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菩萨信仰及早期形象传承考证——转载(作者:刘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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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菩萨信仰及早期形象传承考证——转载(作者:刘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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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发布于:2019-12-23 13:12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Cult and
the early Images of the Avalokiteśv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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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世尊观音坐像,合金铜,嵌银、红铜、宝石
帕拉风格,11世纪
高14.5cm, 王世襄先生旧藏

        观音菩萨在大乘佛教众神殿中拥有崇高且无法替代的地位。他源生于五方佛中的西方无量光佛及其配偶-白衣佛母(Pāṇdarā)。由于身处贤劫当中,观音菩萨负责掌管自释迦佛寂灭到弥勒佛诞生这段的佛教世界。《大乘庄严宝王经》(Guṇakāraṇḍavyūha)详细描述了观音的形象、祈愿方式及神迹的内容,当中提到观音菩萨誓愿坚守菩萨职责不入涅槃直到所有有情众生皆获菩提智慧。《宝箧经》(Kāraṇḍavyūha)中形容他具有一切诸神及所有信仰的美好形象,其中包括众生父母的优良品相。对于所有信仰者而言,观音菩萨都会不加分别的传授佛法,不管何种生灵,无论是人类还是其它生物都会得到观音菩萨的眷爱和救赎。也正因如此,观音菩萨在佛教的信仰中地位尊圣。爱丽丝·盖蒂(Alice Getty)在其著作中写道:观音“很快在北方佛教诸神中成为最受欢迎的礼拜对象,是名副其实的佛教最高神袛的代言人。”“他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生存的世界据说由观音所创造,他是我们的造物者。”观音的各种称谓中Lokeśvara(世自在王)、Lokanātha(护世主)等都体现了其地位的尊贵。在观音菩萨的各种名号中,“观世音”和“观自在”是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具信“观世音”一名由东晋高僧鸠摩罗什所倡导。而“观自在”的称谓虽起源更早,但直到唐代经由玄奘全力推广使用后方得以普及。
       做为全能的观音菩萨,在很多箴言中被强调、称颂。《大乘经》(Mahāyāna sūtra)中提到释迦牟尼本人曾示令观音菩萨护持弥勒菩萨及除盖障菩萨(Sarvanīvaraṇa-Viṣkambhin)。而当世尊入地狱度化鬼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也有观音菩萨在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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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世尊观音坐像,合金铜,嵌松石
西藏帕拉风格,12世纪
高26.2cm, 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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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音信仰的产生以及起源的不同学说

        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观音信仰在印度的起始时间,但从法显以及玄奘游记中的崇敬描述推测,它一定起始于5世纪之前。玄奘进一步叙述说观音菩萨居住在南印度的一座名为普达拉(Potala)的高山上,由此有学者将观音的正名Avalokiteśvara意译为“由高处垂悯世间的救世主”。慈悲(maitrī)和怜悯(karuṇā)是观音菩萨的两大特质。
        观音菩萨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金光明经》(Suvarṇaprabhāsottama-sūtra)中,这部经书由唐代著名高僧义净译得。原书的具体成书时间不详,但研究学者倾向认为是在公元1世纪之前。同样编著于公元一世纪前后的《无量寿经》中观音与大势至出现在阿弥陀佛的两侧作为胁侍菩萨。然而1世纪时始将佛法传入中国的迦叶摩腾(Kāśyapa Māṭaṅga)在其留下的著述及译作中却并没有提及观音菩萨的名字。
        摩尔门(Mallmann)和阿历克斯安德.索普(Alexander C.Soper)都主张观音源自伊朗甚至希腊的太阳神信仰。摩尔门的观点是这种信仰可追溯到二世纪希腊化佛教君主迦腻色伽王统治时期的西北印度。她认为观音菩萨最初的身份类似希腊神话太阳神赫利俄斯或伊朗神话中的光明之神米特拉,后来才逐渐转变为“佛法护持者及驱散黑暗、无明的强大力量”。
        图齐(Giuseppe Tucci)和其他一部分学者不同意以上观点,他认为不应该强调观音的光明象征,而应该重视他的“慈悲救助”的属性。这种学说的支持者认为观音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大众部说出世部(Lokottara Mahāsāṃghika)的《大事》中两部较早的《观经》(Avalokita Sūtra)这两部经的名称都与观音菩萨的名称部分相同,且是avalokita一词的最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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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世尊观音坐像,合金铜
那烂陀遗址出土,9-10世纪
高约12cm, 印度那烂陀博物馆藏

        1961年在印度西北古城塔克西拉(Taxila)出土了一件残缺的西方三圣组像,中间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位于他的左侧,佛像上镌刻的佉卢文题记清楚地记录了造像的制作年代为公元2世纪。而2世纪前后正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及佛像制作方兴未艾之时,此一时期观音菩萨已经作为重要的题材出现在犍陀罗以及秣菟罗的石雕造像中。中国求法僧人法显在其所著《佛国记》中提到,他本人在公元400年左右到达秣菟罗地区时,大乘佛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观世音等”。由此可见,公元四世纪时观音的信仰已经在大乘佛教中盛行,而依照法显的书写顺序,观音菩萨的地位排在“般若佛母”和“文殊菩萨”之后,显然此时观音信仰还没有达到历史上的最盛时期。而当玄奘于630-645年间游历印度时,人们对观音菩萨的喜爱以及其造像的塑造已经蔚然成风,尤其在那烂陀“精舍中有观自在菩萨像,净信之徒兴供养者,所见不同”,“诸国法俗,咸来供养”。
        由以上典籍的记载我们可以推论:观音菩萨的信仰萌生于公元2世纪之前的北印度大乘佛教体系,在3世纪时观音信仰逐渐流行,到七世纪时达到巅峰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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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音形象的历史演变

