾大于腰，这尾巴就摇摆不动。所以动物从口中进食就会全身肥壮；草木灌溉它们的根部，就会枝繁叶茂。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是有本有末，养育它们又是有先有后，人对于社会的治理难道就能够没有头绪？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根本，现在如果人们不懂得致力于根本，却致力于枝末的话，那就等于是放弃对树根的浇灌而去浇灌枝叶，做的是一件蠢事。

     再说法度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现在如果我们看重法度而轻视仁义，那就好像看重鞋子帽子而忘记头足，做的也是一件蠢事。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厚实基础，想不加厚基础就扩建房屋，这房屋是要毁坏的；想不加宽基础就增高房屋，这房屋是要倾倒的。秦始皇赵政不增强德政却在一些枝末事上积累加码，所以被推翻；智伯不施行仁义却致力于拓展地盘，所以也被消灭。《国语》上说：“不加强它的栋梁，就承受不住重压。没有比国家更重的了，也没有比德更大的栋梁。”一国君主和他的臣民的关系，就像城墙和墙基的关系，又像树木和根基的关系，根扎得深这树木就牢固，墙基砌得好这城墙就坚实。

     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普天下适用的法则，是治国的准绳。现在看来，商鞅的《启塞》，申不害的“三符”，韩非子的《孤愤》，张仪、苏秦的纵横说，都是一些随手捡取的权宜之术，适用于一时，不是治国统治的根本方针、不反映社会世事的一般规律，也无法被人广博采纳和广泛流传的。楚国令尹子囊以败逃保全了楚国，但是败逃不能成为保全国家的一般规律；弦高以欺诈保全了郑国，但欺诈不能成为保卫国家的常用手法。现在那《雅》《颂》等诗歌，其诗的辞言都是人在真纯情感基础上抒发写成的，所以君臣学习它们便能和睦相处，父子学习它们便能亲密相处。所以那《韶》《夏》等古乐，其乐声浸泽金石、滋润草木。现在如果取用怨思之声，用管弦乐器弹奏出来，听的人就会不是淫乱就是悲凄。这样淫乱就打乱了男女界限、悲凄就感染了悲思气氛，这哪里好称得上是音乐呢！赵王迁被俘虏后流放到房陵深山中，因思念故乡而创作了《山木》这首诗歌，听了这诗歌的人无不落泪流涕。荆轲西去秦国行刺秦始皇，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在易水之滨慷慨悲歌，听的人无不两眼圆睁、怒发冲冠。如果因此就将这类诗歌作为乐歌在宗庙里演唱，这哪里算是古代说的雅乐呢！所以皮弁冠冕和大车，可以使用而不宜过分喜爱；大羹的味道，可以食用但不宜过分嗜好；红色丝弦穿底的琴瑟弹奏出的乐曲，一唱而三叹，可以听而不宜沉浸在欢快之中。所以无声的乐音是用来修正悦耳的乐曲的；无味的清水是用来调和味重的食品的；淫荡的音乐虽然听起来悦耳清新，美味的食品虽然吃起来爽口舒服，但这些都不值得珍贵。所以不以道德为本的事，是不能拿来做榜样仪表的；不符合先王之道的言论，是不能拿来作真理的；和《雅》《颂》不协调的音乐，是不能当作正乐的。所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张仪、苏秦五位先生的言论，只是一些便于巧辩而随手拾取的、适宜一时的权宜之术，算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义。

     圣明的君主在实施政治教化时，必定审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颁布法令确立规范时，也必定弄清事物的本末关系，不只是依据一事防备一物就算了。看到事物的开始就考虑到它的成功，观察到事物的源头就掌握它的流变，所以能够广泛实施而不会枯竭，又历时久远而不受污损。河水发源于山中而流入大海，庄稼生于田野而储藏在仓库，圣人看见事物的产生便知道了它们的归宿了。所以虞舜把黄金深藏在险峻的山里，是为了堵塞人们贪婪卑鄙的欲念。仪狄酿造出酒，禹品尝以后觉得味道甘美，于是放逐了仪狄并且禁绝美酒，禹王这样做是为了制止沉溺美酒的风气流行。师涓为晋平公演奏朝歌北鄙的歌曲，师旷听了在一旁说：“这是纣王时的亡国之音”，并叹息着按住师涓的手不让继续弹奏下去，这是为了防止淫邪风气的流传。所以人民读懂了书、道德就会衰败，懂得了术数、纯厚就会变薄，知道利用券契、信用就会衰退，掌握了智巧、诚恳就会衰亡。巧诈藏于胸中，纯白洁净的品性就不完备、神圣清静的德行就不完整。

     琴瑟本身不发乐声，但它的二十五根弦则各按自己的音调而应和；车轴自己不运转，但车轮的三十根辐条则各用自己的力量使车轮运转。琴瑟的弦有它的粗细紧松，这样才能弹奏出动听的乐曲；车子的各部位有它的劳逸动静的功效，这样才能使车子长时期运转。使琴弦奏出声音的是不发声的琴身，使车子运转于千里之外的是不转动的车轴。以此推理到社会，君臣异道各司其职，这国家就得以治理；君臣同道职责不分，这社会就会混乱。地位高道术深的，臣民就服从；责任重道术浅的，就有凶险。所以贪图小的快乐伤害义，玩弄小的聪明损害道，小的巧辩危害治，苛刻凶狠伤害德。而伟大的德政无凶险，所以百姓民众容易遵循；最好的统治宽松缓裕，所以下层百姓不相争斗残害；最精诚的忠实返回朴素，所以民众不奸邪。

     商鞅为秦国设置犯罪株连的法令，因而百姓们怨声载道；吴起为楚国制定削减爵禄的法令，因而功臣们纷纷背叛。商鞅之立法、吴起之用兵都是天下最杰出的。但就是商鞅的严刑苛法使秦王朝灭亡，这是因为商鞅只知道依靠法令的条条框框这样的文字来执法，而不懂得治与乱的根本之所在。同样，就是吴起的军事用兵削弱了楚国，这是因为吴起只熟悉布阵打仗的事，而不懂得宫廷的权谋。晋献公攻打骊戎得到他的女儿，这骊姬不是不美艳，但史苏就为此事而感叹，这是因为他已预见到晋国四代将要蒙难。吴王夫差在艾陵打败齐国，又在黄池战胜晋国，这不能不算捷报频传，但伍子胥就为此忧虑，这是因为他预见到夫差必被越王所擒获。齐国公子小白逃亡莒城，晋公子重耳流亡曹国，不能不算困窘，可鲍叔跟着小白，咎犯跟随重耳，并辅助他们，这是因为鲍叔和咎犯知道小白和重耳终有一天能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退守栖身会稽山修政处事毫不松懈，谋划复兴从不停止，这是因为勾践知道祸会向福转化。赵襄子伐狄连胜两场却面露忧色，这是因为襄子担忧这福会转变成祸。所以齐桓公丢失汶阳却反而称霸，智伯兼并晋国却反遭败灭。圣人能从重重叠叠的现象背后看到祸福的转化，并能考虑到曲折乖戾处的祸患。

     原蚕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这不是说不想两次获利，但国家法令明文规定禁止这样做，因为两次收获会影响桑树的正常生长。离谷比稻谷先成熟，但是农夫就是锄掉它们，这是因为不要因获小利而影响大的收获。家里老人吃不同的饭菜，用不同的餐具进食，小辈儿媳赤脚送食物到厅堂，跪着给老人长者斟倒羹汤，这样做不是不费功夫，但就是不省略这些礼节，这是因为省略这些礼节就会伤害义理。由媒人说媒订婚约，男女双方聘纳礼品后才能娶走媳妇，男方家人还得穿着礼服去迎亲，这样做不是不烦琐，但就是不能变更这些礼仪，这是因为用这些礼仪来防止淫乱的。让百姓们互相暗中监视，谁犯法便马上报告，用这种方法来举报案情，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好采用，但就是不采用这种方法，这是因为采用这种方法会损伤到百姓间的和睦关系，并使仇怨由此结下而无法解开。所以有些事情一旦开凿一小孔就会导致由此产生的百处缝隙，这就好像种下一树苗便会长出千枝万叶来一样。开凿出一小孔不足以会引出什么事来，但随之引出的百余处缝隙就足以将整个事情搞坏；栽下一树苗不足以有什么收益，但随之生出的繁枝则足以引起麻烦。愚蠢者常常被小利所迷惑，从而忘记有可能带来的祸害。菖蒲虽然能除去跳蚤和虱子，但人们不用它来编席子，因为它会招引蛉穷虫；狸猫能捉老鼠，但人们不会让它在院子里挣脱跑开，因为它会吃掉鸡子。所以有些事利小而危害大，有些事是这里有所得而那里有所失。因此有时候下棋，贪吃了对方两子，反而使自己无路可走，但有时候让对方一着棋，反而取胜了。

     贪利占小便宜的行为是不可以算作德行的，同样，依靠智巧心计办事也不能算作法则的。所以仁和智是人的美好资质。所谓仁，就是爱人；所谓智，就是了解人。爱人，就不可能滥用酷刑；知人，就不易引发动乱。根据礼仪法度治国，就不会发生荒谬之事；不滥用刑法，就不会有暴虐的行为。上面没有烦琐杂乱的管理，下面没有怨声载道的情绪，那么社会各种灾害容易被消除，而中正平和的局面就会兴起。这就是三代昌盛的原因。所以《书》说：“能够既圣明又惠仁，黎民百姓就缅怀追随他，哪用为讙兜忧虑，哪用迁徙有苗！”智伯有五种过人的才能，但仍免不了死在他人手里，这是因为他对人不仁爱。齐王建有三种过人的技巧，但仍被秦国俘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贤能。所以没有比爱人更伟大的，智没有比了解他人更大的；仁和智都不具备，即使审察聪慧敏捷灵巧，勤劳辛苦，也不免出乱子。

卷二十 泰族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圣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见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祸也，不见其所以而祸除。远之则迩，延之则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计无算，岁计有余。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日之行也，不见其移；骐骥倍日而驰，草木为之靡；县烽未转，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曀未集而鱼已噞矣。以阴阳之气相动也。

    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徐，以音相应也。故《易》曰：“鹤鸣在阴，其子和之。”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动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动其本而百枝皆应，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峤岳。”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

    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

    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不能造，此谓之大巧。宋人有以象为其君为楮叶者，三年而成，茎柯豪芒，锋杀颜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呕之而生，吹之而落，岂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数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众，非数之所能领也。故九州不可顷亩也，八极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

    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诸己，能以神化也。《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祷祠而求福，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诗》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谓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流源千里，渊深百仞，非为蛟龙也。致其高崇，成其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宁焉。

    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云雨，涔水不能生鱼鳖者，小也。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虮虱之气蒸，不能生牛马。故化生于外，非生于内也。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割于陵。螣蛇雄鸣于上风，雌鸣于下风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而能动化矣。今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拊而毛修之哉！

    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轶民，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国，重译而至，非户辩而家说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内顺而外宁矣。太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为野人食骏马肉之伤也，饮之美酒，韩之战，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密子治亶父，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买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

    夫矢之所以射远贯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故摅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

    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之。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濬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自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入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

    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

    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

    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

    夫物未尝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至于灭亡。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奸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乔之具，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罢民之力。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及至其末，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内外相推举，奸人在朝，而贤者隐处。

    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

    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

    国学水火金木土穀，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轮圆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骖欲驰，服欲步，带不厌新，钩不厌故，处地宜也。《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泓之战，军败君获，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成功立事，岂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尔。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弃虚轻举，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平国弭乱，可谓忠臣也，而未可谓弟也。汤放桀，武王伐纣，以为天下去残除贼，可谓惠君，而未可谓忠臣矣。乐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谓良将，而未可谓慈父也。

    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许由异行而皆圣，伊尹、伯夷异道而皆仁，箕子、比干异趋而皆贤。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进斗，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进取，而不可令守职；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而不可令应变。五者相反，圣人兼用而财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阴阳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鲜，而所治者浅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求多难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秤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于治，而有益于烦者，圣人不为；无益于用，而有益于费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众易之，于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辩破言，小利破义，小艺破道，小见不达，必简。”河以逶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阴阳无为，故能和；道以优游，故能化。

    夫彻于一事，察于一辞，审于一技，可以曲说，而未可广应也。蓼菜成行，甂瓯有{艹是}，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员中规，方中矩，动成兽，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陈军。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后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今夫祭者，屠割烹杀，剥狗烧豕，调平五味者，庖也；陈簠簋，列樽俎，设笾豆者，祝也；齐明盛服，渊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张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而四夷服。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为中也。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

    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鸣，库兵动而戎马惊。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应也，精气之动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

    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末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兴治之臣不万一，以万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岁不一会也。

    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虽有腐髊流渐，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擫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非贵随罪而鉴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堑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

    古者设法而不犯，刑错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其于化民也，若风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

    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

    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将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犹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汤，将欲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周公股肱周室，辅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诛之以定天下，缘不得已也。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险除秽，由冥冥至炤炤，动于权而统于善者也。

    夫观逐者于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米，曾子架羊，犹之为知也。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游不论国，仕不择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趋也；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

    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川谷；趋行蹐驰，不归善者不为君子。故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此异行而归于善者。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于丑者也。

    故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何益于善！夫知者不妄发，择善而为之，计义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赖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蹐驰，百事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使人左据天下之图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视死若归，义重于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义所全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义为准绳也。

    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宫室者，非爱木也；不大钟鼎者，非爱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为万民仪。

    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夫调，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

    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浦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而誓纣牧之野，入据殷国，朝成汤之庙，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桴毁鼓，偃五兵，纵牛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讴而乐之，诸侯执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灵王作章华之台，发乾溪之役，外内搔动，百姓罢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饿于乾溪，食莽饮水，枕块而死。楚国山川不变，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则相率而殉之，灵王则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

    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在四邻；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汤处亳七十里，文王处酆百里，皆令行禁止于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于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行可夺之道，而非篡弑之行，无益于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炤炤乎！从冥冥见炤炤，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且聋者，耳形具而无能闻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见也。夫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闻者，所以通人于己也，喑者不言，聋者不闻，既喑且聋，人道不通。故有喑、聋之病者，虽破家求医，不顾其费，岂独形骸有喑、聋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务通也；不明于类也。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浅，而物变无穷，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问学之所加也。夫物常见则识之，尝为则能之，故因其患则造其备，犯其难则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寿，而观千岁之知，今古之论，虽未尝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谓有术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说；欲知轻重而无以，予之以权衡则喜；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快射。又况知应无方而不穷哉！犯大难而不慑，见烦缪而不惑，晏然自得，其为乐也，岂直一说之快哉！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亦戚矣；享谷食气者皆受焉，其为君亦惠矣；诸有智者皆学焉，其为师亦博矣。射者数发不中，人教之以仪则喜矣，又况生仪者乎！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野必辟矣；以积土山之高修堤防，则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马鸿雁之费养士，则名誉必荣矣；以弋猎博奕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故不学之与学也，犹喑、聋之比于人也。

    凡学者能明于天下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节制度。构而为宫室，制而为舟舆是也。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一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草木，洪者为本，而杀者为末；禽兽之性，大者为首，而小者为尾。末大于本则折，尾大于要则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养物也有先后，人之于治也，岂得无终始哉！

    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语曰：不大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

    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为庸；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

    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故弁冕辂舆，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尝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于耳，兼味快于口，非其贵也。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说掇取也，非天下之通义也。

    圣王之设政施教也，必察其终始，其县法立仪，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备一物而已矣。见其造而思其功，观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垢。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故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师涓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太息而抚之，所以防淫辟之风也。

    故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机械而实衰也。巧诈藏于胸中，则纯白不备，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鸣，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小大，然后成曲；车有劳逸动静，而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动者也。故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大政不险，故民易道；至治宽裕，故下不相贼；至忠复素，故民无匿情。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吴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于刀笔之迹，而不知治乱之本也。吴起以兵弱楚，习于行陈之事，而不知庙战之权也。晋献公之伐骊，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苏叹之，见其四世之被祸也。吴王夫差破齐艾陵，胜晋黄池，非不捷也，而子胥忧之，见其必禽于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鲍叔、咎犯随而辅之，知其可与至于霸也。勾践栖于会稽，修政不殆，谟虑不休，知祸之为福也。襄子再胜而有忧色，畏福之为祸也。

    故齐桓公亡汶阳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晋之地而亡。圣人见祸福于重闭之内，而虑患于九拂之外者也。

    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家老异饭而食，殊器而享，子妇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费也，然而不可省者，为其害义也。待媒而结言，聘纳而取妇，初絻而亲迎，非不烦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然而伤和睦之心，而构仇雠之怨。故事有凿一孔而生百隟，树一物而生万叶者，所凿不足以为便，而所开足以为败，所树不足以为利，而所生足以为濊。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为其来蛉穷也；狸执鼠，而不可脱于庭者，为捕鸡也。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亡于彼者。故行棋者或食两而路穷，或予踦而取胜。偷利不可以为行，而智术不可以为法。

    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书》曰：“能哲且惠，黎民怀之。何忧讙兜，何迁有苗。”智伯有五过人之材，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于乱也。


译文：
     天上设置日月，陈列星辰，调节阴阳，布设四季。白天由阳光照耀，晚上让它们休息，用风来吹干，用雨露来润湿。上天化育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养育，但万物倒茁壮成长了；上天杀灭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杀灭，但万物倒凋落死亡了。这种无形的生灭手段，叫做神明。圣人仿效大自然，所以他在给人们带来福祉时，看不见他有什么行动，但幸福却降临了；他在为人们除去祸害时，看不见他在采取什么措施，但祸害却消除了。这正是远离之却靠近之，延近之却疏远之。稽查它们得不到踪影，观察它们却又不虚妄。每天算计，效果甚微；长年累月则功效卓著。湿气降临，看不见它的形状，但木炭却已增加了重量；风将吹临，看不见它的形象，但树叶却已摆动了；时光的推移，不留明显的痕迹，但草木却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枯萎；千里马日夜兼程奔驰传递着，而烽火台上的烽燧并不见它的传递，但传到下一站的时间，总在驿马之前。所以，天将要起风，草木还没有反应，而鸟儿却已经从树上飞离；天将要降雨，乌云还没有聚集遮盖天空，而鱼儿却已经浮出水面喘气了，这是阴阳二气互动交感的缘故。因此，寒暑、燥湿，按照类别而相随从；声音回响的疾速、缓慢，按照音类而相呼应。所以《易经》说：“鹤在树荫里鸣叫，它的同类小鹤在附近应和着。”殷高宗武丁居丧，三年内闭口不言，四海之内随之寂然无声；但一旦他发布号令，便震撼天下，这是遵循天意而使天下像呼和吸那样感应。所以，一旦触动根本，百枝万叶都会随之摇晃，如同春雨浇灌万物，浑浑然流淌，源源不断地施泽着，没有什么地方不受润滋，没有什么植物不被养育。

     所以圣人顺应天意，一出声音就震动天下。因此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感发起至精至诚的情感，那么他的形体之气就会感化天，随之就会有吉祥的瑞星出现、神龙也会降临、吉祥的凤凰也会翔临、甘泉也会自地涌流、五谷未布而生长、江河不会泛滥、大海不会肆虐。所以《诗经》说：“祭祀安抚众神，并顾及黄河五岳。”如果违逆天意，暴虐万物，就会出现日食、月食，五星也会偏离它的正常运行轨道，四季就会与时令相违背，白天昏暗、夜晚放光、山峰崩塌、河流枯涸、冬天响雷、夏天打霜。《诗经》上说：“六月繁霜，令我心忧。”上天和人事，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国家危亡而天象变异，世道混乱则虹霓呈现，万物是相互联系着的，灾异之气是会互相激荡相通的。 所以神灵之事，是不能凭智巧去做的，是不能靠筋力去力求的。天地包容着、阴阳化育着、雨露滋润着，这样便产生万物；那翡翠玳瑁、瑶碧玉珠是文彩明朗、滋润光滑，抚摩它不会损缺，历久而不变形，天成自然是奚仲无法摹仿的，鲁班不能复制的：天地自然造化万物的本领就是这样神奇，我们把此称为“大巧”。

     宋国有人用象牙为国君雕刻了楮树树叶，花了三年时间才雕刻成功，叶的脉络细如微芒，叶子的厚薄、颜色都十分逼真，将它放在真的楮树叶中分不出真假。列子说：“假若天地自然也要花三年时间才能长成一片树叶的话，那么万物中有叶子的就太少了。”那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抚育它们，它们则很快生长；寒风吹刮它们，它们则很快凋零，哪会像人工雕刻那样费劲辛苦？所以凡可以度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凡可以计数的都是有限的。而最大的东西是无法度量的，极多的东西是数字无法统计的。所以九州是不能用顷亩来计算的，八极是不能用“道里”来计算的，泰山是无法用丈尺来尺量的，海水是无法用斗斛来量度的。所以大气慨的人和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并和四季相协调。所以圣人怀着天一样的气概，有着天一样的心怀，持执着中和之气，不出庙堂便能恩泽施行四海，移风易俗，感化民众使之从善，却像出自他们的本性，这就是精神感化。《诗》中说到：“慎守自然，和顺又平安。”那鬼神，看它不见形体，听它不闻声音，然而每年祭祀上天，祭祀山川，祈求上天、山川之神降福，每逢旱灾，举行雩祭以祈求降雨，消除灾难以占卜来决定事宜。《诗》中说：“神灵的到来，是无法揣度的，又怎么可以厌弃神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达到它的高度，地达到它的厚度，月亮照耀着夜空，太阳照耀着白昼，阴阳化生，众星明亮，这些自然现象并不是人有意造成的，而是遵循规律，自然而然这样的。所以阴阳四时变化，并不是为了生育万物；雨露按时降落，并不是为了养育草木。神明接触，阴阳融合，万物自然而然产生。所以高山深林也不是为着虎豹而设置的；大树繁枝也不是为着飞鸟而生成的；江河千里渊深百仞也不是为着蛟龙而形成的。山达到一定高度，森林长成一定广度，鸟兽们自会在山中居住、在树枝上栖留、在穴巢中安身、在洞穴里藏身、在溪谷里潜泳、在旱陆地行走、各自找到适宜于自身的处所安身生存。大的产生小的、多的产生少的，这是天地自然规律。所以小山丘不可能兴起云雨，小水坑不可能产生鱼鳖，这是因为它们太小的缘故。牛马身上产生的热气蒸发会生成虱子，但虱子之气蒸发不可能产生牛马。所以养育变化是从外而生，不是生成于事物内部。那蛟龙藏匿于深渊，而它的产卵孵化却在岸上进行；礣蛇雄的在上风鸣叫，而礣蛇雌的却在下风鸣叫便可以受孕孵化成幼蛇，这是精之感应而造成的。所以圣人修养心性没有比修炼精诚更好的了，如达到至精至诚的境界，就能感动化育对象。现在那得道的人，内身藏着至精至诚，精神栖安于心中，虚静恬淡，胸怀悦穆，邪气就没有滞留的地方。四肢关节协调，全身肌肤蒸发汗污，内脏散泄浊气，这样心脏机枢调和轻松，全身经脉九窍便无不顺畅连通，这是因为精神处在了自己应处的居所，这哪里是关节的抚慰、毛发的保养所能办到的！

     圣明的君王处在君位上，空廓没有形象，寂静没有声响；官府像无事可做，朝廷久无人迹；民间没有隐居之士、没有避世佚民；百姓没有劳役，刑狱没有冤屈；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慕君王的德行，依照君王的旨意；夷狄这样的国家，通过重重翻译来朝见：这种情景并不是靠挨家挨户地劝说宣传实现的，而是靠君王将精诚之心推广施行于天下来实现的。《诗》这么说：“恩惠施加给中国本土，这样可以安抚四方的诸侯。”内部事情治理顺畅，四方诸侯、夷狄自然安宁。过去太王亶父在邠地的时候，狄人经常来攻打，亶父率家族离开邠地，百姓们携幼扶老，背着锅甑跟随着他，翻越梁山，在岐周建立起周国：这情景不是靠硬性命令所能做到的。秦穆公为了不让山野人吃了骏马肉而伤胃生病，便送好酒给山野人喝，后来在同晋国打仗时，这些山野人就拼死报效秦穆公：这情景就不是像以契约索还债务那样所能做到的。宓子贱治理单父，巫马期前去考察他的教化效果，看见夜晚捕鱼者都将捕到的小鱼放掉：这情景就不是靠刑罚所能禁止的。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时，国内道路上没有拾取他人遗失的物件，集市上没有哄抬物价的情况，耕田、捕鱼时人都谦让年长者，老人不用背扛肩负重物：这情景就不是单凭法令所能做到的。那箭之所以射得远并能穿透硬坚物，是靠的弓弩的力量；但箭之所以能射中靶心，则靠的是人的心智。奖赏好人惩罚残暴，要靠政令；但政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则是靠执政者的精诚。所以说，弓弩虽然强硬有力，但不能独自来射中目标；法令虽然严明，但不能独自施行：一定得需要精诚之气之神来帮助弓弩、法令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详细地阐明道理要百姓接受，但百姓就是不听从接受，这是由于在上位的人的精诚之心没有施用到百姓身上去。

     天地四时，并不能直接产生万物，神明接交阴阳融合而使万物产生；圣人治理天下，并不是要强行改变人民的品性，而是依从人民已经所具有的品性，涤荡其中的污浊部分，引导他们向好的素质转化。所以因循规律办事，效果就显著；人为操作，不按循规律，收效就细微。夏禹开凿龙门，辟开伊阙，疏导长江黄河，使它们向东流入东海，这是依循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水性。后稷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施肥种谷，让五谷各自得到适宜生长的环境，这是按照土地的地形、肥瘠的特性来做的。商汤、周武王率领兵车三百辆、甲兵三千人，讨伐暴乱，分别制服了夏桀和商纣，这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来完成的。所以能够遵循自然规律，就能无敌于天下。万物都有其自然规律，人只有按客观规律，才能从事治理。所以优秀的木匠是不能砍斫金属物的，灵巧的冶工是不能熔毁木材的，这是因为金属的特点决定了不能砍斫，木材的特性决定了不能熔毁。调和泥土制成陶器、挖空木头做成舟船、熔化金属铸造刀剑、熔铸金属造成钟，这都是依循它们的各自特性而做成的；驾驭牛马拉车、让公鸡报晓、让狗守门护宅，这都是顺应了它们的本能特性。人有情欲的本性，所以制定隆重的婚姻礼节；人有食欲的本性，所以规定了宴请的礼仪；人有喜乐的特性，所以有钟鼓管弦的乐器和音乐；人有悲哀的本性，所以制定服孝哭丧的礼节。所以先王制定法令、礼仪，都是根据人的爱好来节制修饰的。根据人有情欲的本性，制定了婚礼，因而界定男女有别；根据人有喜乐的特性，制定了雅颂之音，因而风俗不至于放荡；根据人民珍惜家室安宁、妻儿快乐的愿望特点，教导人们和睦孝顺，因而父子间有亲情；根据人有喜交朋友的特点，教导人们敬重长者，因而长幼有序。在做到上述这些以后，再制定朝见天子聘礼诸侯的礼节，用以分别贵贱；规定宴酒习射的礼节，用以明确长幼次序；定时检阅车马、整顿军队，来学习军事；让子弟进学堂学习，来提高人伦道德修养。这些做法全都是依循人的特性来制定的，然后再由圣人来加以教导培养，使人能成才。所以如果人没有这方面的本性，就难以加以教导；而人有了这方面的本性而没有对此加以教养引导，也不能使人走上正道。这就好像蚕茧有抽丝的特性，但不经过女工的煮熬、牵丝，就不能成为丝线；这也好像禽卵孵化成雏，如不经过雌禽长时间的孵抱温暖，就不能变成雏。这就说明人具有仁义的天性，就非得要经过圣人立出法度来加以教导，否则就不能使他们归入正道。所以先王进行教化，是依循人们喜善的特点来引导勉励人们向善行善；是依循人们厌恶的特点来禁绝奸邪；因此刑罚不动用，威势就能畅行如流水；政令简约，感化照耀如神灵。所以，依循人的天性则天下人就听从；违逆人的本性则法令公布都无济于事。

     过去五帝三王临朝执政实行教化，一定要采用“参五”的方法。什么叫“参五”呢？上效法天象、下效法地理、中取法人事。于是就设立明堂朝廷，颁布明堂政令，以调阴阳之气，协和四时之节，辟除疾病之灾。俯视地理，制定度量制度，考察山岗平原水域及土地肥沃贫瘠高低各种条件以适宜种植何种谷物，安排生产创造财富，以消除饥寒之祸患。中考核人的品德，以制定礼乐，推行仁义之道，理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清除暴乱的祸根。还阐明金木水火土的特性，来确立父子之情从而建立家庭；分辨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原则，来确立君臣之义从而形成国家；审察四时季孟的先后次序，来确立长幼间的礼节从而设置百官等级：以上三方面的考察及制定叫做“参”。规定君臣之间的节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交际原则，这就叫做“五”。还分割土地使民众分属各州、分派职官治理、修筑城市让人们居住、划分宅地区分不同的地域和家族、分配财物使民众有穿有吃、设置学堂教育子弟，让他们早晚勤于民事：这是治理天下的纲纪。然而这些纲纪要有适当的人才来推行贯彻才行，如用人不当就会废驰纲纪。尧帝治理天下，政教平和，德泽滋润融洽人民，他在君位七十年，便开始物色寻求能继承帝统君位的人，命令掌管四方的诸侯举荐那些处在卑微地位而有才德的人。于是四方诸侯举荐了舜，并把舜推荐给尧帝。尧帝就将自己的两位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作妻子，以考察他治家理家的能力和态度；还把管理百官的重任交给他，来考察他治国外交的才能。又派舜深入林麓之中，狂风雷雨也没使舜迷失方向和道路。于是尧帝就将自己的九个儿子托付给舜，并赠给舜昭华美玉，正式将君位传授给舜。尧帝如此慎重地挑选继承者，是因为尧认识到虽然自己制定了不少法度，但自己的儿子丹朱因不贤凶顽仍难以胜任统治天下的重任。

     事物没有只张不驰、只成不毁的，唯有圣人的事业能够长盛不衰、盈满不亏。神农氏最初发明琴是为了集聚归化人心于神明，杜绝性情的淫乱；但到了后来，有人就放纵于音乐，不知返归本性，淫而好色，以至于亡国。夔当初创作音乐，都符合五音、六律，并和八风相通；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人就沉湎于过度的欢乐享受之中，不顾政事以至于灭亡。苍颉最初创造文字，用来管理官吏，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使愚笨者不至于忘事，聪明者能记录下久远的事情；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就有人利用文字私自刻写伪造骗人的文书，为有罪者开脱，捏造虚假的文字以杀害无辜者。汤当初建造园囿，是为了供奉宗庙祭祀用的鲜肉干肉祭品，以及训练士兵射箭和驾御以防不测事件；但等到后来衰世时期，这园囿就被贵族用来驰骋猎射，以至耽误百姓的农时，使人精疲力竭。尧帝推举禹、契、后稷、皋陶，使政事教化平和，消除邪奸恶人，诉讼的事也不发生，人民丰衣足食，贤能的人勉力向善，不贤者也被君王的德政所感化；但到了后来末世，人们就结党营私，各自推举同党占据要位，废弃公心而追逐私利，朝廷内外，同党互相吹捧抬举，这时奸邪掌握朝政，贤德者只得隐居山野。所以，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凡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凡物盈满了就会有亏损。五光十色虽然明亮，但时间一长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一定的季节就要凋零；凡物都有它的兴与衰，不可能老是一个样子。所以圣人在事情实在行不通时总要改弦易辙，法规弊旧时就要改革，这并不是他们喜欢改变古制和常规，而是因时世变了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挽救破败振兴衰落、革除淫邪纠正错误，来调整天地社会之气氛，使万事万物在适宜的生存环境下得以发展。

     圣人如同天覆地载，如同日月照耀，如同阴阳调和，如同四季变化，对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不分新旧、不论亲疏，都能一视同仁、温暖普照，所以圣人是效法天道。天时不可能只有一个季节，大地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利益，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本事，因此圣人的事业不能不是头绪繁多，旨趣行为不能不是多方面的。代表着五行的不同气质，尽管相异但都适宜协调；不同门类的六艺，尽管不同但它的本质却是一致的。温惠柔良，是《诗》的风格；淳庞敦厚，是《书》所教诲的；清明条达，是《易》的要义；恭俭尊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裕简易，是《乐》的教化；刺讥辩义，是《春秋》的优点。所以《易》的过失是在于隐秘难测；《乐》的失误是在于导致淫逸；《诗》的过失是在于使人怨愚；《书》的失误是在于使人拘泥旧法；《礼》的过失是在于使卑尊者互相嫉恨；《春秋》的失误是在于使人互相诋毁。但这六种经典圣人却是兼取并用，通过剪裁取其精华。失去本旨就会混乱，掌握本旨就能得到治理；这其中的精华在于协调好各种关系，而其失误在于权变本旨和要义。水火金木土和谷，属于不同的物类，但却都可被利用；规矩权衡和准绳，形制各异而都能适用于对象；丹青和胶漆性质不同，但各有各的用途：这说明事物均有它适用的范围和对象。车轮是圆的，车厢则是方的，车辕是直的，车衡则是横的：形状不同但均出于使用的方便。骖马喜欢奔跑，服马喜爱缓行，带不厌新，钩不厌旧：这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环境地位的不同的缘故。《关雎》篇以鸟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美感，这是因为雎鸠鸟雌雄有别不杂居；《鹿鸣》篇用鹿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尊崇美，这是因为鹿群有发现食物互相呼唤共同享用的美德。在泓水之战中，宋军惨败，宋襄公被俘，但《春秋》却尊崇宋襄公，这是因为看重宋襄公不攻击还没排好阵列的军队的仁义思想；宋伯姬坐在堂前不下堂而被火活活烧死，《春秋》仍然尊崇宋伯姬，这是因为看重宋伯姬不超越礼节行事的品行。成就事业，建立功名，哪里用得着做很多事情，只须抓着本旨根本就行。典籍所记载的也只是某人某事的某方面而已。

     王乔、赤松子远离尘世，脱离人间邪恶纠纷，吸取阴阳融和之气，食取天地之精华，吐故纳新，踏虚升飞，乘云游雾，可以称为养性者，但是不能称为孝子。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安定国家、平息叛乱，可以称为忠臣，但是不能算是爱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为天下铲除残暴奸贼，可以称为仁惠的君主，但不能算是忠臣。乐羊攻打中山城，久攻不下，中山人烹了他的儿子，乐羊竟尝了中山人送来的他儿子的肉羹，以显示自己的威武强势，这可称得上良将，但是不能算作是慈父。所以，事物均有多面性，要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不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值得否定的一面，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虞舜和许由的行为尽管各异，但均是圣人；伊尹和伯夷走的道路尽管不同，但都是仁者；箕子和比干的行动尽管不一样，但都是贤者。所以将士中有的轻捷、有的重缓、有的贪心、有的清廉，这四种将士的性格特点各异，但在战争打仗中缺一不可。轻捷者好动，重缓者好静，贪心者好取，清廉者则不贪求非分的利益。所以勇猛敏捷者可让他们冲锋搏击，而不可让他们固守；重缓者可让他们固守，倒不适宜让他们冲锋搏击；贪心者可让他们积极攻取，而不可让他们安守本职；清廉者可让他们安守本职，倒不适宜让他们积极攻取；忠诚守信者可让他们持守约定联盟，而不能要他们也随机应变。这五种人的性格相反，但圣人却能对他们兼容并蓄而用之。这说明天地自然不只是容纳一种事物，阴阳两气的交融也不只能产生一种物类。海水只有不推辞小的积水才能成就它的博大；山只有不拒绝土石才能成就它的崇高。如果持守一角就会抛弃遗漏万方世界，如果取用一物就会舍弃其他事物，这样就必定获得的很少，所能治理的范围也一定很浅窄。

     治理大国的治术不能琐碎，国土辽宽的管理制度不能偏狭；处在高位的人处事不能烦琐，百姓众多的政治教化不能苛细。事务琐碎就难以治理，法令烦杂就难以推行，欲求多就难以满足。一寸一寸地量，量到一丈时就一定会有误差出现；一铢一铢地称，称到一石时就一定会有差错出现。反之用石和丈为单位来称量，既简单又少失误。挑选丝头、细数米粒，是既麻烦又不精确。所以从大的方面入手就容易运用智慧，纠缠于细曲枝节就难以发挥智慧。所以对那些无益于治理，只会增添麻烦的事，圣人是不会去做的；对那些不实用，只会浪费精力的事，聪明人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要做成大事只有简约，要做好大事也只有俭省，欲求要满足只有欲求少；这说明功业简约则容易完成，事情俭省容易办到，欲求寡少容易满足。容易办成的事情，拿来交给人家办理，也就容易办成。孔子说：“太烦琐的论证辩说只会损害真理，太计较蝇头小利只会妨害大义，太卖弄雕小技艺只会破坏大道术，太小的见识是无法产生通达观念的；要想通达大度，就必须要简约。”

     黄河因为曲折连绵，所以能流向远方；高山因为绵延深长，所以能既高又大；大道因为悠游，所以能化育万物。只通晓一类事，明了一种说法，掌握一门技艺，可以对某些事物有精到的认识，但不可能广泛应对所有事物。办事处事像蓼菜成行那样有条不紊，像甂瓯有底座那样稳当可靠，秤着柴来烧灶，数着米来做饭，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只能做些小事情，而做不了大事情。圆符合圆规的要求，方符合矩尺的要求，行动起来能仿效兽类，停止下来能相当文静，能够指挥这样列队的人可以愉舞娱乐，但不能指挥军队。洗洁杯子再盛食物，洗好酒器再盛酒，洗净手后摆食品，这样的人可以负责几个人的饮食，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现在祭祀的时候，屠宰烹煮、杀狗烧猪、调和滋味，这是厨师的事；陈设簠簋、排列樽俎、放置笾豆，这是巫祝的事情；斋戒严肃、穿着礼服、仪态深沉、闭口不谈，神灵以此为代表，这是尸主的任务。厨师和巫祝即使不称职，尸主也不能越过樽俎去代替他们。所以弹瑟的时候，总是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缓；处理事务则是贱者劳碌而贵者闲逸。舜当天子时，只是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得到了治理。周公饭菜摆在案前，钟鼓悬挂在架上伴奏，四方异族就归顺降服了。秦始皇赵政白天判断案子，夜里处理文书，还派出监察御史到各个郡县视察，忙忙碌碌，又派兵戍守五岭以防越人，修筑长城以防胡人，但是奸邪还是不断产生，盗贼成群结队，这正是政务越烦杂乱子就越多。所以法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治国的根本，就像弓和箭，只是射中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射中靶的关键。

     黄帝说：“茫茫昧昧，凭借着上天的神威，与天地元气相通。”所以与元气同一相通者可以称帝、与道义同一者可以称王、与强力同一者可以称霸，这三方面都不具备的，就只能灭亡。所以国君如有侵犯征伐别国之心，邑城里的狗便会成群吠叫，雄鸡就会半夜啼鸣，兵库里的器械就会响动，战马就会躁动震惊。一旦和敌国消除仇怨，停止战争，家中的父老乡亲就能睡得香甜，巷里就没有聚集的人群议论纷纷，妖害就不会产生：这不是法令施行的效果，而是精诚之气感化的结果。所以不用言说便显示诚信、不施恩惠就显示仁慈、不必动怒就显示威严，这是以天之心来感动变化的；施舍恩惠才体现仁慈、言说以后才显示诚信、发怒了才显示威严，这是用人之精诚来感化的；施舍了恩惠还不显仁慈、信誓旦旦还不显诚信、大发雷霆还无威严，这是做表面文章造成的。所以用“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少，也足以感化民众；没有以“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多，也不足以安定民众，反而不断地出乱子。

     修身，最重要的是修养精神，其次才是修养形体；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形成感化，其次才是严明法令。精神清明，心志平和，全身血脉都安顺，这才是养性的根本；养得肌肤肥胖、脂膏满腹还嗜欲不断，这是养生的末节。人民互相谦让、争处卑下地位、分配利益时争着拿少的一份，并努力工作争着做辛苦的事，每天向善上进却不知怎么变化的，这才是上等的统治；用物质利益来激励人，并经常宣传说教劝人向善，使百姓畏惧刑法而不敢妄为，上面执法严明，下面百姓服服帖帖，这是下等的统治术。上古时代注重养性根本，而末世则注重枝末细节，这就是太平世道难以重现的根本原因。想治理好社会的圣主并不是每个世代都会出现的，而那些能够辅佐圣主治理社会的贤臣也是万人中难觅一个；万人中难觅一个的贤臣要想碰上不是每世代都出现的圣主，那就更困难了，所以说贤臣和圣主的结合真的是千载难逢。

卷十九 修务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蠬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于色，挈一石之尊则白汗交流，又况赢天下之忧，而海内之事者乎？其重于尊亦远也！

    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绝国殊俗、僻远幽间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盾，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圣人之从事也，殊体而合于理，其所由异路而同归，其存危定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楚王。曰：“臣闻大王举兵将攻宋，计必得宋而后攻之乎？亡其苦众劳民，顿兵挫锐，负天下以不义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犹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为不义，曷为攻之！”墨子曰：“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宋。”王曰：“公输，天下之巧士，作云梯之械，设以攻宋，曷为弗取！”墨子曰：“令公输设攻，臣请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轼。”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其后秦将起兵伐魏，司马庾谏曰：“段干木贤者，其君礼之，天下莫不知，诸侯莫不闻，举兵伐之，无乃妨于义乎！”于是秦乃偃兵，辍不攻魏。

    夫墨子跌蹄而趋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阖门不出，以安秦、魏。夫行与止也，其势相反，而皆可以存国，此所谓异路而同归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趋之，或以瓮瓴，或以盆盂，其方员锐橢不同，盛水各异，其于灭火钧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一也。夫謌者，乐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夫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泽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世俗废衰，而非学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驳，此自然者，不可损益。”吾以为不然。夫鱼者跃，鹊者驳也，犹人马之为人马，筋骨形体，所受于天，不可变。以此论之，则不类矣。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啮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蹄足以破颅陷匈；及至圉人扰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故其形之为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帽凭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啳癸哆噅，籧蒢戚施，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嫫母、仳倠也。夫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恶不若嫫母，此教训之所谕也，而芳泽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爱父者众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废，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为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以一饱之故，绝谷不食，以一蹪之难，辍足不行，惑也。

    今有良马，不待策錣而行，驽马虽两錣之不能进，为此不用策錣而御，则愚矣。夫怯夫操利剑，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至勇武攘卷一捣，则摺肋伤干，为此弃干将、镆邪而以手战，则悖矣。所谓言者，齐于众而同于俗。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是两末之端议，何可以公论乎！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众；荠麦夏死，人曰夏生，生者众。江、河之回曲，亦时有南北者，而人谓江、河东流；摄提镇星日月东行，而人谓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为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若夫尧眉八彩，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贤者，千岁而一出，犹继踵而生。今无五圣之天奉，四俊之才难，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欲而欲蹍水也。

