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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佛教与中医的相携好肚肠一条，慈悲心一片，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全用，方便不拘多少。 ------无际禅师 “中医”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中“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不过当时班固说的“中医”二字和我们现代人所说的“中医”音同义不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医” 为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学而给中国医学所起的名字。虽然说“中医”二字为他国给中国医学取的名字，但是，中医发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现已被全世界公认为 “起源与形成于中国，具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特点的医学”。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的最终目标并不仅止于治病，更进一步是帮助人类达到如同在《黄帝内经》中所提出的四种典范人物，即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境界，这与汉时经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不经相同。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佛教的八正道、三学、六度等修持之道都是行之有效的身心疗法。它们都对指导人拥有正确的心理观和生活态度，保持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国的人文素养中，且已发展成为现如今对中国民众思想及生活有较大影响的一个宗教，他渗透于中国社会的个个阶层，影响了中国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的发展。佛教和中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现代科学的诸多学科一样，虽然分属不同的领域，但是却又相辅相成、互利共生、同甘与共。中医蕴含着佛教思想、佛教精神、弘扬着佛教文化；佛教发扬着中医理论、培育着著名的中医药学家、佛教经典里记载着医药典籍；历朝历代的僧侣寺庙还做着悬壶济世的善举。他们并驾齐驱的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以不同的方式做着善行义举。 中医是深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医学，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医疗实践中积累总结而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医学体系。她的中药、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一系列治疗及预防疾病的方式方法，皆被世人敬仰、信服和推崇，世界上将她与古巴比伦医学、古印度吠陀医学合称为人类最早形成体系的三大传统医学。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了180多个国家将中医作为代替医学纳入了这些国家的医疗政策，可见这些支持和认可都反应了中医传统经验与现代革新的珍贵价值。 中医将病因分为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外感六淫(寒、暑、燥、热、湿、风)，七情被认为是生病的主因，因为“七情是五脏之主，喜和恐太过激烈、伤心；怒则伤肝；忧则伤肺；思则伤脾；惊悲则伤肾”。 中医从内外因来谈疾病产生的原因，与佛经中对疾病的阐述颇有相似之处。《佛医经》云：人得病有十种因缘：一者久坐不卧；二者食无贷；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佚；六者瞋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摩诃止观》亦指出造成疾病的原因有六种，即四大不调、饮食不节、坐禅不调、鬼神得便、魔神所扰、恶业所起。前三种因素引起的病，只要改善饮食，不受病菌感染，即可治愈；后三者则与患者自身的业力相关，必须借拜佛礼忏修福，才能减轻病痛。《大智度论》中记载，疾病的产生都是由外在的因缘或内在的因缘所造成的。南传的《清净道论》也提到引起疾病的八种原因：风、痰、饮食不调、业、外伤、非人、鬼、魔所致。 依据中医学的理论来说，如若不发生意外的话，人的寿命应该在100岁以上，也就是说人不是老死的，而是病死的。人体就像一部机器，只要保养的好，使用方法正确正常，不过早损耗的话，那么它的寿命应当是100年以上。如果它没有到100年就坏掉了、报废了，那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使用不当，过早糟蹋损耗了这部机器，是因为你不会保养，没有好好使用，所以使这部机器没用几年就坏掉了，过失不在机器，而在使用的人不会保养。人的身体也是这样，对待身体要像对待一部机器一样很好地保养，这样才能健康长寿。这里的保养就相当于养生，佛法就是最高明、最深奥的养生之法，养生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养心，心静了身体就是清净的，身体清净了，所有身体组织就正常了，这个身体使用100年以上是有可能的。 疾病从哪里来？整日胡思乱想来。也就是整日的劳心劳神，即佛教所说的妄想，想一些不存在、不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样散涣的神情会影响日常生活更对身体不利。医学研究报告中提到：“当一个人不快乐、发怒或紧张受压力时，或忧思、担心、焦虑时，脑内会分泌“去甲肾上腺素”这是具有毒性的激素，会使人体某些部位发生病变。但是，研习佛法可以让人静心，静心可以让人免思杂欲杂念，净化心灵，远离疾病。可见佛法与中医治疗理论是相辅相成的。 禅宗追求成佛的解脱境界虽说是一种修行方式，但是它在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方面值得重视和研究。