       1.产生-公元4世纪
        早期的观音菩萨大多与释迦牟尼和弥勒菩萨(或金刚手菩萨)呈组像一同出现,被称为“三圣像”。也有少数独立雕件,观音手持莲花,身着王族服饰,头戴华丽头巾,蓄有短髭,呈站姿或游戏坐姿-腿盘在坐垫之上。(参见图4)这种手持莲花的观音造型在3-4世纪贵霜时期的犍陀罗艺术中非常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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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观音坐像,云母片岩
犍陀罗,3-4世纪
高度不详,美国私人收藏

       2. 公元5世纪
       5世纪以后观音菩萨的形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世俗浮夸的王族特征开始减弱,增添了苦修及神圣的天人形象特征。他的地位也逐渐稳固,取代其他神灵成为佛教的典型代言。此一时期观音的塑像呈井喷之势,特别在印度西部的造像活跃地区例如艾罗拉(Ellora)、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等石窟中,观音造像的数量都大为提升,著名的佛教艺术研究学者南达纳.楚提旺(Nandana Chutiwongs)在考察了艾罗拉石窟之后写道:“观音菩萨成为艾罗拉地区最为流行的菩萨,在这里他的塑像数量多达11件,是其他任何一尊菩萨塑像数量的三倍(以上)”。此时的观音被塑造成“危难中的救助者”。具信这应该是“救八难观音”的雏形。笈多王朝晚期及后笈多王朝时期修建于可内里(Kānheri)石窟。阿旃陀(Ajaṇṭā)石窟、艾罗拉石窟以及奥兰加巴德(Auraṅgabād)石窟寺院中的许多作品都是这种题材。这种救信众出离危难的观音形象深入人心,也更大推动了观音信仰的普及。由于西印度自古商业活动频繁,观音菩萨无疑成为了商人、旅行者以及朝圣信众的保护神。度母的救度主题形象明显是继承自救八难观音,且其具象的实体化同样是源自西印度沿海地区,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试析度母信仰的起源及早期传承》一文中有详细介绍。
        3.公元6-7世纪
        六世纪时,印度历史进入笈多王朝末期,观音菩萨已完成从佛陀身边的侍从向重要的主神的演变。他开始具有自己的胁侍菩萨,并基于特定目的而受信众供奉。可内里石窟第90号窟中雕凿年代为六世纪中叶的观音菩萨被刻意塑造成保护者的形象(参见图5),救援信众脱离狮、象、强盗等十种劫难。他的两侧各有一位女性胁侍,分别是右侧的度母和左侧的俱胝佛母。这两位胁侍代表慈悲与智慧,相当于佛陀的两位胁侍观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印度最早的十一面观音也出现于可内里石窟的第41窟,年代推断为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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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观音并度母、俱胝救难组像,石雕
6世纪中期
高约220cm, 印度西部可内里石窟

        这个时期也是观音菩萨形象“标准化”的时期,菩萨手中的具有各种寓意的持物逐渐固定下来,进而成为判断观音菩萨的标志:
        净瓶(kamaṇḍalu)三齿圣杖(tridaṇḍa)、念珠(akṣamālā)、书卷与拂尘(cāmara)显露其特征中清修的一面,而书卷与拂尘同时凸显他身为“伟大导师”与“遍知一切之主”的特质,等同于印度教的梵天;他的第三只慧眼(ūrṇā)、长矛和三叉戟(triśūla)、羂索(pāśa)及弯钩(aṅkuśa)使人联想到“大自在天”或“万灵之主”(paśupati);用于系缚个体灵魂与其主的无形羂索也具化为代表观音菩萨慈悲的不空羂索(amogha-pāśa),菩萨借由此索将三界众生拉近身边,施以救度。宝珠(ratna)或如意宝(cintāmaṇi)象征他广重无尽的布施,以使祈愿者有求必应;偶尔出现的锡杖(daṇḍa)或惩戒宝杖作为其身份的象征是为了警示各种恶神、恶鬼与恶人远离被保护者。
         4.公元8-12世纪
         当时间进入金刚乘佛教的全盛期,各种密教图像特征丰富完善,观音的形象更加普遍,已经完全成为普世的救度者或怙主。另一方面,为响应信众日常礼拜的需要,如马头明王(Hayagrīva)等各种“秘密观音”的实体造型也日渐有了具象化的表现。图6所示为在那烂陀出土的11世纪静息观音(Khasarpaṇa)石雕造像,主像的右侧伴有度母和善财童子(Sudhanakumāra),左侧则随侍俱胝菩萨和马头明王。特别有趣的是在造像的右下角莲座旁跪伏着一只双手合什呈礼拜状的尖嘴生物,它正式的名称叫“针口饿鬼”(Sūcīmukha),观音菩萨右手洒下甘露,让饿鬼引颈吸吮。这突显出观音菩萨的博爱广善,对注定永受饥饿之苦的饿鬼都不加区别的施以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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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静息观音组像,黑石
那烂陀遗址出土,12世纪
高约200cm, 印度那烂陀博物馆藏
       