    夫纯钩、鱼肠之始下型，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以砥砺，摩其锋锷，则水断龙舟，陆剸犀甲。明镜之始下型，蒙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豪，可得而察。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贤者之所不足，不若众人之有余。何以知其然？夫宋画吴冶，刻刑镂法，乱修曲出，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蔡之幼女，卫之稚质，梱纂组，杂奇彩，抑墨质，扬赤文，禹、汤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于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蚑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虽所好恶，其与人无以异。然其爪牙虽利，筋骨虽强，不免制于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

    夫雁顺风，以爱气力，衔芦而翔，以备矰弋。螘知为垤，獾貉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栉堀虚，连比以像宫室，阴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鸟兽之所以知求合于其所利。今使人生于辟陋之国，长于穷櫩漏室之下，长无兄弟，少无父母，目未尝见礼节，耳未尝闻先古，独守专室而不出门，使其性虽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遂为天下备。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见者何？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后，无六子之贤，而皆修其业；当世之人，无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贤之道者何？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由此观之，学不可已，明矣！

    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后能调，剑待砥而后能利。玉坚无敌，镂以为兽，首尾成形，礛诸之功。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隐括之力。唐碧坚忍之类，犹可刻镂，揉以成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纤微，倏忽变化，与物推移，云蒸风行，在所设施。君子有能精摇摩监，砥砺其才，自试神明，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以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超然独立，卓然离世，此圣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间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及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娱，苏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穷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废非，明示后人，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劳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饶也。由此观之，知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之谓也。

    名可务立，功可强成，故君子积志委正，以趣明师，励节亢高，以绝世俗。

    何以明之？昔者南荣畴耻圣道之独亡于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跰，不敢休息，南见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晓泠，纯闻条达，欣然七日不食，如飨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后世，达略天地，察分秋豪，称誉叶语，至今不休。此所谓名可强立者。吴与楚战，莫嚣大心抚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强敌，犯白刃，蒙矢石，战而身死，卒胜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几乎？”遂入不返，决腹断头，不旋踵运轨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严敌，伏尸流血，不过一卒之才，不如约身卑辞，求救于诸侯。于是乃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鹤跱而不食，昼吟宵哭，面若死灰，颜色霉墨，涕液交集，以见秦王。曰：“吴为封豨修蛇，蚕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离散，夫妇男女，不遑启处，使下臣告急。”秦王乃发车千乘，步卒七万，属之子虎，逾塞而东，击吴浊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国。烈藏庙堂，著于宪法。此功之可强成者也。夫七尺之形，心知忧愁劳苦，肤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圣人知时之难得，务可趣也，苦身劳形，焦心怖肝，不避烦难，不违危殆。盖闻子发之战，进如激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员之中规，方之中矩，破敌陷陈，莫能壅御，泽战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轻身而乐死，务在于前，遗利于后，故名立而不堕。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官御不厉，心意不精；将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后世无名。《诗》云：“我马唯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爰谘谟。”以言人之有所务也。

    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审于形者，不可遁以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夫无规矩，虽奚仲不能以定方圆；无准绳，虽鲁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夫项托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少，为闾丈人说，救敲不给，何道之能明也？

    昔者，谢子见于秦惠王，惠王说之，以问唐姑梁，唐姑梁曰：“谢子，山东辩士，固权说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后日复见，逆而弗听也。非其说异也，所以听者易。夫以徵为羽，非弦之罪；以甘为苦，非味之过。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讬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状，以为宝而藏之。以示人，人以为石也，因而弃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于中，则贵是而同今古；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于荆山之下。

    今剑或绝侧羸文，啮缺卷銋，而称以顶襄之剑，则贵人争带之；琴或拨剌枉桡，阔解漏越，而称为楚庄之琴，侧室争鼓之。苗山之鋋，羊头之销，虽水断龙舟，陆剸兕甲，莫之服带。山桐之琴，涧梓之腹，虽鸣廉修营，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则不然。服剑者期于铦利，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乘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骅骝、绿耳；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肋、号钟；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圣人见是非，若白黑之于目辨，清浊之于耳听。众人则不然。中无主以受之，譬若遗腹子之上陇，以礼哭泣之，而无所归心。故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书传之微者，惟圣人能论之。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摅书明指以示之，虽阖棺亦不恨矣。

    昔晋平公令官为钟。钟成，而示师旷。师旷曰：“钟音不调。”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为调。而以为不调，何也？”师旷曰：“使后世无知音者则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钟之不调。”故师旷之欲善调钟也，以为后之有知音者也。

    三代与我同行，五伯与我齐智，彼独有圣智之实，我曾无有闾里之闻，穷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节，我诞谩而悠忽。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猬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尝试使之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笼蒙目视，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挠，奇牙出，靥<面甫>摇，则虽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者，无不惮悇痒心而悦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污辱之行，无本业所修，方术所务，焉得无有睥面掩鼻之容哉！

    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骛；木熙者，举梧槚，据句枉，蝯自纵，好茂叶，龙夭矫，燕枝拘，援丰条，舞扶疏，龙从鸟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跃。且夫观者莫不为之损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纵，而木熙者非眇劲，淹浸渍渐摩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长，莫见其益，有时而修；砥砺靡坚，莫见其损，有时而薄。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数寸，不可以为栌栋；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后知，故可以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难成者功大。君子修美，虽未有利，福将在后至。故《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之谓也。


译文：
     有人说：“所谓无为，就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拉他他不来，推他他不去。像这样子，才叫把握道的原则。”我则不是这样认为。

     试问：“像那神农、尧、舜、禹、汤，可以称圣人了吧？”明白道理的人肯定不会作否定的回答。从这五位圣人身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是“无为”的，这是十分清楚的。远古时候，人民吃野菜、喝生水，采树上的果实充饥，吃生的螺蚌肉裹腹，经常得疾病和受到有毒食物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神农便开始教导人民播种五谷，观察土壤的干燥潮湿、肥沃贫瘠、地势高低，看它们各适宜种什么样的农作物，神农还品尝百草的滋味、泉水的甜苦，让人民知道怎样避开有害的东西、趋就有益的事物。这个时候，神农一天之中要遭受七十余次的毒害。尧帝确立奉行孝慈仁爱，对待人民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他亲自西临沃民国，东至黑齿国，北到幽都，南达交趾。他将?兜流放到崇山，把有苗迁徙到三危，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又在东方的羽山将鲧杀死。舜帝建造了房屋，修筑了土墙，用茅草、芦苇盖屋顶，使人民不再住野外穴洞，都有了房屋家室。他又去南方征讨作乱的三苗，死在去苍梧的途中。夏禹冒着暴雨、顶着狂风，疏导江河，凿通龙门，开辟伊阙，修筑彭蠡湖堤防，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奔忙在河道、平原、丘陵、沼泽，随着山势砍削树木作记号，平整土地、治理水域，这样安定了一千八百个国家。商汤起早摸黑，用尽智慧思考国家大事；减轻赋税，使人民能过得宽松富裕；布施德惠，以救济贫困；凭吊死者，又宽慰病人，供养孤儿寡妇。因此人民亲附汤王，使政令能顺利执行。在这样的德政下，汤王在鸣条整治军队，把夏桀围困在南巢，谴责夏桀的罪行，然后把他流放到历山。这五位圣王，都是天下威望很高的君王，他们劳累身体，绞尽脑汁思虑国事，为人民兴利除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捧一爵酒，脸上不会显出吃力的样子，但要提起一石重的酒樽，就非得出汗不可，更何况现在是承担天下的忧虑、担负海内外的事情呢？这一副担子要比一樽酒重得多啊！再说，作为圣人又不以自己低贱为耻辱，而倒是为不能实行“道”而惭愧；作为圣人不以自己寿命短而忧虑，而倒是忧虑人民百姓的穷苦困窘。所以夏禹治水，是拿自己的身体为牺牲，在阳盱河边祈祷神灵消除灾难；商汤时干旱，汤王在桑山之林祈祷，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为牺牲求苍天降雨。圣人忧虑人民的疾苦的事明摆在那里，还要说他们“无为”，这难道不荒谬吗？

     且说古代拥立帝王，不是为了奉养其物欲；圣人登上君位，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安逸享乐。这是因为天下出现以强凌弱、以多欺少、以诈骗愚、以勇侵怯、满腹经伦不肯指导别人、积财满堂不肯给济别人的现象，所以才拥立帝王来使天下团结平等；又因为天子帝王的聪明才智不足以普及遍照天下海内，所以又设置三公、九卿来辅佐帝王天子；还因为遥远异邦、偏僻地区无法承受到帝王天子的德泽，所以又分封诸侯来教诲那里的民众。以尽量做到地势无不利用、天时无不协调、官吏无不尽职、国家无不获益，所以使饥寒的百姓得以温饱，老弱病残得以供养，劳累疲倦得以休息。如果再从平民百姓出身的人来观察，可以发现：伊尹曾以烹调技术取得商汤的重用，吕望是由操刀屠牛入仕周朝，百里奚曾多次被转卖为奴，管仲曾被捆绑拘捕过，孔子长年周游列国，家中的烟灶也没熏黑过，墨子四处奔走，炕席都从没坐暖过。这些说明，圣人们不怕山高河宽，甘愿吃苦蒙受耻辱来谋得君王的信用，他们并不是为了贪图利禄、羡慕地位，而是一心想要为民谋利、为民除害。曾听说过古书上这样说：“神农憔悴，尧帝清瘦，舜帝脏黑，而禹王手足长茧。”由此看来，圣人君王为百姓忧虑劳累也实在厉害。所以从天子帝王到平民百姓，想不动手不抬脚，不费心思不用思虑就能将事情办好，欲望得到满足，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依着西高东低的地势，所以江河流水也都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但这必须要经过人对江河的治理疏导，才能使水顺着河道向东奔流；禾苗庄稼在春季生长发育，但必须要人加以耕耘管理，到秋天五谷才能丰收。假若听任水自流，待苗自长，那么鲧和禹的功绩也就无从建立，后稷的智慧也就无用。所以我所说的“无为”是指个人的意志思想不能掺杂到普遍真理之中，个人的嗜欲不能影响干扰正确规律之中，人要遵循事理来做事，根据实际情况来成就事业，权衡依顺自然之势，而巧伪奸诈不得参与其中，事情成功了不夸耀，功业树立了不占为己有；并不是说感触你也毫无反应，有压力也无动于衷。而那种用火去烘烤井水，将淮河水引上山岗浇灌，这些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违背的是自然规律，所以这也被称之为人为做作。而像在水中乘船，在沙地行走用鸠车，在沼泽地行走用秄，在山地行走用蔂，夏天疏通沟渠，冬天开挖池塘，顺高地造田，在低洼处开掘河塘，这些做法就不是我所指的人为做作。

     圣人处事，具体行为虽不同，但都合于事理，他们所采取的路数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结果都相同；他们挽存危亡安定倾覆的目的是一致的，心里总是不忘记为人谋利。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过去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很哀伤，就从鲁国出发赶路十天十夜，脚上打起一层层的老茧也不肯休息，撕下衣衫布包裹一下又向前赶路，到达楚都郢城，马上拜会楚王，说：“我听说大王您要兴兵攻打宋国，您是估计一定能攻占宋国后才决定攻打的呢？还是要使民众劳苦、损兵折将、蒙受被天下指责为不义的名声、却得不到尺寸之地，仍还进攻的呢？”楚王说：“如果必定占领不了宋国，又要蒙受不义之名声，我为什么还要进攻呢？”墨子说：“我看您大王一定是既得不到宋国又必定是名誉受损的。”楚王又说：“公输现在是天下有名的工匠，由他来制造云梯这种器械来攻宋城，为什么不能取胜？”墨子回答说：“请让公输假设来攻城，我来防守，演习一下。”于是公输般摆开器械来攻城，墨子也摆出守城的阵式和装备，公输般连攻九次城，被墨子打退九次，始终攻不进城内。这样使得楚王只得息兵，停止对宋的进攻。段干木辞退官职隐居在家，魏文侯乘车经过段干木居住的里巷门外时总要起身扶轼表示敬意。文侯的仆人就问了：“我们每次经过这个地方，大王您为什么要这样起立扶轼表示敬意？”魏文侯回答说：“因为段干木居住在这里，所以我要起立扶轼表示敬意。”仆人说：“段干木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大王您这样表示敬意，不是有些过分了吗？”魏文侯回答说：“段干木不追求权势名利，胸怀君子之道，却隐居在这鄙陋的巷子里，而他的名声又传遍天下，我怎么敢不起立扶轼表示敬意呢？段干木因拥有高尚德行而扬名，我却靠君王的权势而荣耀；段干木富于正义，我却富于财物。但地位权势比不上高尚品德，财物也比不上正义。现在让段干木拿德行道义来换我的权势财物，他是不愿意的。我都每次闷闷不乐对着自己的影子而忧思惭愧，你怎么能轻视他呢？”后来，秦国打算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庾劝告秦王说：“段干木是位有名的贤人，魏文侯以礼对待他，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诸侯也没有不听说的，现在我们发动军队去攻打魏国，岂不是妨害了道义？”于是秦王只得息兵，停止攻打魏国。墨子疾行千里，为的是楚、宋两国安定；段干木闭门不出，也为的是安定秦、魏两国。他们一个是千里奔走、一个是隐居不出，表现出的行为路数各异而目的相同，即保存国家，这就叫做殊途同归。现在人们去救火，提水往失火地点赶去，有的人用瓮，有的用瓴，有的用盆，有的用盂，其工具的形状也各异，或圆、或方、或尖、或椭，提水的数量也不一样，但赶着去灭火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秦、楚、燕、魏四地的歌曲音调不同，但都令人快乐；九夷八狄各族人的哭喊，声音不同，但表达的悲哀却相同。这唱歌表达欢乐，哭泣反映悲伤，这都是内心世界积郁着的感情的外在流露，也一定有什么东西触发了他们。而圣人内心日夜思念着为民谋利，故他的恩泽遍及也必定功效很大。

     世俗日益颓废衰败，非议学习的人也很多，他们认为“人生性各有长短，就像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一样，这都是自然生成的，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但我倒不是这样认为的。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就像人是人、马是马，筋骨形体都是天生的，确实无法改变。但以此论证事物不能改变就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当马还是马驹未加调教之时，它是扬蹄蹦跳，翘起尾巴奔跑，人不能控制它，它用牙咬人足以咬烂人的肌肉、骨头，用蹄踢人足以踢破人的头颅、胸膛。但等到养马人驯服它后，优秀御手调教驾御它后，给它套上轭头、系上缰绳后，那么就是让它经历险境、跨越壕沟，它都无法躲避。所以它作为马的形状是无法变成其他牲畜；但经过驾御、调教，那就可以改变它的野性。这无意识的马尚且能通过人意志的贯彻，经过调教而改变它的野性，使之驯服有用，更何况有意识的人呢？再说那天生正直、本性善良、发愤而成就仁德、慷慨而成全正义、天性令人喜悦，不必学习便可和道相合，这样的人也只是尧舜、文王少数几位；而那些沉湎于荒淫之中、无法用道德来教化、不可以德仁来晓喻、严父都不能使他正派、良师都不能使他感化，这样的人也只是丹朱、商均少数几个。肤色细腻、牙齿洁白、体态柔美、骨架均称、不施粉脂就能让姿态容貌迷人的，也只有西施和阳文。而缺牙斜眼歪嘴、鸡胸驼背，即使用白粉扑面、黛青画眉也不能变美的，也只有嫫母和仳倠。而大部分的人是上不及尧舜那样圣明崇高，下也不至于像商均那样卑鄙不屑，漂亮也比不上西施，说丑也不至于像嫫母，这些芸芸众生都是能教化开导的，训导美化的。而且，虽然有儿子杀父亲的逆子存在，但天下的父母并不因此疏远自己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杀父亲的还只是少数，大多数子女还是敬爱父母的。同样，儒生中也有邪僻之人，但先王之道却始终不曾废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躬行先王之道的人还是多数。现在如果因为学习者有过错而就此非议求学之人，这就好像一次被饭噎住便永远拒绝进食，一次绊倒摔疼就一辈子不走路那样，这是糊涂的表现。

     现在对良马，不需马鞭、马刺，它也能行走；而对弩马，你即使用两副马刺它也不前进。如果因为这样而不用马鞭、马刺来驾御所有的马匹，那就愚蠢了。那懦夫手持利剑，砍也砍不断、刺也刺不深；而等到勇士上阵，只需捋袖挥拳一击，便会将对手打得肋骨折断、身体受伤，因此就抛弃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而空手搏斗，那就荒唐了。所谓这些说法，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性的。现在如果不是说到天上，就是说到地下，这就叫走极端的偏激之言，这样论述问题，哪里还能做到公正公平？亭历是冬天生长，但人们都说植物冬天枯死，这是因为冬天枯死的植物多；荠麦是夏天枯死，但人们都说植物夏天生长，这是因为夏天生长的植物多。长江、黄河曲曲弯弯，有时向南有时向北，但人们总还是说长江、黄河向东流；摄提（岁星）、镇星（土星）、日、月向东行，但人们总说它们向西移：这是根据大概的情况而说的。胡人中也有聪明灵巧的，但人们总说胡人横蛮不讲理；越人中也有愚钝的，但人们总说越人灵敏轻巧：这是就大多数而言的。再说，尧眉间呈八种色彩，九窍畅达而公正无私，只需说一句话就能使万民齐心；舜眼中有两瞳仁，因而有特异的眼力和判断力，所以做事有法度，出口成章；禹的耳朵有三个孔道，因而他无所不通，所以能兴水利除水灾，疏通黄河，引导长江；文王生有四乳，这是仁爱的表现，所以天下归顺他，百姓亲附他；皋陶生着马嘴，这是诚实的象征，所以他判案决断清楚公正，明察人间真情；启从母亲所化的石头中生出，契从鸟蛋中产生，苍颉生下来就能写字，羿左臂修长而善于射箭。像这九位贤人，隔千年才出现一个，但人们还是希望他们能一个接一个地降生出现。现在有不少人既无“五圣”那样的天赋，又无“四俊”那样的才能，却想放弃学习而只靠本性天赋，这就好像丢弃船只靠踩水渡江渡河一样。那纯钩、鱼肠宝剑刚出模子的时候，砍东西都砍不断、刺东西也刺不进；但等到在磨刀石上磨过之后，宝剑的锋刃就锐利了，可以下水砍断龙舟，上岸刺死犀牛。明镜刚从模子里出来的时候，也朦朦胧胧照不出容貌身影来；但等到用玄锡拭擦，白毡磨亮后，人的鬓发、眉毛、毫发都能照得清清楚楚了。那学习，也正是人的细磨石和玄锡，然而有人却说学习无用，这种说法的根据是错误的。

     聪明人的短处，就不如蠢人的长处；贤人的不足，就不如众人的有余。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炼，刻型雕镂技法，错综的纹理，精巧的文饰，别具匠心，其中的微妙就是尧舜这样的圣人都望尘莫及。蔡地的少女、卫地的姑娘，编织红色绶带，相杂奇异的色彩，隐抑的墨黑底色，突显着红色花纹，这种手工艺，就是禹汤的智慧也比不上。苍天覆盖着、大地承载着，包含在天地四方之内、寄托于时空之中，由阴阳两气化生出的各种动物，都含有血气精华。它们有的长着利齿，有的长着犄角，有的长着前爪和后趾，有的振翅飞翔，凶猛搏击，有的用足行走，有的蠕动爬行。它们高兴时就结聚在一起，恼怒时又互相撕咬争斗；它们看到有利就趋就，遇到灾害就躲避。这些情况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好恶，但它们的求生本能、趋利避害的特点则与人类没什么两样。然而，尽管它们爪牙锋利，筋骨强健，但仍然不免被人类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知识不能沟通，它们的力量不团结，各自只具备着那些自然形成的本能而无法再接受后天、外界所给予的东西（如教育学习），所以在与其他生物体（如人）较量、竞争时常常是力气用尽而导致败亡。大雁是顺着风向飞行以爱惜自己的体力，衔着芦苇飞翔来防备带有丝绳的飞箭的袭击；蚂蚁知道打洞堆成土堆，獾貉会挖掘曲折的洞穴，虎豹知道栖身在茂密的丛林中，野猪的窝内有草垫着，用树枝掩遮着；它们的洞穴一处挨着一处，就像人的房屋鳞次栉比；它们用这些洞穴来阴天避雨、晴天蔽日：这就是鸟兽们的智慧，以求得符合它们生存的利益。现在如果让一个人生在偏僻落后的边远地区，又长在穷困破烂的人家，成年了没见过兄长，儿少时就失去父母，也从没见过礼节，更没听过有什么先贤古事，独自困守在破烂的小屋里足不出户，这样即使他天性并不愚笨，但他所知道的事情必少得可怜。过去苍颉发明文字、容成制定历法、胡曹创制衣服、后稷耕种庄稼、仪狄首创酿酒、奚仲发明车子。这六个人都有各自神奇的本领，又有圣明聪慧的事迹，所以每人都有一项创造发明留传后世；但他们不能做到一人就兼有六项发明，只是因为他们只是各发挥自己的才智，重视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并竭力想完成他们各自的目标，这样就终于成功了，也为天下人带来了生活便利。现在如果让他们六位发明家换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那么他们的专长和聪明才智就无法显示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物类太多，一个人的智力无法覆盖、驾御一切。周王朝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是很多人都在学习研究他们开创的行业；当代的人，没有一人具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人们都懂得六位贤才的技艺和方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通过教导学习训练代代相传，使得六位贤才的知识技能能流传下去、传播开来。由此看来，学习是不能停止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那些盲人，眼睛不能分别白天黑夜，不能辨别白色黑色，但是盲乐师弹琴拨弦，有时并弦双弹，有时上下移手，有时一张一弛，有时抹拂挥拨，动作飞快，指法纯熟，不会弹错一弦；如果换上从未弹奏过琴瑟的人，即使有离朱那样的好眼力，有攫掇那样的灵敏双手，面对琴瑟也不知怎样摆弄手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期的练习使音乐师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弓靠檠矫正以后才得以协调，剑靠磨石磨砺以后才锋利无比。坚硬无比的玉，可以被雕镂成各种动物，有头有尾，形态逼真，靠的就是?诸的作用；笔直的木头被弯曲成车轮，其圆曲弯度又符合圆规的要求，靠的就是?括的作用。诸如像唐碧?力之类的硬石都可以刻镂制作成有用的器物，又何况人的思想呢？况且人的思想精神纤微而畅和，能够迅速变化，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就像云腾风行一样，你想怎样运用就能怎样运用。而君子又能够精益求精不断磨炼拭擦自己的心境，砥砺自己的才干，使精神修养到与道相通的境界，以便观览万物，贯通事物的壅塞处，看清弄明白事物的发展线索，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空，逍遥遨游于尘世之外，超然脱俗地离世独立：这就是圣人精神活动的境界。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和境界，那么还可以做到安闲幽处，宁静思虑，鼓琴读书，追思观察上古先王之道；与贤才为友，研讨论辩，每天以此为自娱；探索人间世事，分辨曲直是非，衡量得失，以此来观察祸福的由来变化；设立仪表法度，作为效法的原则，穷究“道”之本末，推究事物的实情，确立正确观念、废除错误观点，让后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死后留下功业，活着有荣耀的名声。像这样的学习修养境界，一般人都能做到的。然而就是这种境界也没人能做到，这是因为这些人偷懒松懈、不学荒废的缘故。贫瘠地区的人大多有心计，这是因为长期的辛劳却又难以脱贫造成的；肥沃地区的人大多不成才，这是因为太安逸而不发奋的缘故。由此可见，聪明人无所作为，倒不如笨人勤奋好学。从君王、公卿到普通百姓，不自强不息而能事业有成的事情，这在天底下还没发生过。《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所以君子有志于正道，趋访明师；激励气节以使高尚，脱去世间的俗气。怎么能说明这点呢？从前鲁国的南荣畴为圣人之道偏偏在自己身上衰亡而感到羞耻，于是不顾霜露的沾湿，穿着草鞋奔跑，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行走千里，脚上磨出厚厚的老茧也不敢休息，到南方拜见老子，接受老子的一句教诲，精神豁然开朗，茅塞顿开，高兴得如同饿汉得到猪羊牛美食一样。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光辉照明四海，名誉流传后世，豁达得能容下天地，锐利得能明察秋毫；称颂他的美言，世代传扬。这就叫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吴王阖闾和楚昭王在柏举开战，楚国的一个叫大心的莫敖官，按着他的御手的手说：“今天我们抗御强敌，冒着利剑和箭石的袭击，奋勇作战乃至牺牲生命，终究会取得胜利的，能让人民太平、国家保全，我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吧？！”说完就命令驾御手驾车冲入敌阵，不打算生还，最终被敌军剖了腹砍了头，就这样义无反顾地为国壮烈牺牲。申包胥看到大心这样子，心想：如果像大心这样竭尽力气冲入敌阵，就是杀得敌军伏尸血流，也不过只起到一个士卒的作用；不如屈辱身份，言辞卑恭，向诸侯求救。于是就身背干粮，赤脚上路，登上陡峭的山峰，趟过深溪，泅渡湍急的河流，越过津关，翻越蒙笼山，又在沙石滩里艰难行走，走得从脚掌到膝盖都磨起厚厚的老茧，七天七夜赶到秦国朝廷。他在朝廷外不吃不睡，独自站着，昼夜不停地啼哭，弄得脸色昏黑，泪水纵横，终于见到秦王，对秦哀公说：“吴王像凶残贪婪的野猪和长蛇，正在慢慢地吞食中原各国，他的暴虐计划从楚国开始实施。我国的国君已经丢失了都城社稷，在野外避祸。老百姓们流离失所，男女老少都不能安居乐业了。楚王特派我来向大王告急。”秦哀公于是出兵车一千辆，步兵七万，交子虎率领，越过关塞向东进发，在浊水之北攻打吴军，果然大败吴军，保存了楚国。申包胥的功绩被保存在庙堂之内、记载于楚国大法之中。这就是叫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

     身高七尺的人，心里知道忧愁劳苦，肌肤又能感知冷暖疼痛，在这点上，人的性情大致相同。而圣人知道时机难得，事业可以追求，所以他们身心劳累，诚惶诚恐，不避烦难，不惧危险。听说子发率兵作战，前进如同离弦之箭，聚集如同雷鸣闪电，分散如同清风飘雨；圆阵中规，方阵中矩；破敌攻阵，没人能抵挡得了。野战必胜，攻城必克。他并不是轻身而乐死，而是前面有事业在召唤他，于是也就将利害生死抛于脑后，所以他树立起来的威名也就不易废弃。这就是自强不息而终于成功的表现。因此，耕田者不勉力，谷仓就不会盈满；官吏不勤奋，思想就不会专一；将相不图强，功业就不会成功；侯王如懈怠，死后就不会有好名声。《诗经》就这么说：“我驾上青黑骏马，六根缰绳柔软如丝，不停地奔跑驰骋，忠诚地讨教良谋。”这说的是人有所追求。

     精通事物的人，是不能用诡怪来惊吓他的；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能用奇异来惊动他的；明察言辩的人是不能用虚名来迷惑他的；审察物形的人，是不能用假象蒙骗他的。世俗之人，大多是崇古而贱今的，所以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的人，一定要假托神农、黄帝的名义然后才能让人们乐意接受他们的学说主张。乱世的昏庸君主，总要将自己所有一切的由来粉饰得高深莫测，以此来抬高自己；而求学者被他们的观点所迷惑蒙蔽，尊崇他们听到的传闻，便聚在一起正襟危坐地称道着，挺直颈脖诵读着。这就说明这些人分辨是非的界限不明确。没有了规矩，即使是奚仲也无法凭他的技艺来确定方圆；没有了准绳，即使是鲁般也无法凭他的技术来确定曲直。所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拉断琴弦、砸破琴瑟，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欣赏他的琴技乐曲了；惠施死后，庄子就停止了辩论，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同庄子谈论了。项托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孔子则也有听项托说话的气度。假如项托这样年龄的少年，向乡里的长者发表议论，那恐怕他躲避长者的拐杖敲打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说明发表自己的主张？过去，墨家信徒谢子会见秦惠王，秦惠王听了谢子的话后很高兴，他去征求唐姑梁的意见，唐姑梁说：“谢子，这人是山东地区有名的巧辩之士，他有意以诡辩学说来讨好太子。”秦惠王信以为真，便心怀怒气等着改日见谢子。第二天，秦惠王和谢子又见面了，但就是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谢子前后两次说话的内容一样，秦惠王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说明秦惠王听话的前后心态不一样了。弹琴的人把徵音变成了羽音，这不是琴弦的过错；品味的人将甜味当成苦味，这不是味道的过错。楚国有个人煮了猴肉请邻居来吃肉，邻居家都以为是狗肉，吃得都十分香美；后来听说是猴肉，就纷纷蹲在地上呕吐起来，把吃进的猴肉都吐了出来：这说明这些人根本不知狗肉和猴肉的味道之区别。邯郸有个乐师创作了一首新歌，假托是李奇创作的，人们也就纷纷跟着学唱，后来了解下来不是李奇创作的，也就不再去唱了：这说明这些人根本是不懂音乐的。有位鄙陋之人得到一块玉璞，喜欢它的形状，以为是宝贝将它收藏起来；后来又拿给别人看，别人以为是块普通石块，于是这位鄙陋之人就将这块玉璞扔了：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玉与石的差别。所以心中有是非标准，就会尊重实情，将古今看成一样的实情来辨别；心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就会只把来历久远的东西当宝贝。这就是卞和在荆山下为人们不识美玉而啼哭出血的缘故。

     现在有一种磨去棱边花纹、卷曲了锋刃的宝剑，如果有人声称此剑曾是楚顷襄王佩带过的古剑，那么社会上尊贵人士也必定拿着佩带；现在有一种琴声走调、琴身歪斜破损的琴，如果有人声称此琴曾是楚庄王弹奏过的古琴，那么社会上富贵人家的妻妾就会争着弹奏。苗山出产的羊头刀矛，虽能在水中砍断龙舟、在陆地能刺穿犀皮铠甲，但就是没人佩带它；山中桐木制成的琴瑟、山涧梓木做成的琴身，虽然音色雅正优美，音调清脆和谐，但师堂、伯牙这样的名乐师就是不愿弹奏。通达事理的圣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佩带宝剑只期望它锋利，而不期望它是墨阳、莫邪那样的名剑；他们骑马只期望它日行千里，而不期望它是骅骝、绿耳那样的名马；他们弹琴只期望琴声雅正和谐，而不期望它是滥胁、号钟那样的古琴；他们诵读《诗》《书》只在于能通晓事理、明白道理，而不一定非选《洪范》《商颂》这样的古籍。圣人对是非的分辨就像眼睛对黑白的分辨，耳朵对清浊音的分辨一样。众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心中没有任何主见而盲目接受，就好比没有见过父亲的遗腹子给父亲上坟，只是按照礼节哭祭父亲，内心世界却不会产生对父亲的哀悼。所以孪生兄弟长相一样，也只有当母亲的才能分清；同样，玉和石头，也只有优秀的工匠才能鉴别；书传这样的典籍，也只有圣人能够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现今如果拿当代圣贤的著述，托名是孔、墨的经典，那么那些读书不多的弟子们就会恭恭敬敬地去学习和接受。所以，美女并非一定要像西施一类的，通达之士也并非一定要像孔、墨之类的。只要能明白事理、通晓事物，因而能著述阐明自己的思想体会，以能启发世人的智慧即可；如果能得到头脑清楚明白的士人，心中有高明透彻的见解，能观照各种事物，不以古今的差异来改变自己的主见，并能将书中的宗旨思想阐述清楚明白以指示他人，那么即使死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从前晋平公命令乐官铸造一口乐钟，钟铸成以后拿给师旷鉴定。师旷鉴定后说：“这钟音不调和。”晋平公说：“我拿给乐师们看过，他们都说钟音协调，你却认为不调和，这是为什么？”师旷回答道：“如果将来真的无人懂音律乐理，这钟是否音调协和也就会被放在一边，但如果将来有人懂音律乐理，那么也就一定能鉴别出这钟音是不调和的。”所以师旷希望要把这钟音调好，这是因为他认为后世一定有人懂音律乐理的。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和我德行相同，春秋五霸和我智力相等，他们偏偏享有名实相符的“圣智”声誉，而我却在乡里穷巷中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专心致志修炼学习树立情操气节，而我们这些人是放荡散漫、悠惚蹉跎。

     现在如果让毛嫱、西施这样的天下美女嘴里衔着腐鼠、身上蒙着刺猬皮、穿上豹皮衣、腰间缠着长长一条死蛇，那么就是那些身穿普通衣服的平民百姓路过她们身边时，也不会对她们正视一眼却掩鼻而过。现在试让她们洒上香油、容姿妩媚、戴上发簪耳环、穿着精致的丝织衣裳、披着齐地生产的细绢、面敷脂粉、眉涂青黛、佩戴玉环、步态轻盈、佩持香草、眼传秋波、抿然一笑、目光流转、张口欲笑、皓齿微露、酒窝颤动，这时即使是些庄重严傲的王公大人，也无不花心萌动，被她们的姿色所惊喜。而如今那些才智一般的人，却又蒙受愚惑之智和玷污不良品行，不学习本业和钻研道术，这怎么能够没有令人掉头捂鼻的丑态呢！

     现在那些踩着鼓点的跳舞者，身体旋转如同轮环，弯绕磨地，盘旋柔美，动作随曲转而变化，轻盈美丽如同仙女下凡；身段像飘风中的秋药那样纤弱、乌黑的长发像旌旗在风中卷曲和舒展，舞步疾速如同惊飞的仙鹤。那些表演爬竿技艺的杂技高手，有人在下举着梧桐礗树的木竿，其他人跃攀上木竿，在弯曲的支竿上表演。有时像猿猴那样腾空纵跃到另一支竿，有时像蛟龙那样屈伸自如，有时像飞燕那样飞落枝头；杂技高手手持大木条，盘旋起舞，像飞龙腾云驾雾，似飞鸟集积树林；搏击抓取，极尽变化，疾速跳跃，眼花缭绕。这时观众无不为他提心吊胆，心惊脚软，他们却慢慢下来，面带微笑，更换衣服再表演擢舞。这些跳舞者并不是天生有着柔软身段，这些杂技者也不是生来就身手轻捷矫健，而是经过长期训练积累慢慢纯熟才达到这种出神入化的程度的。这就像树木的生长，每天是看不出它增高长大的，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它长高变粗了。磨石能磨砺坚硬的金属物，但看不出磨石自身的磨损，但时间一长则发现磨石变薄了。藜和礚的生长，每天能看到它像虫那样在蠕动，长高，但长得如此快的藜和礚却不能用来做栋梁；而那些楩木、楠木、豫章，需要七年时间才能发现它们长高粗大了，但就是这些长得如此慢的楩楠豫章却能用来做棺材和舟船。所以有些事情容易成功却不易出名成名，而有些事情难以成功但却可出大名立大业，这对人来说也是这样。君子修养美德和才干，虽然眼前不能一时收益见效，但时间一长，幸福也必将会到来。所以《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养了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会会魏、韩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个协议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他就非得挨个地来收拾你们两家。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是进入到我的耳中，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二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并约定其他事项。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回报。到了约定的日期，趁着黑暗，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一片慌乱，连忙堵水。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军队从正面出击，将智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杀死，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凯旋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战胜敌人，挽救国家，也比不上施行忠义来得高贵。所以《老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有时候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时候有功绩却引来责罚。西门豹治理邺县时，粮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钱库里没有储备的钱币，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官府里没有总计收入的账簿。这样就有人多次在文侯面前议论过西门豹的这些过失。于是魏文侯就亲临邺县检查工作，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魏文侯于是召见西门豹说：“翟璜推荐你来治理邺县，你却将这里治理得如此混乱。你能说清这些事的原由也就算了，否则就要严加追究。”西门豹解释说：“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君王使人民富足；实施霸道的君王使士富足；只有亡国之君才使各种府库充足。如今你魏文侯是要实施王霸之道，所以为臣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你如果不信的话，让我登上城楼击鼓，这时铠甲兵器和粮食就会马上齐备。”于是西门豹登上城楼开始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只见百姓纷纷披挂铠甲，带着弓箭，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只见又有许多百姓背着或用车装着粮食纷纷来到。看到这些后，魏文侯说：“行了，行了。”西门豹说：“我和百姓守约讲信用，这可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有一次欺骗他们，以后就别再想调动他们。燕国曾经侵犯我国，占据我国八座城市；现在让我指挥军民向北攻打燕国，收复失地。”于是西门豹率兵攻打燕国，收复了失地后返回邺城。这就是有罪过反而得到嘉奖的事例。还有，解扁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有一次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上级嘉奖解扁。而魏文侯却质疑说：“我的国土没有增扩，人口也没增多，为何解扁的地方财政却增加三倍？”主管官员解释说：“解扁在当地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起来，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所以这样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听了说：“百姓春天努力耕种，夏天勉力耘耕锄草，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只有冬天才有空闲，现在要他们冬天伐木积贮树木，又驾车运到河边，这样一来，百姓哪有时间休生养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就是收入增加三倍，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有功绩却反而引招责备的事例。

     贤明的君主不苟且获得，忠诚的臣子不苟且得利。怎么说明这点呢？中行穆伯进攻鼓地，一时攻不下。这时?闻伦说：“鼓地方上的啬夫，我认识他。我有办法不劳顿我们的军队就能把鼓这个地方弄到手。”穆伯没有理会?闻伦说的话。穆伯身边的人就说了：“按?闻伦说来我们可以不断一戟、不伤一卒就可以将鼓地拿到手，你为什么不派?闻伦去做这件事呢？”穆伯说：“?闻伦是个奸邪不仁的小人。如果派他去完全这件任务，夺得鼓地，到时我能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也就等于是奖赏奸邪不仁小人，让这种奸邪小人得志，也就会使整个晋国的人都会舍弃仁义而追求奸佞。这样即使得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攻夺城池，本想是扩展领土，但有时本可轻易获得的土地却不去获得，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已看清了事物的本源而推知它发展的后果了。

     秦穆公派遣孟盟率军去偷袭郑国。孟盟率领部队通过东周国境后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和蹇他商议：“秦国军队行军数千里，疾速穿过其他诸侯国境，看他们那副架势，一定是来袭击我们郑国的。凡是偷袭别国的，都是以为对方没有防备的。现在如果我们有个办法让秦军知道郑国已有防备，他们就一定不敢前来袭击我国了。”于是弦高就假托郑穆公的命令拿出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三位将领商量说：“凡是偷袭别国的，总以为别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现在郑国派人来慰劳我军，这说明对方已经知道我军的意图，他们的防备一定很严密，我们继续执行原军事行动，看来难以成功。”于是秦军就只好往回撤。而晋国的先轸又率军在途中伏击他们，在崤山大败秦军。郑国的国君郑伯认为弦高保全国家有功，就要奖赏弦高。弦高却推辞说：“我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奖赏，那么郑国原本的信义原则就要受到败坏。一个国家的治理无信义原则，就会败坏整个风气习俗。那么，为了奖赏我一人而败坏整个国家的风气习俗，一个稍有仁德良知的人是不肯这样做的；用欺诈行为换取奖赏，一个稍讲道义的人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弦高在推辞了奖赏后就带着他的宗族迁徙到东夷地区安家，以后终身都没有回到过郑国。所以，讲仁德的人是不会为满足私欲而去伤害天性的，聪明的人是不会因贪利而去损害道义的。圣人深谋远虑，蠢货目光短浅。

     忠诚的臣子是竭力促成君王品行高尚，而谄佞的臣子是致力于拓展君王的领土。怎么说明这点呢？陈国的夏征舒杀害了他的国君陈灵公，犯下了弑君之罪，楚庄王于是发兵讨伐，陈国人也听从楚军的命令，协助楚庄王讨贼。庄王讨伐有罪之人以后，留下一支部队驻扎在陈国，楚国的大夫们都纷纷来向庄王庆贺，并称赞这一措施。当时申叔时正出使到齐国去，等他回国以后却没有向庄王庆贺和表示赞同在陈国驻军的做法。这时楚庄王就问申叔时：“陈国叛臣大逆不道，我发动大军讨伐他们，平息了暴乱，惩处了罪人，群臣都来庆贺和表示赞许，唯独你不庆贺也不赞许，什么道理？”申叔时说：“有人牵牛踩踏了别人家的田，那田的主人杀了牛主又抢走了他的牛。牵牛人的罪过是明显的，但是既杀牛主又抢走他的牛，这样的惩处也显得太过分了。今天君王你认为陈国弑君者大逆不道，发兵征讨，诛杀了罪臣，但却还派兵驻扎在陈国不走，这样使其他诸侯们认为你君王发兵征讨的目的不在诛杀罪臣，而是在贪图人家的国家，我听说君子是不抛弃道义来谋取利益的。”楚庄王一听，感到有道理，说：“你讲得好。”于是便从陈国撤走部队，并立了陈国国君的后代为新的国君。诸侯们知道这件事后，都来朝拜楚国楚庄王。这就是忠诚的臣子是竭力促成君王品行高尚。张武替智伯出主意，说：“晋国的六大将军中，中行文子最弱小，而且他们内部又离心离德、上下一团结，现在正好可以讨伐他们来扩展我们的领地。”智伯于是听从张武的计谋发兵攻打了范氏、中行氏，并将他们消灭。之后，张武又唆使智伯向魏、韩、赵三家索要土地。韩家和魏家息事宁人就割让了土地，而赵家不肯割让。智伯于是胁迫韩、魏两家一起攻打赵家，并包围晋阳达三年之久。后来赵、魏、韩三家暗中联合，秘密商议，一同用计进攻智伯，最终消灭智伯家族。这就是那些臣子致力于扩展君王的领土。竭力促成君王的品德高尚，君王终于称霸天下；致力于扩展君王的领土，最终使君王被人家消灭。所以，就是是千辆兵车的诸侯小国，但只要实行德政就能称王天下，像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但反过来，即使是万辆兵车的大国，如果喜欢扩展领地，最终还是导致灭亡，像智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不要去主动认揽，不该自己获得的名声就不要去接受。无故而获得名声，这种名声还是不要的好；无功而获得富贵，这种富贵不占有为好。追求人之虚名，虚名难留；揽搭他人的事，这事难成功；没有功劳却得大利，终将会被大利所累成祸害。这就好比攀上树的高处眺望四方，虽然一时心旷神怡，可是大风骤起，就不能不惊慌害怕。一旦到了祸患殃及自身后再后悔，那么即使驾上六匹骏马也难以追回。所以忠臣事奉君王，要算准自己有多少功劳后才接受相应的奖赏，不能苟且贪得多占；衡量自己有多少才能再接受官职，不能贪图爵位利禄。自己能胜任的事，接受下来就不必推辞；自己不能胜任的事，给了你你也不必沾沾自喜。推辞自己能胜任的事就有些假客气，不能算坦诚正直；勉强做自己做不了的事就会把事情搞乱；推辞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接受自己能胜任的事就很得体，也就不会出现损毁坏事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事。以前智伯骄横，攻打范氏、中行氏；得手以后又要韩、魏两家的土地。还认为不够，又发动攻打赵家。而一旦魏、韩反戈一击，三家联手，智伯的军队就打不过韩、魏、赵三家，最终兵败晋阳，智伯自己死在高梁东面，他的头颅也被做成尿壶，他所把持的晋国也被瓜分，这样的下场一直被天下人耻笑。这所有一切都是在于贪心不足造成的祸害！所以《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危险，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赞誉人家却恰恰足以败坏他，有时候诋毁人家却反而成全了他。这话怎么说呢？费无忌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它靠近诸夏各国；楚国之所以不能与晋国争霸，是因为我们楚国处在稍偏远的南方。君王如果想要诸侯服从归顺自己，不如扩建城父城，派太子建驻守在那里，以便使北方诸侯能归服楚国。君王自己则亲自收服治理南方。这样就可以称霸天下。”平王听了很高兴，于是派太子建驻守城父城，并命令伍子奢担任太子建的师傅。过了一年，伍子奢派人到平王游说，说太子建非常仁慈，又非常勇武，深得民心。平王听了这些话后就将这些赞誉太子建的话告诉了费无忌。费无忌说：“臣对此早有所闻。太子建在城父，对内安抚百姓，对外结交诸侯，齐、晋两国又辅助他，这将会危害到楚国，而且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平王听了说：“太子建是我们的太子，他还要求什么呢？”费无忌说：“他一定是为秦女的事怨恨君王呢！”于是，楚平王一怒之下就将太子建杀了，还杀了伍子奢。这就是赞誉人家却反而祸害了他。那么，什么是诋毁人家却反而成全了他？唐子在齐威王面前说陈骈子的坏话，齐威王要杀陈骈子。陈骈子就带着他的亲属逃往薛地。孟尝君听说此事，就派人用车子迎接陈骈子一行人。陈骈子到后，孟尝君用肉食米饭奉养他，一天三顿美味佳肴。冬天给陈骈子穿皮衣，夏天给陈骈子穿葛麻。出门不是乘牛车就是骑良马。有一回孟尝君问陈骈子：“你生在齐国，长在齐国，你对齐国还思念吗？”陈骈子回答说：“我思念那位叫唐子的人。”孟尝君说：“那位唐子不就是讲你坏话的那个人？”陈骈子说：“是的。”孟尝君问道：“你为什么要思念这种人呢？”陈骈子回答道：“我在齐国的那阵子，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羹。冬天挨饿，夏天受热。自从唐子说我坏话以后，我投奔到你门下，吃的是细粮肉食，穿的是轻暖衣服，乘的是牛车良马。就凭这些，我就忘不掉这个唐子。”这就是诋毁别人却反而给别人带来好处。所以说诋毁和赞誉的话，千万得慎重，不能随便说的。