“外无一事可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也就是说，对于一切身体之外的事物，必须以个人身心的体验得到证实，只有经过身心体验的证实，外界的事物和现象才能获得真实存在的意义，只有当身心与现实世界之间突破各种阻碍与隔阂，拨开层层迷雾、直接沟通，世界才能呈现最真实、最纯粹的一面，身心才会处于一种“应用自在”的无所阻碍地纯粹状态。“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归根究底需由个人体验所得，是一种“悟”的结果。禅宗强调“明心见性”即是强调直观领悟，当散乱不宁的心绪宁静专注起来，被压抑的只是大脑皮层中一部分兴奋区域，理性逻辑思维暂时中止，潜意识的活动趋向活跃，平时按逻辑思维无法推导的问题，会以直觉顿悟的方式，令人豁然开朗的明白过来。这些都是无法用任何文字语言来描绘的，只可以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几个字来表明这种玄妙的感觉。中医学崇尚“天人合一”，即人体与天地四时相对应，是古代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她秉承了这种“天人合一”理念。即《黄帝内经》中所说的“人与天地相参”，“人与天地相应”。中医学的诊察过程是一种直观思辨，强调用心体验的过程。通过直观外推和内向反思，也就是望、闻、问、切四诊和参，综观全局，综合分析，同时也是一种悟的过程。禅宗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中医学固有的“医者意也”的直觉体验不谋而和。 随着佛教僧侣人数的发展，佛教高僧中也出现了许多医术精湛者，因而历代佛教界出现了不少声名远播的医僧、医学著作，对社会贡献良多。如：竺法调法师：印度东来的比丘，在常山寺定居，精通医术，颇负盛名，常有百里以外前来求医者，经其疗治，均能痊愈；佛图澄大师：东晋时代受石勒、石虎尊为国师的比丘僧，善神咒，巧医术，当时多有长年卧病，为病所苦，又无人能医治的病人，佛图澄于是发心施医，使病者应时而愈；竺法旷法师：东晋中叶，疫病流行，村人莫不为苦，竺法旷遂游行各村落，为患病百姓看病疗疾；诃罗揭法师：晋武帝大康九年，洛阳城瘟疫流行，染患者不断死亡，诃罗揭目睹此景，遂发心为患者医疗，十之八九均得痊愈；法喜法师：唐朝雍州津梁寺僧，他在京师时，对患病者亲自为之治疗，尤其他人以为污秽不堪的屎尿涕唾，他都亲自为病人处理，非但不嫌恶，而且心情愉悦，甚获同参道友及远近闻名求诊的患者敬重，法喜法师不但治愈患者的身病，并且耐心地以佛法安慰病人，令患者去苦得乐。以前痲疯病患者是被社会所嫌弃的病者，人人避之犹恐不及，而佛教的僧众却能援以温暖之手，施以救济之力。例如：隋代那连提耶舍、丹阳沙门智严、唐泽州羊头山道舜、唐益州福成寺道积、绛州沙门僧彻等，均对痲疯病患给予救助治疗，吸吮脓血，洗濯衣物，慈心感人! 在佛教经典中，也有许多关于医药的书籍，据《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记载，约六朝时，由印度、西域传入中国的医药典籍有十二种：摩诃胡沙门撰《摩诃出胡国方》十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龙树菩萨要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干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干陀利治鬼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由中国僧侣所撰述的医药典籍约有十五种：释道洪撰《寒食散对疗》一卷；释智斌的《解寒食散方》二卷；释慧义《寒食解杂论》七卷；释慧义《解散方》一卷；释僧深药方三十卷；《诸药异名》八卷，沙门行矩撰本有十卷；释莫满的《单复要验方》二卷；《释道洪方》一卷；释昙鸾的《疗百病杂丸方》三卷；释昙鸾的《论气治疗方》一卷；于法开的《议论备豫方》一卷；释僧匡《鍼灸经》一卷。《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三”载有：僧行智的《诸药异名》十卷；僧僧深的《集方》三十卷；僧鸾的《调气方》一卷。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佛门医家中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者。如：唐代高僧鉴真法师，历经磨难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行医治病，著有《鉴真上人秘方》，并亲自校正了当时日本草药学中许多名不符实的错误，鉴真法师还被日本药学界尊奉为祖师。 我国佛教界不仅出行医济世的高僧，就连历代寺庙因治病去疾而出名的也很多。如：浙江的竹林寺，善治妇科疾病而出名，此寺庙所传妇科专著版本有数十种，至清朝末该寺妇科治疗已绵延107世。陕西西安近郊的法门寺附近立有一方医碑，上刻63首妇科疾病方，远近皆知，如若对症下药，治愈率甚高。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艺术，为研究我国古代的佛教历史和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其中的“药王洞”就有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如今已被整理出了118首医方。 我国历代佛门医家对我国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还因此而得到皇帝的赏赐。如：宋代卢山僧人法坚，“医术闻名天下”，曾获得宋太宗召见，赐给紫云袍，称为“广济大师”。元代佛门名医拳衡和尚，因皇后有病献药有功，被赐予“忠顺药师”，封管五省采药使。普映法师因精于医道，在元武帝时被封为太医，在朝庭达12年之久。 佛教的传入不仅增加了医学、医典，而且对医家也有莫大的影响，因为佛教思想也影响着医德。慈悲是佛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慈悲的含义即是《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这种大慈大悲的思想对高尚医德的形成无疑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华严经》卷二十五《佛不思议法品》说：“一切诸佛，于信不信众生，大悲等观，而无有异。”