      包括后期在西藏广为流传崇奉的四臂观音(又称六字观音<Ṣhaḍakṣarī Lokeśvara>)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并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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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音菩萨信仰在汉地的传播

        公元1世纪时,佛教传入中原,在初传时期(1-3世纪)佛教只是进行一些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这时段,竺法护于公元286年译出了《正法华经》,支谦(约220-251年)译出了《维摩诘经》,当中都有对观音菩萨的介绍,但当时的菩萨并不如后期这么赫赫有名,也未具有与成熟期相一致的宗教地位。
        三国之后的三、四百年整个中原连年战乱、军阀割据、小国林立,直到隋朝时中原重新统一,佛教在这段时间里在各地积攒着萤火之光,佛教艺术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各地开凿的石窟可以说明佛教艺术的广泛普及,但观音形象并不多见,这直接反映了当时无论是佛教艺术素材的印度源头,还是发展中的汉地佛教圈,都没有将观音菩萨置于一个显赫而需要被特别重视对待的地位。
        隋朝时中国重新统一,佛教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隋唐(公元618-907年)两代期间,中国本土宗派开始创立-以教理为纲的华严、天台以及以实践为要的净土、禅宗都肇始于此一时期。《华严经》、《法华经》受到极大的重视。积蓄良久的佛教艺术也呈现博发之势,观音菩萨的信仰也逐渐开始盛行。以初唐时期的龙门石窟为例,观音造像的比例已经大大超过其他神袛。此一时期的观音依旧保留了前期伟丈夫的男子形象,有时还修有两撇髭须。此时菩萨常见的持物为莲花和净瓶。
        盛唐开始,观音的形象更加多样化、本土化。中国人更把对观音的热爱投入到对他形象的创作中:“杨柳观音”、“提篮观音”、“水月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白衣观音”等独具中国特色的观音形象应运而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观音菩萨在中国逐步完成了从男相向女相的转变。自此,观音完全演化为浸润在中国本土文化及思维中的佛教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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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观音形象略析

(一)、常见的观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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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世尊观音坐像,合金铜
那烂陀遗址出土,9-10世纪
高17.8cm, 印度那烂陀博物馆藏

       《成就法鬘》(Sādhanamālā)中共有三十八篇成就法描绘各种形象的观音菩萨。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分辨出十五种不同形象的观音造型。这些造型并未涵盖观音菩萨的所有形象。在尼泊尔的佛教体系中,观音的形象数量高达一百零八种之多。位于加德满都的秣加德罗寺(Macchendranath)现在还藏有这一百零八种观音的线描彩色绘画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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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9-12-23 13:33
        按照《成就法鬘》的记录,我们将非常常见的几种观音形象梳理如下:
        1. 世尊观音 (Lokanātha)
       世尊观音是佛教艺术中比较常见的形象。《成就法鬘》却仅给我们提供了三篇成就法。根据《成就法鬘》的说法,他应是双臂形相,右手结施予印,左手持莲茎。根据第十八篇成就法的说法,他应有度母和马头明王侧伴左右。该成就法还描述了他的完整坛城。我们在艺术作品上会看到他的多种形相。他呈站姿或是呈游戏坐姿,左手一成不变地持莲茎,右手结无畏印、施予印或持念珠等。成就法提到,有时马头明王会被俱胝佛母替代。在观音的右手边的莲座上有时也会出现跪着的针口饿鬼,他仰头接饮由观音菩萨右手流淌出的甘露--这种故事性构图在早期东北印度的造像中比较常见,而在后期西藏的传承中已经销声匿迹。
       一尊那烂陀出土的双臂世尊观音青铜像(图8)应为公元8世纪(达玛帕拉时期)时期铸造。造像头冠顶端结禅定印的无量光佛明确了该尊造像的归属:而金刚跏趺坐姿、左手牵莲花,右手施无畏印则表明了他的观音菩萨身份,由于其身旁没有胁侍菩萨,此尊像应该是一件独立供奉的观音,由《成就法蔓》给出的定义,我们可以准确的判断他是世尊观音。这尊造像表面饰以鎏金,造型华贵,构图富丽堂皇,是那烂陀造像成熟时期的作品,很可能是提摩那(Dhimana)、毕钵罗(Bitpalo)开创的“东印度神匠”风格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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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世尊观音坐像,铜鎏金
那烂陀8号遗址出土,8世纪
高30.5cm, 印度那烂陀博物馆藏

       清宫旧藏中有一尊源自尼泊尔的帕拉风格造像(图9)可追溯到公元8-9世纪。它塑造的也是世尊观音。菩萨优雅地端坐着,右手在膝上结施予印,左手悬空持莲茎,一朵盛开莲花开敷在与主尊头部同高的背屏之上。观音冠饰上有一尊无量光佛小像。他身饰的几件珠宝饰物与其形相的韵味十分协调。此尊脸型略圆,双眼微闭、鼻梁坚挺,小嘴与鼻翼齐宽。台座两旁有两尊胁侍。位于观音右侧的是游戏座的度母,左手牵一朵夜莲花,右手在右膝上施予愿印。观音左侧是呈游戏坐姿的四臂俱胝佛母像,俱胝两只下手分持宝瓶和念珠,右上手上扬,左上手齐腕断折,持物不明。俱胝佛母的出现使这尊造像可以明确判定为世尊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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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世尊观音坐像,铜鎏金,嵌宝石
尼泊尔帕拉风格,8-9世纪
高25cm, 故宫博物院藏