      有时候人贪生怕死反而丧命，有时候人视死如归反而得生；有时候人慢行反而是速达。怎么知道这样呢？鲁国有个人到齐国去为他父亲报仇，他将仇人杀死以后，剖腹挖心，然后坐下端正帽子，又站起更换了血衣，缓步走出仇家大门，登上马车以后让马夫慢慢驱赶马走，脸上的神色一点不变。马夫这时倒想将马赶得快些，他却按住马夫说：“我今日来为父亲报仇，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并不打算活着回去。现在父亲的仇已报了，哪用得着快走逃命？”而来追赶的人看到这种情景后说：“这是位有节操的士人，不能追杀。”于是散开包围，放那人离开。假使这报仇者换血衣时慌得顾不上束腰带，又来不及端正帽冠，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逃跑，一上车后又催马急驰，那么他恐怕走不了十步就被人抓住杀死了。现在他又是坐下端正帽子，站起身更换血衣，缓步走出仇家大门，上车后又让马慢行，脸上神色不变，诸如此类都被人家以为是一种自寻死路的行为，但这报仇者就是靠这些行为反而生存了下来。这就说明有时候缓慢徐行反而比快奔急驰还要快。奔跑，人们总以为是快的；步行，人们总以为是慢的。今天这报仇者却反而将人们认为迟慢的变成了快速的，这是因为他明白了自己的生与死。而懂得慢能变快、徐缓可以转化为疾速这个道理的人，也就离道不远了。所以黄帝丢失了玄珠，叫离朱、捷剟两人去寻找，他们没能找到，于是让善忘的忽恍去寻找，忽恍居然寻找到了。

     圣人谨小慎微，行为举动适合时宜。对于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百般豫备，重重戒防，这样灾祸就不会产生。对“福”不必想得过多，对祸要多加防备；同时受到霜打，有遮蔽的就不易受伤；愚钝的人有了防备，就和聪明人一样有同等功效。那小火把在刚刚点燃时的缥惚火星，只须用一根手指就能按熄；池塘堤坝的漏洞只有像老鼠洞那么大时，只须一块土块就可堵塞。但等到火势烧及孟诸泽、蔓延的范围有云梦泽那么大一片，洪水从九江决口、泛滥淹没整个荆州，那时即使调动全国所有军队也都无法扑灭堵塞。积累仁爱则带来福祉，积聚怨恨则酿成祸患，这就如同痈疽必然要溃烂，并污染很多地方一样。诸御鞅向齐简公报告：“陈成常和宰予，他们两人互相憎恨，积怨很深，我怕他们两人会作乱而殃及国家。君王你不如除掉他们其中一个。”简公不听。没过多久，陈成常果然在庭院里杀死宰予，并在朝廷上杀死齐简公。这就是不懂得谨慎处理小事而造成的祸害。鲁国的季氏和郈氏两家斗鸡，郈氏给鸡披上铠甲，而季氏则给鸡装上金属尖爪。季氏的鸡斗输了，季平子非常恼火，便乘机侵占了郈家的宅院，还修建了房屋、围墙。郈昭伯也怒气冲天，在鲁昭公面前攻击季平子：“祭祀襄公庙堂时，季氏只用两人舞，其余的都去为季氏祖庙起舞了。季氏大逆不道、目无君王的时间已很长了，如不杀季平子，以后一定会危及国家利益。”鲁昭公将郈昭伯的话告诉了子家驹。子家驹说：“季氏家族深得民众支持，而且季氏三兄弟又联合成一体，他们德高望重，实力强大，你君王又怎么对付得了？”鲁昭公不听，硬派郈昭伯率军去攻打季氏。仲孙氏和叔孙氏一起商量：“如果无季平子，我们两家不用多久就会灭亡。”于是兴兵去救助季平子。战争的结果是，郈昭公战败被杀死，鲁昭公也为之出逃到齐国去避难。这场灾难的起因开始于斗鸡之类的小事，祸事闹大以后，竟然会导致国家灭亡。蔡姬在船上摇晃嬉闹，使齐桓公受了惊吓，由此引起齐国侵攻楚国。陈成常和宰予结下怨仇，造成宰予被杀于朝廷中，齐简公也为此遭了殃。齐简公死后无继承者，陈氏取而代之，齐国从此不再为吕家所有了。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为鸡装上金属尖爪，引起郈昭伯发难，鲁昭公出逃。所以战争一旦发生，军队所到之处，到处是荆棘杂草、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祸患的苗子不及时扑灭，就会像火碰上干燥物、水遇上低湿处一样，蔓延扩散开来，以至不可收拾。痈疽虽然长在手指上，但它引起的疼痛却会遍及全身；蛀虫咬啮，会裂损毁坏房梁柱子；蚊虫牛虻的叮咬，会引起牛羊痛得乱蹦乱跑。所有这些都是说的这种道理：小害引起大害。

     人都竭力做到对祸患的防备和阻止，但却没有人懂得怎样使祸患从根本上不发生。使祸患从根本上不发生，要比制止祸患容易，可是没有人在这上面花工夫下力气，对这样的人就无法与他们谈论道术。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经过曹国，曹国君想看看重耳生的骈生肋骨，就有意让重耳裸露着上身下河去捉鱼。这时釐负羁劝说道：“公子重耳是位非常人物，跟随他的三位随从也都是有辅佐霸王的才能。如果今天对他们无礼，将来必定会给咱们曹国带来后患的。”曹国君不听劝告。后来重耳返回晋国取得了君位，果然对曹国发起了攻击，还灭亡了曹国。曹国君也身死于他人之手，曹国变为一片虚墟，而这灾祸正是由让重耳袒露骈生肋骨下水捉鱼引起。齐、楚两大国想救曹国，也救不了它。但反过来说，当初如果听了釐负羁的劝告，这曹国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灾祸发生。现在是不致力于使祸患不发生，而是等到祸患发生了再去挽救，这样你再有圣明的智慧，也是无计可施的。这祸患的由来，遍及四面八方，防不胜防。所以圣明的人常常是以深居简出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事，以免取辱，静心安适以等待时机。而小人不知道祸福产生的由来，常常是轻举妄动自投罗网，有时尽管千方百计加以防范，但又怎能保全得了自身？这就好像失了火再去开凿池塘取水，穿着皮衣摇扇取凉一样。况且，池塘堤坝有一万只洞，你塞着其中一个，鱼还有其他洞好逃生。房屋有一百处门，你关闭其中一扇，盗贼还是有其他门洞好进来。大墙的倒塌往往起因于一条小小的裂缝；剑的折断常常是因为它本身已有缺损处了。所以圣人能及早预见预防祸患的由来，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楚国的太宰子朱侍候令尹子国用餐，令尹子国尝了一口羹汤后感到汤太烫，就拿杯子里的汤水往子朱浇去。第二天，太宰子朱便辞去了太宰的职务，回家去了。他的仆人就问：“楚国太宰的职务不易谋得，你为何辞官离去？”子朱解释说：“令尹子国的行为轻浮，傲慢无礼，他要想侮辱人是非常容易的。”第二年，子国果然找岔制服了郎尹，还打了郎尹三百大板。所以说，明察事理的人总是预先避免着，并善于从事情的细微不好的苗子中预料到事物发展的结果。那鸿鹄还没从卵中孵化出来的时候，只须用一根手指头一戳，它就溃破而变得无影无踪了。但等到它筋骨生成，羽毛翅膀丰满，它就会振动翅翼，挥动羽毛，飞上浮云，背负青天，胸贴着红霞，翱翔在无边无际的天空，徜徉在彩虹之间，这时虽有强弩利箭，细缴长丝，再加上有蒲且子这样的神射手，也对付不了它。长江发源于岷山时，人可以提着衣裳涉水淌过。但等到它奔流到洞庭湖、流向石头城、经过丹徒镇时，就形成了波涛汹涌之势，这时你乘船航行一天也不能渡过。所以圣人总是在事物尚未形成之时便关注留意它，而不是等到事物已形成危害之势时才去留心注意它，所以这祸患往往难以伤及他。

     有人问孔子：“颜回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仁慈的人。我不如他。”有人又问：“子贡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善于辞令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那位客人就说了：“他们三个人都比你行，可是都成为你的学生，听你教诲，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但我孔丘是既能仁慈又能下决断的，既善于辩说又有时显得嘴笨，既勇敢又胆怯的。拿他们三个人的长处换我这种处世之道，我还不情愿呢。”孔子懂得该怎样来运用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秦牛缺路过一座山，遇到了一群强盗，强盗抢走了他的车马，解开他的口袋和竹箱，还夺走了他的衣被。强盗们离去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秦牛缺，只看见秦牛缺非但没有恐惧、忧伤的神情，反而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有点悠然自得。强盗们于是问秦牛缺：“我们抢了你的财物，用刀胁迫你，但你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是为什么呢？”秦牛缺回答说：“车马是用来供人装载和乘骑的，衣裳是用来掩遮体形的，圣人是不会因为顾惜这些养身护身的财物而去伤害自己的身心的。”强盗们听了这番高见后相视而笑，说：“这人知道不以物欲伤害身心，不为利益拖累身体，是当今的圣人。如果这样的人以这样的高论去见君王而被重用后，他必定会对我们作认真处理解决的。”于是这群强盗又折回来杀死了秦牛缺。这位秦牛缺能够凭他的智慧来显示自己什么都懂，但却不能以聪明而掩其聪明、装糊涂以避杀身之祸；这位秦牛缺敢于表现自己勇敢，却不敢于表现自己“柔弱”。凡是有道之人，都能应付仓猝事变而不会显得束手无策，遇到祸患总能化解，所以天下人都看重他。如果现在只知道自己做某事的原由，而不知道别人做某事的原由，知己不知彼，那么这样的人对纷繁复杂的事还远远没有研究透。人如果能由原本的明白精明进入到混沌高明的境界，那么他就离道不远了。《诗经》上说：“人们说过这样的话，哲人无不愚。”说的就是这道理。

     事情有时候人为地去做了，却恰恰是败坏了它；有时候有意去防范它，却恰恰是招致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秦始皇得到一册录图，发现上面的解说文字写着：“亡秦者，胡也。”于是秦始皇便征调五十万军队，命令蒙恬、杨翁子率领去修筑长城，以防“胡人”。这修筑的长城西起流沙、北接辽水、东连朝鲜。从中原内地派人拉车输送军饷粮食以供修筑长城。除此之外，秦始皇还贪图越地的犀牛角、象牙、翡翠和珍珠。于是又派尉屠睢率兵五十万，分成五路大军：一路大军扼守镡城山岭，一路大军守卫九嶷要塞，一路驻守番禺城邑，一路大军防守南野边界，一路大军集结在余干河畔。各路大军三年之内不解铠甲，不松弓弩。监禄无法输运军粮，于是令士兵凿挖河道以运军粮，靠这来和越人作战，杀了越族西呕人的君主译吁宋。越人全部逃进莽莽丛林中，和禽兽共处，不肯做秦军的俘虏。西呕人推选出勇猛强悍的人做将领，深夜攻打秦军，把秦军打败，并杀了尉屠睢，其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秦始皇此时只得派囚徒来防守南疆边界。在这段时间内，战争使得全国各地男子不能安心在田里耕种，妇女无法静心在家削麻纺织；老弱病残者都出外拉车运送军粮给养，官吏们则拿着箕畚公开在路口收刮钱财；病者得不到治疗，死者得不到掩埋。于是陈胜在大泽乡举事起义，他振臂一呼，各地反秦人马纷纷响应，顿时席卷天下，义军一下子打到戏城。这时刘邦和项羽也兴义兵跟随在陈胜之后，他们夺取城池，消灭秦军，其势如折断枯枝，振落枯叶，锐不可挡。秦始皇就这样丢失了天下，而祸根在于秦始皇为防“胡”人和贪图越人的地财。秦始皇原本修筑长城是为了防止灭亡，谁知恰恰是修筑长城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秦始皇调动囚徒防守边疆，谁知恰恰是从这中间爆发了灾难。那乌鸦、喜鹊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多风暴，于是将原本在高大树端上的巢迁到低矮路旁的树枝上安巢，但谁知这样一来，路人就可随手掏到雏鸟，小孩顺路就可挑破鸟蛋。乌鸦和喜鹊只知道预防遥远的祸患，却不知这样一来，又造成了眼前的灾难。以此来看秦始皇的所谓防备，只是像乌鸦、喜鹊之类的小智慧。

     事情有时候是这样的，拿利害关系去劝阻人家，被劝的人反而硬要坚持下去；有时表面上听从，但反倒可以制止他。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鲁哀公想往西边扩建住宅，史官极力劝谏他，认为向西扩建宅院不吉利，鲁哀公沉下脸来发脾气，不听身边的人多次规劝。后来鲁哀公将这件事拿去询问太傅宰折睢：“我想往西扩展住宅，史官说不吉利，你认为怎样？”宰折睢说：“天下有三件不吉利的事，但向西扩展修建宅院不在其中。”鲁哀公听了很高兴，喜形于色。过了片刻，鲁哀公又追问：“那么，什么叫三件不吉利的事呢？”宰折睢说：“不行礼义是一不吉利的事，嗜欲无止境是二不吉利的事，不听忠谏是三不吉利的事。”哀公听了后默默沉思，感慨地反省自我，终于停止向西扩建宅院的事。史官以为只要力争强谏就可以阻止哀公向西扩建宅院事，却不懂得不力争强谏反而会被采纳接受。聪明人离开了大路却得到了便道，愚蠢者死守大道却失去了捷径。那?说灵巧，人们都说他没什么结不能解开的，其实他并不是任何死结都能解开，他只是不去解那些解不开的死结罢了，以至于人们误认为他什么死结都能解开。只有那些能够以“不解”来“解”结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道”。

     有时候对人阐明礼义、讲述大道理反而不行，但用些荒诞胡乱的话来解决纠纷反而效果好。何以见得呢？孔子一次出游，马跑失了，走进一块田里吃了人家的庄稼，那户田的主人看了大发脾气，捉住马就将它拴了起来。子贡就前去请求田主放马，说了很多谦恭的话都没使田主放马。回去后孔子对子贡说：“你用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去请求人家放马，这就好像用太牢祭享野兽，以《九韶》古乐去取悦飞鸟。马没被放回来，是你的过失，不是田主的责任。”于是孔子就派马夫去讨马，马夫到了那田主那里说：“你田主耕种的田是从东头一直耕到老远的西头，我的马跑失后没人照料，怎么能不吃没人看管的禾苗呢？”田主一听，十分高兴，就解开系着的马还给了马夫。这位马夫劝说田主的话看起来不成体统，但反而一说就行，事情也真有它的极致处，灵巧的语言还不如拙笨的话语管用。所以圣人是量度好榫眼的大小、形状来校正榫头的。你唱《采菱》《阳阿》这样的歌曲，粗俗的人听了感到还不如《延路》这样通俗的歌曲来得顺耳好听，这并不是唱歌的人唱的不好，而是听歌的人的欣赏能力不同。所以交错画的线条不流畅，连着的玉环不易解；对于那些隐微不通的事物，圣人是不去争辩的。

      仁是百姓所仰慕的，义是民众所推崇的；做百姓所仰慕的事，行民众所推崇的事，这正是严父用来教育子女、忠臣用来事奉君王的内容。然而，世上却有施行仁义而身死国亡的，这是因为仁义实行不合时宜。从前徐偃王喜欢施行仁义，这样使天下三十二个国家朝拜他。这时王孙厉就对楚文王说：“君王如果不讨伐徐国，那过不了多久，我们反过来就要去朝拜他了。”文王就说：“徐偃王是位有道之君，他喜欢施行仁义，我们不好讨伐他。”王孙厉就接着说：“强国对付弱国，大国对付小国，这就如同用石击卵、虎吃猪一样，大王有什么好犹豫的。再说实施文治却不能实现德政，奉行武道又不能显示出实力，那么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听了这席话，文王说：“好！”于是就发兵攻打徐国，并很快将徐国消灭了。这样，徐偃王就成为一个只知实施仁义却不知世道已变的人了。申菽、杜矨，是美人所喜欢佩戴的香草，但这香草一旦被臭水所沾污，就再也无法保持它的芳香了。古时候五帝崇尚仁德，三王施行道义，五霸依靠武力。现在如果拿五帝、三王的道德仁义用到五霸这时代，这就好像骑着千里马在莽莽丛林中追逐，只会像斗笠打转盘旋。如果在霜降以后再种谷子，到来年冰化时就想收获，这样来求粮食就难了。所以《易经》上说：“潜龙勿用。”这句话说的就是时势不可妄动。因此，“君子白天兢兢业业，夜里仍然谨慎警惕，这样即使身临险境，灾祸也不会降临。”“白天兢兢业业”是顺阳气而动；“夜里谨慎警惕”是随阴气安息。昼动而夜息这种规律，只有得道之人才能做得到。徐偃王因为施仁义而亡，燕王哙因为行仁义而灭，鲁哀公因为好儒子而弱残，代国君因为奉行墨学而遭害。这灭、亡、削、残一般说来都是由于暴虐才会招致，而这四位君主却因施行仁义儒墨而招致灭亡，原因就在于他们遭逢的时势不同。这当然并不是讲仁义儒墨不好，只是说世道已经变化，再去实施推行，就会因此受害。戟是用来攻城的，镜是用来照人的。但宫中太监拿到戟，就只会用它来割葵菜；瞎子拿到镜，就只会用它当杯盖。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来用戟和镜。所以好坏相同的人和事，是受到赞誉还是被诽谤，不取决于这人和事的本身，而取决于人们的习俗。人取舍志向相同，是走运还是倒霉，不取决于人取舍志向本身，而取决于遇上怎样的时势。狂谲不接受俸禄，以清高隐居而被杀害；段干木辞去相位，不图利禄名声而出了名。这两人的品性、德行相同，一个得益一个得害，这是时势造成的。所以圣人即使有好的志向情操，但如果没有碰上好世道，那么他充其量只能保全性命，哪还谈得上实现什么功名！

     既了解天意如何，又了解人间时尚怎样，就能够在这世界上实行你的志向。如果只了解天意而不了解人间风俗时尚，就无法与世俗交往；如果只知道人间时尚风俗而不知天意，就无法与道周游。单豹远离尘世，隐居山岩之中，以饮谷水为生，不穿丝帛衣服和不食五谷，年过七十还保持着童颜。可是，有一次遇到饿虎，被活活咬死吞食。张毅好恭敬，每次经过宫室庙堂，必定以碎步疾行；看到里巷门口聚集人群，必定下车步行；他对杂役马伕，也以礼相待。但就是这样的好人，却没有享尽天年，得内热病死了。单豹修养心性，心性修养的不错，不料被老虎吃了他的身子；张毅注重修饰行为礼仪，外表修饰得讲究礼仪，但疾病侵入他的体内。所以内心世界调节得十分和谐，随顺本性，但外界的坚强物就伤害了他；而自身受外物所累的人，就更容易被失调的阴阳二气所吞食。这些都在于有负累而不能将外形与心性协调。得“道”的人是外形变化而内心不变的。变化外形是为了适应世俗，内心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所以一个人如果内心有固定操守，外表又能屈能伸、能盈能缩、能卷能舒，与物推移周旋，那么干什么都不会陷入困境。世人之所以推崇圣人，是因为圣人能像龙那样变幻无穷。反过来看，有些人只勉力于细微末节，死守于一种行为，虽然已经因此碰得头破血流，被证明行不通，但还是不知道改弦易辙。这些人就只盯着眼前的一些小的好处，而对大道是一窍不通。

     赵宣孟在桑树的树荫下救下了一个饥饿万分的人，天下人就此知道他的仁慈；楚佽非江中遇难，以剑保持自己的操守，天下人就此称赞他的勇敢。因此，看人的一个细小的表现行为就可以断定他为人的大概。田子方在路上遇到一匹老马，由此产生感触，便问赶马人说：“这是谁家的马？”赶马人说：“这原是公家王室的牲口，因为老病不中用了，便被牵出来卖了。”听了此话后，田子方感慨地说：“这马壮年的时候，人们拼命地使用它的力气，老了病了就抛弃了它。仁慈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于是便用一束帛赎回这匹老马。魏国的老弱武士听说此事后，由此产生联想，从此也就从内心拥戴了田子方。齐庄王外出打猎，路上有一只小虫，伸出前肢要挡齐庄王的车轮滚动，齐庄王见了后问赶车人：“这是什么虫呀？”赶车人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螳螂。这种昆虫只知前进不知退却，从不计量自己的力量，且轻视对方敌手。”庄公听了后说：“如果它是人的话，肯定是一位天下勇士。”说完便让车子绕道避开了螳螂。齐国的勇士听说此事后，由此联系自身，都感到应归附齐庄公。田子方怜惜一匹老马使得魏国人都拥戴他，齐庄公避开一螳螂使勇士们都归附他。商汤叫人网开三面，祈祝猎物“无入吾网”，使天下四十个诸侯来朝拜他；周文王礼葬死者的骨骸而使九夷归服了他；周武王将一位中暑者安置在树荫之下，左手拥抱着他，右手用扇给他扇凉，使天下人都归顺了他。越王勾践偶然一次错判了案子，冤枉了无辜，就拿出宝剑刺割自己的大腿，血流满地，以示自责，听到这些消息，战士们在战斗中不惜生命拼死作战。所以说圣人从小处入手做事，就能产生大的影响；谨慎处理身边小事，就能感化安抚远方的人们。孙叔敖用期思之水浇灌雩娄良田，楚庄王以此看出孙叔敖治理国家的才能，便任命孙叔敖为楚国令尹；子发训练军队赏罚分明，使劳逸齐同，楚国人便知道他是个帅才。这些都是从细微之处显露出大道理的例证。

     圣人办事，不自寻烦忧，只弄清事情的所以然就是了。如果上万个人来调整乐钟，就不可能合音律，假若有懂行的专家，只需一个人调整就够了。游说也是这样的道理，如果说在理上，用不着话多。车子之所以能运行千里，关键在于那三寸长的车辖。劝说人家，人家不按你说的去做，禁止人家又禁止不住，原因在于你讲的理由不在理上。过去卫国国君到吴国去朝拜，吴王夫差将卫君拘囚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劝阻吴王的人车子络绎不断，车盖都能互相看得见，但就是改变不了吴王的主意。鲁哀公知道这件事以后，撤去了悬挂着的钟鼓，穿着素服上朝。孔子上朝拜见哀公，问道：“君王为什么面有忧虑的神色？”鲁哀公说：“诸侯们互相不亲爱，卫君主动去亲近诸侯；大夫们互相不团结，卫君主动去团结他们。现在卫君去吴国朝见国王，被吴王囚禁了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卫君如此仁义，竟然遭到这样厄运。我想解救他，可又做不到，真不知怎么办好？”孔子听了后说：“要想解救卫君，那就请子贡去一趟吧。”于是哀公叫来子贡，授给他将军印。子贡推辞不受，解释说：“尊贵的地位无益于消除卫君的灾难，要靠正确的方法才行。”子贡于是悄悄地上路，前往吴国去了。到了吴国，他先去见太宰伯嚭。太宰伯嚭对子贡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将准备推荐给吴王。子贡说：“你在吴王面前讲话不起作用，我又怎么能靠你引见呢？”太宰伯嚭说：“你怎么知道我讲话不起作用呢？”子贡说：“卫君来朝拜吴王的时候，卫国有一半的人说：不如去朝拜晋国。卫国的另一半人则说：不如去朝拜吴国。但是卫君认定要来吴国，并认为来了后可以得到善终，所以就绑着自己来吴国听吴王发落。现在你们不但将卫君囚禁了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这等于有意奖励卫国中主张朝拜晋国的人，而有意打击卫国中主张朝拜吴国的那部分人。再说，卫君来吴国的时候，诸侯都为卫君占卜过凶吉，现在卫君朝拜吴国非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受难，这样就使诸侯们的心要向着晋国了。你想帮助吴王完成霸主的事业不就很难了吗？”太宰伯嚭进宫就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吴王听，吴王听后马上下令：“十天之内如果对卫国君的礼仪还没完备的话，就处死。”子贡可真叫懂得如何游说劝谏的。

     鲁哀公修建宫殿，规模很大，公宣子劝谏说：“宫殿造了太大，很多人聚在一起就会很喧闹，而人少时又会显得很凄清。所以我希望君王你造宫殿最好是恰如其分。”哀公说：“我听你的指教。”但说管说、做管做，修造大宫殿的工程并没停下来。这样，公宣子又去拜见哀公，说：“咱们国家是个小国家，如果宫殿造了大了，老百姓知道了会埋怨君王的，诸侯知道了会看不起我们的。”鲁哀公说：“已经听到过这样的指教了。”但是工程仍然在继续。公宣子只得第三次去见哀公，说：“新宫殿的左边是昭庙，右边是穆庙，修造这样大的宫殿正好靠近两位先君的庙堂，这样不有损你作为孝子的形象吗？”听到这席话，鲁哀公才下令停止施工，拆除板筑。鲁哀公要修建宫殿的想法是十分坚决的，公宣子要阻止这件事的决心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公宣子劝了三次，第三次才使鲁哀公接受意见，停止施工。这三次中，前二次讲得不得要领，没有击中要害，所以鲁哀公根本听不进去。有人面对河水垂钓，一整天还钓不到一条小白鱼，这不能怪河中的鱼不上钩，而是在于钩上的鱼饵鱼不喜欢吃。而那些钓鱼的高手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所拿的鱼竿线绳钩儿一下子就能钩着鱼儿的嘴，是因为这钩上的鱼饵是鱼喜欢吃的东西。事情没办法对付，是在于人对这事情不了解，所以无法对付。铅和丹种类不同、颜色各异，但铅可以炼成丹，因为人们掌握了其中的关键技术。所以繁琐的话语、漂亮的辞藻，无助于劝说别人，只要抓住其中问题的原由就可以。

     纷繁复杂的事物紧密联系着，可是又不同门类，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又难以识别。所以有些事物的现象看来相似，但却又不一样；有时有些事物的现象看似不一样，但却又是一样。有时候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有时候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谚语说：“老鹰嘴里掉下了死腐鼠，富户虞家要遭灭亡了。”这话怎么讲呢？它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那虞氏家族原是梁地的大富人家，家里富足殷实，钱财多得无法计算。虞家在大道路口边修建了一座高楼，经常在楼上设置酒席，摆排乐舞，宴请宾客，玩弈棋游戏。有一次一群游侠结伴而行，经过楼下，楼上玩博棋游戏的人，下注赌博，有人获胜而大笑。正在这时，一只飞翔着的老鹰将嘴里叼着的一只死腐鼠掉落下来，正好落在一个游侠头上。游侠们听到楼上的喧哗声，以为是虞家人故意扔下死鼠来戏弄他们。那位被死腐鼠击中头顶的游侠就对同伴说：“虞家富贵享乐的时间已很长了，平时对人常轻慢无礼，还有一种侮辱人的心志。我们平时不敢冒犯他们。今天虞家竟然用死鼠来侮辱我们。此仇不报，我们就无法在天下树立我们的英勇之名。让我们齐心协力，率领众兄弟，一定要消灭虞家。”当晚，众游侠合力攻打虞家宅院，把虞家给消灭了。这就是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却并不一样。那么，什么是看似不一样，但实际却又是一样？屈建对石乞说：“白公胜将要闹事作乱。”石乞说：“不会。白公胜平时谦恭下士，从不敢在贤人面前骄慢，他家没有牢固门闩的防备，也没有可靠的锁钥。他平时大斗斛卖出，以小秤买入。你怎么反而用这种言论非议他？”屈建说：“这正是他要谋反的迹象。”过了三年，白公胜果然发动叛乱，杀死了令尹子椒、司马子期。这就是看似不像，实际上就是这样子。那么，什么是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呢？子发担任上蔡县令，有人犯了罪应依法判刑。案子审判定当，在子发面前执行，其时子发感叹着、流露出凄怆的神色。犯人受了刑后忘不了子发怜悯他的恩情。在这以后，子发得罪了楚惠王而被迫出逃。恰巧在出逃途中碰到那位受刑者，这人掩护了子发，让子发躲进城墙下的一间小屋内。追捕子发的公差赶到，那位受刑者故意跺脚发怒叫骂：“子发亲自判决审定我的罪又让我受了刑，我对他是恨之入骨，现在就是吃了他的肉，还难解我心头之恨。”追捕者看到这番情景也就信以为真，也就不再进小屋搜查了。这就是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那么，什么是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以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表现得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既请求要做吴王的臣子，又愿意让妻子做吴王的小妾；还向吴王进奉四季的祭祀用品，承担春秋两季的贡品；将自身乃至国家都交给了吴王，还让全国百姓为吴王效劳；平时隐蔽不抛头露面，打起仗来则充当先锋；对吴王的礼节很恭敬，言辞用语很驯服，根本看不出有反叛之心。然而最后还是率领三千士兵在姑苏山上擒获了夫差，并消灭了吴国。以上四种情况，是不能不审察的。事物难以认识清楚，就是在于事物的头绪和踪迹总是被藏匿起来，而且人们有时又混私于公、倚邪于正，还以纷乱的现象迷惑人。假若人的内心世界和外表完全一致，就像符节这样吻合，那么天下的事就简单得多，也就不会常发生家破亡国的悲剧了。那狐狸在攻击野鸡时，总是先卑伏着身子、按敛着体毛，等待着野鸡的到来。野鸡见狐狸这副缩头缩脑的样子，也就信以为真，不加防范，所以让狐狸得以捕捉到野鸡。假使狐狸圆瞪怒眼，耸毛竖尾，摆出一副捕捉野鸡的架势，野鸡见此架势也必惊怕而远走高飞避开凶神恶煞的狐狸了。况且人又不像禽兽那么简单，人还好互相欺骗虚伪狡诈；这就提醒我们，事物看似相同，但决不可从表面上来判断，这种情况是又多又难识别，因此就不能不谨慎审察一切。

卷十八 人间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管，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智所秉，动知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执车}，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多后忧之，是犹病者已惓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

    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途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铙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寑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铙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寑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厉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谀。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寑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禽于晋阳，申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而休。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奉酒而敬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夫病湿而强之食，病暍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忤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县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之后，日以不信。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麑，使秦西巴持归烹之。麑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麑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

    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不义之故也。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虞公惑于璧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还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云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故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

    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无故而黑牛生白犊。以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飨鬼神。”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其子曰：“前听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复问之，奈何？”其父曰：“圣人之言，先忤而后合。其事未究，固试往，复问之。”其子又复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复以飨鬼神。”归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者死，老病童儿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军罢围解，则父子俱视。

    夫祸富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忤于心，而合于实者。高阳魋将为室，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材任重涂，今虽成，后必败。”高阳魋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涂干则益轻，以劲材任轻涂，今虽恶，后必善。”匠人穷于辞，无以对。受令而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后果败。此所谓直于辞而不可用者也。

    何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合于实？靖郭君将城薛，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谒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则反走。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为寡人称之。”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则蝼蚁皆得志焉。今夫齐，君之渊也。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夫以“无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说，乃不若“海大鱼”。

    故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

    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何以明之？三国伐齐，围平陆，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住。”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何谓贵智？”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无害子日以进。故谋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括子之智得矣。无害子之虑无中于策，谋无益于国，然而心调于君，有义行也。今人待冠而饰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夫咎犯战胜城濮，而雍季无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赏而咎犯后存者，其言有贵者也。

    故义者，天下之所赏也。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

    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县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匮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朝、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门豹治邺，廪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邺，而大乱。子能道则可，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臣故稸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负辇粟而至。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伐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闻伦曰：“鼓之啬夫，闻伦知之。请无罢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为弗使？”穆伯曰：“闻伦为人，佞而不仁。若使闻伦下之，吾可以勿赏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武，舍仁而后佞。虽得鼓，将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广地也，得地不取者，见其本而知其末也。

    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郑之贾人弦高、蹇他相与谋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之。三率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晋先轸举兵击之，大破之殽。郑伯乃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曰：“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俗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反。

    故仁者不以欲伤生，知者不以利害义。圣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

    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何以明之？陈夏徵舒弑其君，楚庄王伐之，陈人听令。庄王以讨有罪，遣卒戍陈，大夫毕贺。申叔时使于齐，反还而不贺。庄王曰：“陈为无道，寡人起九军以讨之。征暴乱，诛罪人，君臣皆贺，而子独不贺，何也？”申叔时曰：“牵牛蹊人之田，田主杀其人而夺之牛，罪则有之，罚亦重矣。今君王以陈为无道，兴兵而攻，因以诛罪人，遣人戍陈。诸侯闻之，以王为非诛罪人也，贪陈国也。盖闻君子不弃义以取利。”王曰：“善”。乃罢陈之戍，立陈之后。诸侯闻之，皆朝于楚。此务崇君之德者也。张武为智伯谋曰：“晋六将军，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离心，可伐以广地。”于是伐范、中行；灭之矣，又教智伯求地于韩、魏、赵。朝、魏裂地而授之，赵氏不与，乃率韩、魏而伐赵，围晋阳三年，三国阴谋同计，以击智氏，遂灭之。此务为君广地者也。夫为君崇德者霸，为君广地者灭。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汤、武是也；万乘之国，好广地者亡，智伯是也。

    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无故有显名者勿处也，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废，仞人之事者败，无功而大利者后将为害。譬犹缘高木而望四方也，虽愉乐哉，然而疾风至，未尝不恐也。患及身，然后忧之，六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计功而受赏，不为苟得；积力而受官，不贪爵禄。其所能者，受之勿辞也；其所不能者，与之勿喜也。辞所能则匿，欲所不能则惑。辞所不能而受所能，则得无损堕之势，而无不胜之任矣。昔者智伯骄，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韩、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为未足，遂兴兵伐赵。韩、魏反之，军败晋阳之下，身死高梁之东，头为饮器，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祸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谓也。

    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费无忌复于荆平王曰：“晋之所以霸者，近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与之争者，以其僻远也。楚王若欲从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来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悦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游人于王侧，言太子建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费无忌，无忌曰：“臣固闻之，太子内抚百姓，外约诸侯。齐、晋又辅之，将以害楚，其事已构矣。”王曰：“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杀太子建而诛伍子奢，此所谓见誉而为祸者也。何谓毁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陈骈子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之，至而养以刍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纻，出则乘牢车，驾良马。孟尝君问之曰：“夫子生于齐，长于齐，夫子亦何思于齐？”对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尝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尝君曰：“子何为思之？”对曰：“臣之处于齐也，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伤。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归君，食刍豢，饭黍粱，服轻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谓毁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毁誉之言，不可不审也。

    或贪生而反死，或轻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鲁人有为父报仇于齐者，刳其腹而见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其御欲驱，抚而止之曰：“今日为父报仇，以出死，非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节行之人，不可杀也。”解围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带，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车而驰，必不能自免于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此众人所以为必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谓徐而驰，迟于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为迟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为迟者反为疾，明于分也。有知徐之为疾，迟之为速者，则几于道矣。故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于是使忽怳，而后能得之。

    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计福勿及，虑祸过之。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缥烟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诸而炎云台，水决九江而渐荆州，虽起三军之众，弗能救也。夫积爱成福，积怨成祸。若痈疽之必溃也，所浼者多矣。诸御鞅复于简公曰：“陈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构难而危国也。君不如去一人。”简公不听。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中，而弑简公于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鲁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介其鸡，而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宫而筑之。郈昭伯怒，伤之鲁昭公曰：“祷于襄公之庙，舞者二人而已，其余尽舞于季氏。季氏之无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驹。子家驹曰：“季氏之得众，三家为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听，使郈昭伯将卒以攻之。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死亡无日矣。”遂兴兵以救之。郈昭伯不胜而死，鲁昭公出奔齐。故祸之所从生者，始于鸡定；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故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两人构怨，廷杀宰予，简公遇杀，身死无后，陈氏代之，齐乃无吕。两家斗鸡，季氏金距，郈公作难，鲁昭公出走。故师之所处，生以棘楚，祸生而不蚤灭，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湿，浸而益大。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故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谓也。

    人皆务于救患之备，而莫能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于救患而莫能加务焉，则未可与言术也。晋公子重耳过曹，曹君欲见其骿肋，使之袒而捕鱼。厘负羁止之曰：“公子非常也。从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无礼，必为国忧。”君弗听。重耳反国，起师而伐曹，遂灭之。身死人手，社稷为墟。祸生于袒而捕鱼，齐、楚欲救曹，不能存也。听厘负羁之言，则无亡患矣。今不务使患无生，患生而救之，虽有圣知，弗能为谋耳。患祸之所由来者，万端无方。是故圣人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户，妄动而絓罗网，虽曲为之备，何足以全其身！譬犹失火而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唐有万穴，塞其一，鱼何遽无由出？室有百户，闭其一，盗何遽无从入。夫墙之坏也于隙，剑之折必有齿。圣人见之密，故万物莫能伤也。太宰子朱待饭于令尹子国。令尹子国啜羹而热，投卮浆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辞官而归。其仆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辞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轻行而简礼，其辱人不难。”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见终始微矣。

    夫鸿鹄之未孚于卵也，一指蔑之，则靡而无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则奋翼挥<羽慧>，凌乎浮云，背负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霓之间。虽有劲弩利矰微缴，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扌搴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骛石城，经丹徒，起波涛，舟杭一日不能济也。是故圣人者，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思尽虑于成事之内。是故患祸弗能伤也。

    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秦牛缺径于山中，而遇盗。夺之车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盗还反顾之，无惧色忧志，然有以自得也。盗遂问之曰：“吾夺子财货，劫子以刀，而志不动，何也？”秦牛缺曰：“车马所以载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盗相视而笑曰：“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圣人也。以此而见王者，必且以我为事也。”还反杀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于敢，而未能勇于不敢也。凡有道者，应卒而不乏，遭难而能免，故天下贵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为人行也。其所论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于冥冥，则几于道矣。《诗》曰：“人亦有言，无哲不愚。”此之谓也。

    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近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夫鹊先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过之则控鷇，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远难而忘近患。故秦之设备也，鸟鹊之智也。

    或争利而反强之，或听从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为不祥。子以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而喜。顷，复问曰：“何谓三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争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争而反取之也。智者离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儿说之巧，于闭结无不解。非能闭结而尽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与及言论矣。

    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或解构妄言而反当。何以明之？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至，见野人曰：“予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说若此其无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圣人量凿而正枘。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此《延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故交画不畅，连环不解，物之不通者，圣人不争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义者，众庶之所高也。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严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国亡者，不同于时也。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啖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申菽、杜茝，美人之所怀服也；及渐之于滫，则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骥逐人于榛薄，而蓑笠盘旋也。今霜降而树谷，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灭亡削残，暴乱之所致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者，遭时之务异也。非仁义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则为之禽矣。

    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镜者，所以照形也。宫人得戟，则以刈葵；盲者得镜，则以盖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诽誉在俗；趋舍不同，逆顺在君。狂谲不受禄而诛，段干木辞相而显，所行同也，而利害异者，时使然也。故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单豹倍世离俗，岩居谷饮，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十，犹有童子之颜色。卒而遇饥虎，杀而食之。张毅好恭，过宫室廊庙必趋，见门闾聚众必下，厮徒马圉，皆与伉礼。然不终其寿，内热而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适情，则坚强贼之；以身役物，则阴阳食之。此皆载务而戏乎其调者也。

    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所以贵圣人者，以其能龙变也。今捲捲然守一节，推一行，虽以毁碎灭沉，犹且弗易者，此察于小好，而塞于大道也。

    赵宣孟活饥人于委桑之下，而天下称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难，不失其守，而天下称勇焉。是故见小行则可以论大体矣。田子方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其御曰：“此何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罢而不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为也。”束帛以赎之。疲武闻之，知所以归心矣。齐庄公出猎，有一虫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对曰：“此所谓螳螂者也。其为虫也，知进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轻敌。”庄公曰：“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回车而避之。勇武闻之，知所尽死矣。故田子方隐一老马而魏国载之，齐庄公避一螳螂而勇武归之。汤教祝网者，而四十国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归之；武王荫暍人于樾下，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越王勾践一决狱不辜，援龙渊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罚也，而战武士必其死。故圣人行之于小，则可以覆大矣；审之于近，则可以怀远矣。

    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子发辩击剧而劳佚齐，楚国知其可以为兵主也。此皆形于小微而通于大理者也。圣人之举事，不加忧焉，察其所以而已矣。