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此，对待一切众生必须无分别心，一视同仁。《佛说八大人觉经》亦说：“菩萨布施，等念怨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如此平等博爱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许多古代医家，在这种平等博爱的思想影响下他们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全力以赴、无怨无悔地治病救人，尤其对贫苦百姓更是照顾有加。如《兰溪县志》记载，明代医生吴敬泉给穷人看病不但不收诊金，而且还赠送药物；《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清代医家沈文渊对待婢女、仆夫、乳母等下人求医从不推却，总是立即前往救治，并对人说：“此辈求医最难，不可缓也。”这些做法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确实难能可贵、值得称颂。 佛家追求一种自利、利他的解脱之道。所谓“利他”，如《华严经》中：“我当普为一切众生备受众苦，令其得出无量生死众苦大壑。”即是“愿代众生，受无量苦”。而自利是在利他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的。所谓“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可见利他是自利的前提，没有利他很难自利。正是乐于奉献的利他主义影响了许多医家，使他们急人之所急，难人之所难，全力以赴地治病救人，成就了高尚的医德。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云：“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伧，勿避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佛教讲三世因果，三世（即前世、今生、来世。）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善恶报应，如影随形，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人死之后，精神不灭，随业受报，因果通三世。医疗事业关乎人命，大多医家正是因为接受了业报轮回说的理论，从而认为乐善好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都是在做功德积善因，如若不是怕会招致恶果恶报。《大医精诚》中语：“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显然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医家更重视积德行善、救苦救难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 而且，佛教戒律中最重要的是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在五戒之中，不杀生又是首戒。“生”指一切有情生命，包括人类和所有动物。杀生的罪业是极重的，为十恶业之首。这种观念也多少影响到不少医家。《大医精诚》中有“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佛门中有戒律，而医门中更有依佛门戒律而指定的《医门法律》。清代名医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家也要像僧人一样持戒，谨慎从医：“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于释门，其律尤严……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为入门，后乃尽破微细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为大医，何可妄作聪明，草菅人命哉？”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其所著的《外科正宗》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戒律的“医家五戒十要”。可见戒律对正医风、立医德也起了积极作用。 佛教文化与中医养生也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佛教提倡素食养生，佛教素食源于‘不杀生’。佛教认为“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教阎老断，自揣看何如！” 人与世间所有生物同等贵贱不分伯仲，而且死后会依据业力轮回于婆娑世界，所以不可以彼此吃来吃去永无止境。况且现代科技及医学均在动物身上发现了许多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也已查明人体大部疾病源自于此。所以佛教倡导素食已经被少数人接受并体验到好处。 佛教中的念经也被视为一种养生法门，且气息的运用与吸纳也被中医所重视。“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正气不虚邪不可干”中医讲“气”是人体必不可少须臾不可离开，由此衍生许多练气习气保养气的经验来。佛教读经（持咒）恰恰是加强调节气息的最好方式方法，如一口气读完《大悲咒》或《金刚经》的某一分，都是对身体气息的最佳训练。 佛教中的叩拜也被证实为一种养生方式，人体十二经络外加任督脉是人生存的根本，与血液共同完成人体营养输送和废物排出。血液的最后交换是在“微静脉与微动脉”，平时90%是处于静止或微量运动状态。在“五体投地”（五体指的是双膝双肘与额头。）的叩拜中十四经络得到合理充分发挥，以微汗为宜无论多少。 佛教与中医学的关系通俗地讲，他们既有自己的特色，也有其相通之处。佛教的极微说和中医的元气论；佛教的缘起法与中医的天人合一；佛教的诸行无常与中医的恒动观；佛教的四大学说；五大归纳法与中医的阴阳五行说；佛教的中道观与中医的整体、平衡观等等。若从医学的本质上讲，古昔圣人在世出世法上都追求医学之道。这个医学之道就是祛病救人，健康长寿。 总之，如若没有了佛教的“晨钟暮鼓”，中医的“望闻切问”也就失去了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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