        2. 四臂观音(Ṣhaḍakṣarī Lokeśvara)
        这种形相的观音是六字真言密咒“唵、嘛、呢、叭、咪、吽”的实体化现。《成就法鬘》中有四篇成就法用于专修四臂形相的观音。四臂观音经常由四臂大明女(Shaḍaksharī Mahāvidyā)和持宝天母(Maṇidhara)随侍在专属的坛城中,也偶有独立的单尊造像出现。除了有些细微的如持物的变化外,这种形相的观音描述基本一致:此菩萨应是白色四臂,左上手持莲,喻示他是莲花部法主无量光佛的法子;右上手持念珠,这是源于湿婆神的瑜伽法器;其他两只手应当胸行合什礼。
         一组故宫旧藏的十二世纪四臂观音同侍从造像(参见图10)非常典型。造像风格明显源自东北帕拉地区,主尊四臂观音端坐在莲台之上、呈金刚跏趺坐姿,主二臂于胸前行合什礼,右上手持一串念珠,左上手持莲花。持宝天母与四臂大明女侧伴其左右,分坐在另外的单体莲台上。大明女手臂的数量及持物与观音相同。持宝天母为二臂形象,呈游戏坐姿,右手当胸持摩尼宝,左手持夜莲花。三尊造像皆具高塔状发髻,头戴细芽状三叶冠冕,佩饰精致的项链、臂钏及其他饰物。四臂观音的头顶妆饰有无量光佛的小像。整组造像装饰繁琐,富丽堂皇,应是早期西藏匠人追摹帕拉风格的精品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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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四臂观音同侍从组像,合金铜
西藏帕拉风格,12世纪
高度不详, 故宫博物院藏

        S·K·萨拉斯沃蒂在其著作《密宗艺术》中也曾讨论过几尊四臂观音造像。这类形相在尼泊尔艺术中也广受欢迎。
       3. 静息观音(Khasarpaṇa)
        静息观音是另一种最受欢迎的菩萨形相。《成就法鬘》中有六篇成就法用于专修静息观音,静息观音与世尊观音的手印及饰物象征非常雷同。他们唯一的区别是静息观音有四位伴神,分别是度母、善财童子、俱胝佛母与马头明王。
        静息观音身色白,呈游戏坐姿或站姿。根据《成就法鬘》中一篇成就法的描述:静息观音宛如月亮一般光耀夺目。他头戴宝髻冠,盘绕成塔的发髻中有一尊无量光佛像。菩萨端坐在双层八瓣莲花月轮座上,呈半跏趺坐姿,全身庄严,面带微笑,宛如一位十六岁少年。其右手结施予印,左手持莲。观音无私抛洒着从右手中流出的甘露,站在台座右下方的针口饿鬼仰面接饮。针口饿鬼腹部隆起,外观灰暗。
        静息观音居于补怛洛迦山的山中腹地。他青春年少,相貌俊朗。度母和善财童子位于静息观音的右侧。度母色绿,右手持盛开的莲花,左手持莲茎;其乳房突显丰满,全身修饰璎珞以示庄严;双手合什的善财童子佩戴王子饰品,一本经书夹在其腋下--这是判断善财的标识。观音的左侧是俱胝佛母和马头明王,俱胝身色金,三目、四臂,头发盘髻;其左上手持杖,另一只左手持净瓶,两只右手中一只举手致意,另一只手持念珠。马头明王身色红,一面、双臂,身短腹鼓;他直立怒冲的头发被一条长蛇束拢;两撇深褐色的胡须是辨认他的标识;他双眼红圆,变形的双眉显现出紧颦的表情;明王身披虎皮,左手中所持的杖是他的另一辨识标识,他的右手上举呈致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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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局部)
静息观音组像,黑石
那烂陀遗址出土,12世纪
高约200cm, 印度那烂陀博物馆藏

         早期佛教艺术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静息观音造像,目前在印度的各大博物馆也都有收藏。
         我们例举的这件公元十一世纪的静息观音像(参见图6)目前陈列在那烂陀博物馆。他呈站姿立在基座承托的一朵莲花之上。从肩部折断的右手应当是结施予印,左手上扬持莲。他有四位伴神。度母站在其右侧,右手结无畏印,左手持夜莲花花茎。善财童子亦呈站姿,双手行合什礼,将经书夹在左腋下。主尊左侧的马头明王一面双臂,身材矮小,腹部凸出,呈站姿,举右手致意,左手置于圆滚的腹部。与《成就法鬘》中的描述一样,其头发直立怒冲向上,状似火焰。在其左侧的俱胝母一面三目四臂,左下手拎净瓶,右下手当胸持念珠,左上手持三齿圣杖,右上手上举致意,台座右侧下方跪着一只双手合什的针口饿鬼呈接饮甘露的姿势。
         这尊造像造型优美、全身线条流畅细腻精致。石雕顶部妆饰着五方佛,五方佛正中的一位、位于主尊静息观音发髻正上方的是无量光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明了观音所属莲花部。
         4. 宝髻冠观音 (Jatāmukuṭa Lokśvara)
         宝髻冠观音的形象在早期帕拉造像艺术中并不少见,奇怪的是《成就法鬘》及《究竟瑜伽鬘》中却没有一篇成就法描述过这种形相的观音。B.巴塔恰利亚在其著作《印度佛教图像志》的正文中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观音形象,不过在其书后附录的尼泊尔加德满都秣钦德罗寺石版雕刻上的一百零八尊彩绘观音像中却收有这种宝髻冠观音的形象。他一面、四臂,头顶上妆饰无量光佛的小像。宝髻冠观音大多呈站姿,也偶有坐姿形象,他的右上手持念珠,右下手结施予印,左上手持莲,左下手持净瓶。其身色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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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宝髻冠观音站像,合金铜
库基哈尔遗址出土,10世纪
高73cm, 印度,巴特纳博物馆藏