    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说者之论，亦犹此也。诚得其数，则无所用多矣。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夫劝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卫君朝于吴，吴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说者冠盖相望，而弗能止。鲁君闻之，撤钟鼓之县，缟素而朝。仲尼入见，曰：“君胡为有忧色？”鲁君曰：“诸侯无亲，以诸侯为亲；大夫无党，以大夫为党。今卫君朝于吴王，吴王囚之，而欲流之于海，孰意卫君之仁义而遭此难也！吾欲免之而不能，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则请子贡行。”鲁君召子贡，授之将军之印。子贡辞曰：“贵无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敛躬而行，至于吴，见太宰嚭。太宰嚭甚悦之，欲荐之于王。子贡曰：“子不能行说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贡曰：“卫君之来也，卫国之半曰：‘不若朝于晋。’其半曰：‘不若朝于吴。’然卫君以为吴可以归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卫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赏言朝于晋者，而罚言朝于吴也。且卫君之来也，诸侯皆以为蓍龟兆，今朝于吴而不利，则皆移心于晋矣。子之欲成霸王之业，不亦难乎！”太宰嚭入，复之于王。王报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卫君之礼不具者，死！”子贡可谓知所以说矣。

    鲁哀公为室而大，公宣子谏曰：“室大，众与人处则哗，少与人处则悲。愿公之适。”公曰：“寡人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国小而室大。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鲁君曰：“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左昭而右穆，为大室以临二先君之庙，得无害于子乎？”公乃令罢役，除版而去之。鲁君之欲为室，诚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说而一听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临河而钓，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鱼者，非江河鱼不食也，所以饵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执竿，投而擐唇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钓者也。

    夫物无不可奈何，有人无奈何。铅之与丹，异类殊色，而可以为丹者，得其数也。故繁称文辞，无益于说，审其所由而已矣。

    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谚曰：“鸢堕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谓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钱无量，财货无赀。升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积博其上。游侠相随而行楼下，博上者射朋张，中反两而笑，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侠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报，无以立务于天下。请与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此所谓类之而非者也。

    何谓非类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胜将为乱。”石乞曰：“不然。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管籥之信，关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而乃论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杀令尹子椒、司马子期。此所谓弗类而是者也。

    何谓若然而不然？子发为上蔡令，民有罪当刑，狱断论定，决于令尹前。子发喟然有凄怆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后，子发盘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袭恩者，恩者逃之于城下之庐。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发视决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于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厌乎！”追者以为然而不索其内，果活子发。此所谓若然而不然者。

    何谓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勾践卑下吴王夫差，请身为臣，妻为妾，奉四时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贡职，委社稷，效民力，隐居为蔽，而战为锋行。礼甚卑，辞其服，其离叛之心远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于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审也。

    夫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体弥耳，以待其来也。雉见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睹，见必杀之势，雉亦知惊惮远飞，以避其怒矣。夫人伪之相欺也，非直禽兽之诈计也，物类相似若然，而不可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译文：
     清静恬愉是人的本性；仪表规矩是处事的原则。知道人的本性，那么人自身的修养就不会悖谬；懂得处事的原则，那么人自身的行为就不会乱套。从一端出发，能散逸得无穷无尽，周游八极后又回归到它的中枢，这就叫“心”。看到事物的本原就能推知事物的未来，看到事物的指向就能预见事物的归宿，掌握要点能应对繁多，把握纲要能治理详繁，这种本领叫“术”。静居时知道在做什么、行动时知道该去哪里、办事时知道所依原则、举动时知道来历缘由，达到这种境界的叫“道”。“道”，置搁前头它不会低伏，放在后面它不会翘起，纳入窄处它不显壅塞，散布天下它不留空隙。所以使别人推崇赞誉自己，这是“心”的功力；使人家轻视诽谤自己，这是“心”的罪过。话是从你口中说出的，别人无法阻止你；行为发生在你身上，远处的人无法禁止你。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名声难以树立却容易毁坏。千里长堤，因为蝼蚁的洞穴渗水而决溃，百丈高楼，因为烟囱的裂缝冒出烟火而焚毁。《尧戒》上说：“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被大山绊倒，而往往被小土堆绊倒。”所以，人们都往往轻视小事忽略小害，以致酿成大祸后才为之后悔。灾祸降临后再犯愁，这就好比到了病危后才去求良医，这时即使有扁鹊、俞跗这样的名医也难以治好病人的病。灾祸的降临是自己招引的；幸福的到来是自己促成的。这祸福同出一门，利害相近为邻，不是圣明的人是难以区分这其中的奥妙的。大凡人们要做某件事，都要先用他的智慧思考揣度一番，然后才根据思考的结论定下计划谋略，实践下来的结果，有人得利有人受害，这就是智者和蠢人的差别所在。但是那些自以为明白存亡之关键、祸福之由来的聪明人，在办事处事中还是陷入危难境地，这样的事例还真的数不胜数。假若大家能预先知道自己的主张正确，且行得通，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不通的道路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可见，智虑思考是祸福的根由，行动举措是利害的关键。百事的变化、国家的治乱，都有待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来完成。所以对此不可不审慎。

     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尊宠却多，这是第一种危险；才能低下而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种危险；没有大的功劳却有丰厚的俸禄，这是第三种危险。所以事物有时候是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有时候是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邲地战胜了晋国，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辞谢而不接受。后来当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时，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一定要推辞肥沃富饶的地方，只接受沙石之地。在楚、荆之间有个叫寑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瘠，所以地名也难听。当地的荆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所以没人喜欢那里。”不久，孙叔敖去世了，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孙叔敖儿子谢绝了，而要求赏封寑丘之地。按楚国的法规，功臣的封禄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禄，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那么，什么叫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于是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气横志骄、淫侈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无辅佐规谏的大臣，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在会合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匠骊氏的领地时，被栾书、中行偃劫持，囚禁起来；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晋厉公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身死国亡。这就是我们说的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孙叔敖叮嘱儿子要求封赏寑丘之地，因为寑丘之地贫瘠，所以能代代相传；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以想称霸天下，结果死在匠骊氏的领地。

     一般性的人都只知道利就是利，弊就是弊，而只有圣人懂得弊可以转化为利，利可以转化为弊。两次结果实的树木，它的根必定受损伤；盗人家墓的人也必定有祸殃，这说的就是贪大利反而造成大害的事。张武唆使智伯夺取韩、魏两家的土地，结果反而使智伯在晋阳城被擒获；申叔时劝告楚庄王封立陈国的后代，结果使楚庄王称霸天下。孔子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未尝不喟然叹息道：“懂得益和损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行王道的君王的事吧？”事情有时候想对它有利但却恰恰足以害了它，有时候想害它但却又恰恰对它有利。利和害向相反方面的转化，祸与福的缘由是不能不明察的呀！阳虎在鲁国作乱，鲁国君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搜捕阳虎，宣布凡抓获阳虎者有重赏，放走阳虎者要处罚。追捕者将阳虎层层包围起来，阳虎只得举剑准备自刎，这时有位守门人劝阻他说：“天下大得很，可以逃生，何以自杀？我将放你出城去。”于是阳虎得以冲出重围，在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阳虎挥舞宝剑提着戈奔跑冲杀。那位守门人乘混乱之机放阳虎出了城门。阳虎出了城以后又折返回来，抓住那位守门人，举戈刺他，戈刺破袖子伤及腋部。这时守门人抱怨说：“我本来就和你非亲非友，为了救你我冒着被处死罪的风险，可你反而刺伤我。真是活该啊，会碰上这样的灾难。”鲁国国君听说阳虎逃出城，大怒，查问阳虎是从哪座城门逃脱的，并派主管官员拘捕有嫌疑的守门人。鲁国国君认定凡受伤的守门人是阻拦阳虎的，要重赏；而没有受伤的守门人可能是故意放走阳虎的，要重罚。而在受伤领赏的守门人中，放走阳虎的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这真可说伤害他反而使他得利。那么，什么是想对人有利却反而害了他呢？楚恭王和晋国军队在鄢陵会战。战斗正紧张激烈之间，恭王受伤使战斗不得不停止。楚军中的司马子反口渴难忍而寻找饮料。这时侍从阳谷捧着酒献给子反。子反这人喜欢饮酒，见酒就乐不可支。子反接过阳谷递上的酒就喝个不停，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帐篷里。恭王打算再与晋军开战，便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谎称心痛病发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驾车亲往探望，一进军中帐篷便闻到一股酒气。这下恭王大怒，说：“今天这场恶战，我为了取胜而亲临战场，受了重伤，现在指望能派上司马子反的用场，可他却成了这副样子。他实在是心中没有国家社稷的地位，又不体恤我军士兵。我没法再与晋军打下去了。”于是下令收兵撤退，并以耽误战事的罪名杀子反示众。这侍从阳谷献上酒，并不是想要害子反，实在是爱护子反，想让子反快乐，但想不到恰恰是害了子反。这就是想对人有利结果却反而害了他。一定要患温热病的人进食，让中暑者喝冷水，这是一般人用来调治病人的方法，但良医却认为这样是加重病情。追求赏心悦目，这是蠢货、笨蛋所热衷于的事，但有“道”的聪明人却对此躲得远远的。所以圣明的人是先遭逆境而后顺遂；而一般性的人是先称心如意而后陷入困境。

     建功立业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犯罪受罚又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要避免的后果。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有了功劳却引起别人的猜疑，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为了追逐功名，有时人就不顾情义了；而犯了罪过的人却不敢再失去仁慈之心了。所以会出现上述的现象。魏国将领乐羊率部队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被中山人抓起来扣押在城内。中山人将他的儿子绑着吊在城头上给乐羊看。乐羊看了后说：“为了君臣的情义，效忠君王，尽我做臣的职责，我不能为了儿子而有私情。”于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攻城越发猛烈。中山城里的人就将他的儿子烹煮了，还派人送给乐羊一鼎肉羹和他儿子的头颅。乐羊抚摸着头颅，哭泣着说：“这是我的儿啊！”说完向使者跪下，喝下一杯肉羹。使者回去报告：“乐羊是个不惜为节义献身的人，对他真的没有办法。”于是中山国只得向魏国投降。乐羊在这次战争中为魏文侯开拓了大片的土地，并因此立了大功。但谁知道，从此以后，魏文侯一天天地不信任乐羊。这就是有了功劳却反而引起别人的猜疑。那么，什么叫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呢？孟孙打猎，得到了一头小鹿，于是让手下人秦西巴拿回家去烹煮。母鹿紧随着秦西巴哀啼不止，秦西巴不忍心伤害幼鹿，于是就放掉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回到家后追问幼鹿的去向，秦西巴只得回答：“这幼鹿的母亲在我身后不停地哀啼，我实在不忍心，于是自作主张放掉了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听后大怒，一气之下就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将秦西巴召回来担任他儿子的老师。孟孙身边的人就问：“秦西巴得罪过你，为什么现在又用他来做你儿子的老师？”孟孙回答说：“连一头幼鹿都不忍心加以伤害，更何况对人呢？”这就是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所以人的取舍进退不可不谨慎，取舍不谨慎，正是公孙鞅在秦国获罪而又不能进入魏国避难的原因。公孙鞅的功劳不能算不大，可他就是无立足之地，寸步难行，这是由于他不义的缘故。

     有些事情还表现为：要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智伯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不想给。这时任登说话了：“智伯现在正强盛着，他的威势遍及天下，他开口要土地，如果不给，这无异是替其他诸侯先承担灾难，不如给他算了。”魏宣子接着说：“如果智伯没完没了地向我们索取土地，那又该如何是好？”任登说：“咱们魏家先给他一点土地，让智伯尝到一点甜头后，他会如法炮制继续向别的诸侯要土地的，诸侯们也只得竖起耳朵听从，但内心一定会产生怨恨的。到时我们就可和各诸侯同心协力来对付智伯了。这样一来，我们从中可获得的好处就不仅仅是我们丧失的那点东西了。”魏宣子听从了任登的话，割让了一些土地给智伯。智伯尝到甜头后果然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敢不给，诸侯们此时是一片恐慌。随后，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赵襄子回绝了他。于是智伯就胁迫韩、魏两家攻打赵襄子，并将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中。但此时的赵、韩、魏三家已暗中联络、合谋，共同行动，在晋阳打败了智伯的军队，还擒获智伯，并将智伯把持的晋国一分为三。这就是本想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那么，什么叫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呢？晋献公想向虞国借道去征伐虢国，于是就赠送给虞国君垂棘宝璧和屈产良马。虞国君看到这些宝璧和良马，心里有点动，想借道给晋献公。这时宫之奇就劝谏了：“这可使不得！我们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就像车轮和辅木的关系一样，辅木紧挨在车轮外侧，而车轮就依赖着辅木的保护。虞国和虢国现在正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态势。假若借道给晋国，那么虢国早上亡国，当天晚上我们的虞国也随之灭亡。”这虞国君不听宫之奇的规劝，还是将道路借给了晋军。荀息率军灭了虢国。部队随即在回师的途中，又拿下了虞国。这就是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

     圣王布施恩德给天下民众，并不是企望从民众那里得到报答；举行祭天地、日月山川和祖宗的仪式，并不是谋求鬼神能赐福。山达到一定高度，就自然会兴起云雨；河水深到一定程度，也自然会有蛟龙出现；君子修行达到一定道德境界，也必然会有福禄归属他们。那些暗中积德的人，必定会得到公开的好报；那些暗中施惠者，也必定会得到显耀的声望。古时候沟渠堤防失修，洪水成了人民的灾害，于是夏禹凿通龙门，开辟伊阙，平息洪水，整治土地，使百姓能在陆地上生活安居。百姓间不亲近、五种人伦关系不清顺，于是契就教育百姓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等次和相关礼节。田地荒芜，民众缺衣少粮，于是后稷就指导百姓民众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播种粮食，让百姓民众家家丰衣足食。所以这三位君王的后代无不成为帝王，这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积阴德的缘故。周王室衰微，礼义废弃，孔子就用三代的道德教育世人，孔氏家族继嗣至今不绝，这就是孔子平时德行高的缘故。秦始皇赵（嬴）政用暴力兼并天下并很快灭亡，智伯侵占韩、魏、赵三家土地但最终反被消灭，商鞅实行苛政而遭肢解，李斯谋害忠良而遭车裂。夏、商、周三代君王施行道德而称王天下，齐桓公帮助弱国生存下去而成为霸主。种黍的不会收获稷，埋下怨恨的不会得到恩德的报答。从前宋国有一户好行善的人家，世代坚持不懈行善做好事。有一年，家里养的一头黑母牛产下一只纯白的牛犊，于是家里人就将这件怪事去请教术数先生。术数先生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又过了一年，这家的父亲无缘无故眼睛失明了。以后这母牛又产下一头纯白牛犊，于是父亲又让儿子去请教术数先生。儿子问道：“先前听了术数先生的话，父亲您的眼睛失明了，现在还去问他为什么？”父亲说了：“圣人的话常常是先好像不对，但以后会应验吻合的，而且这件事还没完，你就去试着问问吧！”儿子又去问术数先生这怪事。术数先生回答说：“这也同样是吉祥的征兆，还是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儿子回家后将术数先生的话如实报告了父亲，父亲说：“那就按照先生的话去做吧！”又过一年，儿子的眼睛也无缘无故地失明了。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这户人家所居住的城邑。这时候，城里能充饥的东西都吃光了，人们只能交换孩子吃，并将枯骨劈开当柴烧。壮年人也全都战死，这样老人、病人、儿童上城楼防守，顽强抵御，使楚军迟迟攻克不下。这时楚王大怒，在城被攻破之后，将凡上城楼防守的人全部杀死。唯独这户人家因父子均失明而没上城楼防守，得以保全性命。当楚军撤走以后，父子两人的眼睛又复明了。这正是祸福互相转化互相促成，其中的变化难以明了。

     在靠近边塞的居民中，有一位精通术数的人，一次他家养的马无缘无故跑到胡人那里，邻居家的人都为此事来安慰他。他说：“这事难道就不能变成好事吗？”过了一段时间，跑走的马领着一群马回来了。邻居家的人又都来贺庆。他说：“这事难道就不可能变为坏事吗？”果然，因家有不少胡人养的好马，他儿子骑马玩时将大腿骨给摔断了。这样邻居又来安慰他。他又说：“怎么知道这事不会变成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进攻边塞，青壮年男子都拿起武器参战，结果边塞附近的居民死去十分之九，唯独这户人家因儿子跛脚，父子性命都保住了。所以说福可变为祸，祸可变为福，这其中的变化难以捉摸，深不可测。

     有时辞语顺当却不切合实事，有时言辞难听不合心意但却切合实际。宋国人高阳魋准备建造房子，他采伐了木材等建房材料后去征求匠人的意见。匠人对他说：“现在还不能开工，因为木料还没干透；在湿木头上涂上泥浆，时间一长，这木头会变形。用湿木料承受重泥，即使现在造好房子，往后房子一定会倒塌。”高阳魋听了后说：“不对。木料干了就更坚硬，泥浆干了就变轻。用坚硬的木料承受变轻了的泥浆，眼前虽然不好，往后就一定坚固。”匠人听了后一时也没有话说，便只好按照吩咐造房子。没多久，房子落成，显得非常高大结实，十分壮观。但不久这房子果然倒塌。这就是所谓的辞语顺当但却不切合实事。那么，什么叫辞语难听不合心意却切合实际呢？靖郭君打算在他的封地薛修筑城墙，他手下的宾客、门人都纷纷劝阻，靖郭君不听。靖郭君对传达官说：“不要替来访的客人传话通报了。”这时有位齐国人要求会见靖郭君，说：“我只说三个字，多说一个字，我情愿受烹刑。”靖郭君听到后表示愿意接见这位齐国人。那齐国人快步走到靖郭君跟前，拜了二次，然后起身说：“海大鱼。”说完就转身往外走。靖郭君连忙喊着那齐人：“我想听听你的高见。”那齐国人煞有介事地说道：“我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靖郭君说：“先生你不顾路途遥远来到我这里，有意见但说无妨，我很想听听。”那齐国人就说：“大海里的大鱼，渔网都捕捉不到它，钓钩更钓不到它。但是它一旦跃出水面落在岸边，那蝼蛄和蚂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咬食它。如今，齐国就是你的大海，若是失去了齐国，这薛地还能独自存在吗？”靖郭君听了后一下子醒悟，说：“先生你讲的真好。”于是靖郭君马上取消了在薛地筑城的计划。这就是辞语难听且不合人心的却切合实际。用硬邦邦“不要在薛地筑城”的话来劝止靖郭君薛地筑城的计划，对于劝说的实际效果来说，还不如用“海大鱼”三个字来得管用。

     所以事情有时候是，疏远它反而亲近它，接近它反而疏远它；还有些事情是，说的话被采纳，而且计谋恰当，但自身却反而被疏远；说的话不被接受，而且计谋行不通，但自身却反而被亲近。怎么说明这点呢？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包围了齐国的平陆这地方。括子向牛子报告：“魏、韩、赵三国和我们齐国不接壤，他们越过邻国包围平陆，没有什么实际可以贪图的利益。他们这样做只是想从我们齐国获取某种名声而已，既然这样，就叫齐侯前去和他们讲和算了。”牛子听了后认为这是好主意。括子走后，无害子随即进来。牛子就将括子的话告诉给无害子听。无害子只是说：“这跟我所听说的不一样。”牛子见无害子不说出具体的意见，就用话来刺激无害子：“国家危害却又无能耐安定它，祸患缠身又无办法解脱，还尊重谋士干什么？”这下无害子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过有以割让土地来使国家安定的，我也听说过以牺牲生命、毁掉家园来保存国家的，但我就是没有听说过让自己的君主去求和受辱来保住疆土的。”牛子当然不会听从无害子这种议论的，而采用了括子的计谋，使三国军队顺利撤走，平陆也就安全保住了。可是，从那天起，括子一天天被齐侯疏远，而无害子却日益被齐侯看重得以晋升。所以，用谋虑来解除祸患，祸患也就被解除，用谋略来挽救国家，国家也就得以保存，这括子的智谋就是这样管用而实际，但却受到疏远；而无害子的想法根本不合乎策略，对国家也无实际好处，可是他就是掌握君主的心意，顺着君主的心意，从行为上看有忠义的表现，所以日益受到齐侯的看重。这就好像人用帽冠做头饰、穿鞋子便于行一样，这帽冠和鞋子对人来说，天寒不能保温、刮风不能挡风、烈日下不能遮阳，但人们还是戴帽穿鞋，这是因为人的头脚需要帽鞋作依托。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而雍季却无半点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雍季首先得到赏赐，而咎犯只得到安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雍季说的话中有它可贵之处。“义”，正是天下所赏识、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的心意然后谨慎行事。

     圣人处在阴隐处，众人处在阳露处；圣人行于水而无迹，众人履霜雪而有迹。音律不同者是不能欣赏同一种旋律的；形制不同的东西是不能归为同一类体的。农夫辛勤劳动而官僚贵族从中得到供养；愚者七嘴八舌而智者从中选择有用的语言。舍弃茂盛的大树不歇凉而停歇在枯树之下，不弋射天鹅而戈射乌鸦，这样的人是难以和他谋划大事的。大丘深山没有沟壑，是因为泉水的源头不广浡；而普通的沟壑水源不断，可以灌满千顷湖泽。看得明白，处事就能像玉石那样坚定明确；见识昏昧，则必定心存疑虑，行动犹豫。将天下大事托付给一个人的才能上，就好像将千钧重物悬挂在一根树枝上。背着孩子爬墙头，叫做不吉祥，因为一个人从墙头上跌下来却是两个人受伤。而善于处理事务的人是像乘船悲歌，一人唱歌而千人应和。不能辛勤耕种却想收获黍粱，不善纺织却想穿着亮丽，不费功夫却想事业有成，这些都是困难的。有繁荣的时候，也必有憔悴的日子；有穿罗衣绢服的时间，也必有披麻卧草的时候。大雕展翅翱翔水面，扇起水波，河伯因此不敢弄潮，这是敬畏大雕的真诚。所以一个勇士敢于拼死决战，那么就是有千辆战车的大军也不可轻视他的勇气。蝮蛇咬伤了人，敷上和堇就可治愈，事物本来就有大害反而变成大利的情况。圣人处于乱世之中，就像盛夏处在正午烈日暴晒之下等待傍晚清凉降临；如果太阳已经西沉，那就容易熬过去。水虽然平静，但也一定会起波纹；衡器虽然平正，但也一定会有误差；尺才虽然整齐划一，但也一定会有出入。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准绳不能定曲直；使用规矩准绳的人，也必定有使用规矩准绳的法则。船翻沉了才显示出游泳的水平，马惊奔时才显示出驾御的优秀。嚼着没有滋味的食物，不能咽进喉咙；看不见形象的东西，不会在心中留下回忆的印象。犀牛和老虎在后边追着，即使前面有隋侯宝珠，也来不及弯腰拾取，因为首先是要避开可能被伤害的危险，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有可能拾取隋侯宝珠。追捕鹿的猎人是看不上在身边跑的兔子；做价值千金货物生意的人是不会去计较铢两的价钱的。弓先调好，然后才讲究它的强劲有力；马先驯服，然后才讲究它的品质优良；人首先要诚实，然后才看他是否能干。陶人扔掉的绳索，车夫感到可用而拾回家；屠夫丢掉的生铁，而铁匠却把它拾起重新使用：这各人所急需的物件各不相同。百颗星星的光明不如一牙月儿明亮；十扇敞开的窗户不如敞开一扇门亮堂。箭在十步之内，其力量可以穿透皮铠甲，但等到箭飞到极限，其力量连薄薄的细绢都穿透不了。泰山那么高，但背朝着它是什么都看不见的；秋毫的细端，如盯住它看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山出产金矿，也因为出产金矿，这山也就因此被不断挖掘，所以说山是自招挖掘；木头生出蛀虫，这木头反而被蛀虫蛀空。人爱没事找事，就会自己祸害自己。不管怎样灵巧的冶炼工，他是不能熔铸树木的；不管怎样灵巧的木匠，他是不能砍削金属物的；这是由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特点决定的。洁白的玉不需雕琢，美丽的珍珠无须文饰，因为它们的内在本质够美好的了。所以只要一步一步坚持下去，就是跛脚的鳖也能爬行千里；不断地积土筑土，就可以堆成山丘。高大的城墙是由一筐筐土筑成，高耸入云的大树靠它植入土中的根基，这些都不可能人为造成，而是由事物的必然规律所决定。

     大凡用人之道，就好像用燧钻木来取火，钻得太慢、不连续不能出火，钻得太快过密又不容易钻准，最好是快慢疏密恰到好处。从早上看晚上，太阳是移动了；用曲的东西来校正直的东西，这物体就残缺不全；圣人对待事物，像用镜子照物一样，能够周密精致地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貌。杨朱看到四通八达的道路就哭泣起来，因为这道路既可通南也可通北；墨子看见洁白的生绢就掉泪，因为这绢既可以染成黄色也可以染成黑色。人的取舍志向投合，就像金钟石磬一旦定形，音调也就固定，就是相隔千年还是发出当初一样的声音。对于没有危害的鸟，即使栖息在家门口也不会去射杀它；但如果是危害人类的鸟，即使是远离人类，人也不会放过它们。买邻近酒家的酒是酸的，买附近肉店的肉是臭的，但人们买酒买肉仍上这些店家，因为人们求得物件习惯是就近购取的。用欺诈来对付欺诈，用诡谲来应对诡谲，这就好像披着蓑衣去救火，挖开河渠来堵水一样，只会乱上添乱。西施和毛嫱模样不可能相同，但世上人都称道她们长得好，因为她们容貌美丽是相同的；尧、舜、禹、汤的治国法典是各不相同的，但他们的德政深得人心则是一致的。圣人是顺应时势来做事的，根据自己的才能资质来建功立业的；多雨时准备好贮水器具，天旱时制作土龙以求雨。临淄的女子，织绢时思念远行的亲人，因此将绢织得粗劣毛糙；家室中添了美貌的女子，织布的丝线也因此打结蓬乱。徵和羽这样的高雅乐曲，却不为那些粗俗人欣赏；将中和的曲调转变为激切的音调，却获得满堂喝彩。路过存放钱财的仓库时故意将手背在后面的人，很少没有偷盗之心的；所以致人生病的鬼魅，经过寺庙时总要摇动树枝作掩护。晋国阳处父讨伐楚国来解救被围困的江国；所以平息打得不可开交的争斗，不在于掺在其中拉架劝阻，而在于打击其要害，使争斗者自动撒手停止争斗。高大树木的根一定根系发达，高耸的山峰一定以宽厚牢固的土地作基础；脚掌宽大的人善走远路，个儿大的人血脉流畅。疯子伤人，没人会埋怨；幼儿骂老汉，没人会嫉恨：这是因为他们并无害人之心。像尾生那样守信，不如跟牛者弦高的欺诈有意义，更何况只是偶尔一次不讲信用呢？忧虑父亲疾病的是子女，而能治病的是医生；求神时供奉祭品的是巫祝，而备办祭品的是厨师。

卷十七 说林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夫随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虽时有所合，然而不足贵也。譬若旱岁之土龙，疾疫之刍狗，是时为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贵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广大矣。

    足以蹍者浅矣，然待所不蹍而后行；智所知者偏矣，然待所不知而后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扌巿，不得其数，愈蹶愈败。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

    鸟飞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寒将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贻盲者镜，毋予躄者履，毋赏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见百步之外，不能自见其眦。

    狗彘不择甂瓯而食，偷肥其体而顾近其死。凤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

    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腾蛇游雾，而殆于蝍蛆。乌力胜日，而服于鵻礼，能有修短也。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矣。短绠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

    怒出于不怒，为出于不为。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矣；听于无声，则得其所闻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斫，大豆不具，大勇不斗，得道而德从之矣。譬若黄钟之比宫，太簇之比商，无更调焉。

    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发，是故所重者在外，则内为之掘。逐兽者目不见太山，嗜欲在外，则明所蔽矣。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不聋不聪，与神明通。

    卜者操龟，筮者端策，以问于数，安所问之哉！舞者举节，坐者不期而扌弃皆如一，所极同也。日出旸谷，入于虞渊，莫知其动，须臾之间，俯人之颈。

    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皆欲学治人。急所用也。

    解门以为薪，塞井以为臼，人之从事，或时相似，水火相憎，鏏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

    昌羊去蚤虱而来蚙穷，除小害而致大贼，欲小快而害大利。墙之坏也，不若无也，然逾屋之覆。璧瑗成器，礛诸之功；镆邪断割，砥砺之力。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强弩藏。

    虻与骥，致千里而不飞，无糗粮之资而不饥。失火而遇雨，失火则不幸，遇雨则幸也。故祸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岁之荒饥也。

    水静则平，平则清，清则见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为正。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塞，唇竭而齿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

    均之缟也，一端以为冠，一端以为纟末，冠则戴致之，纟末则蹍履之。

    知己者不可诱以物，明于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惧以涉。

    亲莫亲于骨肉，节族之属连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疏远乎！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也。虽不能与终始哉，其向之诚也。宫池涔则溢，旱则涸。江水之原，渊泉不能竭。

    盖非橑不能蔽日，轮非辐不能追疾，然而橑辐未足恃也。金胜木者，非以一刃残林也；土胜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

    躃者见虎而不走，非勇，势不便也。倾者易覆也。倚者易付也。几易助也，湿易雨也。设鼠者机动，钓鱼者泛杭，任动者车鸣也。

    刍狗能立而不能行，蛇床似麋芜而不能芳。谓许由无德，乌获无力，莫不丑于色。

    人莫不奋于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马，则逮日归风；及其为马，则又不能走矣。

    冬有雷电，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势不易，小变不足以妨大节。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终日之言，必有圣之事；百发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与也，其守节非也。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

    近敖仓者，不为之多饭；临江河者，不为之多饮；期满腹而已。兰芝以芳，未尝见霜；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

    舌之与齿，孰先礲也？錞之与刃，孰先弊也？绳之与矢，孰先直也？今鳝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晋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骊戎以美女亡晋国。

    聋者不謌，无以自乐；盲者不观，无以接物。观射者遗其埶，观书者忘其爱。意有所在，则忘其所守。

    古之所为不可更，则推车至今无蝉匷，使但吹竽，使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

    与死者同病，难为良医；与亡国同道，难与为谋。为客治饭而自藜藿，名尊于实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鸡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响浊者，声也。

    情泄者，中易测，华不时者，不可食也。

    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车，虽异路，所极一也。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于目；梨橘枣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

    人有盗而富者，富者未必盗；有廉而贫者，贫者未必廉。蔐苗类絮，而不可以絮；黂不类布，而可以为布。

    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险者不得履绳。羿之所以射远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远者，非辔衔也。海内其所出，故能大；轮复其所过，故能远。

    羊肉不慕螘，螘慕于羊肉，羊肉膻也；醯酸不慕蚋，蚋慕于醯酸。

    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见大，以近喻远。

    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而一顷之陂，可以灌四顷；大小之衰然。

    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

    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皮包>而发痤疽，若珠之有颣，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亏。

    榛巢者处林茂，安也；窟穴者托埵防，便也。王子庆忌足蹑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龟鳖，势不便也。

    汤放其主而有荣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谤，所为之则同，其所以为之则异。吕望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矜，以类相慕。

    使叶落者风摇之，使水浊者鱼挠之。虎豹之文来射，蝯狖之捷来乍。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三寸之管而无当，天下弗能满；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

    以篙测江，篙终而以水为测，惑矣。

    渔者走渊，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则走，夕过市则步，所求者亡也。

    豹裘而杂，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为宝；言至纯之难也。战兵死之鬼憎神巫，盗贼之辈丑吠狗。无乡之社，易为黍肉；无国之稷，易为求福。

    鳖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于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聪也。遗腹子不思其父，无貌于心也；不梦见像，无形于目也。蝮蛇不可为足，虎豹不可使缘木，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秦通崤塞，而魏筑城也。饥马在厩，寂然无声，投刍其旁，争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发矢，弦之为射，百分之一也。

    道德可常，权不可常。故遁关不可复，亡犴不可再，环可以喻员，不可以轮；绦可以为繶，不必以紃。日月不并出，狐不二雄，神龙不匹，猛兽不群，鸷鸟不双。

    循绳而斫则不过，悬衡而量则不差，植表而望则不惑，损年则嫌于弟，益年则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当。

    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奉之。蠹众则木折，隙大则墙坏。悬垂之类，有时而隧；枝格之属，有时而驰。

    当冻而不死者，不失其适；当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适；未尝适，亡其适。

    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黏牡。”见物同，而用之异。

    蚕食而不饮，二十二日而化；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脱；蜉蝣不食不饮，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

    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扬堁而欲弭尘，被裘而以翣翼，岂若适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钻不{难灬}，土中有水，弗掘无泉。

    蛖象之病，人之宝也；人之病，将有谁宝之者乎？

    为酒人之利而不酤，则竭；为车人之利而不僦，则不达。握火投人，反先之热。邻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西方之倮国，鸟兽弗辟，与为一也。

    一膊炭熯，掇之则烂指；万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气异积也。大勇小勇，有似于此。

    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难；植而逾之，上材弗易。势施异也。百梅足以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为一人和。

    有以饭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车为败者，而禁天下之乘；则悖矣。

    钓者静之，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

    见象牙乃知其大于牛，见虎尾乃知其大于狸，一节见而百节知也。小国不斗于大国之间，两鹿不斗于伏兕之旁。佐祭者得尝，救斗者得伤。荫不祥之木，为电雷所扑。

    或谓冢，或谓陇，或谓笠，或谓簦。头虱与空木之瑟，名同实异也。日月欲明，而浮云盖之；兰芝欲修，而秋风败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辄杀之，为堕武也。

    龟纽之玺，贤者以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为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寻常之缠索。

    视书，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类而取之。蒙尘而眯，固其理也，为其不出户而堁之也。

    屠者羹藿，为车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处狭庐。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为。

    毂立，三十辐各尽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辐独入，众辐皆弃，岂能致千里哉！

    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马载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乡，苇有丛。兽同足者相从游，鸟同翼者相从翔。田中之潦，流入于海；附耳之言，闻于千里也。

    苏秦步，曰何故；趋，曰何趋驰；有为则议，多事固苛。皮将弗睹，毛将何顾？畏首畏尾，身凡有几？

    欲观九州之土，足无千里之行，心无政教之原，而欲为万民之上，则难。勺々者获，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

    未尝稼穑，粟满仓；未尝桑蚕，丝满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横。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旁光不升俎，駠駮不入牲。

    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应变。有山无林，有谷无风，有石无金。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

    献公之贤，欺于骊姬；叔孙之智，欺于竖牛。故郑詹入鲁，《春秋》曰：“佞人来。佞人来。”君子有酒，鄙人鼓缶，虽不见好，亦不见丑。人性便丝衣帛，或射之则被铠甲，为其不便以得所便。

    辐之入毂，各值其凿，不得相通，犹人臣各守其职，不得相干。

    尝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尝抱壶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谓不知类矣。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若蹍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

    善用人者，若蚈之足，众而不相害；若唇之与齿，坚柔相摩而不相败。

    清盎之美，始于耒耜；黼黻之美，在于杼轴。布之新，不如纻；纻之弊，不如布。或善为新，或恶为故。靥<面甫>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则讥。

    马齿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见其一本而万物知。石生而坚，兰生而芳，少自其质，长而愈明。

    扶之与提，谢之与让，故之与先，诺之与已也，之与矣，相去千里。

    污准而粉其颡，腐鼠在坛，烧薰于宫，入水而憎濡，怀臭而求芳，虽善者弗能为工。

    再生者不获，华大早者不胥时落，毋曰不幸，甑终不堕井，抽簪招燐，有何为惊！使人无度河，可；中河使无度，不可。见虎一文，不知其武；见骥一毛，不知善走。

    水虿为蟌，孑孑为蚊，兔啮为螚。物之所为，出于不意，弗知者惊，知者不怪。

    铜英青，金英黄，玉英白，黂烛捔，膏烛泽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内。

    象肉之味不知于口，鬼神之貌不著于目，捕景之说不形于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结，时难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终日采而不知；秋风下霜，一夕而殚。

    病热而强之餐，救暍而饮之寒，救经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为恶。虽欲谨亡马，不发户辚，虽欲豫就酒，不怀蓐。孟贲探鼠穴，鼠无时死，必噬其指，失其势也。

    山云蒸，柱础湿；伏苓掘，兔丝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烧。谗夫阴谋，百姓暴骸。

    粟得水湿而热，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阴阳相薄。汤沐之于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虽不能益，犹愈于已。

    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鸟；无饵之钓，不可以得鱼；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

    兔丝无根而生，蛇无足而行，鱼无耳而听，蝉无口而鸣。有然之者也。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尽其乐。纣醢梅伯，文王与诸侯构之；桀辜谏者，汤使人哭之。

    狂马不触木，猘狗不自投于河，虽聋虫而不自陷，又况人乎！爱熊而食之盐，爱獭而饮之酒，虽欲养之，非其道。心所说，毁舟为杕；心所欲，毁钟为铎。

    管子以小辱成大荣，苏秦以百诞成一诚。

    质的张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势所致者也。待利而后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舟能沉能浮，愚者不能加足。骐骥驱之不进，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与我交；訾我货者，欲与我市。

    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听。骏马以抑死，直士以正穷，贤者摈于朝，美女摈于宫。行者思于道，而居者梦于床，慈母吟于巷，适子怀于荆。

    赤肉县则乌鹊集，鹰隼鸷则众鸟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

    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食其实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画不畅，连环不解，其解之不以解。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兽之利而我之害。

    易道良马，使人欲驰；饮酒而乐，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谓之断；非而行之，必谓之乱。矢疾，不过二里也；步之迟，百舍不休，千里可致。圣人处于阴，众人处于阳；圣人行于水，众人行于霜。

    异音者不可听以一律，异形者不可合于一体。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舍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鹄而弋乌，难与有图。寅丘无壑，泉原不溥，寻常之壑，灌千顷之泽。

    见之明白，处之如玉石；见之暗晦，必留其谋。以天下之大，托于一人之才，譬若悬千钧之重于木之一枝。

    负子而登墙，谓之不祥，为其一人陨而两人伤。善举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织而喜采裳，无事而求其功，难矣。

    有荣华者，必有憔悴；有罗纨者，必有麻蒯。

    鸟有沸波者，河伯为之不潮，畏其诚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轻。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则愈，物故有重而害反为利者。圣人之处乱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间，逾易忍也。

    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尺寸虽齐，必有诡。

    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不能正曲直。用规矩准绳者，亦有规矩准绳焉。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嚼而无味者，弗能内于喉；视而无形者，不能思于心。

    兕虎在于后，随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后就利。逐鹿者不顾兔，决千金之货者不争铢两之价。弓先调而后求劲，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

    陶人弃索，车人掇之；屠者弃销，而锻者拾之；所缓急异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开，不如一户之明。矢之于十步贯兕甲，及其极，不能入鲁缟。

    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豪之末，视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贼。巧冶不能铸木，巧工不能斫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

    故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累积不辍，可成丘阜。城成于土，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使然。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正在疏数之间。

    从朝视夕者移，从枉准直者亏。圣人之偶物也，若以镜视形，曲得其情。

    扬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趋舍之相合，犹金石之一调，相去千岁，合一音也。鸟不干防者，虽近弗射；其当道，虽远弗释。

    酤酒而酸，买肉而臭；然酤酒买肉，不离屠沽之家。故求物必于近之者。以诈应诈，以谲应谲，若披蓑而救火，毁渎而止水，乃愈益多。

    西施、毛嫱，状貌不可同，世称其好，美钧也。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圣人者，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涔则具擢对，旱则修土龙。

    临淄之女，织纨而思行者，为之悖戾。室有美貌，缯为之纂绎。

    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抮和切适，举坐而善，过府而负手者，希不有盗心。故侮人之鬼者，过社而摇其枝。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于捌格，在于批伔。

    木大者根扌瞿，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远，体大者节疏。狂者伤人，莫之怨也；婴儿詈老，莫之疾也；贼心{亡虫}。尾生之信，不如随牛之诞，而又况一不信者乎！

    忧父之疾者子，治之者医；进献者祝，治祭者庖。


译文：
     用某个朝代的制度来治理多变的社会，这就好像外乡人乘船，船至江中，这位外乡人的剑掉入水中，他就赶快在剑掉落下的船舷部位刻上记号，等傍晚船靠岸后他就在所刻的记号处下水去找剑，这实际上反映了此人不懂事物已变化很多了。只知道在掉剑的船舷旁打转，而不知道因顺自然遨游，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虽然有时偶然间有所合，但这种“合”不值得珍贵。就好像大旱之年求雨用的土龙，求神保佑疾病痊愈用的刍狗，只是暂时地在祭祀中起主宰作用。也就好像小孩用过的尿布，只有患蝫蛷疮的人视为宝贝，但是它终究不是夏后氏的玉璜。没有古今，也没有始终，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能够产生天地，这就是最深奥又微妙且广大的道。人走路时跨出的每一步都是有限的，但就是不停地跨步踩踏未曾踩踏过的地方才能走向远方；同样，人的智慧每次能掌握的事理也是有限的，但就是不断地认识未曾认识过的事理才能越变越聪明。初学游泳的人用脚乱扑腾、用手乱抓挖，没有掌握游泳的技艺，越扑腾、乱抓挖，越往下沉；而当人一旦掌握了游泳的技艺，就用不了手脚如此慌乱了。鸟儿飞翔再远再高，也总得返回鸟巢；兔子跑得再快再远，也总得返回洞穴；狐狸死时，头总朝着巢穴；寒将水鸟总贴着水面飞翔，它们各自依恋着自己生存的环境。不要给盲人送镜子，不要送鞋给跛子，不要送帽子给越国人，这是因为这些物件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木椎本来安着木柄，但它不能自我敲击；眼睛能看到百步开外，但看不到自己的眼眶。猪狗不管这装食物的器具是什么，它们只顾进食，苟且贪生吃肥了自己，但这样反而是接近了死亡；凤凰高飞在千仞的高空，不随便栖息进食，所以也没什么人能诱它上钩自投罗网。月亮能够照亮天下，却被蟾蜍所侵蚀；腾蛇能够腾云驾雾，却被蝍蛆所制服；乌鸦经得起太阳的灼热，却对付不了?礼鸟：这说明它们各自的能耐有长有短。如果认为没有比夭折归天更长寿的了，那么彭祖活八百岁也算是短命的。短绳的汲水器不能汲取深井的水，容量小的器皿装不下大的东西，这是因为它们胜任不了。愤怒出自不怒之时，有为出于没有作为之前。能看清无形，那么就能看清所有物体；能听见无声之声，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听到的了。最鲜美的味道尝着没有快感，最高深的语辞不讲究文饰，最大的快乐是无笑意，最高的声音不呼叫；最高明的工匠无须砍削，最高明的厨师无须陈列食具，最勇敢的人不以打斗取胜。这些均是掌握了“道”，“德”也就随着而来了，就像黄钟配宫音、大蔟配商音，不可更改这声音的调配。用瓦器作赌注的人心定不慌，以黄金作赌注的人则心神不安，将美玉作赌注的人就内心焦虑。这是因为过于看重这些黄金和美玉这样的外物，导致内心世界的心智变得笨拙起来。这就好像追逐野兽猎物时，眼睛和心志一直盯着这猎物，导致连泰山都看不见了，眼睛被外物所蒙蔽了。听有声之声会耳聋，听无声之声会耳灵；而“道”要求是不聋不聪，这样才能和“神明”相通。

     占卜者拿着龟壳，占筮者拿着蓍草，而要询问占卜的方术，这哪里是他们该问的呢！跳舞者合着节拍起舞，在座观赏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这是因为两者欣赏的观念相同、节拍一致的缘故。太阳从旸谷升起，到虞渊落下，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运行的，片刻之间就偏西了，人只须反转头颈就能看到。人都不想学驾龙技术，而想学御马技术；都不想学习治理鬼的本领，而想学治理社会的本事，因为御马驾车、治人管理社会是急需的事。将门板卸下劈了当柴烧，将水井堵塞作碓臼，人们有时做的蠢事就像这样。

     水火不相容，但是装有水和食物的小鼎锅放在火上却能煮成五味俱全的美食；骨肉亲情，但被谗贼小人从中挑拨，父子都有可能互相危害。为贪养生之物而伤害生命，这就好像削足适履，又好像削尖脑袋去带小帽子。菖蒲能除掉跳蚤和虱子，但却又招来蚰蜒害人，这真是除去小的害虫却招来大的害人虫，贪图小的快活而伤害大的利益。墙壁毁坏倒不如没有墙壁来得好，但总比房屋倒塌好得多。璧瑗能成为玉器，是?诸的功劳；莫邪宝剑削铁如泥，是砥砺的力量。狡兔捕捉到手，猎犬就被烹煮；飞鸟射杀了，这强弓就被收藏起来了。虻蝇叮咬在马身上，随马奔驰而不用飞动，没有干粮供应也不挨饿。失火正好碰上下雨，失火是件不幸的事，但遇上了下雨却又是件幸事，所以说祸中有福。卖棺材的老板希望大家都得不治之症，囤积粮食的奸商希望闹饥荒。水静止就平正，平静就清澈，清澈就能映出物形，使它不能藏匿，所以静水可以作为镜子来帮助整饬衣冠。川涧枯竭则溪谷空虚无水，山丘夷平则深渊填塞，嘴唇翻裂则牙齿受寒；河床之所以深，是水冲刷山崖泥土形成的。将一块白绢分成两半，一半做成帽子，一半缝成袜子，帽子戴在头上，袜子却被踩在脚下。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不能拿物质来诱惑他的，明白生死由命这个道理的人是不能用危难来胁迫他的，所以会游泳的人是不可以用涉水渡河来吓唬他的。亲密关系莫过于骨肉相连，全身的关节筋络将它们紧紧相连；但如果心脏失去对人体的控制，人体的各个器官就会互相残害，更何况关系本身就疏远的事物呢？圣人对于“道”，就好像葵花向太阳，虽然不能和太阳同始共终，但朝向仰慕太阳的心情是真诚的。辟挖出来的水池，久雨积水就会漫溢，天旱就会干涸，而有源头的长江之水，却像深泉那样不会枯竭。伞盖离开盖架的支撑便不能张开遮阳；车轮没有辐条便不能飞快奔驰。但是光靠盖架和辐条又是不行的。说金能克木，并不是说一刀就能砍倒树木；说土能克水，并不是说一块土就能堵塞长江。

     跛子看到老虎不逃跑，不是他勇敢，而是他的腿脚不方便。倾斜的东西容易倾覆，斜靠的东西容易推倒，饥饿者容易得到帮助，空气潮湿容易成雨。捕捉老鼠靠机关发动，钓鱼则要看浮子的飘动，车轮转动则车子发出声响。刍狗能像狗一样站立但不能行走，蛇床草外表像蘼芜但没有芳香。如果谁说许由缺德，说乌获不是大力士，那么他们必定脸色难看不高兴，人没有不竭力来弥补自己不足的。按兔子奔跑的速度，如果让它长得像马那样大，这奔跑的速度一定能追上太阳、赶上风；但兔子真的变成马，就说不定奔跑的速度还不及兔子。冬天有时会打雷闪电，夏天有时会降霜下雪，但这种偶然现象无法改变冬寒夏暑的基本规律，这说明小的变化不足以妨害大的常规法则。黄帝化生阴阳两气，上骈造出耳目，桑林造出手臂，女娲所以能化生七十变而造出人类，靠的是众神的帮助。从早说到晚，一定能说出通达圣明的话；上百次的射中目标，这其中必定有像羿和逢蒙那样的射箭技巧。尽管如此，世人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圣者和神射手，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法度、技巧。牛的蹄子和猪的头颅也是骨头，但世人就是不用它们来灼烧占卜，而一定要用龟甲来占卜凶吉，这是因为龟的年岁经历久远的缘故。住在敖仓附近的人并不因为靠近粮仓而饭量特大，生活在江河边的人也不因为靠近河边而多饮水，他们只求吃饱喝足就行了。兰草、白芷因为芳香，所以不到下霜的季节就被人摘掉了；世人有五月望作枭羹以避凶，所以枭鸟也就活不过五月五日。舌头和牙齿，哪个先磨损？刀癡和刀锋，哪个先破损？缴绳和箭枝，哪个先折断？鳝和蛇，蚕和蛾，形状相似，但人们对它们的一爱一憎，态度各异。晋国用垂棘之璧作诱饵而夺得了虞、虢两国，骊戎用美女嫁给晋献公而使晋国灭亡。聋子不能唱歌，因此没法享受这其中的乐趣；盲人因为眼瞎，所以无法看到外物。观看别人射箭的人忘记了自己所做的事，看书入迷者遗忘了自己的爱好。思想集中在某个地方，就会忘记自己所应持守的东西。假如古代所做的一切不可更改，那么原始的椎轮车就可能一直使用到现在，也不可能有大辂车的出现。

     让倡优吹竽，却叫乐工给他按发音孔，虽然能合节奏音调，但奏出的音调不好听，这是因为两人共奏一只乐器使之失去了主宰。和死者患同一种毛病的医生是难以成为良医的，与灭亡的国家采用相同的治国之道是难以再产生新的治国方针的。给客人准备饭菜而自己却吃野菜，这种人是将名声看得比实际更重要。哺乳时期的母狗敢咬老虎，孵化小鸡的母鸡敢与狸猫斗，这是因为它们将一切都倾注在幼畜身上，而不考虑自己的力量能否斗得过老虎和狸猫。使影子弯曲的是弯曲的物体，让回音浊重的是浊重的声音。真情外露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容易测度；开花结果不合时宜的果实不可食用。

     到越国去的人，有的乘船、有的坐车，虽然交通工具和路线都不同，但是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是一样的。佳人体态各异，美女脸蛋各不相同，但都招人喜欢。梨、橘、枣、栗味道各异，但是人们都喜欢吃。有人是靠偷盗发财的，但发财的人并不一定是盗贼；有因为廉洁而清贫的，但清贫的人并不一定是廉洁的。芦荻花像棉花絮，但是不可以将它当棉花絮来使用；粗麻不是布，但是可以用它来织成布。要穿出林子的人不可能走直道，在险要地方行走的人不可能走直线。羿之所以射中远距离的细微目标，不只是凭着弓箭；造父之所以驾车跑得又快又远，不只是靠缰绳和马嚼子。大海能容纳百川，所以是浩瀚无边；车轮能周而复始地不停转动，所以能走得远。羊肉并没有引诱蚂蚁，是蚂蚁找上了羊肉，因为羊肉有膻味；酸醋并没有招惹蚊蚋，是蚊蚋叮上了酸醋，因为醋有酸味。尝一小块肉，便能知道一鼎锅的肉味；悬挂羽毛和木炭能知道空气的湿度，这是从小可以见大，由近可以知远。十顷大的池塘可以浇灌四十顷的农田，但一顷的池塘就不够灌溉四顷农田，这是因为有大小的差别。明亮的月光，可以用它看到远处的物体，但不可以靠月光来写蝇头小字；大雾迷漫的早晨，可以看清蝇头小字，但却看不清几米以外的物体。绘画者如果只注意到画好毛发这样的细节，就不可能画好人物的全貌；射箭者瞄准有微小的偏差，就会带来很大的差错。为了捉老鼠挖开鼠穴而破坏了宅院，为了挑破叮疱而引发毒疮，这就好像珍珠上有疵点、玉石上有斑点，这疵瑕斑点不去雕掉，珠玉也就完整无损，如一去掉这些疵瑕斑点，这珠玉也就会弄残缺了。在树木丛生的森林里筑巢的鸟儿，将巢筑在树林茂密的深处，因为那里安全。挖洞的小兽将洞穴建在堤防的高处，因为那里方便。王子庆忌双脚能追上麋鹿，双手能搏杀犀牛和老虎，但如果将他关在黑暗的空房间里，恐怕就连龟鳖都捉不住，这是因为环境地势不方便他捉拿龟鳖。商汤放逐夏桀而获得美名，而崔杼却因杀死齐庄公而受到他人的谴责，他们所做的事均为臣犯君主，但冒犯君主的原因却不一样。吕望到晚年才大有作为，这样使得老年人也为之振奋；项托小时就难倒孔子而为孔子之师，这样使得少年们也为之骄傲：这都是因为同类互相仰慕的缘故。

     使树叶飘落的是风在吹动，使水浑浊的是鱼在搅挠。虎豹因长着美丽的皮毛而招致捕杀，猿猴因动作敏捷而遭到刺伤。走一步棋不足以显示智慧，弹拨一下琴弦不足以表达悲哀。三寸长的竹管如果没有底，那么天下再多的粮食也无法填满它；十石大的容器如果有底，那么一百斗粮食就可以盛满它。用竹篙来测量江水的深度，如果竹篙没了顶就以为篙长等于水深，那就糊涂了。渔夫在河边奔走，樵夫在山里兜转，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那里。早上赶集的人走得飞快，傍晚到集市的人则踱着方步，这是因为此时他要购买的货物集市上已没有了。毛色驳杂的豹皮大衣不若毛色纯一的狐裘大衣；白璧有了污点裂缝，就不能变宝贝了：这是说绝对纯粹是困难的。死于战争的人的鬼魂是讨厌神巫的，偷盗之徒是讨厌吠叫的狗的。没有主的社神，随便弄些黍肉就可祭祀它；亡了国的谷神，容易向它祈求降福。鳖没有耳朵，但眼睛却蒙蔽不了，因为它没有了听觉，这视觉就变得特别灵敏；盲人没有了眼睛，但耳朵却无法闭塞，因为他失去了视觉，这听觉就变得特别灵敏。遗腹子不思念他的父亲，因为他心里原本就没有父亲的印象；他连做梦都不会梦见到父亲的形容，因为他从来就没见过父亲是什么样的。蝮蛇不可以给它们添上脚，虎豹不可以让它们爬上树。马不吃油脂类的食物而只吃草料；桑扈鸟不啄食粟粒而爱吃油脂类的东西，它们不吃什么东西，并不表示它们廉洁。秦国修通崤山要塞，魏国便筑起城墙加以防范。饿马呆在马厩里安静无声，而一旦有草料出现在它们身旁，互相间的争夺就发生了。拉弓射箭，没有什么弦箭射不出去；但弦箭的长度与射程相比，不到百分之一。道和德是可以永恒不变的，但是权变就不能永远不变。所以从关卡处偷渡出去的，就再也难以重新来一次；越狱逃跑不可能会有第二次成功。圆环可以用来比喻圆形，就用不着用车轮来比喻圆形了；绦带可以用来作饰鞋的丝带，就用不着用眐带了。太阳月亮不可能同时出现，一雌狐不能配两只雄狐，神龙没有配偶，猛兽不会群聚，猛禽不会成双。照着墨绳弹出的墨线砍削就不会出差错，用秤来称量计算就没有误差，立圭表来观测就不会迷惑。少报年龄就和弟弟相混淆，多报年岁就和哥哥难分清，不如老老实实遵循事理，顺随真情行事。人看不见龙之飞举而能将龙高高托起的，是风雨的帮助。蠹虫多了木头就会折断，缝隙大了墙就会倒塌。悬挂下垂的物体，时间长了就会坠落，长得长长的枝条一类的东西，时间长了也会脱落。在冰天雪地里冻不死的人，有着他的适应能力；在酷暑高温下不中暑的人，有着他的适应能力。从来没有不适应的，也就不知道什么叫适应性。

     洗头的热水准备停当，头上的虮子虱子就会互相吊唁；大厦落成，燕雀就会互相庆贺可以筑巢了，这忧乐各不相同。柳下惠见到饴糖说：“可以用它来赡养老人。”而盗跖见了则会说：“用它可以来粘锁簧。”看到的物件相同，但所得出的观念却不一样。蚕只吃桑叶而不喝水，经二十一天后化为蛾子；蝉喝露水而不吃食物，经三十天后蜕化；蜉蝣既不吃也不喝，只三天就会去。人吃礜石会被毒死，而蚕吃了却不会饥饿；鱼食巴豆会死，而老鼠吃了巴豆却会长胖。事物的道理和缘由不一定弄得清，所以也无法以类相推。瓦是经过火烧后形成的，但直接用火干烧这瓦就会破裂；竹子是靠水生长的，但将竹浸泡在水中这竹子就会死掉。以扬起尘埃来消除尘埃，穿着皮衣却又用扇子来散热，哪里比得上根据不同季节穿合适的衣裳？枯竹能起火，但不钻就不会出火燃烧；地下有水，但不挖掘就不会出泉水。给蚌蛤、大象带来灾难的是珍珠象牙，而这正是人类的宝物；而人的病痛、灾难又有谁当宝贝呢？为了不让卖酒者获得更多的利就不去买酒，那就只好干渴着；为了不让驾车者获得更多的利就不去租车，那就不能到达远处目的地；手握火把去掷击人家，自己反倒烧伤。邻居家的母亲死了倒前去哭吊，而自己的妻子死了却不掉泪，那是在一种怕被人说成溺于情色的胁迫下的表现。

     西方的裸国，鸟兽也不回避人群，那是因为人和它们混和为一，习性相似。一根燃烧着的炭，用手去拿，就会烫伤手指；一万石的炭放在一起燃烧，离它十步之外就烧不伤人，这是因为同是热气而聚散方式不同。大的勇气和小的勇气的情况与这种情况相似。现在有六尺宽的席子，平铺在地上，一般性的人越过它并不困难；但如果将席子竖立起来，就是弹跳力出众的人要跨越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席子摆放的态势不一样。百颗梅子足以调配一百人食用的酸汁，而一颗梅子就不足以调配一个人所需的食用酸汁。如果因有人吃饭给噎着而禁止天下所有人吃饭，如果因有人坐车出车祸而禁止天下所有人乘车子，那就显得十分荒唐了。钓鱼的静静地等待鱼儿咬钩，水中积柴捕鱼的扣舟惊鱼，用鱼罩的下罩捉鱼，用罾具的举罾得鱼：方法各异，但能捕获鱼则是一致的。看到象牙便能知道象比牛要大，看到老虎的尾巴就能知道老虎比狸猫大，掌握了部分，整体也就能推断出来。两小国不在大国面前争斗，两只鹿不在卧伏的犀牛旁争斗。帮助祭祀的人得以尝新，制止打斗的人却受了伤。在不吉祥的树荫下躲雨，会被雷电所击。有叫“冢”的，有称“陇”的，有叫“笠”的，有称“簦”的，名称不同但实物一样。头上“虱子”的“虱”和空心木做的“琴瑟”的“瑟”，二字读音相同，但所指的物体却不同。总想太阳月亮永远光明，但浮云就是遮盖它们的光；总希望兰芝四季生长，但秋风就是使它们枯萎。

     老虎产下的虎子，如果不会搏击猎物，老虎就会将它们吃掉，因为这样传代下去会将虎的威武丧失殆尽。装饰着龟钮的印章，贤者将它当作饰物来佩戴；土壤分散在田里，能干的人靠它致富。丢给溺水者黄金美玉，不如抛给他一段救命的绳索。看书时，看到前有一个“酒”字，就知下面必有一个“肉”字；看到前有一个“年”字，就知下面必有一个“月”字：这是根据它们的类别而推知的。

     蒙上灰尘就会眯起眼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说他不出门就被尘土蒙眯了眼睛，这就不合情理了。屠户杀猪宰羊却吃的豆叶羹，制造车辆的人却用脚步行，烧制陶器的人却用的缺口盆子，盖房造屋的人却住在狭窄简陋的小屋里：这些制造某物的人不一定自己使用，而使用这些物件的人又不从事这类工作。车毂设置三十根辐条，各尽自己的力量，互不妨害；如果让一根辐条联接车毂，其余二十九根辐条都不用，这车哪能行走达到千里之外？黑夜走路的人，眼睛就像被东西蒙住，只好伸手摸索着走；渡江涉水的人只得将原来骑的马装载到船上去：事物总有它适用的范围，也有它不适用的范围。橘子和柚子都有自己的产地，荻草和芦苇各有自己的丛生处，兽类脚爪相同的在一起从游，鸟类翅翼相同的在一起翱翔。田地里的积水最终流入大海；贴在耳边讲的悄悄话最终会传到千里之外。像苏秦这样有争议的人物，他走得慢些，人家就会问：“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他走得快了，人家也会问：“为什么跑得这么快？”这说明有所为人家就要说三道四，好多事就会被别人吹毛求疵。皮都要磨得差不多了，到哪里还能看到毛！畏首畏尾，那么身上还有多少是不怕的呢？要想视察九州大地，但双脚又不作千里跋涉；内心没有治政教化的想法，却想身居万民之上，那就难了。明眼看得见的东西容易抓获，暴露明显的目标容易射中，所以最洁白的东西容易污染，德行最高的人总像空虚不足。未经过辛勤耕种就粮食满仓，未经过采桑养蚕就蚕丝满袋；东西来得不是正道，用起来也必定挥霍无度。大海不接纳漂浮的腐肉，泰山不容许小人攀登，膀胱不能上俎案，杂色斑驳的马不能作牺牲。

     盛夏季节使用扇子很凉快，但到了寒冬还不晓得放下扇子；提着衣裳趟水过河，但上了岸还不知道放下：这样的人就显得相当呆板而不能适应变化着的形势。有的山没有树林，有的山谷没有风，有的矿石不含金属。满堂坐客，看看他们的衣带钩各不相同，但都用来环扣衣带却是一致的。晋献公本来是很贤明的，可是后来被骊姬所蒙欺；叔孙如此聪明，却被竖牛耍弄，竟连自己的性命也不保，所以郑国的郑詹来到了鲁国，《春秋》就记载了“佞人来了，佞人来了”。君子饮酒表示欢乐，鄙陋的人敲击瓦缶表示欢乐，这虽然不见得好，但也不见得丑。人生性以穿丝帛来得舒适方便；但当有人用箭射他时，就以穿上铠甲为好了，这穿上铠甲尽管不轻便舒适，但却能换得防身保命的安全和方便。车辐条插入车毂，各自正对着相应的孔凿口，互相不干扰，这就像臣子各守本职，不得互相干犯一样。曾经因穿着铠甲而免遭箭伤，现在还以为穿着铠甲能到水中去游泳；曾经因有大瓠而得以渡过江，现在还以为抱着大瓠能挡着火：这些人真是叫不懂事物的类别的不同啊！

     君臣处在民众之上，这就像用腐烂的草绳驾御奔驰的马；也就好像踩在薄冰之上，下面有蛟龙等着；也好像进入森林遇到哺乳的母虎。善于用人者，就像盚虫之百脚，多而不会互相伤害；又好像嘴唇和牙齿，尽管柔软和坚硬经常摩擦，但并不互相伤害。清醇的美酒，是来自于耕种后获得的谷物；艳丽华美的衣裳，是来自于纺织织布。新的布帛不如盝麻织的夏布；而盝麻织的夏布破败之后又不如新的布帛。这正是有的东西新的好，有的东西旧的好。酒窝儿长在面颊上很好看，但如果长到额头上那就丑陋不堪了；刺绣的丝织品用来做衣裳很合适，但用它来做帽子就要遭人讥笑了。马的牙齿不是牛蹄，檀树根不是椅枝条。所以看到事物的本源，这各种事物也就能分别看清。石头生来就坚硬，兰草生来就芳香，从幼小时就具备了美好的素质，长成后就越发鲜亮。扶持和掷击，道歉和责备，得到和失去，许诺和拒请，相差十万八千里。弄脏了鼻子而粉饰了额头；死老鼠在庭院的台阶上，却在室内薰香以驱恶臭；要入水中，却又怕沾湿衣服；揣着臭物，却去寻找芳草：这些即使是有能耐的人也无法做到的。重新发芽生长的禾苗是不会有收获的；花开得太早就不会按季节凋谢。不要说不走运，甑终究不会掉到水井里。抽下簪子时会摩出火花来，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让人不要渡江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但已经航行到江中却要人家不渡江，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只见虎皮上的一点斑纹是不会知道老虎的威武的；只看到骐骥身上的一根毛，是不会知道它善跑的。水虿变成蜻蜓，孑孓变成蚊子，兔啮变成虻虫。事物的变化出人意料，不理解的人惊奇，了解的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铜的光泽呈青色，金的光泽呈黄色，玉的光泽呈奶白色；麻杆火光昏暗，油脂灯光明亮。由微暗衬托明亮，由外表了解内质。象肉的味道，谁也没有尝过；鬼神的模样，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对鬼神的捕风捉影的讲法，是不可能在内心留下深刻印象的。冬天的坚冰会消融，夏天的树木会衰败，时机难以掌握而容易失去。树木正茂盛时，即使整天采伐也不显衰败凋敝；而秋风一刮，寒霜一打，一夜间树叶都落光。患伤寒症的人被强迫进食，抢救中暑者却让他饮冷水，搭救自缢者时却又递给他绳索，拯救溺水者时却递给他石头，这本身想救助他人，但却反而害了他。即使要谨慎，丢失马后也不必非得拆掉门槛来寻找；即使要预防，喝酒时也不必一定要抱着席子，以防醉倒时可以躺下。勇士孟贲用手掏鼠洞，老鼠虽然会随时被抓获，但也必定会咬伤勇士的手指，因为伸入鼠穴捉老鼠，使勇士本身的优势无法发挥出来。

     山中云雾蒸腾，柱子石墩湿润；伏苓被挖掘，兔丝草则枯死。一家失火，百家被烧；进谗者玩弄阴谋，百姓就暴尸荒野。粟被水浸泡就会发热，甑在灶锅上受火烧煮就会冒汽滴水，水能生热，火能生水气。迅雷能劈开石头，这是阴阳二气相交的自然现象。洗澡水倒入河中，会增加河水，但相当有限；雨水和积水注入大海，虽然无法使海水水位升高，但还是改变了原来的状态。一个网眼的罗网是不可能捕到鸟儿的；没有鱼饵的垂钓是难以钓到鱼的；对待士人无礼是不能得到贤才的。兔丝草无根而能生长，蛇无脚却能爬行，鱼没有耳朵却能听到声音，蝉不长嘴而能鸣叫，这些都有着它们的一定合理性和原由。仙鹤寿长千年，因此能游遍天下；蜉蝣虽朝生暮死，却也能享尽生命乐趣。纣王把梅伯剁成肉酱，周文王就和诸侯计划要推翻纣王统治；桀肢裂劝谏的忠臣，商汤就派人去吊唁。狂奔的马不会撞到树上去，疯狗不会自己跑入河里去，即使是最没有理性的兽类都不会自取灭亡的，更何况人呢？喜欢大熊却喂它吃盐，热爱水獭却让它喝酒，这真是想要饲养它们，但却违背事理。心里喜欢就会毁掉船来做船舵；内心想要就会不惜毁熔大钟铸铃铎。管子是忍受了无数次小的耻辱才得以成就大荣耀的；苏秦是说了无数次的谎话才实现“合纵”想法的。箭靶一张开就招来箭矢射聚，树木一茂盛就招人砍伐，这并不是它们想召引人们，而是客观形势所致。等到得到好处以后才去救溺水者，那么时间一长，也必定有人以借溺水者而谋利。一艘破损易沉的船只，就是连愚蠢者都不会去乘坐；一只赶它不前进、勒它不停止的千里马，那么君王是不会用它来赶路的。讽刺我的品行的人，是想和我交往的；贬低我的货物的人，是想和我做生意的。用白开水掺和白开水，是清淡无味没什么好吃的；单根弦的琴瑟是弹不出好听的曲子来的。骏马因为受遏抑而死去，鲠直之士因为正直而受困窘；贤能的人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美女则在宫内被冷落。远行的人在旅途思念家人，家人则在睡梦中和远行者相会；慈母在北国燕地叹息，亲生儿子则在南方楚地怀念母亲。新鲜的肉悬挂起来，乌鸦喜鹊就会纷纷飞来啄食；而老鹰鹞子搏击食物，众鸟就会四处逃散。物类的聚散，是互相感应造成的。吃他的食物不会捣毁盛放食物的器皿，吃树上结的果实不会折断树枝；堵塞源头水流就会枯竭，损坏树枝树木就会枯死。错综交叉的线条不流畅，连环相套的环子不易解，解开它的方法是不解。临河羡鱼，不如回家织网以便打鱼。明月之珠是蚌蛤的病害，却是我们的宝贝利益；虎爪象牙是禽兽的利器，却是我们的祸害。平坦的道路，优良的骏马，使得人想骑马快鞭奔驰；喝酒喝得痛快时，使人禁不住引吭高歌。认为是正确的就去做，所以这叫“决断”；认为不对的，却还去做，这就叫做“乱来”。箭矢飞快，但顶多也不过射到两里地远；步行虽慢，但走上上百天，也可达到千里之远。

     有个鲁国人自己会制作帽子，而他的妻子又会编织鞋子，他们搬迁到越国去谋生，结果陷入困境。这是因为他们的特长不能在那个地区得以发挥，所以导致生活窘迫，这就好比在山上种荷花，在井里保存火种一样。拿着钓鱼工具上山，扛着斧说山训头入水潭，却要想得到鱼或柴，这是件困难的事；同样，驾着大车到越国，乘着筏到塞北，要想不走上绝路是不可能的。楚王养了只白猿，他准备亲自射猿来取乐，但还没等楚王动手，这白猿已夺过箭和楚王嬉戏起来了；假若由神射手养由基来射这白猿，可能在养由基张弓搭箭、瞄准白猿而还没发射之前，这白猿就已经抱着柱子悲号起来了，这是由于养由基的非常专业且熟练的射箭架势将白猿吓住了。和氏之璧、夏后氏的玉璜，恭恭敬敬献给人家，人家会非常高兴；但如果在夜里黑暗中将璧和玉璜掷抛给人家，人家就会受到惊吓而产生怨恨。这些就是合时和不合时而产生的不同结果。画出的西施面容，虽然美丽但不动人；画出的孟贲眼睛，虽然大但没有神，这是因为这画仅仅是形似而无神韵的缘故。有一家子，弟兄们分家，因为家中财产多得无法计算，众兄弟因此不计较分多分少，人们也因此称赞他们讲信义。这是因为财产多得无法估计、没有限量，所以才不去计较每人所分得的多少。登上高处使人情不自禁地眺望，面临深渊使人不由自主地探望，这是由人所处的地位环境所决定的。同样，射箭要端正身体，钓鱼要态度恭谨，这是由人所做的什么事情决定的。说杀死老弱的牛可以赎良马一死，那肯定没人会做这样的事。决定杀牛，是因为这牛是该杀；而拿必定要死的去换赎不一定会死的，这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季孙氏胁迫鲁定公，把持了国家政权，孔子做出高兴的样子先顺从季孙氏的所作所为，然后再找机会劝说季孙氏，要季孙氏将国政归还给鲁定公。后来有人评介这件事：“将奸邪之徒举荐给正直的人，奸邪之徒打着正直者的招牌，什么好处捞不到？把正直之人举荐给奸邪之徒，正直者终究不会跟随下去的。”这就叫做从不同的途径和邪恶同流合污。邪恶的势力坐大以后就容不得正直者的立足。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人多势众时就能消灭狼，而狼多时就会吃掉孤身的人。想要做邪恶之事的人，必定先要表现得光明正大。想要做屈曲之事的人，也必定要表现得通达正直。公正之道树立不起来，却能防范私欲的事，这是从古到今都没听说过的事，这是由于奸邪之徒总是用伪装的善良来掩饰他的邪恶行径。众人的流言蜚语可以使平地成林，可以无翅而高飞；经过三个人的流言蜚语的传播，就足以使人相信街市上真有虎在行走，一村子人的流言蜚语的传播，就足以使人相信真有人能将铁椎头扭弯。会游泳潜水的人是不求在澡盆里洗澡的，因为江河池塘已足以满足洗浴的要求了。所以以草为主食的动物是不担忧生活沼泽的改变的，生活在水中的动物是不担忧水域改变的，因为稍微的小变化是不会影响它们的生活习性的。信用有时候会出现差错，礼仪有时候会出现偏差。尾生为了履行信约而淹死在桥下，这就是错用信用导致的后果；子思儿子不为被子思休弃的母亲守孝，这就是礼仪出现偏差的事例。曾子坚持孝道，不肯路过胜母里的门口；墨子主张“非乐”，不肯进入朝歌的城市；孔子保持廉洁，口渴也不喝“盗泉”的水；他们这些人都是注重培养崇高志向的人。纣王用了象牙筷子，箕子由此叹息；鲁国用了木俑陪葬，孔子由此感叹。所以圣人是看到了秋霜便知道了冰天雪地的冬天将来临。

     鸟儿将要飞来，张开的罗网正等着它，鸟儿入网被捉拿，只是绊着一个网眼；但如果只编织一个网眼的网，那就不可能捕捉到鸟。现在人披戴铠甲，是为了防备箭射过来伤身体；假若能事先晓得箭会射中那个部位，那么只需在那个部位上挂一片铠甲就可以了。然而，很多事情是不能事先知道的，很多事物是不能预测的，往往是突然间没有防备的时候来临的，所以圣人是长时间修养好“道”以等待时机的到来。丑陋的杂色牛，既无犄角、又无尾巴，穿上鼻子羁系着它，等它一旦生下牛犊就拿去作牺牲，尸祝斋戒以后，就将牛犊沉入河中。水神河伯哪里会嫌它是头丑陋的杂色牛所产而拒绝享祀呢？得到上万人的军队，不如听到一句高明计划的话；得到隋侯之珠，不如懂得隋侯之珠是怎样产生的；得到和氏之璧，不如明白处事适宜的方法。选择良马的目的，不是为了骑上它去猎取狐狸之类的小动物，而是要骑着它追射麋鹿；磨砺宝剑的动机，不是用它来斩割白绢衣裳，而是要用它来斩杀凶猛的犀牛。所以伟大人物受人敬仰，崇高品德被人效仿，人们向往的就是这种人品。看到弹弓，就马上想到能弹射下鸮鸟烤肉吃；看到鸡蛋，就马上想得到报晓的公鸡；看到粗麻就马上想到织成的布，虽然所想的事合乎情理，也终会实现，但未免太性急了些。大象被取下象牙，但它不会憎恨人们贪得象牙之利；人死后抛弃的床垫木，不会有谁会去埋怨拾捡的人。人能够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来满足他人的某些利益，这是可以的。疯子向东狂奔，追赶的人也顺着这方向穷追，大家都往东跑是相同的，但他们向东跑的原因却截然不同。溺水的人是掉在水里，救他的人也跳入水中，大家都在水里是一样的，但他们入水的原因却完全不同。所以圣人将生死看成一样，蠢人也把生死看得差不多。但圣人将生死看成一样是因为圣人悟出了生死分定的道理；而蠢人将生死看得差不多是因为蠢人不懂生、死和利、害的关系所在。徐偃王因为推行仁义而亡国，但导致亡国的并不都是因为推行仁义；比干因为赤胆忠心而遭纣王杀害，但被杀害的并不都是因为赤胆忠心。所以就颤抖来讲，寒冷也会颤抖、畏惧也会颤抖，这名称相同，但颤抖的实质相异。明月之珠，出自蚌蛤；周朝的美玉，生自丑石；大蔡的神龟，出自深谷水沟；万乘大国的君主，戴的是很轻的皇冠，乘坐的是价值百金的车子。牛皮算得低贱了，但却可以做成战鼓整肃指挥三军。想学习歌唱技术的人，一定得先学五音音律和音乐的教化作用；想演奏好高雅和谐的乐曲，一定得先从《阳阿》《采菱》这样的乐曲练起。这些都是通过先学习那些不起眼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来获得想要学到手的高超水平。

     夜间捕捉蝉，务必将火把烧得通明；河中钓鱼，务必将鱼饵调得芳香。将火把烧得通明，是要借火光来招引蝉自投罗网；将鱼饵调得芳香，是要借鱼饵引鱼上钩。要想引来鱼群，先得疏通河道；要想引鸟安家，先得种植树木。只有水得到积蓄，鱼儿才会来聚集；只有树木茂盛，鸟儿才会来安家。所以喜欢弋射的人总先将生丝和矰箭准备好，喜欢捕鱼的人总先将大小渔网准备好。还没有过不准备好器具就获得收益的事情呢！送给人家马却又解下它的马笼头，送给人家车子却又拆下穿缰绳的环子，这正是车和马都送掉了，又何必舍不得这类笼头和缰绳的小东西呢？所以乡里人有这样的谚语：“烹制牛肉却不舍得放盐，这等于是糟蹋了这牛肉。”

     夏桀虽然是个暴君，但也做过些有益的事情；尧帝尽管圣明，但也有失误之处；嫫母面貌尽管丑陋，但品行却贞正；西施尽管容仪光艳，但品行未必贞正。所以被灭掉的国家，其中也有好的东西（如法律）值得仿效；而政治清明的国家，其中也有些风俗习惯值得批评。琬琰美玉，却处在污泥之中，但清廉的人见了也不会放弃；破旧的竹席甑带，就是放在华贵的毡褥上，贪婪的人见了也不会去夺取。美德存在，即使处在低贱的地位，但世人也不能贬低美德的价值；恶行满身，即使处在高贵的地位，但世人也不会尊重他。青黄不接的春季放贷给农民，到秋季再收赋税，这样百姓就拥护、高兴；反过来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却要征收赋税，而到秋天再放贷，这样百姓没有一个不怨恨的。这放贷和收税数量相同，但引起百姓的喜怒却相反，这是因为时节不同的缘故。如要对鱼讲仁德，不是捕到鱼之后再放入河水中；如要对猿猴讲恩赐，也不是抓到以后再放它归山林；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必捕捉它们，让它们各处该处的地方就行了。毛色驳杂的貂裘还不如皮色纯一的狐裘，所以一个人没有比不具备坚定纯粹的行为节操更令人讨厌的。有相马的，却不能识别出良马来，但是良马并不因此就不存在于这群被鉴别的马中。现在如果有户人家失火，有的是拿着易燃的东西去助长火势，有的却是传递水桶去救火，尽管这两种人都没有达到各自的目的，但受火烧的人家对这两种人的憎恨和感激之情却有天壤之别。

     楚国郢都有个人买房栋梁，想找一根“三围”粗的木料，有人卖给他一根车轴，他跪在地上量了量，粗细差不多，但长度不够。蘧伯玉用道德感化了邻国不来侵犯，公孙鞅实行刑法治理秦国最后获罪被杀，他们治理好国家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实施的方法和各人的下场却又是不一样的。病人卧床不起，医生用针石治疗，巫婆用精米、草垫来赶疫鬼、求神保佑，他们的方法各异，而想拯救对象则是相同的。狸猫的头可以治理好鼠瘘病，芡可以治疗好瘘病，牛虻能消散淤血，啄木鸟能治疗龋齿，这些都可以按照种类来推知。油膏能杀死鳖，喜鹊屎可以杀死刺猬，腐烂的垃圾堆能生出苍蝇来，油漆碰到螃蟹便不会干燥，这是不能按照种类来推知的。有些事情可以推究其中的原因，有些事情则不能推究其中的原因，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好像不对又好像对，谁能通晓这其中的奥妙呢？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但有纯白的狐皮衣，这是选用了众多狐狸腋下白皮毛缝制而成的。善于学习的人就像齐王食鸡，一定要吃上数十只鸡脚掌才能满足。利刀便于剃毛发，至于伐木，就非用斧头不能成功。事物本来就存在着某些长处又恰好成为另一方面的短处的情况。如果从一寸见方的洞眼里看牛，就不知道它比羊大；总起来观察牛的全体，才知道牛的大小和羊相差甚远。孕妇看了兔子，生下的孩子是缺嘴唇，看了麋，生下的孩子是四只眼睛。大马眼睛小，可以说是小眼睛马。事物本来就存在着好像是这么回事又不像这么回事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断一根指头倒导致死亡，而断了一条手臂倒能活下来，这说明事物不能按照这种类比推导的。磨砺利剑一定要用细软的磨刀石，敲击钟磬一定要用柔软的木棒，车毂坚硬一定要用柔软的辐条。两个都是坚硬的东西就不能互相协调好，双方都强大就会互相不服帖。所以木质疏松的梧桐树倒可以击断兽角，纤细的马尾倒可以截断玉石。媒人会说假话并不是受过专门的撒谎训练，但说假话一旦养成习性就会产生不诚实；培养勇敢精神并不是要学会争斗本领，但勇敢性格一旦形成就不会谦虚礼让。所以，君子不肯在监狱里面谋事做，因为管牢狱的事情会伤害到君子仁爱之心；同样君子不肯到街市里去做买卖，因为经商买卖会伤害到君子的廉洁品德。行为的积累是不能不审慎的。

     奔跑不需要用手，但是将两手绑起来就跑不快；飞行不需要用尾，但是将尾巴卷屈起来就飞不远。这说明事物产生功能的部分一定得依赖于不产生功能的部分。所以使你看见的是本身看不见的，使鼓鸣响的是本身不会鸣响的。尝一小块肉，就可知道一锅肉的滋味；悬挂羽毛和木炭，就可知道空气的湿度：这是通过小来知道大的事例。看见一片叶子凋落，就可知道一年快到冬天了；看见瓶中的水结冰，就可知道天气已很冷了：这是以近来推知远的事例。三人肩并着肩，是不能走出门的；其中一人跟在两人身后，就可以畅通无阻。脚踩着地则出现足迹，在太阳下行走就形成身影，留下足迹和出现身影是容易的，而要使脚印正、影子不斜则是困难的。楚庄王诛杀了佞臣里史，孙叔敖便刷净帽子、洗净衣裳准备复职上任；晋文公抛弃旧垫席，怠慢那些跟随他流亡过的、脸色黑瘦的人，咎犯见了便辞官隐退。所以桑叶凋落会引发那些长者悲叹时光的流逝。小小的鼎锅因每天使用而不被人珍贵，周王室内的大鼎从来不用来煮饭做菜却被人重视，看成是传国宝鼎。事物本来就存在着以不用（无用）而来实现它的有用的情况。地势平坦则水不流，重量均等则不倾斜，物体一旦失去平衡就必定会有反应，也必定会被感应，事物本来就存在着以不用而被派大用场的情况。先脱衣服然后洗澡是合乎情理的，但穿着衣服洗澡然后再脱衣服是违背常理的；先祭祀神祖然后吃祭品是合常规的，但先吃掉祭品然后再去祭祀祖宗神灵是不合常规的：事物总有一个先后次序、适当规矩。严肃的祭祀之日却以恶语伤人，娶媳妇的美好良宵却说披麻戴孝之事，设宴喜庆之时却议论上坟的事，渡江涉水之时却说水神显灵：这些都是说话不分时宜的表现。有的说：朝廷将要大赦，赶快多杀些死囚犯人；有的说：朝廷将要大赦，这下能赦免不少死囚犯人了。这希望赦免是相同的，但是这希望赦免当中所包含着各自的害人利人之心却是不相同的。这就好像有时吹火是越吹越旺，有时吹火却将火都吹灭，这是因为他们吹火的目的和方法不一样所导致的。宰牛烹牛来宴请左右邻居，可是同时又辱骂东邻的母亲，这正是所施恩德都没来得及被报答，却又得罪了人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楚文王塌胸，鲍申驼背，但就是这样丑陋的长相却将国家治理得有条有理。裨谌在城里无法施展才智，子产将他带出城外共商国家大事，倒成就了他们的大事。侏儒向高个子请教天有多高，高个子说：“我不知道。”侏儒说：“你虽然不知道天有多高，但总还是比我离天要近得多啊！”所以凡要请教问题，一定要找熟悉这问题的人。战乱开始，兵寇将至，跛子将此消息告诉了瞎子，于是瞎子背着跛子逃跑，两人都幸免于难，这是因为他们二人取长补短，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反过来是由瞎子将此消息告诉跛子，跛子背着瞎子逃跑，那么就无法各自发挥特长。楚都郢城有人要将母亲卖出，他对买主说：“这位老母亲年迈了，请你好好奉养她，别让她受苦。”这真是干了如此忤逆不孝的坏事却还装出假慈悲来宽慰自己的良心。甲壳类动物凭借坚固的甲壳活动生存，细腰蜂等动物依靠毒螫活动生存，熊罴以蛮力来攫取食物，犀牛靠角抵来活动保存自己：这物类没有放弃自己的长处而用其短处的。治理国家如同田间除草，要除去危害禾苗的杂草就是了。尽管洗头会掉不少头发，但人们仍然经常洗头，保持清洁，因为这样还是损失的少，获得好处的地方多。磨刀石本身不锋利，但它能使刀磨快；檠本身不端正，但它能矫正弓弩。所以有不少事物是自身不正却能矫正别的事物，自身不锋利却能使其他事物锋利。用力贵在突发迅猛，智慧贵在敏捷。两者强调的都是以迅速为上；要取胜的道理也一样，迟缓为下。人们之所以珍贵莫邪宝剑，因为它一接触物体就能使物体断裂；就是牛车如不停地摩擦门槛也能将门槛压断。因为孔子曾在陈蔡遭受困厄，就不信孔子，废弃孔子传授的六艺，那就糊涂了。因为医生不能治好自己的疾病，就不看病，不服药，那就荒谬了。

卷十六 说山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魄问于魂曰：“道何以为体？”曰：“以无有为体。”魄曰：“无有有形乎？”魂曰：“无有。”“何得而闻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闻得之矣。乃内视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见，名不可得而扬。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独何为者？”“吾将反吾宗矣。”魄反顾，魂忽然不见，反而自存，亦以沦于无形矣。

    人不小学，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鉴于沫雨，而鉴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荡也。詹公之钓，千岁之鲤不能避；曾子攀柩车，引楯者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动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伯牙鼓琴，驷马仰秣；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螾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清之为明，杯水见眸子；浊之为暗，河水不见太山。视日者眩，听雷者聋；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无为而治者，载无也；为者，不能有也；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人无言而神，有言者则伤。无言而神者载无，有言则伤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听，终以其无用者为用矣。