         一尊出自库基哈尔的宝髻冠观音堪称个中经典(参见图11)。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九世纪。这位观音菩萨站在双层莲台之上,双腿修长,身姿极富动感;莲花座置于几头狮子舁举的基座上;菩萨的右下手外伸呈施予印,右上手持念珠;左上手前伸,握持一部经书,左下手持莲茎;莲花开敷于左肩之上,莲花正中有一孔洞,应该是原来镶嵌净瓶所用,净瓶已佚;高耸的发髻前饰有一尊无量光佛的化相;菩萨左肩披有仁兽皮,一条长长地珠链自左肩垂下,于两股间弯转呈圆弧状。观音的前额上生有慧眼。
        无量光佛小像及仁兽皮是确定该尊神袛为观音的典型标识特征。另外笔者发现在海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坐姿宝髻冠观音中有多件左下手中用经书替代了净瓶,迄今为止,笔者尚未查询到引起这种改变的文献记录,但毫无疑问,它属于宝髻冠观音的一种形象变化。这种变化也可能直接影响到了后期中国内地“持卷”观音形象的产生。
        我们还发现另一件造型细节与上述库基哈尔造像几乎完全相同的宝髻冠观音造像(图12),此尊造像为典型斯里兰卡风格,可见彼时宝髻冠观音信仰流传广远。关于其具体的文化传播及延伸值得我们做更多的调查研究。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1506.jpg


(图12)
宝髻冠观音站像,合金铜漆金
斯里兰卡,11世纪
高32cm, 国内私人藏家收藏

        5. 示善趣观音 (Sugatisandarśana Lokeśvara)
         示善趣观音是早期佛教艺术传承中另一个比较常见的观音题材。《成就法鬘》中第42篇成就法描述了他的的形象:他身为白色;生有六臂,三只右手中一只结施予印、一只结无畏印,另一只持念珠;三只左手分持莲花、净瓶及三齿圣杖;他面容平静,全身妆饰珠宝庄严。目前发现的示善趣观音多为站姿,也偶有坐姿形象。
         S·K·萨拉斯沃蒂在其著作《密宗艺术》中对出自东印度的六尊示善趣观音像进行了描述。可见这种观音在原帕拉王朝势力所辐射的地区颇受欢迎。我们在印度的各大博物馆及海内外私人藏家手中发现了许多这种观音的造像。这些造像与成就法的描述大致相符,只是多数以套索取代了三齿圣杖。在一些呈坐姿的造像上,经书取代了三齿圣杖。这种变化同样没有文献依据可查,应该是示善趣观音在特定文化传统下的一种形象变化。
         下面是对两尊示善趣观音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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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示善趣观音站像,黑石
帕拉风格,9-10世纪
高116.8cm, 海外藏家收藏

         图13这尊年代为公元十世纪的示善趣观音石雕造像明显出自伽耶地区,原被Huntington/Bangdel收藏,现属于David W.Yong的私人收藏。
         观音菩萨站在双层莲台之上,身形挺拔俊美,他的两只上手分持念珠与套索;中间的两只手分持宝珠与一朵盛开的莲花;右下手结施予印,左下手持净瓶。菩萨佩戴各种珠宝饰物,宝髻冠正中端坐着无量光佛;其胸前披仁兽皮。度母女神在其右侧,左手持一根莲茎,右手同样结施予印;四臂俱胝母在其左侧,右下手结施予印,左下手持净瓶。该像底座刻有梵文题铭。
         另一尊呈坐姿的示善趣观音石雕造像现收藏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参见图14)。这尊像应该属于10世纪的作品。观音菩萨端坐在一个高台座上面的莲台上,呈游戏坐姿;其三只右手(自下而上)分别结施予印与无畏印、持念珠;三只左手(自下而上)分持莲,经书和套索;发髻正面现有一尊无量光佛小像。莲座下方刻画的是自海中升腾的莲茎,左右两边各有一位女性龙众,她们恭敬斜卧,或礼敬鲜花、或合什默颂,显示出对观音菩萨的敬重。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1452.jpg