    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无。以为不信，视籁与竽。

    念虑者不得卧，止念虑，则有为其所止矣，两者俱忘，则至德纯矣。

    圣人终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诗，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诗也。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是何则？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

    神蛇能断而复续，而不能使人勿断也；神龟能见梦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

    四方皆道之门户牖向也，在所从窥之。故钓可以教骑，骑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

    越人学远射，参天而发，适在五步之内，不易仪也。世已变矣，而守其故，譬犹越人之射也。

    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一渊不两鲛。水定则清正，动则失平。故惟不动，则所以无不动也。

    江河所以能长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天下莫相憎于胶漆，而莫相爱于冰炭。胶漆相贼，冰炭相息也。墙之坏，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

    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见埵堁，远之故也。秋豪之末，沦于不测。是故小不可以为内者，大不可以为外矣。

    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

    夫玉润泽而有光，其声舒扬，涣乎其有似也。无内无外，不匿瑕秽，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镜见眸子，微察秋豪，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出于山渊之精，君子服之，顺祥以安宁，侯王宝之，为天下正。

    陈成子恒之劫子渊捷也，子罕之辞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见黏蝉者，白公胜之倒杖策也，卫姬之请罪于桓公，子见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见之反被裘而负刍也，儿说之为宋王解闭结也，此皆微眇可以观论者。

    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尔行矣。慎无为善。”曰：“不为善，将为不善邪？”应之曰：“善且由弗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

    拘囹圄者，以日为修；当死市者，以日为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也，则中不平也。故以不平为平者，其平不平也。

    嫁女于病消者，夫死则后难复处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墙之傍，不可以立。执狱牢者无病，罪当死者肥泽，刑者多寿，心无累也。

    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夫至巧不用剑，善闭者不用关楗，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类。

    以清入浊，必困辱；以浊入清，必覆倾。君子之于善也，犹采薪者见一芥掇之，见青葱则拔之。天二气则成虹，地二气则泄藏，人二气则成病。阴阳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昼，日不知夜。

   善射者发不失的，善于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钓者无所失，善于钓矣，而不善所钓。故有所善，则不善矣。

    钟之与磬也，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远，远不若近者。

    今曰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濑之流；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盘石之上；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

    水广者鱼大，山高者木修。广其地而薄其德，譬犹陶人为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

    圣人不先风吹，不先雷毁，不得已而动，故无累。月盛衰于上，则蠃蠬应于下，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

    执弹而招鸟，挥棁而呼狗，欲致之，顾反走。故鱼不可以无饵钓也，兽不可以虚气召也。

    剥牛皮，鞟以为鼓，正三军之众，然为牛计者，不若服于厄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庙堂，然为狐计者，不若走于泽。

    亡羊而得牛，则莫不利失也；断指而免头，则莫不利为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则争取大焉，于害之中则争取小焉。将军不敢骑白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

    鸡知将旦，鹤知夜半，而不免于鼎俎。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藿为之不采。

    为儒而踞里闾，为墨而朝吹竽，欲灭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无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

    今夫暗饮者，非尝不遗饮也，使之自以平，则虽愚无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无之矣。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

    申徒狄负石自沉于渊，而溺者不可以为抗；弦高诞而存郑，诞者不可以为常。事有一应，而不可循行。

    人有多言者，犹百舌之声；人有少言者，犹不脂之户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详，谶书著之。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趋。物固有众而不若少者，引车者二六而后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两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处陆则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丝，上有丛蓍，下有伏龟，圣人从外知内，以见知隐也。

    喜武非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医也，好马非驺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概而未得主名也。

    被甲者非为十步之内也，百步之外，则争深浅，深则达五藏，浅则至肤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为道里。

    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中鱼为之殚。故泽失火而林忧。

    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丝，下言若纶。上有一善，下有二誉；上有三衰，下有九杀。

    大夫种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苌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远而不知近。

    畏马之辟也，不敢骑；惧车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虚祸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犹养而长之。

    范氏之败，有窃其钟负而走者，鎗然有声，惧人闻之，遽掩其耳。憎人闻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升之不能大于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岁也，夜在岁之中；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

    先针而后缕，可以成帷；先缕而后针，不可以成衣。针成幕，蔂成城。事之成败，必由小生。言有渐也。

    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则可，下丹而上漆则不可。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水浊而鱼噞，形劳而神乱。故国有贤君，折冲万里。

    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亲。行合趋同，千里相从；行不合，趋不同，对门不通。海水虽大，不受胔芥，日月不应非其气，君子不容非其类也。

    人不爱倕之手，而爱己之指，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己之钩。

    以束薪为鬼，以火烟为气。以束薪为鬼，而走；以火烟为气，杀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后。

    巧者善度，知其善豫。羿死桃部，不给射；庆忌死剑锋，不给搏。

    灭非者户告之曰：“我实不与我谀乱。”谤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犹扬堁而弭尘，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污，譬犹以涅拭素也。

    矢之于十步贯兕甲，于三百步不能入鲁缟。骐骥一日千里，其出致释驾而僵。

    大家攻小家则为暴，大国并小国则为贤，小马非大马之类也，小知非大知之类也。被羊裘而赁，固其事也；貂裘而负笼，其可怪也。以洁白为污辱，譬犹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负彘。

    治疽不择善恶丑肉而并割之，农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岂不虚哉！

    坏塘以取龟，发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龋。桀、跖之徒，君子不与。

    杀戎马而求狐狸，援雨鳖而失灵龟，断右臂而争一毛，折镆邪而争锥刀，用智如此，岂足高乎！

    宁百刺以针，无一刺以刀；宁一引重，无久持轻；宁一月饥，无一旬饿。万人之蹪，愈于一人之隧。

    有誉人之力俭者，舂至旦，不中员呈，犹谪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誉人，反为损。

    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虽死亦不能悲哭矣。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矣。

    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取之。

    以非义为义，以非礼为礼，譬犹倮走而追狂人，盗财而予乞者，窃简而写法律，蹲踞而诵《诗》、《书》。

    割而舍之，镆邪不断肉；执而不释，马牦截玉。圣人无止，无以岁贤昔，日愈昨也。

    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无千金之鹿。玉待礛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无锱锤之礛诸。

    受光于隙，照一隅；受光于牖，照北壁；受光于户，照室中无遗物；况受光于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于其前矣。由此观之，所受者小，则所见者浅；所受者大，则所照者博。

    江出岷山，河出昆仑，济出王屋，颍出少室，汉出嶓冢，分流舛驰，注于东海，所行则异，所归则一。

    通于学者若车轴，转毂之中，不运于己，与之致千里，终而复始，转无穷之源。不通于学者若迷惑，告之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

    寒不能生寒，热不能生热；不寒不热，能生寒热。故有形出于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广大矣！

    雨之集无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发无能贯，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众止。因高而为台，就下而为池，各就其势，不敢更为。

    圣人用物，若用朱丝约刍狗，若为土龙以求雨。刍狗待之而求福，土龙待之而得食。

    鲁人身善制冠，妻善织履，往徙于越而大困穷，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乡。譬若树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钓上山，揭斧入渊，欲得所求，难也。方车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无穷，不可得也。

    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则搏矢而熙；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蝯拥柱号矣，有先中中者也。

    呙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夜以投人，则为怨，时与不时。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

    人有昆弟相分者，无量，而众称义焉。夫惟无量，故不可得而量也。

    登高使人欲望，临深使人欲窥，处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钓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杀罢牛可以赎良马之死，莫之为也。杀牛，必亡之数，以必亡赎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孙氏劫公家，孔子说之。先顺其所为，而后与之入政。

    曰：“举枉与直，如何而不得？举直与枉，勿与遂往。”此所谓同污而异途者。众曲不容直，众枉不容正，故人众则食狼，狼众则食人。

    欲为邪者，必相明正；欲为曲者，必相达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此以善托其丑。众议成林，无翼而飞，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挠椎。

    夫游没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兽，不疾易薮；水居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常。

    信有非礼而失礼。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丧出母，此礼之失者。

    曾子立孝，不过胜母之闾；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饮盗泉；所谓养志者也。

    纣为象箸而箕子希，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故圣人见霜而知冰。

    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矣。今被甲者，以备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则悬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规，物或不可虑，卒然不戒而至，故圣人畜道以待时。

    髡屯犁牛，既犐以牜脩，决鼻而羁，生子而牺，尸祝斋戒以沉诸河，河伯岂羞其所从出，辞而不享哉！

    得万人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呙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适。

    撰良马者，非以逐狐狸，将以射麋鹿；砥利剑者，非以斩缟衣，将以断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乡者其人。

    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晨夜，见黂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暮。

    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弃其招箦，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则可。

    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则同，所以东走则异。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则同，所以入水者则异。故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之同死生，通于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义亡国，国亡者非必仁义；比干以忠靡其体，被诛者非必忠也。故寒颤，惧者亦颤，此同名而异实。

    明月之珠，出于蛖蜄；周之简圭，生于垢石；大蔡神龟，出于沟壑。万乘之主，冠锱锤之冠，履百金之车。牛皮为贱，正三军之众。

    欲学歌讴者，必先徵羽乐风；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此皆学其所不学，而欲至其所欲学者。

    燿蝉者务在明其火，钓鱼者务在芳其饵。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饵者，所以诱而利之也。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好弋者先具缴与矰，好鱼者先具罟与罛，未有无其具而得其利。

    遗人马而解其羁，遗人车而税其羲，所爱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谚曰：“烹牛而不盐，败所为也。”

    桀有得事，尧有遗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故亡国之法，有可随者；治国之俗，有可非者。

    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虽廉者弗释；弊箄甑瓾，在袇茵之上，虽贪者不搏。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

    春贷秋赋，民皆欣；春赋秋贷，众皆怨。得失同，喜怒为别，其时异也。

    为鱼德者，非挈而入渊；为蝯赐者，非负而缘木。纵之其所而已。貂裘而杂，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恶于无常行。

    有相马而失马者，然良马犹在相之中。今人放烧，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两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远矣。

    郢人有买屋栋者，求大三围之木，而人予车毂，跪而度之，巨虽可，而修不足。

    遽伯玉以德化，公孙鞅以刑罪，所极一也。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

    貍头愈鼠，鸡头已瘘，虻散积血，斫木愈龋，此类之推者也。膏之杀鳖，鹊矢中猬，烂灰生蝇，漆见蟹而不干，此类之不推者也。推与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

    天下无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众白也。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必食其蹠数十而后足。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克。物固有以克适成不逮者。

    视方寸于牛，不知其大于羊；总视其体，乃知其大相去之远。

    孕妇见兔而子缺唇，见麋而子四目。小马大目，不可谓大马；大马之目眇，可谓之眇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决指而身死，或断臂而顾活。类不可必推。

    厉利剑者必以柔砥，击钟磬者必以濡木，毂强必以弱辐，两坚不能相和，两强不能相服。故梧桐断角，马牦截玉，媒但者，非学谩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慬者，非学斗争也，慬立而生不让。故君子不入狱，为其伤恩也；不入市，为其侳廉也。积不可不慎者也。

    走不以手，缚手，走不能疾；飞不以尾，屈尾，飞不能远。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见者，乃不见者也；使鼓鸣者，乃不鸣者也。

    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户；一人相随，可以通天下。

    足蹍地而为迹，暴行而为影，此易而难。

    庄王诛里史，孙叔敖制冠浣衣，文公弃荏席，后霉黑，咎犯辞归，故桑叶落而长年悲也。

    鼎错日用而不足贵，周鼎不爨而不可贱。物固有以不用而为有用者。地平则水不流，重钧则衡不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为大用者。

    先倮而浴则可，以浴而倮则不可；先祭而后飨则可，先飨而后祭则不可。物之先后，各有所宜也。

    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妇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阳侯之波。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杀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异。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灭，所以吹者异也。烹牛以飨其里，而骂其东家母，德不报而身见殆。

    文王污膺，鲍申伛背，以成楚国之治。裨谌出郭而知，以成子产之事。

    朱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修人曰：“不知。”曰：“子虽不知，犹近之于我。”故凡问事，必于近者。

    寇难至，躃者告盲者，盲者负而走，两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语，使躃者走，失其所也。

    郢人有鬻其母，为请于买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义而欲为小义者。

    介虫之动以固，贞虫之动以毒螫，熊罴之动以攫搏，兕牛之动以牴触，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所短也。

    治国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堕发，而犹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擏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力贵齐，知贵捷。得之同，速为上，胜之同，迟为下。所以贵镆邪者，以其应物而断割也。几刂靡勿释，牛车绝辚。

    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则惑；为医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药，则勃矣。


译文：
     魄问魂说：“道以什么作为自己的本体？”魂回答：“以‘无’作为自己的本体。”魄又问：“‘无’有形体吗？”魂说：“没有。”魄又问：“‘无’既然没有形体，那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魂回答：“我只是从我所遭遇中知道而已。那就是，看它时没有形状，听它时没有声响，真可谓幽冥。幽冥，只是用来比喻道，它本身不是道。”魄又说：“听你一说，我明白了‘道’是让精神内视照察而返归本原的。”魂又接着说：“凡得道者，其形体就不能见到，名称就不能言说。现在你已经有了形体和名称，所以哪里还能得道？”魄于是说：“那么，你在说话，又怎么能说没有形体？”魂回答：“我就要返归我的本原了。”这时魄回头四顾，果然魂一下子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魄又转身察看自身，也隐没在无形之中了。

     人如果不仅仅只具有小觉悟，并还能大彻大悟，就不会有大的迷惑和糊涂；人如果不仅仅只具有小聪明，并还具有大智慧，就不会干出大的蠢事。人是不能用混浊起沫的雨水照形的，而只能用清澈的河水当镜的，这是因为清澈河水静止而不荡漾。詹何垂钓的技术，能使千年的鲤鱼精都无法逃脱；曾子攀伏在亲人的柩车上悲痛万分，使拉灵车的人都感动得停止了脚步；行乞的老母亲在街上行唱悲歌，触动了离散多年的申喜，使母子相见，这都是精诚所至的缘故。瓠巴奏瑟，使得江中的游鱼引颈倾听；伯牙鼓琴，使得驷马仰头嘶笑；介子推唱龙蛇之歌，使晋文公重耳为之流泪。所以出产玉的山中，草木必定滋润茂盛，出产珍珠的深渊，岸边草木必定不易枯萎。蚯蚓虽然没有强健的筋骨和锋利的爪牙，但却能上食干土、下饮黄泉，这是因为它用心专一的缘故。清水透明，只须一杯清水就能照见到你的眼睛；浊水浑暗，就是有黄河那么大的水域也照映不出泰山来。望太阳使人眼花，听响雷使人耳鸣。人无为则太平无事，有为则易受伤害。无为而治的人，思想上信奉“无”，行动上施“无为”。有为者就不能没有好憎情欲，有好憎情欲就不能恬澹静漠，有所作为。人闭口少言就能保全精神，爱说话者就容易损伤精神；人闭口少言保全精神而信奉“无”，爱说话会损伤精神而无法达到“道”的境界。鼻子之所以能呼吸，耳朵之所以能听音，是在于凭借着它们空空的又似乎无用的洞孔来发挥作用的。天下事物无不凭借着其中的空洞“无用”来发挥作用的，如果认为这种说法不真实，请看看籁和竽是怎样凭着这“管”的中空洞孔来发音的吧！思念忧虑者是难以入睡的；要想不思念忧虑，就得想法来抑止它。如果这两者都抛开，去掉所有思念忧虑，那么就可达到纯粹的精神道德境界。

     圣人一辈子都在谈论治国修身平天下，但他实际上运用的并不是他说的那些言论，而是运用他说这些话时所依据的思想和精神。歌唱的人有诗句作歌诗，然而使人感到动听的并不是这些诗句而是那动人美妙的旋律。鹦鹉能说些简单的话语，但是不能让它讲有关教令法典方面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鹦鹉只能学舌效仿些人说的话，而它自己不具备语言的功能，也就不能达人意。所以只会循着人家脚印走路的人是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的。神蛇能够在被砍断后重新再生复活，但是不能使人不再砍断它。神龟能在宋元王的梦中显灵而不被捉获，但是它却不能逃出渔人的笼子。四面八方都有“道”的门和窗，就看你从哪个门窗中去观照“道”体。所以善于垂钓者可用钓鱼原理教人骑马，善于骑马者可用骑术教人御术，善于驾御者可用御术教人撑船。越人学习远射技艺，仰头望着天空发射，箭只落在五步之内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不懂射术的缘故。世道已经变化，如还守着老一套的东西，这就好比越人学射术。月半时节月亮圆满，和太阳东西相望成直线，地球处处其中，太阳无法给月亮光亮，这时属阴的月亮驾御不了这属阳的、发光的太阳。太阳出来，这星星就隐匿不见，这是因为不能和太阳争光。所以枝末是不可以强过根本的，手指是不可以粗过臂膀的。下轻上重，必然要倾覆。一个深渊中是不能同时有两条蛟龙的。水静止时就清澈平稳，流动起来就失去平和。所以唯有不动，就能无所不动。江河之水之所以能成为百谷之长，是因为它能处低洼之处，唯有能处低洼处，所以能为“上”。

     天下没有比胶和漆更不能相容的了，没有比冰和炭更相爱的了。胶漆互相败坏而冰炭互相生息。墙壁倒塌，比它立着更长久、自在；冰块溶解，比它凝固时更好，为什么？这是因为都返归根本的缘故。

     泰山的容貌和形状，巍巍高耸，但离它千里之远望去，泰山不过是个小土堆，这是因为距离间隔得远的缘故。秋毫之末这样细微的东西，能够深入到无法测量的小空间。所以事物小可以小到没有内部极限、大可以大到没有外部边界。兰草生长在幽深的山谷中，并不因为无人佩戴它而变得不芳香；小船停泊在江河上，并不因为无人乘坐它而不漂浮；君子行义，并不因为无人知道而停止下来。美玉润泽有光彩，发出的声音都舒缓柔和，鲜明光亮与君子的秉性相似；无论内外，都不藏匿瑕疵污垢；靠近它则显得湿润，远望它则显得深沉。照镜能看得到眼珠子，秋毫之末能够明察，光明能够照亮黑暗。所以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由高山深渊的精纯之气孕育而成，君子佩戴它，和顺吉祥而安宁。侯王珍视它们，作为天下公正的象征。

     陈成子桓胁迫子渊捷，子渊捷不屈从；子罕辞让他所不想要的宝玉，因而获得廉洁不贪的美名；孔子见到佝偻人粘蝉的技术，悟出精诚专一的道理；白公胜倒柱鞭杖穿刺了腮帮而无知觉；卫姬向齐桓公请罪救卫国；曾子见到子夏就问：“为什么长得这么胖”；魏文侯看到过路人反穿皮衣而悟出毛依附皮的道理；兒说为宋王解开闭结的死结。这些事情都很微妙，但可以通过观察而弄清其中的道理。有人出嫁女儿时告诫女儿说：“你要出嫁了，到婆家后千万不要轻易做善事。”女儿问道：“不做善事，那么要做不善的事吗？”父亲回答：“善事尚且不可做，更何况不善的事呢？”这位父亲讲的是保全自己因顺自然天性的道理。囚禁在监牢里的人觉得时间长，判死刑而将要处死的人感到时间短。每日的时间是有一定标准的，处在一定境况下的人感到短，处在另一定境况下的人觉得长，这是由于心情不稳定的缘故。所以用不平稳的心态去看平正的事情，他所感觉到的自以为正确的公正印象，实际上是不正确和不公正的。嫁给患消渴症男人的女子，丈夫死后其女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一是，傍人以为其女子为妨夫，不敢娶她；二是，该女子因丈夫患消渴症而死，会以为天下男子皆患消渴症而不敢复嫁。所以破毁的房屋下面坐不得，倾斜将倒的墙边站不得。执掌牢狱的人不易得病，已判死刑的人反而养得肥胖红润，接受宫刑的人长寿，这是因为到了此时他们反而没了任何杂念和情欲的拖累了。良医总能够医治尚未显露症状的疾病，所以受治疗的人不易得病；圣人总能够及时治理隐患，所以社会不易爆发灾祸。最高明的工匠是不用钩绳度量的，善于锁门的人是不用门闩的，淳于髡告诉邻居提防失火，就是属于这一类情况。

     德行清纯者陷进污浊物欲之中必定会受到困扰和侮辱，污浊的物欲侵入德行清纯者内心，清纯者必定遭覆灭。君子对于行善是一丝不苟，看到地上一棵小草便拾起，见到一棵青草也连根拔起。天上阴阳二气冲突便生成虹，地上阴阳相干犯就影响冬藏，人体内邪气侵犯正气则生病。阴气只可盛于冬天而不可盛于夏天，阳气只能旺于夏天则不可旺于冬天。月亮不知白昼，太阳不知黑夜。善于射箭的人发必中目标，这对于射技来说是好的，但对被射中的对象来说则是不好的；善于钓鱼的人总有收获，这对于钓术来说是好的，但对被钓上的鱼儿来说则是灾难。所以事物总是有所善，有所不善，有其正面也必有其负面。钟和磬相比较，近处听钟音洪亮，远处听则磬声清扬。所以事物总是存在着近不如远或远不及近的现象。现在人们说稻必须长在水田里，但是稻却不能长在湍急的水流中；紫芝生长在高山上，但是紫芝却不能生在石头上；磁石能吸铁，但磁石却不能吸铜。

     水深而广的鱼长得大，山高林深的树木长得长；但一心想扩大领地却削弱了他的美德，这就像陶工制陶器，揉土持坯使之变薄，越薄越破得快。圣人不事先站在风口召风吹，也不事先呆在雷易击的地方等雷击，圣人不得不动时才顺物而动，所以没有负累和灾祸。月亮在天空上发生圆缺朔望的变化，下界的螺蚌就会相应地变化，这是因为它们同气相动的缘故，这种同气相动不会因为相隔天地之远而不发生。拿着弹弓要鸟儿飞过来，挥动着短棍来唤狗，本想要靠近它们，但反而是吓跑了它们。所以钓鱼没有鱼饵是不行的，捕兽不可以用空的猎具来捕捉。剥下牛皮加工成皮革做成鼓，用鼓可以指挥三军将士，但站在牛的角度来看，不如让它套上轭头来服劳役。狐狸腋下的白毛做成皮衣，可供天子作礼服穿上坐在朝廷上，但替狐狸着想，不如让它自由奔跑在草泽上。丢失了羊而得到了牛，那么就没有人不愿意丢失东西的了。断了手指而能保全性命，那么就没有人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人之常情是，总是在利益之中争取最大的利益，而对危害总力求降到最低限度。将军不敢骑目标明显易召攻击的白马，逃亡的人夜里不敢举火把，酒家不敢豢养凶猛的恶狗。公鸡知道报晓，仙鹤知道半夜鸣叫，但都免不了成为鼎锅砧俎上的佳肴。山中有猛兽，林木因此不易被砍伐；园中有螫虫，藜藿因此不被采摘。身为儒生却在街市胡闹，称为是墨家弟子却到朝歌去当吹竽手；想不留下脚迹却在雪地上行走，想要拯救溺水者却又不想沾湿衣服，这叫作做的事情不是自己所想做的，而想做的事情又往往顾虑重重做不了。现在那些在黑暗中饮酒的人没有不将酒溢出的，假若他能将此持平，那么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不会有失误。所以，不能将一切保持平和的人，却能做成大事，这在天下还没听说过。

     人不美却要追求美是得不到美的，人美不用追求美自然是美的；人不丑却要丑化是丑化不了的，人丑却要说不丑还是丑的；不刻意追求美也不刻意追求丑，那么就无所谓美和丑，这才叫做与天道和合。申徒狄背上石头自己沉入深渊，但不能认为凡是自溺的行为都是高尚的；弦高靠欺骗而保存了郑国，同样不能认为凡欺骗的事都是合理的。事情有时适用于一时但不能照此滥用。有人非常饶舌，就像百舌鸟那样，这又有什么用呢？有些人沉默少言，就像转动灵活的门枢，开关不出声。六畜生下来多长了耳朵和眼睛，是不祥的征兆，这在预测吉凶的谶书中有记载。上百号人同举一只瓢，不如一个人拿着它走得快。事物本来就有多反而不如少来得好的情形。两部分人拉车，其中拉车的人多反而落在拉车的人少的后面。事物本来就存在着相对立而相成的情形。两个都不会游水的人一起溺水，就不能互相救助；只有其中一人在岸上，才有办法救助落水者。所以同道同类的难以治理，一定要异道异类才能相治成功。千年的古松，其地下根部必生有茯苓，地表上必长有兔丝草；地上长有丛生的蓍草，地下必藏伏着神龟；圣人就能从外表推知内里，根据显象推知隐情。喜欢武术的人并不一定是侠士，爱弄墨舞文的并不一定就是儒生；爱好医方的人并不一定是医生，喜欢马匹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御手；懂得音律的人并不一定是乐官，会调味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厨师。这些人都只是知道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具备那一行当的专业知识。射披戴盔甲者的水平，在近距离之间是难以区分出来的，只有在百步开外才能比试出射手的高低水平：高水平的射手能射穿铠甲深入内脏，水平低的射手只伤及他人皮毛。这“生”和“死”的差别，是无法用里程来计算的。楚庄王养的猿猴走失了，逃进树林里，楚庄王为了寻找这猿猴，将这片树林砍伐得乱七八糟；宋国君的珍珠掉进了池塘里，宋国君为寻找珍珠，搅得池塘里的鱼不得安生。所以沼泽地失火，附近的林子就会担忧。君主要木料，下属的臣子就滥伐树木；君主要叫鲜鱼，下属的臣子就放干河水来捉鱼；君主找船桨，下属的臣子就早早地送上了船；君主说话像细丝，下属臣子的话就像丝绳；君主有一优点，下属的臣子就竭尽全力赞美。这真是“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曰“上有三衰，下有九杀”。越国大夫文种懂得怎样使越国强盛，但却不懂怎样保全自己；苌弘知道怎样保存周朝，但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丧身的。这真是只知远大的事，不知身边细小的事。因为害怕马惊狂奔而不敢骑马，又因为害怕车要颠覆而不敢乘车，这些都是用虚无的可能的祸患来拒绝这种公认的骑马乘车的便利。不孝的子女有的会打骂父母，生育他们的父母没法一定保证子女尽孝道，但尽管这样，还是将他们育养长大。范氏被打败之时，有人偷了他家的钟，背着就走，但钟却发出??声，这窃贼怕人听到，竟捂着自己的耳朵。怕别人听到钟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捂着自己的耳朵以为钟声不存在，则是相当荒谬和愚蠢的。“升”之所以不比“石”大，是因为“升”包含在石之中；夜不能比年长，是因为夜包含在年之中；仁义的作用不比道与德大，是在于道与德是主宰包括仁义在内的一切事物。先针后线，才能缝制帷帐；先线后针，就别想能缝成衣服。一针一针缝下去才能缝成帷帐；一筐一筐垒起来才能筑成城墙。事情的成败，都必须从小处开始，这就是说的量之积累而导致事物渐变的过程。染织物时先染成蓝色后再改染成黑色是可以的，但如果已染成了黑色再要改染成蓝色便不可能了；漆匠在底色上漆上黑漆，然后再漆上红色是可以的；但如果底色漆红色，然后再漆上黑漆，这红色就被掩盖了。万事均是如此，它们都有一个先后、上下的次序，不能不搞清楚。

     水浑浊则鱼群便露嘴出水面，形体劳累则精神迷乱。所以国家有贤君，就能决战胜于万里之外的敌人。靠媒人说亲而嫁娶，但嫁娶并不完全靠媒人来促成的；靠人介绍而与他人交往，但不完全靠介绍人才与他人结交亲密的。志趣性格相合，就是远隔千里也能亲密无间；志趣性格不相同，就是住在门对门也不来往、沟通；海水虽大，却还是不容纳丁点腐肉。日月不与不同气的事物感应，君子不容忍不同类的人。人们不珍惜工倕灵巧的手而爱惜自己的手指；不珍惜江河里的珍珠而爱惜自己身上的玉钩。有人将户外成束的柴火当作鬼，把野地里的火烟当作妖气。把束柴误以为鬼而吓得逃跑；把火烟误以为妖气，杀猪宰狗来祈福禳灾。不等弄清真相就做出这种事情，不如慢慢将事情弄明白。灵巧的人善于度量，聪明的人善于预见和预防。羿死于桃木杖下而来不及拔箭自卫，庆忌死于刀剑之下而来不及与刺客搏斗。被人误解而遭人非议的人挨家挨户对人表白说：“我实际上没有参与干坏事。”他自己越想表白清楚，却越发引起人们的非议。用言论来制止别人的说三道四，用事端来平息事端，这就好像扬起尘土来平息尘土、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只会越发坏事。用流言去消除洗刷污蔑，就好比将黑泥擦在白绢上。箭在十步之内能射穿犀牛皮制成的铠甲，但在三百步开外就连细绢都无法射透；骐骥日行千里，但当它年老力衰之后，卸下套就倒地不起了。大的家族攻打小的家族，这叫做行暴虐；但大的国家兼并无道的小国，这叫做贤明。小马和大马属同类，但小聪明和大智慧就不可同日而言了。穿着粗羊皮衣做苦工，似乎合于情理；但穿着名贵的貂皮大衣去背运土筐，就显得非常奇怪、不好理解了。用洁白的手去做污秽的活，就好像沐浴干净之后又去清扫猪圈，又像刚薰过香气之后去扛猪。治疗毒疮不分好肉烂肉一起剜掉，农夫不分禾苗杂草一起锄掉，这样做哪还会有实际的收获？毁坏池塘来捕取龟鳖，掀掉房顶来捕捉狸猫，掘开内室来捕捉老鼠，割开嘴唇来治疗牙齿，不论是桀跖这样的凶暴者、还是谦谦君子都不会做这种蠢事的。累死战马而求得狐狸，为救两只鳖而丢失了神龟，折断右臂而去争夺一根毫毛，损坏了莫邪宝剑而去争夺一把小刀，像这样的“智慧”，是不值得推崇的。宁愿被小针刺一百下，也不愿被刀砍一下子；宁可提一下子重物，也不可长时间拿着轻东西；宁可一个月天天吃不饱，也不可连着十天挨饿；一万人跌倒，也比一个人从高处坠入好。有人称赞别人做事力求俭省。有一次这人家里舂谷，舂了整个晚上都没完成定额指标，这人于是就责骂舂谷的人。被称赞的人就去打听了一下，原来舂谷者却是这人的母亲。所以口是心非的小人称赞别人，反而是在损坏别人的名誉。东家的母亲去世了，儿子虽是哭泣但不显悲伤。西家的儿子看到这种情况，回家对母亲说：“母亲，你为什么舍不得快点死？你死了，我一定会很悲伤地哭你的。”想要母亲早些死的人，母亲就是死了，也不会伤心痛哭的；说没有时间读书学习的人，即使给他时间他也不会好好学习的。

     人看到中间掏空的木头能浮在水面而明白了造船的原理，人看到了飞蓬随风转动而知道了造车的原理，人看到鸟的足迹而知道创造文字以著书，这些创造发明都是用类推的大法而取得的。把不义当作义，把非礼当作礼，这就好像赤身裸体跑着去追赶疯子，又好像偷窃财物再去施舍给乞丐，还好像偷来竹简书写法律，还如同傲横无礼者诵读《诗 》《书》。割一下就停下来，即使是莫邪宝剑也无法割下肉来；执著而不放弃，就是马尾也能截断玉石。圣人的修养无止境，使今年胜过往年，今日超过昨天。长得像鹿样的马价值千金，但是天下没有价值千金的鹿；玉靠诸琢磨后才能做成玉器，但是没有价值锱锤的而只有价值千金的玉璧。从缝隙里透射出的一束阳光能照亮一个角落，从窗户中照进的一片阳光能照亮整个北面墙壁，从门里照进的阳光能照亮整间房间中的所有东西，更何况从整个天地发射出的阳光呢？天下没有什么物件不是靠这种阳光照亮的。由此看来，接受阳光少的就照得浅些，接受阳光多的就照得广些。长江发源于岷山，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济水发源于王屋山，颍水发源于少室山，汉水发源于睝冢山，它们分别奔腾流泻注入东海，它们所经过的地方、路线各不相同，所最终的归宿却是相同的。精通学习的人像车轴，安放在车毂中随轮子的转动而运行，他自己不动，却能和车轮车毂一块到达千里之外，终而复始，运转在无穷无尽的地方。不懂学习的人就像迷路客，人家告诉他东西南北时好像明白一切，但一转位置方向又分辨不出东西南北了，因为他不能掌握辨别方向的要领。寒本身不能产生寒，热也本身不能产生热，不寒不热的东西才能产生寒和热。所以有形生于无形，未有天地时的混沌状态才能产生出天地来，这真是深奥微妙、广大无比。雨在降落的时候是不会沾湿物体的，只有等它接触物体停止运动时才会湿润；箭发射过程中是不穿透物体的，只有等它触及物体，穿透物体时它的运动才告结束。只有静止不动才能够制约万物。利用高地修建高台，顺随洼地开掘池塘，各自依顺地势特点，不能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而随心所欲。圣人利用外物，就像用红丝带束系“刍狗”来祭祀神灵，就像做成土龙来求雨；刍狗被用来向神灵求福佑，土龙被用来向天帝求保佑，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用兵打仗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即揆度谋虑天象、绘测地理图形、客观评议人事，而用来决定战争胜利的是权变和气势。所以高水平的将帅用兵是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再能运用机变，以气势因势来发动进攻，因此部队不会吃败仗。次一等的将帅用兵是既不懂天道又不懂地利，而只靠人和与气势因势，这不一定能保证全胜，但取胜的谋略却还是不少的。下等水平的将帅用兵是被道听途说的东西搅乱自己的正常思维，智谋多又不能决断、疑疑惑惑，平时患得患失、怕这怕那，战时又犹豫不决，这样稍有行动就被人窥破意图、被人擒获。现在让两人持刀相打，两人武艺不相上下，但勇敢的一方取得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勇敢诚意，所以必胜。用斧砍伐小树，不待吉日良辰就能砍断劈开小树；如果只是将斧头放在树枝上，却不用力气去砍伐，即使现在北斗星柄指向吉日良辰，且又占阴阳刑德的变化有利条件，但还是不能砍断劈开，这是因为不用力气的斧头没有砍伐力。所以水流激荡就凶猛有力、箭被激发就射程远广。现在有了良箭，再涂饰银锡，但即使是薄绢做成的车帷，腐叶烂草做成的盾牌，这涂饰银锡的衣箭还是不能自动穿透它。但如果用上硬弓，再借助弓弩的弹力发射出去，那么即使是犀牛皮做成的铠甲、皮制的盾牌也能被射穿。那狂风的猛烈，能掀飞房顶、折断树木；然而空车脱离大路又上高坡，就要人来用力推动它。所以善于用兵的将帅，他所带出来的兵，其气势如冲开决口的积水从千仞高的堤坝奔腾而下，又像滚动的圆石冲下万丈深的溪谷。天下别的军队看到我军官兵这种气贯长虹的气势，还有谁敢与我军交战！所以百把号人抱着拼死的决心，就能击溃一万人心思不齐的军队，更何况拥有赴汤蹈火不回头的三军人马呢？即使向天下挑战寻找交战对手，又有谁敢挡在前面！

     所谓天数是指二十八宿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的天体运行规律。所谓地利是指处后则生处前则死，暴露（牡、阳）则凶隐蔽（牝、阴）则吉。所谓人事是指赏罚分明说到做到，行动要适时，措施贯彻要坚决。以上这些世代相传的东西被认为是军事法则，这当然没错，但这些还不能算作基本的军事法则。基本的军事法则应该是“因时而变化”。所以观察堂前的阴影移动而能知日月运行的位置，看到瓶中的水结冰而知天下寒暑的变化。

     事物各自形成、变化的迹象都是相当微妙的，只有圣人能够达到认清这种变化的程度。所以鼓不参与也不产生五音，但它却是五音的主宰，水没有味道，但却能与五味调和，将军不直接参与五官的事务，但却是五官的总督。所以能协调五音的是那奏不出五音的“鼓”；能调和五味的是那没有五味的“水”；能督促管理五官各自完成事务的，是难以揣度估量的。因此将军的心，和暖如春，清朗如夏，寂寥如秋，凝固如冬，因顺形势变化而变化，随着时势推移而推移。

     物体是曲的，影子就不可能是直的；声音是清脆的，回声就不可能是浊的。观察对方的行动意图，用我方的各种优势条件来对付他们。所以战争行动要靠正义来扶持、用事理来推动，打乱对方的部署使其失去主动权，依靠我方的优势条件去获得成功；让对方看到我方的出现，但却不让他们知道我将隐入何处；让对方知道我方的行动，但却不让他们知道我将怎样集聚。战争开始时要像狐狸那样细心弱小，于是对手就会轻率出战；一旦战争爆发，就要像猛虎那样凶猛，所以敌人就必溃退。那飞鸟准备攫取猎物时，总缩着脑袋装成若无其事，猛兽捕捉猎物时也总是藏匿着它的利爪，虎豹是不轻易暴露它的利牙，噬狗也不随便外露它的利齿。所以用兵的策略，有时故意向敌方显示我军的柔弱，但真要开战时，就用刚强给予迎头痛击；有时故意向敌方暴露我军的弱小，但在关键时刻，就用强硬的势态将敌方压倒；有时故意向敌方示以收敛的姿态，但当对方进犯时，却大张旗鼓并配以强盛的气势给予敌方沉重的打击；有时想往西进，却故意制造成东去的假象。先处逆境，然后达到最终目的；先在黑暗中摸索，然后有光明的前途；用兵要像“鬼”那样来无踪去无影，又要像“水”那样渗透深入不留痕迹。所以军事上有这种情况，即外表上的趋向并不是他真要去的地方，表露出来的迹象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意图，所以一举一动很难吃准这到底是为什么。由此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像晴天炸雷，你没法防备；而且一定记着军事招数不可重复使用，这样才能稳操胜券；与神奇的光明相通，但却不知它的门径。这就叫做用兵如神。

     军队之所以强大，是在于得到民众的拥戴；民众之所以用牺牲自己来换取战争胜利，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正义之所以能为民众信仰，是在于君王将帅具有崇高的威信，且与民众利益一致。所以用文德来团结人民，用勇武来整齐士兵，这样就能必定胜利；正义和威信同时发挥作用，这是最强大的。一般来说，人都是喜欢活着，憎恨死去的。但是，面对高高的城墙、深深的壕沟、矢箭如雨，平原广泽短兵相接厮杀时，士兵们仍然争先恐后抢在前面与敌军交战，不是他们不怕死、高兴受伤，而是因为君王将帅奖赏守信用、惩罚严明的缘故。

     所以君王如果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子女，那么民众就会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父亲；君王如果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兄弟，那么民众就会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兄长。君王如能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子女，那么也就必定能统治天下。民众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天下也就安定团结。君王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兄弟，那么民众就不会把为人民牺牲生命当作难事；民众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兄长，那么民众就不会把为君王牺牲生命当成难事。因此部队中官兵亲如父子兄弟，敌人就无法与之相斗的，因为这样的部队君王将帅平时就爱兵如子的。所以驷马动作不协调，即使有造父也无法驾车赶远路；弓和箭不相配，即使是羿也无法用来百发百中；君臣离心离德，即使是孙武也无法率领部队与敌交战。因此，君王一定要内修清明政治，广积恩德；外塞丑行恶迹，树立威信；体察民众的疾苦，以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这样，一旦爆发战争，民众就会和君王将帅同心同德，面对残酷战争会视死如归。所以将帅真与士兵同甘苦、共饥寒，那么到战时士兵的牺牲精神就会体现出来，也使部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古代善于带兵打仗的将帅一定是身先士卒，各方面都起到表率作用；酷暑也与士兵一样不张伞盖，寒冬也与士兵一样不穿皮衣，以体察士兵的寒暑；遇险要关隘也不骑马，上山爬坡也必下车步行，以体验士兵的劳逸；部队饭菜做好后才敢用餐、部队水井凿通后才肯饮水，以体验士兵的饥渴；两军交战时也与士兵一样随时有可能被箭射中，这样与士兵共安危。所以良将用兵，常常以这种恩德来凝聚部队的战斗力去迎战怨气极盛的敌军的；又用仁爱去团结部队去迎战内部充满仇恨的敌军的。这样，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君王要求民众做到的是两条：要求民众为他辛劳，要想民众为他牺牲生命。而民众对君王的期望不过三点：饥者有食，劳者能息，有功者施予恩赏。假若民众已经履行了君王所要求的两条职责，而君王却没有满足民众的三点期望，那么，国家再大、人口再多，这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弱小的。假若辛苦者事后能就得到快乐，劳累者必能得到一定利益，立功者一定得到奖赏，为国牺牲者的后代一定得到抚恤，这四方面都能兑现、取信于民，那么君王即使去射猎云天的飞鸟、垂钓深渊的游鱼，弹琴奏瑟、鸣钟吹竽、掷六博、投高壶、安逸清闲万分，但他的部队照样强大，军令照样能贯彻执行。这样，君王将帅令人景仰，下属百姓士兵随时听候使用；这说明德政施行的足以使人敬慕，那么这君王的威信也就随之树立。

     将帅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三隧、四义、五行和十守。所谓“三隧”是指将帅必须上知天道、下熟习地形、中体察人情。所谓“四义”是指将帅是为国家利益而不是依仗兵权谋私，是为君王尽忠而奋不顾身，面对危难而不怕牺牲，处理疑难问题时不怕承担责任。所谓“五行”是指将帅能柔软但不卷曲，能刚强但不折断，秉仁慈但不可侵犯，有信誉但不容欺骗，具勇敢但不可凌辱。所谓“十守”是指将帅神志清澈而不混浊、谋略深远而不易仿效、节操坚定而不迁移、智慧明达而不受蒙蔽、不贪钱财、不沉溺于物欲、不贪求花言巧语、不贪图名声、不易被引逗喜悦、不易被激怒。将帅如能做到上述这些，也就叫达到了深远奥妙的境界，有谁能知道他的真情！行动则必定符合明确的目标，言论则必定符合道理和规律；行为必定顺应时宜，分析必定有条有理。通晓动和静的奥妙，明白开和塞的时机；审察行动的利和害，如同符节相合；快得像发动满弦的弓箭，气势如同离弦的飞箭；像龙那样腾飞、像蛇那样游行，行动没有一定的形态。看不清所要攻击什么目标，也不知道最终的归宿是什么；要进攻时就使你无法防守，要防守时就使你攻不破。