(图14)
示善趣观音坐像,黑石
帕拉库基哈尔风格,9-10世纪
高92cm,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6. 狮吼观音(Siṃhanāda Avalokiteśara)
         狮吼观音被视为所有瘟疫疾病的克服者及保护神,《成就法鬘》中共有四篇成就法和两部陀罗尼描述这种形相的观音。他是最受欢迎的观音形象之一。他的形象已遍及佛教信仰的地区,尤其在尼泊尔帕坦,几乎所有著名的寺庙都有狮吼观音的石雕或者金铜造像,他们安静的端坐在每一个通往上层建筑的楼梯间附近。佛教图像学在不同发展阶段从印度教中衍生出了不同的概念。狮吼观音应当是源自婆罗门教湿婆神的信仰。《成就法鬘》对狮吼观音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礼佛者应将自己观想成身色白、三目,头戴高髻冠的狮吼观音。他身无饰物,腰着虎皮,骑坐在一头狮子身上,呈王者坐姿。狮子蜷伏于月亮圆面台座上。其右侧有一根白色三股叉,叉杆上盘缠着一条白蛇。左侧有内盈芳香花卉的一只莲花碗。一朵莲花从其左手处攀升,莲花顶上有一把喷焰宝剑。”
        佛教徒格外青睐这种形相。不仅是在东印度,在印度其它地方也有一些狮吼观音的造像。最著名的狮吼观音像出自玛霍巴(Mahoba)(参见图15)。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1449.jpg




(图15)
狮吼观音坐像,红色砂岩
昌德拉风格,9-10世纪
高度不详,玛霍巴博物馆藏

         印度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尊公元12世纪的狮吼观音石雕造像,(参见图16)。主尊右腿竖立,呈游戏坐姿端坐在一头狮子承托的莲台之上;观音右手放在膝上(局部损坏),左手撑在身侧;左手边升起一枝莲茎,绽放的莲花花蕊中放置一把宝剑;右边依稀可见三股叉,刃尖朝上;背屏上方雕饰着五方佛,无量光佛正坐其中;同样在观音的发髻正中也装饰无量光佛的小像;座下的狮子雄壮有力;其下再又装饰一层宽瓣覆莲。从以上配饰之物可以清楚的看到印度教湿婆神的影响。这尊造像与《成就法鬘》第63页上的描述完全一致,是帕拉造像艺术的经典传神之作。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222.jpg


(图16)
狮吼观音坐像,黄蜡石
萨尔纳特,12世纪
高9.1cm, 新德里,印度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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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9-12-23 14:05
        我们在辨识狮吼观音时有必要将他与另一种观音的形象相区分--“骑犼观音”。其实二者形象大不相同,后者的梵文名字为Hālāhala,其形象中其实并没有“犼”的出现,他与狮吼观音的梵文名字也无甚关联,然而二者的中文名字却非常相似。骑犼观音为三头六臂形象,他的发髻上应妆饰月牙及颅碗。六品佛楼中保留了这种观音的造型(参见图17)。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950.jpg


(图17)
骑犼观音狮坐像,黄铜,局部泥金
六品佛楼,清代
高13.2cm, 故宫梵华楼六室二楼西壁佛龛

        由于缺少一些饰物的辨识点,在辨识狮吼观音与文殊菩萨时也可能会产生混淆。笔者将另著文章加以叙述。
        7. 十一面观音(Ekādaśamukha-Avalokiteśvara)
        十一面观音在藏传佛教中非常常见,他与四臂观音是藏区流传最广的观音形象。在《成就法鬘》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成就法,巴塔恰利亚在其专著中也没有提到关于Ekādaśamukha的名字,在秣钦德罗寺石版雕刻上的一百零八尊彩绘线描观音像中倒是收录有这种十一面观音的形象,但注解的梵文名字却为Mahāsahasrasūryya Lokeśvara 按其字面意思应该是“大千日观音”,显然与我们熟知的十一面观音名称不同。应该是历史上不同语境或文化的传误所致。
        印度西部可内里石窟第41窟中有一尊十一面观音的雕像(参见图18),是目前所知印度本土唯一一件十一面观音的实物,其形像与后期在西藏等地区流行的形象无太大差异,尤其十一面的排列方式,反而与在盛唐时内地流行的十一面观音形象不同。
        十一面观音菩萨的起源有多种学说,现在更多的研究表明他很可能是来源于印度教的十一荒神(Ekadaśa-rudra),应该于不晚于公元5-6世纪时被吸收入佛教神系。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945.jpg


(图18)
十一面观音像,石雕
5-6世纪中期
高约100cm, 印度西部可内里石窟

         虽然形象不尽相同,十一面观音在汉地也同样广受欢迎。特别是隋唐时期,内地制作了大量的十一面观音造像。后期汉地在十一面观音的基础之上演化出了千手千眼观音,象征观音菩萨的威德广布,可以垂悯世间所有祈请帮助的信众,此尊亦名“大悲观音”。

(二)、 知名但不常见的观音形象

         1. 马头观音(Hayagrīva Lokeśvara)
        当我们提到Hayagrīva(直译为“马头”)时,他更多代表的是呈凶忿相的马头明王(图19),作为观音菩萨的忠实眷属,红色身的马头明王与绿色身呈静谧相的度母一起胁侍在观音菩萨身旁。随着金刚乘密教的推广,观音和度母的声望日益高涨。度母更以独立形象出现且具备了自己的胁侍菩萨。而马头明王一直兢兢业业、目不斜视的侍立在各种形象的观音身侧。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942.jpg