     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必定先从自我修养做起，然后才要求他人也能这样；先做到不可被战胜，然后才争取去战胜别人。自我都没修养好，还得依靠别人；自身的条件都不具备，却只想寄希望于敌人自己出乱子而取胜他，自己的部队混乱不堪却想乘敌人出乱之机去战胜他的做法，就像用火救火，用水堵水一样，哪里能制服？如果让陶工自己变为粘土，那么他就再也不可能用粘土来制造盆盎了；如果让女工自己变为丝线，那么她就不可能再用丝线织成锦缎了。这说明相同的东西是不能达到治理目的的，而只能用与众不同的奇招、异招才能制服对手。两只麻雀相斗，是不大可能出现其中一只将另一只斗死的，但一旦老鹰飞到，这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因为鹰和雀是两种不同的种类。所以用安静之兵对应急躁之兵就显示出奇异来了，用治理整齐之兵对付混乱之兵就显示出奇异来了，以饱食之兵来对付饥寒之兵就显示出奇异来了，以逸待劳也同样显示出奇异来了。奇正相对就像水火、金木相对一样，互相相克而显示出胜负来了。善于用兵者，就掌握着五行相克相生的道理来应对敌人，所以能取得胜利；而不善于用兵者，就不能掌握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故常被人制服而被俘。

     所以，用兵贵在于谋略不被测度，部队行动隐藏不露，常常能出其不意使对手无法设防。这说明谋略如果被对手掌握，那么就要陷于困境；行动如果被对手掌握，那么就要陷入被动。所以真正能用兵的人是，上利用天象隐蔽自身，下利用地形藏匿自我，中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自身。如果用天象来隐蔽自我，就没有什么敌人不能被制服。那么什么叫利用天象隐蔽自我呢？就是利用大寒酷暑、狂风暴雨、大雾昏天这样一种天气条件来因顺变化、迷惑对方。那么什么叫利用地形隐蔽自我呢？就是利用山地丘陵、丛林险阻这些地形条件来藏隐部队以作埋伏袭击。又什么叫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自我呢？就是在敌手前进的道上埋伏，或尾随敌军跟踪观察，或出奇兵冲入敌军阵营，这攻击的迅猛如雷霆，推进的速度如风雨，一旦达到目的就偃旗息鼓悄然离去不见踪影、不留形迹，没有人知道他的来龙去脉。

     所以队伍前后整齐严正、四面像墨线那般笔直，队伍进退有分有合、有散有聚，隔而不断，互不超越；两翼轻捷，四边便利，或前或后，离合散聚，不乱队形：这就是善于训练管理的行军队列和布阵。明白奇正、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占星、龟策、祭祀，这就是善于运用天道。制定计划、布设埋伏、运用水攻、火攻；制造奇异假象，让士兵鼓躁呐喊来搅乱敌人的听觉；拖着树枝扬起尘土来迷乱敌人的视觉：这就是善于运用欺诈佯装战术。意志观念像碄钺那样坚定厚重，毫不动摇，难以恐吓倒，权势利益不能诱惑，死亡威胁吓不退：这就是善于鼓舞士气坚定信念。刚猛快速、英勇果断、藐视敌人、行动神速、瞬时一闪即逝：这就是善于运用轻骑兵来出奇制胜。观察选择地形，安排宿营地址，修筑军营围墙，审察查明路障，驻扎高坡山地，营地能进能退：这就是善于利用有利地形。利用敌军饥冻渴热，疲劳困倦，松懈混乱，恐惧困窘之机，派出精锐干练的部队，在深夜对敌人实现偷袭：这就是善于利用时机来应对变化的环境。平坦的地方用战车，险峻的地方用骑兵，渡水时用弓，险隘之处用弩，白天作战用旌旗壮大声势，夜晚作战用篝火营造气氛，阴暗多雾天气多用战鼓：这就是善于利用各种器械装备来为战争服务。以上总共八种战术方法，不能缺少一样，但这些还不是用兵打仗中最重要的方面。

     用兵打仗中主要的方面是，将帅一定要有独到的见解和胆识。所谓独到见解是指能够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所谓独到胆识是指能够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能够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这叫做“明”；能够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这叫做“神”。这神明就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如能这样，那么防守时就不易被攻破，交战时不易被打败，进攻时就容易取胜，这就是虚和实的关系道理。上下级之间有间隙矛盾，文官武将关系不融洽，处事不公正，士兵内心充满怨气，这就叫“虚”。反之，君王圣明，将领精良，上下同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就叫“实”。如果像泼水灭火，敢抵抗的即将他攻陷，敢逼近过来的即将他迁移，这样刚柔显示出差别，战争的胜败也即表现出来，这就是虚实的不同。所以善于作战的部队不在于人少，善于防守的部队不在于城池狭小；取胜在于有否威势，失败在于丧失斗志。

     如果军队实力强就打，实力不济就走；气势旺盛部队战斗力就强，气势低落则必定败北。过去吴王夫差拥有方圆二千里的土地，统率步卒七十万，向南和越国开战，逼迫越王退守会稽山；向北和齐国交战，在艾陵击败齐军；向西能和晋国对阵，在黄池制服晋国国君，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是在于充分利用了人民士兵的士气和斗志这种实力。后来夫差骄横纵欲、拒绝劝谏、爱听奉承话又暴戾骁悍，从而铸成大错而不能及时醒悟悔过，这时大臣怨恨、百姓离心离德。越王勾践只率精兵三千就在干遂消灭了夫差，这就在于利用了夫差吴王及吴国整个虚弱的气势将他制服。这气势有虚有实，二者会转化，就像光明转向黑暗一样。所以胜利之师也不总是士气高昂、斗志昂扬的，败军也不总是士气低落的。这样，善于用兵的人就要鼓起自己民众的士气以等待敌军出现虚弱气势的时机，以便能击败他；反之不能用兵的人常常是挫伤自己民众士兵的斗志和士气以等待敌军气势旺盛。所以气势的“虚”与“实”，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

     凡是国家有危难，君王便在宫中召见将帅，对他发出诏令：“社稷的命运托付给你，现在国家有危难，希望你能率兵应敌。”将帅接受了君令，就下令祝史、太卜斋戒三天，然后前往太庙，钻灵龟，卜定吉日来举行授旗仪式。授旗那天，君王进入太庙门以后，面朝西边站立；将帅进入太庙门，急步走到厅堂台阶下，面朝北站立。君王亲自拿着大斧，手持斧头将斧柄授给将帅，说：“从现在起，上至苍天，都由将军控制。”君王又拿着大斧，手持斧头将斧柄交给将帅，说：“从现在起，下至深渊，都由将军指挥。”将军接过斧钺后回答君王说：“国家的政事不能由受命在外的武将治理，军队的事务不可由宫廷来干预，臣如怀有二心是不能侍奉君王的；心志疑惑的将帅是不能出征应战的。臣既然已经在君王面前接受了任命，象征权力的鼓旗和斧钺已为臣所掌握，臣行使权力时就不必再回朝请示君王了，但愿君王以后再也不要对臣下达任何军事命令。君王如果不同意臣下的这一请求，臣就不敢率领军队出征。君王如果同意臣下的这一请求，臣就告辞出发。”于是剪短指甲，穿上“冥衣”，打开“凶门”，出城上路。将帅乘坐帅车，插着军旗、斧钺，神情凝重。当他面对敌人决战时，不顾一切，不怀二心。因此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敌人在前头，不怕君王从后牵制；进攻打仗不是为了名利，后退撤离不逃避罪责；一心只想保卫人民，为君王争取利益，这才是国家的珍宝，也是将帅应具有的德行。将帅如能做到这些，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替他出谋划策，勇敢的人就会替他英勇作战，气壮山河，疾速如同烈马奔驰，因此，两军尚未交战，敌军就恐惧害怕了。如果打了胜仗赶走敌人，全军上下都会受到奖赏，军吏也会得到升迁、增加爵禄，分割出土地来调配给立功军吏。在境外就作出决定，全部事情都在军中得到处理。率军返回国内以后，交还军旗和斧钺，向君王禀报战事结果，说：“军中没有什么遗留的事要处理。”然后穿上素白衣服，离开府第居舍，向君王请没有完全尽责之罪。君王说：“免罪。”于是将帅退下斋戒独居。取得重大胜利的将帅经三年后才返回府第居住，取得中等胜利的将帅则二年后才返回府第居住，取得小胜利的将帅则需一年后才返回府第居住。正义战争的矛头总是指向昏君统治的国家，所以能够做到战胜敌国而不遭敌国的报复，夺取土地而不会被敌国反攻，人民将不会有疾病瘟疫发生，将官将不会早死，五谷丰收，风调雨顺；在国外打了胜仗，为国家带来福祉。所以这样的战争必定给君王和将帅带来名声而不会留下祸害。

卷十五 兵略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

    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故圣人之用兵也，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使夏桀、殷纣有害于民而立被其患，不至于为炮烙；晋厉、宋康行一不义而身死国亡，不至于侵夺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过而莫之讨也，故至于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

    故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曰：“毋伐树木，毋抉坟墓，毋烧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傲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之所以诛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帅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以县。”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百姓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此汤、武之所以致王，而齐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夫有谁与交兵接刃乎！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

    晚世之兵，君虽无道，莫不设渠堑，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广壤也。是故至于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为之故也。夫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战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

    夫圆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圆而无端，故不可得而观；地方而无垠，故莫能窥其门。天化育而无形象，地生长而无计量，浑浑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无朕。所以无朕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轮转而无穷，象日月之运行，若春秋有代谢，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莫能得其纪。制刑而无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胜而不屈。刑，兵之极也，至于无刑，可谓极之矣。是故大兵无创，与鬼神通，五兵不厉，天下莫之敢当。建鼓不出库，诸侯莫不慴慑沮胆其处。故庙战者帝，神化者王。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时也。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

    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而合四时，叫呼而比雷霆，音气不戾八风，诎伸不获五度。下至介鳞，上及毛羽，条修叶贯，万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润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莫不顺比。道之浸洽，滒淖纤微，无所不在，是以胜权多也。

    夫射，仪度不得，则格的不中；骥，一节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战而不胜者，非鼓之日也，素行无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车不发轫，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招义而责之，大国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猎者逐禽，车驰人趋，各尽其力，无刑罚之威，而相为斥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济于江，卒遇风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忧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民之为用，犹子之为父，弟之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也。用其自为用，则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为己用，所得者鲜矣。

    兵有三诋，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之数，维枹绾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

    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务修其本，释其根而树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而胜亡焉。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将之所以必胜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难以众同也。夫论除谨，动静时，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忘遗，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辎治，赋丈均，处军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凡此五官之于将也，犹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择其人，技能其才，使官胜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飞鸟之有六翮，莫不为用。然皆佐胜之具也，非所以必胜也。

    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

    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然而兵殆于垂沙，众破于柏举。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然怀王北畏孟尝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还。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然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牢甲利兵，劲弩强冲也，伐棘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筡，奋儋，以当修戟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为之麋沸螘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势位至贱，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积怨在于民也。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然而前无蹈难之赏，而后无遁北之刑，白刃不毕拔而天下得矣。

    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

    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汤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穷武也。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智侔则有数者禽无数。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矣。

    夫有形埒者，天下讼见之；有篇籍者，世人传学之。此皆以形相胜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贵道者，贵其无形也。无形则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诈也，不可规虑也。智见者，人为之谋；形见者，人为之功；众见者，人为之伏；器见者，人为之备。动作周还，倨句诎伸，可巧诈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动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进退诎伸，不见朕，鸾举麟振，凤飞龙腾。发如秋风，疾如骇龙。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若以水灭火，若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在中虚神，在外漠志，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与飘飘往，与忽忽来，莫知其所之；与条出，与间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风雨，若从地出，若从天下，独出独入，莫能应圉。疾如镞矢，何可胜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绪！未见其发，固已至矣。

    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击其犹犹，陵其与与，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声之与响，若镗之与鞈，眯不给抚，呼不给吸。当此之时，仰不见天，俯不见地，手不麾戈，兵不尽拔，击之若雷，薄之若风，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敌之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故鼓鸣旗麾，当者莫不废滞崩阤，天下孰敢厉威抗节而当其前者！故凌人者胜，待人者败，为人杓者死。

    兵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故纣之卒，百万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专而一。故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故计定而发，分决而动，将无疑谋，卒无二心，动无堕容，口无虚言，事无尝试，应敌必敏，发动必亟。

    故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故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鸟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诚从其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故下不亲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将，其形不战。守有必固，而攻有必胜，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机固以形矣。

    兵有三势，有二权。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硖路津关，大山名塞，龙蛇蟠，却笠居，羊肠道，发笱门，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此谓地势。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暍，推其，挤其揭揭，此谓因势。善用间谍，审错规虑，设蔚施伏，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

    权势必形，吏卒专精，选良用才，官得其人，计定谋决，明于死生，举错得失，莫不振惊，故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兵接刃而敌破，明于必胜之攻也。故兵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为苟发。故胜定而后战，铃县而后动。故众聚而不虚散，兵出而不徒归。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如此，则野无校兵，国无守城矣。

    静以合躁，治以持乱，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则威可立也。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彼若有间，急填其隙，极其变而束之，尽其节而仆之。敌若反静，为之出奇，彼不吾应，独尽其调。若动而应，有见所为，彼持后节，与之推移。彼有所积，必有所亏。精若转左，陷其右陂。敌溃而走，后必可移。敌迫而不动，名之曰奄迟，击之如雷霆，斩之若草木，耀之若火电，欲疾以遬，人不及步鋗，车不及转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虽众多，势莫敢格。

    诸有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是以圣人藏形于无，而游心于虚。风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开闭，以其无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贯金石，穷至远，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黄卢之下，唯无形者也。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容未可见，以数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敌人执数，动则就阴，以虚应实，必为之禽。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麋鹿不动，不离罝罘；飞鸟不动，不絓网罗；鱼鳖不动，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是故圣人贵静，静则能应躁，后则能应先，数则能胜疏，博则能禽缺。故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止如丘山，发如风雨，所凌必破，靡不毁沮，动如一体，莫之应圉。是故伤敌者众，而手战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罴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势胜火，章华之台烧，以升勺沃而救之，虽涸井而竭池，无奈之何也；举壶榼盆盎而以灌之，其灭可立而待也。

    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也，而欲以少耦众，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众。”此言所将，非言所战也。或将众而用寡者，势不齐也；将寡而用众者，用力谐也。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以少胜众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然必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夫地利胜天时，巧举胜地利，势胜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诱也，仁者可夺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谋也。将众者有一见焉，则为人禽矣。由此观之，则兵以道理制胜，而不以人才之贤，亦自明矣。

    是故为麋鹿者，则可以罝罘设也；为鱼鳖者，则可以网罟取也；为鸿鹄者，则可以矰缴加也；唯无形者，无可奈也。是故圣人藏于无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观；运于无形，故其陈不可得而经。无法无仪，来而为之宜；无名无状，变而为之象。深哉周々，远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变化消息，无所凝滞，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渊，虽有明目，孰能窥其情！

    兵之所隐议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及至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未必能万全，胜钤必多矣。下将之用兵也，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

    今使两人接刃，巧诎不异，而勇士必胜者，何也？其行之诚也。夫以巨斧击桐薪，不待利时良日而后破之。加巨斧于桐薪之上，而无人力之奉，虽顺招摇，挟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无势也。故水激则悍，矢激则远。夫栝淇卫箘簵，载以银锡，虽有薄缟之詹，腐荷之矰，然犹不能独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势，则贯兕甲而径于革盾矣。夫风之疾，至于飞屋折木，虚举之下大迟，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势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员石于万丈之溪，天下见吾兵之必用也，则孰敢与我战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贤于万人之必北也。况以三军之众，赴水火而不还踵乎！虽誂合刃于天下，谁敢在于上者！

    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所谓地利者，后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谓人事者，庆赏信而刑罚必。动静时，举错疾。此世传之所以为仪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仪表者，因时而变化者也。是故处于堂上之阴，而知日月之次序；见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圣人达其至。故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水不与于五味，而为五味调；将军不与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故能调五音者，不与五音者也；能调五味者，不与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将军之心，滔滔如春，旷旷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夫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清音浊。观彼之所以来，各以其胜应之。是故扶义而动，推理而行，掩节而断割，因资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举，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轻来；合如兕虎，敌故奔走。夫飞鸟之挚也，俯其首；猛兽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见齿。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若雷之击，不可为备。所用不复，故胜可百全。与玄明通，莫知其门，是谓至神。

    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并行，是谓至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是故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斗者，积恩先施也。故四马不调，造父不能以致远；弓矢不调，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其丑，以服其威；察其劳佚，以知其饱饥。故战日有期，视死若归。故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故其死可得而尽也。故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险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

    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偿其二积，而上失其三望，国虽大，人虽众，兵犹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乐，劳者必得其利，斩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后必赏，四者既信于民矣，主虽射云中之鸟，而钓深渊之鱼，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投高壶，兵犹且强，令犹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

    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者，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嚂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谓至于，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发必中铨，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疾如广弩，势如发矢。一龙一蛇，动无常体，莫见其所中，莫知其所穷。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

    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为埴，则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为丝，则不能织文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异为奇。两爵相与斗，未有死者也；鹯鹰至，则为之解，以其异类也。故静为躁奇，治为乱奇，饱为饥奇，佚为劳奇。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代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杀以应，故能全其胜；拙者处五死以贪，故动而为人禽。

    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故善用兵者，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隐之天者，无不制也。何谓隐之天？大寒甚暑，疾风暴雨，大雾冥晦，因此而为变者也。何谓隐之地？山陵丘阜，林丛险阻，可以伏匿而不见形者也。何谓隐之人？蔽之于前，望之于后，出奇行陈之间，发如雷霆，疾如风雨，扌搴巨旗，止鸣鼓，而出入无形，莫知其端绪者也。故前后正齐，四方如绳，出入解续，不相越凌，翼轻边利，或前或后，离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陈者也。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禨祥，此善为天道者也。设规虑，施蔚伏，见用水火，出珍怪，鼓噪军，所以营其耳也。曳梢肆柴，扬尘起堨，所以营其目者，此善为诈佯者也。錞钺牢重，固植而难恐，势利不能诱，死亡不能动，此善为充榦者也。剽疾轻悍，勇敢轻敌，疾若灭没，此善用轻出奇者也。相地形，处次舍，治壁垒，审烟斥，居高陵，舍出处，此善为地形者也。因其饥渴冻暍，劳倦怠乱，恐惧窘步，乘之以选卒，击之以宵夜，此善因时应变者也。易则用车，险则用骑，涉水多弓，隘则用弩，昼则多旌，夜则多火，晦冥多鼓，此善为设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无也，然而非兵之贵者也。

    夫将者，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先胜者，守不可攻，战不可胜，攻不可守，虚实是也。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积不服，所谓虚也。主明将良，上下同心，气意俱起，所谓实也。若以水投火，所当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胜相奇者，虚实之谓也。故善战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胜在得威，败在失气。夫实则斗，虚则走，盛则强，衰则北。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南与越战，栖之会稽，北与齐战，破之艾陵，西遇晋公，禽之黄池，此用民气之实也。其后骄溢纵欲，拒谏喜谀，憢悍遂过，不可正喻，大臣怨怼，百姓不附，越王选卒三千人，禽之干隧，因制其虚也。夫气之有虚实也，若明之必晦也。故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善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故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

    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即今国有难，愿请子将而应之。”将军受命，乃令祝史太卜斋宿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趋至堂下，北面而立。主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已受斧钺，答曰：“国不可从外治也，军不可从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以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钺之威，臣无还请。愿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君若不许，臣不敢将。君若许之，臣辞而行。”乃爪鬋，设明衣也，凿凶门而出。乘将军车，载旌旗斧钺，累若不胜。其临敌决战，不顾必死，无有二心。是故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于主，国之实也，上将之道也。如此，则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如驰骛。是故兵未交接而敌人恐惧，若战胜敌奔，毕受功赏，吏迁官，益爵禄，割地而为调，决于封外，卒论断于军中。顾反于国，放旗以入斧钺，报毕于君，曰：“军无后治。”乃缟素辟舍，请罪于君。君曰：“赦之。”退，斋服。大胜三年反舍，中胜二年，下胜期年。兵之所加者，必无道国也，故能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将不夭死，五谷丰昌，风雨时节，战胜于外，福生于内，是故名必成而后无余害矣。


译文：
      古时候人的用兵，不是为了谋求扩大地域的利益和贪图获取金玉财宝，而是为了存亡继绝，平息天下暴乱，铲除百姓的祸害。凡是有生命的动物，有的嘴长牙齿、有的头长犄角、有的脚上生着前爪后距。这样，长着犄角的就用角触撞、长着牙齿的就用牙噬咬、长着毒刺的就用刺螫、长着蹄脚的就用蹄踢蹬。这些动物高兴时互相嬉戏，发怒时互相伤残：这些均为天性。人类也有衣食的欲求本能，但这些物资又不能充分满足，所以人们相聚杂处，分配不均匀，需求又不能满足，于是便发生了争斗。争斗时，强壮的就胁迫弱小的，勇猛的就欺凌怯懦的。但同时人类又没有强健的筋骨和锋利的爪牙，于是就裁割兽皮做成甲胄、熔炼金属制成刀枪。而那些贪婪财物且蛮横残暴的人残害天下百姓，使人民受到侵扰而不能安生。这时圣人挺身而出，毅然兴兵讨伐强暴、平定乱世、铲除险恶、清除混乱，使混浊变得清平、将危亡成为安宁，所以使那些凶恶强暴者不得不停止作恶行为。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那就是黄帝曾经和炎帝打过仗，颛顼曾经和共工发生过战争。所以是黄帝在琢鹿之野打败蚩尤，尧帝在丹水之浦消灭楚伯，舜帝讨伐过叛乱的有苗，夏启攻打过不服的有扈。这说明战争即使在五帝时代也没有停息过，那就更不用说衰乱的时代了。

     战争是用来制止凶暴和讨伐祸乱的。炎帝造成了火灾，所以黄帝将他擒获；共工制造了水患，所以颛顼将他诛灭。对这些事情的处理一般性是这样的：先用道理教育这些坏人，并用德行开导这些恶人，如果不听劝导，就用武力威势震慑他们，武力威势仍然不足以震慑他们，就只能用兵来对他们作出制裁了。所以圣人用兵，如同梳头锄草，清除的是少数害虫，保护的是多数百姓的利益。杀害无辜的百姓来保护不义的君主，祸害之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穷尽天下的财物来满足一个暴君的欲望，灾难之中没有比这更深的了。假若桀和纣危害百姓的事一开始就被及时扼杀，就不会有以后制造炮烙酷刑的事；假若晋厉公和宋康王推行第一件不义的事时就被制止扼杀，就不会有以后侵略别国施强暴的事了。这四位暴君，都是在于只有小过错的时候没有来声讨他们，以至于发展到搞乱天下的地步、祸害百姓的境地。所以，放纵一个暴君的邪恶，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天下的祸乱，也实际上对百姓造成了祸害，因此按天理人伦来说是不允许放纵一个邪恶的暴君的。之所以要确立君主，为的是禁止强暴讨伐叛乱，但现在设立了可统治万民的君主之后却来残害百姓，这实在不应该；如是这样设立残害百姓的君主，这就像给恶虎添翼，为什么不除掉他。

     养鱼的人都知道只有清除池塘里的猵獭才能养好鱼，养家禽家畜的人也知道只有消灭豺狼才能养好家禽家畜，更何况是治理百姓的君主呢！所以能够称霸的诸侯用兵，用伦理来考虑，用策略来谋取，用正义来扶持，目的不是用来消灭存在着的国家，而是用来保存将要灭亡的国家。所以当听到敌国君主有对人民实行暴政的事，就发动军队来到该国边境，谴责暴君的不义行为，列举暴君的罪状过失。部队到达该国国都的郊外，便传令部队“不得砍伐树木、不得挖掘坟墓、不得烧毁庄稼、不得焚毁库存财物、不得俘获人民、不得没收家畜”。接着又向该国的民众发布文告：“你们这个国家的君主傲视天命，欺侮神灵，制造冤狱，滥杀无辜，这就是上天要惩处他、人民仇恨他的原因。今天我们正义之师来到你们国家，就是为了废除不义的昏君，恢复道德，让有德人士执掌朝政。谁要是敢违背天意，保护害民国贼的，一旦抓获，本人处死、家族灭绝；谁能带领全家听从我军命令的，则赐给全家人俸禄；谁率领一里居民顺从我军的，则赏赐全里；谁率领全乡服从我军的命令，就将该乡赐封给领头人；谁率领全县归顺我军，就封他为县侯。”攻克该国不牵连到该国人民，废除该国的昏君、替换该国的公卿、选拔优秀贤良的人士、赈济孤儿寡妇、抚恤贫穷家庭、释放监狱中无辜的冤民、奖赏有功人士。对于这样正义之师、解放大军，百姓是敞开家门等待着，淘好米准备烧饭，唯恐义军不到自己家里来。这就是汤、武能取天下的原因，也是齐桓公能成霸主的原因。所以若一国君主无道暴虐，该国的民众就思念义军的到来，这就像旱天盼及时雨、口渴想饮水一样，又有谁拿着刀枪来抵抗呢！所以义军所到之处，往往不交战就可以达到制止动乱、取得胜利的目的。

     后世用兵打仗，某国国君尽管无道，但民众还是开挖壕沟，依靠城墙来防守，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来进攻的部队不是为了铲除无道废除暴君的，而是借除暴安良的名义来侵占该国的土地以扩大自己的领土。因此仗打得尸横血流、旷日持久，但是能称王称霸平天下的事业还是不能在世上出现，这是因为战争只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缘故。为了扩张领地而发起的战争是不能实现称王平天下的目标的；同样，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发起的战争是不能建立丰功伟绩的。发起战争是为人民的，人民就会帮助他；兴起战争是为自己的，人民就会抛弃他。得到民众的支持，尽管弱小也必定会强大；被民众唾弃，即使强大也必定会灭亡。

     军队失去了道就会衰弱，军队得到了道就会强大；部队将领失去了道就会变得笨拙，得到了道就会变得灵巧；国家得到了道就能长存，国家失去了道就会衰败。所谓“道”，就是体现“圆”又取法“方”，背靠“阴”而怀抱“阳”，左手执“柔”而右手持“刚”，脚踩“幽”而头顶“明”。事物变化没有常规，掌握纯一的本原——“道”，就能应对无穷，这就叫做“神明”。那“圆”是天、那“方”是地。圆圆的天穹没有开端，所以不可能看到它的形状；方方的大地没有界限，所以没法窥视它的门户。上天化育万物没有形迹，大地生育万物无法计量，浑厚而深沉，谁知道其中的蕴藏！所有有形事物均有徵兆，而唯独“道”没有。“道”之所以没有徵兆，是由于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就像车轮转动没有止境，又像日月行空，还像四季更替、日月运动形成昼夜；它是终结了又开始了，明亮了又晦暗了，没有谁能找得出它其中的规律。它制约有形的事物但自身却不受任何制约，所以能完成功业；它产生万物但自身却不归属物类，所以能战胜一切而不失败。

     消灭敌军是战争用兵的最终目的；至于能够做到没有伤亡便使敌军屈服则可称作最理想的结局。所以真正的战争并不造成伤害，这是因为战争的艺术性极高，已能与鬼神相通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秣马厉兵，天下没人敢与之对抗；战鼓用不着推出兵械库，因为诸侯无不闻风丧胆。因此能够在朝廷中通过决策取胜的人可以称为“帝”，能够在精神上感化别人的人可以称为“王”。所谓在朝廷中通过决策取胜，是指效法天道；所谓在精神上感化别人，是指效法四季变化。在国内整治政务，远方的异族就会仰慕你的德政，战争还没发生就已稳操胜券，诸侯也被你的声威所震慑，这是因为国内政治清平安定的缘故。

     古代得道者静时效法天地，动时顺应日月，喜怒变化符合四时规律，呼喊与雷霆相应，声音气脉不逆八风，收缩伸展不乱五行。下至甲鳞之虫，上达羽类飞鸟，欣欣向荣，生意盎然，万物林林总总，从本到末，无不井然有序。因此，进入狭小而不感到逼迫，处于阔大而不感到空荡；它浸润金石，滋润草木；大到宇宙天地，小至毫毛尖端，无不顺应有序。“道”的浸润，柔和细微，无所不在，所以得道者的谋略就多。

     射箭如要领掌握不得法，就不能射中靶心；千里马如对它驾驭不好，就不能日行千里。同样，战争不能取得胜利，原因不在于交战时有什么不妥，而在于平时治军训练就长期没有搞好。所以得道的军队，其军事行动是战车不必启动，马匹不必套鞍，战鼓不振动尘埃，军旗不必展开，铠甲不遭箭射，兵刃不沾血腥；官员不必更改职位，商人不必离开店铺，农夫不必离开田地；举示正义而斥责不义，这样大国必定归服朝拜，小国必定不战而降。顺应民众的意愿，凭借人民的力量，铲除残暴奸贼。所以说利益一致的人就会拼死相报，情感相投的人会互相成全，愿望相同的人就会互相帮助。遵循天道而行动，天下人就会向往应和；按人民的意愿而行事，天下人就会为之奋战。打猎的人追逐禽兽，马车急驰，随从奔跑，各尽其力，这里并没有刑罚，命令威逼，却能齐心协力追捕，堵截猎物，这是因为大家利益一致——能共享猎物。同船渡江，突遇风浪，平时素不相识的乘客都纷纷拿桨操篙，齐心协力帮助船工摆脱困难，这期间大家配合得就像左右手那样默契，他们并不是为了互相报恩德，而是因为共处危难忧虑之中。所以英明的君王用兵，是为天下百姓除害，和万众百姓共享战争的利益，民众也为之前赴后继，这就像儿子为父亲，弟弟为兄长那样；这样产生的战争能量、威势加到对方敌人头上，有如山峰崩塌，河堤决口，哪个敌军能抵挡得住！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是会让士兵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不善于用兵的人，是让部队为君主将帅的私利而卖命。让士兵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可以被利用的；让部队为君主私利而卖命，那么所能得到的支持是少之又少。

     用兵打仗大致有三种基本情况：治好国政，理顺要事，施行仁义，广布恩惠，健全法制，堵塞邪道，群臣亲附，百姓和睦，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臣服于他的威势，天下感怀他的恩德，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就能使千里之外的敌军不敢进犯，从容指挥、轻松自如而天下纷纷响应，这是用兵的最高境界。地广人多，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纪律严格，号令严明，两军对阵，双方鼓碄都能看清，但还没冲杀交手敌军就吓得奔走逃亡，这是次一等的用兵境界。知道作战区域的相适环境，熟悉有利的险要地形，懂得灵活机变及正面交锋的变化，审察行军布阵，明白兵力分散和集中的规律，然后击鼓进军，刀刃相拼，飞箭迸撞，踩着血水，踏着伤亡者流出的肚肠，抬回牺牲者的尸体，扶下伤员，流血千里，尸骸遍野，经过这样残酷的恶战才决出胜负，这是用兵的最下等的结局。如今天下人都只知道致力于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下策，而不懂得下功夫抓好精神感化和以德服人的根本方略，这真是砍去了树根而栽种树枝。

     战争取胜的因素很多，但战争必胜的决定因素却很少。铠甲坚固，兵器锋利，战车结实，马匹精良，储备丰富，给养充足，士卒众多且年轻体壮，这些都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但战争胜利并不取决于这些条件。同样，知晓日月星辰运行规律、阴阳刑德变化道理、用兵诡秘之术、行军列阵、安营扎寨的方位选择等，这些对战争取胜都有帮助，但战争取胜仍然不决定于这些因素。优秀的将帅打仗之所以常常取胜，总是因为有不可深究的智谋和不可言传的法术，是很难和普通人一样的。那选择任命军吏谨慎、动静适合时宜、军吏士卒管理有方、兵器铠甲装备齐全，这是司马的职责。军队行伍什佰编制齐整、组织严明、战鼓令旗明确，这是尉官的职责。了解部队行军前方是否安全、敌军是否难以对付、始终不忘侦察瞭望敌情，这是候官的职责。保持道路畅通、及时运输辎重并使之安全到达、军垒大小均平、营帐搭扎安稳、军灶水井齐备，这是司空的职责。做到部队收容断后、转移驻扎时保证无人员离散、无流失的军车和无遗失的辎重，这是军舆的职责。这五种官员的职责对于将帅来说，就像身体和手足的关系，一定要挑选恰当的人来担任，使被挑选的人的才能能胜任其职责，并保证做好这些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告诉他们的政务，向他们申述其军令，使他们像有爪牙的虎豹、有健翅的鹰鸟来为将帅效力。然而这些仍然是取得胜利的辅助因素，而不是必胜的决定因素。战争的胜负，根本在于政治。政治能够驾驭民众，人民能亲附君主，那么军队也必然会强大；反之民众反对其现实政治，百姓又背叛君主，那么军队也必然会弱小。所以德政、道义最为关键，德政道义足以感怀天下百姓，其事业就足以能应对天下的当务之急，选用的贤才足以得到天下贤士的拥戴，计谋智虑足以掌握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这些才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

     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不足以成为强国；铠甲坚固、兵器锋利，不足以成为取胜的条件；高大城池、深深壕堑，不足以说明牢固；政令严酷、刑罚繁苛，不足以说明威严。而实行仁政，即使是小国也必定能长存；实施暴政，即使是大国也必定要灭亡。从前楚国的地盘：南方席卷沅水、湘水，北方有颍水、泗水环绕，西边包含巴郡、蜀郡，东面包裹着郯、邳；把颍水、汝水当作壕沟；将长江、汉水当作护城河；把邓林险塞当作城墙；用方城作为环绕北疆的屏障；高山耸入云端，深溪不见日影。地理形势十分有利，士卒百姓又非常勇敢。用蛟龙犀牛的皮制成甲胄，长矛短枪整齐排列在前，连发的弓弩陈放在后，纹彩的战车护卫在旁，冲锋有如飞箭，集合如同雷电，散开有似风雨。然而楚军却在垂沙陷入险境，又在柏举遭受挫败。楚国的强大，如果丈量土地、计算人口的话，可算占天下的一半。然而楚怀王北面畏惧齐国的孟尝君，又背弃社稷而将自身委于强悍的秦国，结果兵败地削，自己到死都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秦二世胡亥，论权势则身为天子，论富裕则拥有天下，凡人迹能到的地方、舟船通航的处所，都成为秦国的郡县。但是二世放纵声色贪欲，穷尽奢侈糜烂的各种生活，不顾百姓的饥寒贫乏，调动万乘车辆修建阿房宫，征调贫苦百姓戍守边防，收敛天下一大半的财富作为赋税，百姓不断被捕处死，以至于拉着车子服劳役死在路上的，每天不计其数。天下百姓的痛苦煎熬，如同在火上烧烤，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人奄奄待毙；这时全国上下都不安宁，小官吏和百姓一样不得安生。戍卒陈胜被迫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振臂高呼号召反秦，自称“大楚”，天下于是纷纷响应。开始的时候，起义军没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强劲的弓弩和坚固的战车，他们砍下酸枣树作矛柄、按上椎子凿子作矛刃，挥舞着削尖的竹竿、扁担、锄头去抵抗秦军的长戟和硬弩，但起义军照样能攻城掠地，所到之所，没有不能攻克的。天下也因此沸腾动荡起来，起义军如风卷残云，席卷震撼几千里。陈胜当时的地位极低贱，而且部队的器械也十分简陋，但是就他陈胜能登高一呼，使天下为之响应，这是因为百姓们的心头早就积满了对秦王朝的怨恨和愤怒。

     周武王讨伐纣王，向东进发而迎着太岁，到达汜水时遇大洪水，到达共头山时遇山崩。接着又有彗星出现，其星柄指向殷，好像要助殷人一臂之力。两军交战时，战斗异常激烈，真是天昏地暗、狂风乱作、骤雨肆虐。但是武王的部队硬是在前无“蹈难之赏”后无“遁北之刑”的引诱和威逼之下奋勇杀敌，使得许多后到的将士来不及拔出刀剑，天下就被武王得到了。所以，善于防御的人无须设防，善于战斗的人无须动真格。知道禁塞邪恶扶助正气的治国之道，充分顺应时势，因顺民众的愿望，天下便能取得。

     所以善于为政者是注意积蓄仁义德行，善于用兵者是注重积聚民众愤怒；仁义德行积蓄得多民众就可以使用，愤怒积聚得充分威严就可以确立。因此，文治（仁义德行）对民众的影响浅少，这威势所能产生的慑服力就小；恩德施予的面广泛，这威势所能产生的慑服力就广。威势慑服的面广，那么我方就强大，敌方就弱小。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是先使敌方衰弱，然后方与敌方交战，这样就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商汤原先的领地只有七十里，但却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修德政的缘故。智伯拥有千里领地，但却被消灭，这是因为穷兵黩武的缘故。所以千乘小国如能施行仁政就能称王天下，万乘大国如好战就必然会灭亡。因此胜利之师总是在政治上胜过对方后才开战的，而败军总是一味诉诸武力以求获胜，而实际结果并非如此。交战双方的德政相同，这时人多的一方能战胜人少的一方；交战双方的兵力相等，这时有智谋的一方能战胜愚蠢的一方；交战双方的智谋相似，这时懂术数的一方能战胜不懂术数的一方。大凡用兵作战，一定先要在朝廷内谋划好：双方君主哪个贤明？双方民众哪方亲附？双方将领哪方能干？国家政权哪方稳定？双方积蓄储备物资哪方充足？双方士兵哪方精悍？双方铠甲兵器哪方精锐？双方器械装备哪方完善精良？诸如此类都将一一在朝廷计算谋划好，这样才能决定千里之外的战场胜利。

     有形迹的东西，天下人都能看得见它；记载在书籍文章里的内容，世人都能学习并能流传它：这些都是以形来取得胜利的，而高明者是不会效仿它们的。人们之所以看重“道”，是在于“道”的无形。因为“无形”，所以也就难以制迫它，也难以度量它，更不能用智巧来欺诈它，也无法来规划谋算它。一般而言，你的智慧表现出来，人家也就会用智谋对付你；你的形迹表现出来，人家也就会以相应的行为来对付你；你的部队稍有暴露，人家就会打埋伏；你的器械装备一亮出来，人家就会做好充分的防备。总之，动作周旋、曲直屈伸、使巧用诈，都不算是高明的。高明的人的行为是，神出鬼没，如星辰闪烁不定，像天体恢宏运行，进退屈伸，不留痕迹；像鸾鸟飞升、麒麟跳跃、凤凰飞翔、神龙腾空；发动时如猋风，而迅猛得又像闪电；以生动灵活的态势击败呆滞死板，以旺盛的气势驾御暮气衰败，以迅猛有力压倒迟缓疲软，以饱满精神制迫萎靡不振，这就像以水灭火、用汤浇雪——这样的神兵哪能会不如愿以偿？哪能会不达到目的？在内心使精神虚静，对外界使物欲淡漠，运动不留痕迹，攻击出其不意。像飘忽的云风那样来往飘惚，谁也不知它要到哪里去；从缝隙中出入倏忽，谁也不知它在哪里停歇。突然得像雷霆，快速得像风雨；像从地下冒出，又像从天而降；独来独往，没有办法应对它；快得像飞箭，没有什么能与之相匹敌？忽暗忽明，谁知道它的头绪？还没看到它出发，但早就来到你跟前。所以善于用兵的人，看到敌方的弱点空虚，就紧紧抓住而不放过，穷追猛打而不舍弃，逼迫而消灭之，绝不让敌人逃离。用迅雷不及掩耳、闪电不及遮眼的气势，攻击及压倒犹豫不决之敌。善于用兵，如同回音的应和，击鼓发出响声，使敌人眼睛被灰尘迷着都来不及搓摸，上气不接下气。从天而降的神兵使敌人抬头看不见天、低头看不到地，完全没了方向，手不知挥动长矛，刀剑来不及拔出；攻击迅猛如雷鸣，逼迫气势如狂风；像火势一样蔓延，像波涛一样汹涌。这样使敌人静止时不知如何防守，行动时不知如何来操作。这样的部队一旦擂响战鼓，挥动军旗来开战，对方还没来得及抵挡就土崩瓦解，天底下还有谁敢向这样的部队扬威抗衡、阻挡它前进！所以，能够驾驭对方的部队必胜，消极待敌的部队必败，成为人家攻击目标的部队只有死路一条。

     军队安定就稳固，上下一心就有威力，官兵职责确定就勇敢；部队里官兵相互不信任就会导致失败，兵力分散就会削弱战斗力。所以能分散敌军的兵力，使敌军内部产生疑惑，那么用少量的兵力就能绰绰有余对付敌军了。反之，不能分散敌军兵力，不能使敌军内部产生疑惑，那么用数倍于敌的兵力去对付敌军也是不够用的。所以纣王的士卒，百万人是百万条心；武王的部队，三千人是拧成一股绳，凝成一颗心。这样，千人同心就能发挥千人力量，万人异心则抵不上一个人的作用。将帅和士卒、官吏和百姓如能同心同德，互相配合行动像人体各器官那样协调，就可以对付敌军，与敌军决战。所以计划制定之后就要坚决执行，任务明确之后就要付诸实施。将帅计谋不犹豫、士卒思想无异心，行动就不会懈怠；将帅没有不切实际的口号，处事果断坚决，对付敌军就必定敏捷灵活，行动也必定快速。所以将帅将民众当作自己的身体，而民众把将帅看成是自己的心脏；心诚则肢体亲附心脏，心疑则肢体背离心脏；心不专一则躯体就不能有节奏地活动；将帅不诚信，士卒就不会勇敢。所以良将的士卒，就像老虎的牙齿、兕牛的犄角、鸟雀的羽毛、百脚虫的脚，能行、能飞、能咬、能顶；强劲而不互相抵斗、众多而不互相伤残，这是因为它们都受同一颗心的支配控制。所以如果民众都听从将帅的命令，那么即使兵力少也不必害怕；如果民众都不听众将帅的指挥，那么即使兵多将广也等于势单力薄。所以下层民众在战争期间不和上层将帅一条心，民众的心不能凝聚也就形成不了战斗力；下层的士卒不敬畏将帅，将帅没有威信也就不能使士卒奋勇作战乃至献出身躯。防守有它必定牢固的条件和因素，进攻也有它必定胜利的条件和因素，不必等到两军交战、刀枪相见时才分出胜负，胜败存亡的徵兆早已就表现出来了。

     用兵有“三势”和“二权”。“三势”是“气势”、“地势”和“因势”。将领充满勇气并且藐视敌人，士卒果断勇敢并且乐于参战，三军人马、百万雄师，壮志凌云、豪气冲天，声如雷霆，积聚忠诚之情，并在气势上压倒敌军，这就叫“气势”。山峡险道，渡口关卡，大山名塞，像龙蛇蟠踞，似斗笠排列；羊肠小道，像鱼笱似的险隘，一人把持隘口，千人莫想通过，这就叫“地势”。乘敌军劳累疲倦、松懈混乱、饥饿干渴、挨冻受热之机，将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敌军逼到死境，这就叫“因势”。善于使用间谍侦察敌情，使用反间之计，然后措施审慎周密，规划行动慎重，设置疑阵、布置伏兵，隐藏部队的形迹，行动出乎敌人的意料，使敌人的部队难以适应和防范，这就叫“智权”。排兵布阵严整，队列行军整齐，进退步调一致，队伍行距紧凑，前后不互相践踏，左右不互相干扰，使之受伤的少、杀敌的多，这就叫“事权”。“二权”和“三势”都充分表现出来，军官和士兵都忠诚精悍，选用良才，用人恰当，计划明确，谋划决断，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避免牺牲，军事行动适应时势，这样的部队，没有谁不被震撼。所以进攻不一定非要冲车和云梯才能使敌城池被攻下，战斗不一定非要刀剑相接才能使敌军败退，只要掌握上述这些战争要素然后进攻就能必胜。所以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就绝对不和敌军开战，进攻没有必胜的把握就绝对不发动进攻。因此一定要料定能胜才开战，不打无准备之仗，审度权衡之后才行动。这样，部队集积就不至于无功而散，部队出击就不至于空手而归。部队要么不行动，一旦行动就要惊天动地，能撼动泰山，翻荡四海，吓走鬼神，惊散鸟兽，这样的话，那就野外无露营的军队、国家无需要防守的城池了。