(图19)
马头明王,黑石
静息观音组像局部
那烂陀遗址出土,12世纪
高约30cm, 印度那烂陀博物馆藏
        美国学者罗伯·林瑞宾(Rob Linrothe)在其著作《无情的怜悯》中对这种马头明王的形象及其背景做过细致的分析。Hayagrīva最早专指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一种变化身,其一头双臂,因其面呈马相因而得名。金刚乘密教在众神殿扩容进程中将其吸收入佛教体系,并作为观音菩萨的胁侍命名为“马头明王”。其形像与其印度教中的原型大不相同,他身材矮小,赤发上扬,双目圆睁,脸上生有络腮胡及短髭,以蛇身束发为其标志,发间偶现马头形象。
       由此可见,在东北印度流传的密教中马头明王为观音的眷属,笔者目前没有发现这个地域存在任何一件可以确定为马头观音的实例造像。然而我们在西北印度的斯瓦特风格造像中却发现了一件独特的马头观音样本
      这件呈游戏坐姿安坐于双层莲座之上的观音呈四面四臂形象,承托莲花的几何状岩石为典型斯瓦特地域造像的特征。其中间的脸静谧安详,面生三目;两侧的二面皆生络腮胡和短髭;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发髻之上高耸一只马头;菩萨头戴三叶宝冠,正中的冠叶上端坐着无量光佛,由此可断定此菩萨为“马头观音”。马头观音生有四只手臂,上右手上举持金刚杵;下右手结施予印;两只左手分别持莲花和净瓶。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940.jpg


(图20)
马头观音,合金铜
斯瓦特风格,9世纪
高21.3cm, 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藏

       这件造像应为公元9世纪作品。考虑到《成就法鬘》中并没有收纳此种形象的观音成就法,因此可以判断马头观音的形象产生于9世纪之前的西北印度地区。
       2. 青颈观音(Nīlakaṇtha)
     《成就法鬘》中仅有一篇成就法描述青颈观音的形象。加德满都秣钦德罗寺一百零八尊观音菩萨线刻图样上有一尊这种形相的彩绘作品。正如同其他观音形象与印度教的湿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样,青颈观音也极大可能来源自印度教湿婆的信仰和传说。传说诸神和阿修罗搅动乳海时,湿婆吞下能毁灭世界的毒药,颈部被烧成青黑色,因此得“青颈”之名。《成就法鬘》第三十九篇成就法对这种独特形相观音的特征描述也明显可溯源到湿婆概念。很显然,原来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青颈湿婆被吸纳进入了佛教众神殿,并以各种相似却又不同的方式出现。成就法记录青颈观音身色应当为黄色,他端坐在一朵红色莲花上,呈金刚跏趺坐姿。其双手结三眛印,捧着一个内盈珠宝的钵。宝髻冠上饰有月牙与无量光佛小像。其圣带是用鹿皮制成的。他身披虎皮,全身再无其他饰物。其喉咙处可见蓝色毒药丸。该神两侧各有一条眼镜蛇。在帕拉艺术中,青颈观音造像并不多见。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934.jpg


(图21)
青颈观音坐像,石雕
萨尔纳特风格,5-6世纪
高约150cm,印度,萨尔纳特博物馆藏

       一尊出自萨尔纳特的青颈观音石刻造像可追溯到公元5-6世纪(参见图21)。这位双臂神袛端坐在素面台座上,呈金刚跏趺坐姿。其双手当胸捧着一只钵碗。根据第三十九篇成就法的描述,该碗内应该盈满珠宝。在其发髻正上方盘坐着一尊禅定无量光佛--这是将其判定为观音菩萨的重要依据。在其左右肩上各站立着一位双手捧钵的小像,其名称及意义目前尚不明确。整尊造像工艺清晰明快,主尊的嘴唇后鼓,双眼突出,卷发披肩,具有明显笈多时期萨尔纳特的造像特征。

(三)、开始时并无观音称谓后期
在汉地归于观音序列的“佛母”


       1. 准提佛母(Cundā)
       准提佛母是仅次于度母的一位十分受人喜爱的女神,其图像遍及各地。她与多位五方佛有关,她本身被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之一,应归属于五方佛中的佛部。而她又一直被看作是佛教准提陀罗尼经的化身,在表现这个身份时准提佛母的冠冕上应该会出现不空成就如来的化现。而众多成就法中另有一篇把金刚萨埵像安放在准提佛母的冠冕上。
       佛教经文《文殊菩萨根本仪轨》和《密集金刚续》(公元二世纪~三世纪)都曾提到过她,不过,至今尚未见过公元八世纪~九世纪之前的准提佛母造像。
     《成就法鬘》和《究竟瑜伽鬘》提供了研究准提佛母的经文资料。《成就法鬘》中有三篇成就法提到了他。它们只描述了她一面、四臂的这种形象。相关成就法的描述如下:
      “她色如秋月,生有四臂,右手结施予印,左手持经书,经书置于莲花之上。其双手捧钵,全身庄严。”
      在文殊金刚坛城中,她应是一种精细复杂的形象。此时,其手臂多达二十六只,分持各种器物。不过,其主手始终结类似法轮印的印记。在印度艺术中至今尚未有过二十六臂单尊造像。经常可见的是六臂、十二臂、十六臂与十八臂的准提佛母造像。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931.jpg