     以静对付躁，以治对付乱，用无形来制约有形，用无为来应付变化，这样即使不能战胜敌人，但也可使敌人不能取得胜利。敌方如先于我方行动，就会暴露他们的形迹；敌方如急躁而我方如宁静，这就会使他们精疲力尽。敌方形迹如暴露，那么我方就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敌方如精疲力尽，那么我方就在此时发挥我军的威力。针对敌方的行动，我方也相应变化；观察敌方的“奇正”形势，来控制他们的命运；用敌方想要得到的东西作诱饵引他们上钩，并调动他们，使之疲于奔命；敌方如露出破绽，就要赶紧抓着机会、乘虚而入；让敌方的变化招数使尽，然后才束缚他们使之无法动弹；等敌方精疲力尽之时才想法将他们打倒。但反过来，敌人由运动返归宁静，那么我方就非得出奇招不可了；敌方如对我方奇招不理不睬，那么我方就可独自完成自己的调整；如果敌方有了反应，那么我们也就能在这当中观察到他们的意图了；如果敌方后于我们行动，控制了我方的行动，那么我方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与他们周旋之中摆脱困境；敌方如集聚部队追打我方，那么他的后方也必定虚空；敌方的精锐部队在左方，那么我军就可攻击他的右方。如敌方溃败逃走，那么敌方的后阵必定可以击破。敌方如受我方的强大压力而龟缩不动，这就称之为淹留迟滞，我方就尽可用雷霆之势猛攻猛打，像割草伐木一样毫不留情地消灭他，像火烧雷电一样毫不留情地击穿烧毁他；这时的攻击行动务必神速，要使敌方都来不及开拔、战车来不及启动，兵器像插在地上的木头、弓弩像长在羊头上的角，来不及拔和来不及拿，这时敌方即使人多也无法抵挡着这攻势。只要有动向形迹表现出来的敌人，没有不能战胜的；只要暴露形迹，就有办法对付他。正因为这样，所以圣人就将自己隐藏在无形之中，并且让心神处于虚静之中。风雨可以遮挡，是因为它们有形，而寒暑无法关闭控制，是因为它们无形。能够薄滑柔和，精细隐微，贯穿金石，穷尽最遥远的区域，寄身于九天之上，蟠伏在黄泉之下的，只有那“无形”的道。

     善于用兵的人，必定会攻击那些阵脚混乱的敌军，但不会去攻击那些整肃的敌军，也不会去攻击那些气势威严的敌军，更不会去攻击那些阵容整齐的敌军。敌方的情况还未摸清之前，就用各种方法与之相持周旋；敌方一旦露出致命的弱点，就因势消灭他。敌方如果掌握术数、准备周密，我方妄动就是自寻凶险；敌方以“虚”来对付我方的“实”，我军也必定会被敌军擒获。虎豹隐伏不乱跑是不会跌入陷阱的；麋鹿安详不乱动是不会触上罗网的；鸟儿停着不乱飞是不会被罗网系绊的；鱼鳖不乱游动是难以被钓钩钩上嘴唇的。万物无不因为妄动而被制约的。所以圣人贵“静”。因为“静”能制“动”，“后”能制“先”；周密能够胜过疏漏，完备能够制服残缺。

     所以优秀的将帅带兵，能使士卒同心协力。优秀的将帅带兵能使勇敢的人不会只身逞强冲杀前进，也不使胆怯的人独自一人后退怯阵；优秀的将帅带兵，静止时像山丘那样纹丝不动，冲锋时又像风雨那样迅猛；遭到这样部队的攻击，也必定会溃不成军，没有不崩毁灭亡的。这样优秀的将帅带出的部队，行动时有如一个有机的整体，试想天下谁能抵挡得着！所以是杀伤敌人的多，而遭遇短兵相接的情况少。五根手指交替着弹击，就不如重拳狠狠一击；一万个人一个一个地上去，不如一百号人一起临战。现在那虎豹虽然敏捷，熊罴虽然力大，但人还是能吃它们的肉，用它们的皮做垫席，这是因为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沟通思想、统一力量。水是能够灭火的，但是当章华台楼失火时还用勺子、升子盛水来灭火，即使舀干深井大池里的水，这火还是难以扑灭；但如果用大盆般的容器盛水灭火，这火也就能立刻扑灭。现在人之间的差距尽管没有水火那样的性质差异，但却想以少胜多，那么不能取得胜利也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军事家说“少可以胜多”，但要知道，这话是针对将帅如何带兵这一战略问题来说的，而不是指具体的每一次战斗。有些将帅统率的人多，但战斗力却很弱，这是因为没有将士兵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有些将帅带的兵并不多，但战斗力却很强，这是因为将士兵的力量协调一致的缘故。假若一支能协调众人力量的大部队，被一支小部队所打败，这大概是从古到今都没听说过的事。

     无为是道的本体；处后是道的功能。无为驾驭有为，叫做“术”；处后制约占先，叫做“数”。效仿“术”就强大，审察“数”就安宁。现在将卞氏之璧给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是先得到它的人；寻求才得到它，虽然埋怨却不反悔，是最后得到它的人。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两人为事争吵起来。争吵双方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对方的话。另外一人虽然愚钝，也一定会从旁判定谁是谁非，这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卷入这其中的争吵。同样，两人斗殴，另一瘦弱者站在旁边，如果他帮其中的这个人忙，这个人就必定会获胜；如果他将两人中的一人拉开，这场相打就此平息。参加斗殴的双方都十分强壮，但却都受这一瘦弱者制约，不是因为瘦弱者骁勇，而是因为瘦弱者本身没有参与这场相打斗殴。由此看来，后来的制约着居先的，文静的胜过躁动的，这是一种规律。背道弃数而寄希望于偶然，改变常规更易旧俗，凭小聪明来碰运气机会，有了过失就责难自己，侥幸碰中机会就认为是掌握了时机，行动愚昧且又荒谬更改，一辈子都不醒悟：这就叫做“狂妄”。有了灾祸就屈服，有了一点福就自满，有了过失就追悔，有了功劳就骄傲，始终不知返回心意，这就叫做“狂人”。

     圆阵符合圆规，方阵符合方矩。行军排成兽阵，站立形成列队，这样可以率领少量人马而不能统率千军万马。蓼菜长成行，瓶瓯有底座，量粟而舂，数米而炊，这样的人可以管家务而不能治理国家。洗净杯盘进食，洗好爵来饮酒，洗涤干净以后侍候长辈用饭，这样的人可以在家赡养长者，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不平易不能办大事，不简约不能聚合众人。大型的音乐必定平易，重大的礼仪必定简略。平易简约能成天地。大型音乐平易而没有怨伤，重大礼仪简略而不受责难，四海之内都能统领，所以这样的人能成为天子皇帝。

     心里有忧愁的人，即使有安适的床榻松软的垫席也不能让他安睡；即使有菰米饭牛羊肉吃也不能使他感到甘甜；即使有琴瑟竽的吹奏也不能使他快乐。而一旦内心的忧愁消除，就吃得香甜、睡得安稳、住得舒适、玩得快乐了。由此看来，活着有它的乐趣，死去有它的哀伤。现在有些人致力于增加人本性所不乐意的东西，而损害了本性快乐的东西，因此即使富有得拥有天下，尊贵到做了天子，但还是免不了成为悲哀的人。

     大凡人的天性，喜欢恬愉而讨厌忧虑，喜欢安逸而讨厌辛劳。内心始终保持无欲，可称为恬愉；身体保持无事，可称为安逸。身心处于恬愉舒适之中，身体处于安逸闲适之中，等待天命的安排，内心自寻快乐，不着急身外的琐事，虽天下之大也不足以变易他的生活模式，日月隐藏也不能干扰他的生活态度。所以虽然低贱但他觉得尊贵，虽然贫寒他觉得富足。大道无形象，大仁无偏爱，大辩无声音，大廉无贪心，大勇无矜夸，这五者被保存下来，就差不多接近正道了。

     军令多变或不统一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酒令太多或混乱就会导致酒席吵闹发生争执。部队混乱就容易临阵败逃或投降，酒席吵闹发生争执就容易互相伤害。所以事情常常是开头美好，最终却变得丑鄙；事情常常是开头快乐，最后以不高兴收场。简简单单的事，最终变得繁琐不堪。现在有人准备好美酒佳肴宴请宾客，以卑恭的态度和委婉的言辞接待客人，想以此来交结朋友欢聚一场，但在饮酒过程中却以饮酒多少而发生了争执，并打斗起来造成伤害，为此双方族人结下仇怨、变成仇人，出现了原本不想见到的局面，这就是酗酒在坏事。《诗》的偏差在于后来的邪僻，《乐》的失误在于后来的怨刺，礼的偏差在于后来的苛责。徵音中并不是没有羽音掺杂，羽音里也并不是没有徵音掺杂，五音中没有哪种声音不掺杂，但仍然以“徵”、“羽”等等来给五音定名，因为五音分别以本音调为本体来确定的。所以仁义智勇四种品质，圣人都具备，然而对具体某个圣人用一种名号命名，是针对他身上的那种品质特别突出而言的。阳气在东北方产生，到西南方消失；阴气在西南方形成，到东北方衰弱。阴气和阳气在产生之初都是协调和适的，又非常相似的。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各自增长本身的成分，以至渐渐拉大它们的差距，或者阳气极盛时热得沙石烤焦，或者阴气极盛时冷得河水结冰。因此圣人是谨慎地对待事物量的积累。河水发源于高山而最终流注大海，庄稼生长于田野而最终收入粮库，这就是看到它们的开始便知道它们的归宿了。祭祀时，崇尚草编的席垫、装在樽中的玄酒、放在俎上的生鱼、盛在盘中的肉汁，这些物品是既不赏心悦目，也不合人胃口，但先王们就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先王们重视的是祭祀之根本而不看重一些枝末的东西。圣人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圣人一定掌握着能应付千变万化的不变之道。那寒与暖正相反，当大寒冻裂大地滴水成冰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不因此降低它的热度；当大暑高温热得能使金属熔化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也不因此增加它的热度。寒暑的变化对火本身没有影响，这是因为火有它自己的特质。

     圣人常处后而不争先，常应和而不倡导；既不前进追求，也不退后谦让。跟随时间三年，时去我走；离开时间三年，时在我后。没有离开也没有趋就，居中站于应处的地位。天道没有偏心私情，它只帮助有德之人。有道之人，不失时机地去帮助他人；无道之人，丧失时机被人剥夺。自身正直而等待天命，时机来到不能迎上去而违逆它；拦截时机而强求合时；时机离去不能追上去而拉住它。所以一般不说我无所作为天下离我这么远，也不说我不想得天下天下不会落在我手里。古代那些会保存自我的人，乐于道德而忘却贫贱，所以名誉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乐于道体而忘掉贫寒，所以利益不能改变他的心性。名利就是充斥天下，都不足以牵动他的心，所以清廉而能快乐，虚静而能知足。所以这样修心养性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道体的。从自身现在往上推算到上古时代，时间是够久远的了；又从自身死后往下推算世界，无穷无尽也够遥远的了。以一个几十年仓猝的一生，去忧虑天下的治乱，就像担心黄河水会减少、以泪水去增加它的水量一样。神龟寿长三千年而蜉蝣不过活三天，以短命蜉蝣去替神龟养生条件担忧，这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嘲笑。所以不必要忧虑天下的治和乱，只以自身颐养为乐事就够了；如能这样，便可与他谈论道体了。君子行善，不一定能使福必到；君子不做坏事，也不一定能使祸不降临。福的到来，不是靠自己追求的，所以得到幸福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祸的降临，不是自己招惹的，所以遭受不幸也不后悔自己的行表。内在的心性修养遵循一定的准则，如横祸降临，那就是天意了，不是人为的。所以应时常内心静漠恬淡，不要因外物牵累对德的修养；做到狗吠而不惊，对自己纯真的性情充分相信。所以懂得道的人不迷惑，知晓命运的人不忧虑。万乘大国的君主死后，人们将他的尸骸埋在旷野地里，而在庙堂上祭祀他的神灵，这是因为精神比形体贵重。所以精神处于制约地位，形体就服从精神，如形体制约精神，精神就会耗尽。聪明虽然管用，但还必须返归到精神上来，达到这种虚静中和境界的叫做“太冲”。

卷十四 诠言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分而为万物，莫能及宗，故动而谓之生，死而谓之穷。皆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故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圣人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不为事任，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欲福者或为祸，欲利者或离害。故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义列于德而见，故人视之。人之所指，动则有章；人之所视，行则有迹。动有章则词，行有迹则议。故圣人掩明于不形，藏迹于无为。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棓，子路菹于卫，苏秦死于口。人莫不贵其所有，而贱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贵，而极其所贱。所贵者有形，所贱者无朕也。故虎豹之强来射，蝯狖之捷来措。人能贵其所贱，贱其所贵，可与言至论矣。

    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知足者，不可以势利诱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詹何曰：“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员；身者，事之规矩也。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慧识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胜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则五无殆，五见则德无位矣。故得道则愚者有余，失道则智者不足。渡水而无游数，虽强必沉；有游数，虽羸必遂。又况托于舟航之上乎！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故广成子曰：“慎守而内，周闭而外，多知为败。毋视毋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善游者，不学刺舟而便用之，劲者，不学骑马而便居之。轻天下者，身不累于物，故能处之。泰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币珠玉而不听，乃谢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从之，遂成国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无以天下为者，必能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天也。厌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尊君也。辟地垦草者，后稷也；决河濬江者，禹也；听狱制中者，皋陶也；有圣名者，尧也。故得道以御者，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方船济乎江，有虚船从一方来，触而覆之，虽有忮心，必无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谓张之，一谓歙之，再三呼而不应，必以丑声随其后。向不怒而今怒，向虚而今实也。人能虚己以游于世，孰能訾之！

    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乱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于失宁。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得，所杀者非怨，则几于道也。

    圣人不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也；不能使祸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来，信己之不攘也。祸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穷而不忧；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祸福之制不在于己也，故闲居而乐，无为而治。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以待敌之可夺也。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风。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

    故治未固于不乱，而事为治者，必危；行未固于无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无祸，利莫美不丧。动之为物，不损则益，不成则毁，不利则病，皆险也，道之者危。故秦胜乎戎，而败乎殽；楚胜乎诸夏，而败乎柏莒。故道不可以劝而就利者，而可以宁避害者。故常无祸，不常有福；常无罪，不常有功。

    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不求所无，不失所得，内无旁祸，外无旁福。祸福不生，安有人贼！

    为善则观，为不善则议；观则生贵，议则生患。故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故圣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见誉。法修自然，己无所与。虑不胜数，行不胜德，事不胜道。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故《诗》曰：“弗识弗知，顺帝之则。”有智而无为，与无智者同道；有能而无事，与无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后觉其动也；使之者至，然后觉其为也。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为正也。故功盖天下，不施其美；泽及后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伪灭也。

    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道胜人则名息矣。道与人竞长。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则危不远矣。故世有盛名，则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为善，欲为善者必生事，事生则释公而就私，背数而任己。欲见誉于为善，而立名于为质，则治不修故，而事不须时。治不修故，则多责；事不须时，则无功。责多功鲜，无以塞之，则妄发而邀当，妄为而邀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事之败也，不足以敝身。故重为善若重为非，而几于道矣。

    天下非无信士也，临货分财，必探筹而定分，以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无心者也。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无欲者也。人举其疵则怨人，鉴见其丑则善鉴，人能接物而不与己焉，则免于累矣。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由其道，则善无章；修其理，则巧无名。故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以慧治国者，始于治，常卒于乱。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胜则质掩，邪巧则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

    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若内治而待时。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事以玉帛，则货殚而欲不厌；卑礼婉辞，则论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以事人，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为全。若诚外释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离，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为义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执一则治，无常则乱。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

    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一人之身，既数变矣，又况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径衢，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则乱，甚于无君之时。故《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澹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穷术也；好勇，则轻敌而简备，自负而辞助。一人之力以御强敌，不杖众多而专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术也。好与，则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仇。少取多与，数未之有也。故好与，来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观之，贤能之不足任也，而道术之可修明矣。

    圣人胜心，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说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宁于体，听之不合于道，视之不便于性。三官交争，以义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渴而饮水，非不快也；饥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为者，害于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必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观之，欲之不可胜，明矣。

    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岂若忧瘕疵之与痤疽之发，而豫备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昆山之玉瑱，而尘垢弗能污也。圣人无去之心，而心无丑；无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亲不求福，飨宾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处尊位者，以有公道而无私说，故称尊焉，不称贤也；有大地者，以有常术而无钤谋，故称平焉，不称智也。内无暴事以离怨于百姓，外无贤行以见忌于诸侯，上下之礼，袭而不离，而为论者莫然不见所观焉，此所谓藏无形者。非藏无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

    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未有使人无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无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己者也。此两者，常在久见。故君贤不见，诸侯不备；不肖不见，则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则民用可得；诸侯弗备，则天下之时可承。事所与众同也，功所与时成也，圣人无焉。故老子曰：“虎无所措其爪，兕无所措其角。”盖谓此也。鼓不灭于声，故能有声；镜不没于形，故能有形；金石有声，弗叩弗鸣；管箫有音，弗吹无声。圣人内藏，不为物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为人赣，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宁而能久。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而为受名。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利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寄也。能不以天下伤其国，而不以国害其身者，为可以托天下也。

    不知道者，释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虑以行曲，故福至则喜，祸至则怖，神劳于谋，智遽于事，祸福萌生，终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则忧，中未尝平。持无所监，谓之狂生。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受诛，怨无所灭，谓之道。道胜，则人无事矣。

    圣人无屈奇之服，无瑰异之行，服不视，行不观，言不议，通而不华，穷而不慑，荣而不显，隐而不穷，异而不见怪，容而与众同；无以名之，此之谓大通。升降揖让，趋翔周游，不得已而为也，非性所有于身，情无符检，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构耳，岂加故为哉！

    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胜，平心定意，捉得其齐，行由其理，虽不必胜，得筹必多。何则？胜在于数，不在于欲。駎者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载，马力必尽矣。何则？先在于数，而不在于欲也。是故灭欲则数胜，弃智则道立矣。贾多端则贫，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条，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无术，虽钻之不通；有百技而无一道，虽得之弗能守。故《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其仪一也，心如结也。”君子其结于一乎！

    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县，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每一守，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使人为之也。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虽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为祝，无害于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为仆，无害于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张琴，小弦虽急，大弦必缓。

    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今与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虽怨不逆者，后也。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愚，必从旁而决之，非以智，不争也。两人相斗，一羸在侧，助一人则胜，救一人则免，斗者虽强，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斗也。由此观之，后之制先，静之胜躁，数也。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过则自非，中则以为候，暗行缪改，终身不寤，此之谓狂。有祸则诎，有福则嬴，有过则悔，有功则矜，遂不知反，此谓狂人。员之中规，方之中矩，行成兽，止成文，可以将少，而不可以将众。蓼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舂，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

    心有忧者，筐床衽席，弗能安也；菰饭刍牛，弗能甘也；琴瑟鸣竽，弗能乐也。患解忧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由是观之，生有以乐也，死有以哀也。今务益性之所不能乐，而以害性之所以乐，故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不免为哀之人。凡人之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游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自乐于内，无急于外，虽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日月廋而无溉于志，故虽贱如贵，虽贫如富。大道无形，大仁无亲，大辩无声，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无弃，而几向方矣。

    军多令则乱，酒多约则辩；乱则降北，辩则相贼。故始于都者，常大于鄙；始于乐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简者，其终本必调。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争盈爵之间反生斗，斗而相伤，三族结怨，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

    《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徵音非无羽声也，羽音非无徵声也，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者，以胜者也。故仁义智勇，圣人之所备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廪。见所始则知终矣。席之先蕈，樽之上玄酒，俎之先生鱼，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适于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而后末。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而应化者。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烁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之也。圣人常后而不先，常应而不唱；不进而求，不退而让；随时三年，时去我先；去时三年，时在我后；无去无就，中立其所。

    天道无亲，唯德是与。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无以为而天下远，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乐，静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

    自身以上，至于荒芒尔远矣，自死而天下无穷尔滔矣，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龟三千岁，浮游不过三日，以浮游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可与言道矣。君子为善，不能使福必来；不为非，而不能使祸无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内修极而横祸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积其德，狗吠而不惊，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万乘之主卒，葬其骸于广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


译文：
     天地浑然未分，整个地呈现出未分的混沌整体，当时还没有形成生出有形的万物，这种状态称之为“太一”。万物都出自于这个“太一”状态，成形以后各不相同，有飞禽、走兽、游鱼，这就称之为“分物过程”。以后又可根据不同的种类将它们区分开来，它们的物种、群体和生命形态也各不相同，但表现为有形这点上是一致的。各类物种因种类不同而互相阻隔不贯通，于是显示出它们的千差万别，并再也无法返回到它们原本那种混一的状态。所以万物均处于它们的生命运动状态，这也就有了“生”，而“死”便是万物生命运动的终结。这些物种无论处在何种生命状态下都属有形物体，而不是虚无的物质，创造物的东西，造物者似乎已消失在万物之中了。

     考察天地未分的时候，人类从无中产生，表现为有形，一旦有了形体，就受物质的制约。如果能够再返回到产生人的根本境地，就像没有形体的人那样，这样的人就叫“真人”。真人是尚未与“太一”分离。圣人不做名誉的承受者，也不做谋略的储藏者，不做事情的执行者，更不做智谋的主人；他隐蔽时没有形体，行动时没有影迹，遨游时没有徵兆。他不为福先也不为祸始；他保持着无形状态，行动完全出于自然。想要获得幸福的人有时却获得了灾祸，想要获得利益的人有时却遭受了损害。所以不如“无为”，“无为”倒能使人安宁，失去“无为”倒反而危险。这就像无事治理天下，有事天下混乱一样。星辰排列在天空上闪闪发光，所以人们能够对它指指点点；义通过品行道德表现出来，所以人们总关注着它。人们所指点的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人们所关注的行义，行动有它的规矩。因为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所以就引起人对星辰的评论；因为行义有它的规矩，所以就引起人对行义的议论。而圣人则将自己的光辉掩藏在无形之中，将形迹隐藏在无为之中。王子庆忌因勇武死于刀剑之下，后羿因喜猎而被桃木棍子打死，子路则因勇忠而被人剁成肉酱，苏秦因摇唇鼓舌被人杀害。人没有不是推重张扬他的长处，而掩盖看轻他的短处的；因而常常沉醉得意于他自以为的长处和优点，而掩饰遮盖自以为低贱的短处和缺点。那些值得推重张扬的长处往往因表现出来而显得有具体特征，而那些短处缺点因被掩饰遮盖而不为人所见。然而正是由于推重张扬长处，显得有具体特征而导致祸害：虎豹就因具有勇猛强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射猎，猿猴就因具有敏捷灵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捕捉。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能推显他的短处而不张扬他的长处优点，就可以和他谈最高深的“道”的理论了。

     自信的人是不能用诽谤赞誉来改变他的志向的，知足的人是不能用权势利益来诱发他的欲望的。所以通达天性的人是不会追求天性所做不到的事情的，懂得命运的人是不会担忧命运本身所无法左右的事情的，通晓道体的人是没有外物能够搅乱他的内心和平的。詹何说过：“还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好而国家治理得很差的事，也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差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矩尺不正就不能划出方形，圆规不标准就无法画出圆形来。自身的修养就像上述说的矩尺圆规，没听说过自身不正而使别人端正的事。溯源天性、端正心术、理顺好憎感情、调适情性，那么治国之道就通畅了。溯源天性就不会被祸福迷惑，端正心术就不会喜怒无常，理顺好憎感情就不会贪求那些于本性无用的东西，调适情性这欲念就不会没有节制。不被祸福所迷惑则行为就能动静循理，不喜怒无常这赏罚就不会出偏差，不贪求于本性无用的东西就不会因物欲而伤害本性，欲念有节制就可怡养天性而知足。这四个方面，都不能从外界求得，也不必借助别人的力量，只须立足自身就能得到。天下的事情是不能单凭智力就能做成的，也不能单靠聪明就能认识清楚的，更不能只靠人的本事能办成的，同样不能只以仁术就能使人归顺的，单凭强力取胜更不可能。这智力、聪明、本事、仁术、强力五项都归属人的才能范畴，但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德行不高，就不能做成每一件事情。只有德行修养好了，这五项才能也就随之能发挥作用；反之只强调突出这五项才能，那么德行修养也就被忽略了。所以只有获得了“道”，就会使愚笨无能的人都会感到力量无穷；反之失去了“道”，就会使聪明者都感到力不从心。这就好像泅渡江河而没有游泳技术，即使身强体壮也一定会沉没；而有了游泳技术，即使身体瘦弱也一定会顺利渡过，更何况托身于舟船之上呢！

     治国的根本，务必要使人民安定；安定人民的根本，在于衣食充足；衣食充足的根本方法，在于不失农时；使人民不失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徭役；减少徭役的根本，在于节制物欲；节制物欲的根本，在于归返虚静平和的天性；归返天性的根本，在于抛弃内心世界那些多余的精神压力；去掉抛弃了这些精神压力，心胸就会虚静；心胸虚静就平和；平和是道的基本素质，虚静则是道的居所宅舍。能够拥有天下的天子，必定不会失去诸侯国；能够拥有诸侯国的诸侯王，必定不会失去他的家族；而能够治理好自己家族的，也必定不会不注意自身的修养的；能够自身修养的人，也必定不会忽略自身的心性；而能够使自己心体返归本原的，必定不会亏损本性；不亏损本性的人，必定不会迷失“道体”的。所以广成子说：“谨慎地持守着你的内心，周密地封闭与外界的接触，智慧过多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看不要听，以虚静平和的心态拥有精神，那么形体就会自然端正。”不能把握自身的虚静平和而能通晓道体，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易经》说：“收束口袋，没有过错也不会有赞誉。”能够称霸成王的人，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人，一定是个强大的人；而能够强大，一定是利用了民众的力量；能利用民众的力量的人，也必定是得人心的；能得人心，也一定自身修道得道的；而能够得其道的，一定是以柔弱处世处事的。强硬尽管能胜过不如自己的人，但碰上力量与之相等的人就互相抗衡而难以取胜了。而柔弱可以胜过比自己强大的人，它的无形的柔性之力是无法计算的。所以能从多次失败中转变为大胜利，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善于游泳的人，不学撑船技术，只须运用游泳术便能渡河了；脚力强健的人，不学骑马技术，凭着强健脚劲便能行走了；看轻天下的人，因不受外物的诱惑，所以能安然处之。泰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族人常来骚扰，亶父拿出皮革、帛币、珍珠玉器来进贡给狄人，但狄族人照样不断地侵扰。亶父于是辞别了邠地的父老长者迁移到岐周，百姓们扶老携幼跟随他，终于在岐周建立了国家。由亶父这种志向意愿推论，经过四代人的努力终于拥有了天下，这不是也相当合时宜的事吗？这也说明不将占有天下作为目的的人，就必定能治理好天下。霜雪雨露，它使万物生长死亡，这些并不是上天有意而为，只是一种自然过程，而人民照样尊重上天。操持日常事务，主持执行法令，管理百官民众，这些是具体官员、有关部门做的事，君王并没有做这些事，但人们还是尊崇君王。拓垦荒地、开辟耕地的是后稷，挖决黄河、疏导长江的是大禹，审理刑狱、裁决公正的是皋陶，但是有圣王之名的却是尧帝。所以掌握道术，以此来驾御天下的君王，他自己即使没有才能，但一定能使有才能的人为他服务、使用；而没有道术的人，技能就是再多也无济于事。乘着筏船渡江，有条空船随风飘来，把筏船撞翻，这时筏上的人尽管恼怒万分，但也没法向人泄愤怒。现在假设那空船上有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出河道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出难听的话来。这前一种情况无处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放弃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欲而危险的；只有以欲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做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物因春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道”了。

     圣人不做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道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处置各种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样子，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做出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乱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按“有为”去做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道”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处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流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点。所以不有意显美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道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做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是不能用来进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身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干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道”无处不通，与“道”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尽管功盖天下，却从不夸耀自己的美德；恩泽传及后代，却从不拥有名声。所以是“道”的理通达了，人为做作的事就灭绝了。

     名声与“道”不能同时彰显，人如爱名声，这“道”就不被重视；“道”战胜人的欲望，这“名声”就消失。“道”与名声竞相争长，人如显身扬名，这“道”就被止息。所以人名彰显，“道”就止息，这样离危险也就不远了。因此，世上到处张扬名声的时候，也就是“道”衰败之日将到来。想要获取名声的人，就一定要去做善事，而一做善事也就必定会生出事端来，事端一旦滋生，就会放弃公道而迁就私情，背理而自私。想通过做善事来获取赞誉，想通过表现贤能来树立名声，这样办事中因渗透了私心就不会遵循事理，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因为办事不遵循事理，被人指责就会多起来；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就会徒劳无功。指责多而功劳少，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就任意乱来以求得成功。但以乱来而取得的成功，也不足以改变所遭受的责难和非议；如果乱来而使事情没有成功，那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要谨慎地对待行善和谨慎地对待行恶，如能明白这点，就离“道”不远了。

     天下并不是没有诚实的人，但面临分配钱财、货物时就一定要用筹码来确定份额，因为人们总认为人心公平总不如无心客观的筹码来得公平。天下并不是没有廉洁的人，但看管重宝的人总将门窗关好，并加上密封条，因为人们总认为人不管怎样廉洁总不如原本就没有物欲的门窗封条来得廉洁。别人如指出这人就毛病，这人就会怨恨人家，但镜子如能清楚地照出这人的毛病，这人就会认为这镜子是一面好镜子。人如果在和外物接触时能像对待镜子的态度一样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私心成见，那就能免却很多麻烦。公孙龙善于辩说而扰乱了名实关系，邓析辩说乖巧而搞乱了法律问题，苏秦善于游说而丧身。所以遵循“道”，那么就不会张扬特长；遵循“理”，那么巧诈就不会显示。所以，用巧诈来斗力的，常常是始于善、终于恶；以智慧来治国的，常常是始于治、终于乱。让水往低处流，你不用干涉它，它就能做到。但要使水激扬而往上喷涌，不用机械、巧妙的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说明一旦文采、花头花脑的东西占上风，那么质朴也就被掩盖了；奸邪机巧被施用，那么正直也就被阻塞了。

     德可以用来自我修养，而不能用来使人暴虐；道可以用来治理自身，而不能用来使人昏乱。即使有做圣贤的资质，但如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是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为汤、武的贤圣而残暴的，汤、武倒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所以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等待一定的机遇才行。机遇就是指遇到时机能把握它，这不是靠智能的追求所能做到的。君子修行而不谋求善名，施舍而不张扬仁爱，所以做到士人行善而不知“善”是从哪里来的，民众得到了利而不知“利”从何处出的，所以是“无为而自治”。反过来说，谋求善名就容易导致士人们争夺名声，知道“利”之本源就容易引起民众间争夺功劳；争名夺利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有贤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会的。所以明白这种道理的君王大多是行善不留痕迹、施仁不留名声。

     对外交好以求得援助，事奉大国以求得安定，不如将国内的事治理好以待时机到来。大凡侍奉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家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侍奉别国，就是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低三下四、态度谦卑、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和别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是签订条约、立誓结盟，但说不定哪一天毁约撕盟。即使只拿出极少的钱财侍奉别国，但如果自身没有可依赖的基础，也还是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如果放弃对外交结的策略，一心一意治理好国内的事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国家积累，勉励人民不怕牺牲以巩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同一志向，团结广大民众保卫社稷国家，人民效死力也不离弃，那么想张扬名誉的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得利益的不必去攻打难以取胜的对手，这才是保全国家的较好方式。

     人民有了前进的道路便会一齐走在这道路上，有了法规就会一同遵守。当然单靠义理不能使人民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同样单凭威势也不能使人民紧密地集聚在一起，所以要设立君王来使民心统一。君王掌握“一”就能治理好天下，如没有常规天下就大乱。君王治理国家之道，不是靠有所作为，而是靠无为。那么，什么是“无为”？即是聪明的人不借用权位来生事，勇武的人不凭靠权势来施暴，仁慈的人不利用地位来施恩惠，这些可以称为“无为”。做到这种“无为”，就算得到“一”。“一”是万物的根本，所向无敌的法宝。大凡人的禀性是年轻时浮躁妄为，年壮时凶狠逞强，而到年长就追求起私利钱财来。这可说人一生中是经历多次性格改变，又何况一个君主多次改更法令、一个国家多次更换君主呢！每人都是从自己的地位立场出发来表达自己的爱憎，这种爱憎观因社会的错综复杂而变得五花八门，是难以一一理顺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就会乱套，这种乱套比没有君主时的混乱更厉害。因此，《诗经》上这样说：“不出差错，不忘过去，按照老规矩行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王如果喜欢运用智术，就会违背时令而放任自我，抛弃道理而运用心计。但实际上天下的事情广博而人的智术浅薄，用浅薄的智术去应对广博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好事情的。只想依靠个人的智慧来办事，失误必定不少。所以“任智”、“崇智”，是死路一条。同样崇尚勇武，就会轻视敌人而忽视防备，只凭自身力量而拒绝相互间的帮助。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抵抗强大的敌人，不凭借众人的力量而只凭自身力量，必定不能胜任。所以崇尚勇武，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喜欢施舍，但无一定的标准，上面的分配没有标准，下面的奢望就没有止境。如果多施舍而增加赋税以充实国库，这实际上是与百姓过不去。但如果是赋税收得少，施舍却又多，这国库里的财钱数量就不足以开销。所以喜欢施舍，是一种招致怨恨的做法。因此，仁、智、勇、力虽说是人的美好才能，但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贤能是不值得依靠利用的，而道术却是可以遵循和发扬广大的。

     圣人凭心处事，众人以物欲行事。君子施行正气，小人施行邪气。内心观念符合本性，外在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而行动，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叫“正气”。热衷于滋味、沉溺于声色，喜怒无常，行动不考虑后果，这就叫“邪气”。邪气与正气互相伤害，物欲与本性互相损伤，二者不可并立，一方树立，另一方必废弃，所以圣人是抛弃物欲而依顺本性。眼睛喜看美色、耳朵喜听音乐、嘴巴爱尝美味，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它们，这就是不懂嗜欲的害处；贪吃暴食不利于身体安宁，听淫声不合于大道，看美色不利于天性。这口、耳、眼三种器官争着接受物欲，而能制约它们的是义理，即“心”。割除毒疮不是不痛，喝下有毒性的药汤不是不苦，但是病人愿意忍受，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渴了喝下生水也很痛快，饿了大吃一顿也很惬意，但是人们不这样做，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以上四种情况，耳、目、鼻、口这些器官是不知取舍的，只有用“心”才能够控制它们，让它们适可而止，各得其所。由此看来，欲望不可任用，以物欲行事是不行的，这十分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大凡调养身体保养天性，就要做到调节起居、适量饮食、平和喜怒、劳逸结合，让这种养生之道始终落实贯彻，这样邪气就很难入侵到你的身体中来，哪像因担心肿瘤产生、毒疮发作而预防着那样伤神费心！那能够盛下整头牛的沸腾大鼎，蚊蝇是不敢靠近的；那昆仑美玉纹理精细，尘埃是无法污损的。圣人丑不内萌而心灵纯洁、美不外致而心灵善美。所以祭祀只是为了思念亲人而不是为了祈求神灵降福，宴请只是为了对宾客表达敬意而不是为了回报，唯有不汲汲追求才能够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有公道而没有私见，所以称他为尊，而不称为贤。拥有大地的人，因为遵循常规而不玩权谋，所以说他公平，而不说他聪明。对内没有残暴的事情招来百姓的怨恨，对外不以贤能的行为招致诸侯的猜忌，上下礼节遵循而不偏离，想评说的人因为看不到想看到的形迹而无法评头品足，这就叫做藏匿于无形之中。如果不是藏匿于无形之中，谁不能知道他的情况呢？夏商周三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因顺。所以大禹疏导江河，是因顺水性；后稷种植谷物，是因顺地力；汤武平定暴乱，是因顺时势。所以天下可以得到但不是靠强力来夺取，霸王的地位可以接受但不可强求。任用智慧则容易导致与人争讼，任用武力则容易导致与人竞争。不能使他人没有智慧，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智慧；不能使他人不崇尚武力，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武力。这两种情况崇尚的就是无形不现。所以君王的贤能不显露则使诸侯不戒备；不贤的事情不显露则使百姓怨恨无从产生。百姓不怨恨，那么民众的力量你就可以利用、得到，诸侯不戒备，那么夺取天下的时势就可以利用。事情是与众人一起做的，功业是靠时势运用而生的，而圣人就要在这其中销声匿迹，看不出他参与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老子》说“老虎用不上它的利爪，犀牛用不上它的尖角”。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鼓不藏身于声，所以敲击时会发出声音；镜不没形于其中，所以外物照镜时会映出影像。金钟石磬可以发声，但不叩击它就不会鸣响；管箫可以发音，但不吹奏它就不会有乐音。圣人深藏不露，不做倡导的事，事物来到时才加以控制，外物降临时才作出应对。修饰外表会伤害内质，放纵情感会伤害精神，表现文采会遮蔽质朴。一刻都不忘掉表现贤能，这必定会困扰本性；走一百步路一直注意自己的步态仪容，这必定会劳累他的身体。所以羽毛翅翼美丽的飞鸟，因善飞而伤损它的骨骸；枝叶繁茂的树木，因枝叶消耗而损害它的根部，能够两全其美的，整个天下都难以找到。

     天本有明，不忧虑百姓在黑暗中生活，而百姓也自会开门户、凿牖窗，从天上采光照亮房屋；地本有财，不忧虑百姓的贫穷，而百姓自会伐木砍草，从大地获取财物丰富生活。得道的人就像山丘、巍然不动，而行路人将它作为目标来攀登。这巍然不动的山丘只是自然而然地自给自足，它也不对人有过什么有意的施与，取用山丘财货的人也不必以为受了山的恩德而要去回报它，所以这山能安宁长久。天地也是这样不赐予，所以也就无剥夺；就像日月那样无恩施，故也不招惹怨恨。喜欢施恩的必定多怨恨，喜欢施予的必定会剥夺。唯有在无为中隐匿自己踪迹、顺随天地自然的人，才能理解这个道理而不爱名。名誉兴盛起来这道就行不通，道行得通则人就无须名位。所以称誉产生，这诋毁也就随之而来；善行显示，这恶恨也就跟着而至。利是害的开始，福是祸的先导；唯有不追求利的人没有害，唯有不追求福的人没有祸。是诸侯却要去谋求当霸主，就会连诸侯都保不住；是霸主却要想统治天下当天子，就会连霸主的位子都保不牢。所以国家以保全自己为长久之计，称王称霸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人生也以活命为长久之计，大贵大富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能够不因为拥有天下而伤害国家，能够不因为拥有国家而伤害身体，这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不懂“道”的人，放弃自己已拥有的，而去追求自己所没有得到的，煞费苦心玩弄智巧邪行，幸福来临就高兴，灾难临头就恐怖，策划计谋弄得疲劳不堪，事务纠缠得智困虑苦，灾祸由此产生也终身不悔，一切是自作自受，却反而埋怨人家。不是沾沾自喜，就是忧心忡忡，心里总是不平衡，行为没有原则标准，这就叫做“狂妄之徒”。

     君主如果喜好仁慈，就会对无功者奖赏、将有罪者释放；君主如果喜爱刑罚，就会废弃有功者，诛杀无罪者。而没有偏好的君主，如施行刑罚就没有人怨恨，如施舍恩德就没有人感戴；因为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被覆盖和承载？所以将万物融合起来使之平平和和是君主的职责，制裁和诛杀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惩罚而不表示怨恨遗憾，这就说明事情处理得合乎天道。道能占上风，这人间社会省却不少麻烦事。圣人不穿奇异服装，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不引起众人的议论，他的行为不引起众人观察，他的言论不引起众人的评论；通达时不浮华，困窘时不沮丧，荣贵时不炫耀，隐逸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诞，仪容和普通人一样。难以用名称来命名他，就叫做“大通”。升阶下堂的举止，拱揖谦让的礼节，小跑疾走，盘绕周旋，都是不得已而去做的，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内心的情绪并不同这些举止行为符合。做到这种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这样做的，哪里是特意这样安排的？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是难以表露悲情的；不得已而跳舞的人，是不会努力展示优美舞姿的。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优美舞姿，都是由于内心没有真情。善于博弈的人，不一心想赢，他不担心不会赢，只是平心定意，投箸落子符合心意，行走棋子遵循规则，虽然不一定最后胜利，但得到的筹码一定不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博弈的胜负取决于术数技艺，而不取决于人主观愿望。同样，善于赛马的人，不贪求跑在最前边，他也不害怕单独落在最后，只是通过双手调节快慢，驾御者的意图和马匹协调，虽然不一定跑在最前面，但马匹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跑马领先，是在于技巧而不在于主观愿望。因此，消除欲念这技术就能发挥出来，同样抛弃智慧这道术就能确立起来。商人多方钻营就会失败、工匠技艺太繁就会困窘，这是因为他们心不专一。所以树木粗大妨碍它的高度，水流阔广影响它的深度。有智慧而没有权术，即使钻营也不能通达；有百种技艺而没有纯一之道，即使获得了也不能持守。所以《诗经》上说：“贤人君子，他们的仪态总是一定不变的。仪态不变，因此诚心坚定不渝。”君子的诚心大概就是这样专一坚定的。

     舜只需弹奏五弦琴吟诵《南风》诗歌，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周公则进餐时还要忙于政务，钟鼓悬挂着不解下来，辛勤地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子守着百亩土地，没有空暇时间，也无法摆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君王一人执掌天下，时间还有剩余，政事不够他处理，因为他将事情分派给百官去办了。处于尊位的君王就像尸主，处在官位上的百官就像祝宰。尸主虽然会扎刍狗烧猪，但他不去做这些归他人的事，即使不会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损失；俎豆摆放顺序、黍稷上供先后，尸主尽管知道也不去指指点点，即使不懂这些规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一定要做到，不懂“祝”的人，不能让他担任祝者，但并不妨害他做尸主；不会驾车的人，不能让他担任御手，但并不影响他处于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贵就越安逸，身份越高杂事越少。这就像弹琴，小弦虽然音调急迫，而大弦声音一定舒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