(图22)
准提佛母坐像,合金铜,嵌银
那烂陀遗址出土,9世纪
高33.5cm, 印度国家博物馆藏

       一尊出自那烂陀的公元9世纪青铜造像(参见图22)是一件重要的雕塑作品,现藏于印度国家博物馆。
       这位十八臂女神端坐在两条龙王舁举的一朵仰莲上,佛母呈跏趺坐姿。她的一双主手(前面)结转法轮印,余下的十六只手持《成就法鬘》规定的一些辨识标识。她身围多蒂腰布,上身穿短衣。她的双股项链与精美的链串头饰都值得关注。圆光的两条外箍上刻饰着火焰纹与连珠纹。还可看到由首尾相连的一排金刚杵组成的另一种纹饰。背屏上方装饰着正在飞行的持明者。
       准提佛母在印度一直是以独立尊神的形象出现,其信仰轨迹及归属体系中与观音菩萨几乎无任何交集。她被冠以“观音”的头衔应该是在其传入中原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关于这一点值得做更为细致的研究。
      2. 俱胝佛母(Bhṛkuṭī)
      Bhṛkuṭī按照字面意思解释是“皱眉”,传说她是在观音菩萨奋力拯救广大苍生时从其紧皱的眉头中所生,因而得名俱胝。俱胝佛母也被称做:巴尔古蒂、忿怒母,当她作为胁侍菩萨出现时,多现忿怒形象。在佛教典籍中俱胝佛母是由无量光佛化现的另一尊女性神灵,最初与度母一起作为观音菩萨的胁侍。她身色黄,一面三目四臂,左上手持三齿圣杖,左下手持净瓶,右上手上举致敬(有时手中会有一碗),右下手持念珠。早期俱胝佛母也有单尊出现的形象,            《成就法鬘》中有两篇成就法对她进行了描述。不过截至目前笔者没有发现独立的早期印度俱胝佛母造像。图23是作为静息观音胁持的俱胝佛母的形象。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927.jpg



(图23)
俱胝佛母,黑石
静息观音组像局部
那烂陀遗址出土,12世纪
高约60cm, 印度那烂陀博物馆藏

       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妻子尺尊公主的梵文名字就是Bhṛkuṭī,藏族的传统中把松赞干布当作观音菩萨的化身,而把文成公主和车尊公主分别作为观音身旁的度母和俱胝佛母来看待。毕竟俱胝的神格地位及信仰不及观音和度母,演化到后期二者就分别变成了“绿度母”和“白度母”的化身。
       随着金刚乘密教的发展,早期的神灵地位随着信仰的变化地位也在改变,具信俱胝佛母也是在后期传入中原地区以后才被列为观音的一种变化身,她还被收入胎藏界成为观音院三十七尊之一。

(四)、定义容易与观音混淆的菩萨

      莲花手菩萨(Padamapāṇi)
      在金刚乘密教中,莲花手菩萨是禅定佛无量光如来的心传弟子,亦即其法子。其梵文的本意为手(pāṇi)中持莲花(Padama)的(菩萨)。每位五方佛都各有一位心传法子,其中除了大日如来的法子普贤菩萨(Samantabhadra)梵文本意与部族无关,其余四位的名字本意都是“手持”其部族象征物的“菩萨”。如金刚部不动如来的法子金刚手菩萨(Vajrapāṇi)手持金刚杵(Vajra);羯磨部不空成就佛的法子一切手菩萨(Viśvapāṇi)手持金刚交杵(Viśvajra);宝部宝生佛的法子宝生手菩萨(Ratnapāṇi)手持宝物(Ranta)。从他们各自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其属性及归属。
       由此看来,莲花手菩萨是在构建五方佛体系时一种相当程式化的塑造,与其他四位法子菩萨一样,他们以主尊佛为佛父,以五方佛的精神伴偶为佛母,法子菩萨的身色应当与其精神上师完全一致。按照《成就法鬘》的记录,莲花手菩萨的身色为红色。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我们所见,几乎所有重要的观音形象其身色都是白色,虽然他也同属莲花部,但与无量光如来身色的不同应该是更加强调他的独立尊格而弱化他的附属属性。由此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描述来定义莲花手菩萨:莲花手菩萨是特指五方佛体系中莲花部红色身无量光佛与白色身白衣佛母(Pāṇḍarā)的法子菩萨,红色身色及左手所持盛放的莲花为其标识。
       在《成就法鬘》、《究竟瑜伽鬘》、《不二金刚集》以及其他早期的佛教典籍中我们没有找到“莲花手观音”(Padamapāṇi Avalokiteśara 或者Padamapāṇi Lokśvara)甚至是与之相似的名字。B.巴塔恰利亚在其所著《印度佛教图像志》中在专门介绍观音菩萨的章节中也未曾提到过莲花手菩萨。由此可以推论莲花手菩萨本身相对独立,他可能并不归属于某一种观音的特殊形象。或者,他也可能本身就是观音菩萨的另一种泛称。但考虑到他们身色的不同,笔者更倾向认为二者是指代不同的神袛,虽然他们来自共同的渊源和部族。
      《印度佛教图像志》附录中收纳了一组“百八观音”的线描图像及说明。作者特别说它们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的秣钦德罗寺,这批画像在作者临摹时已经存在了至少二百年。这样算来,这组“百八观音”集的绘制不晚于17世纪。在这其中,的确有一尊观音的梵文名字标记为Padamapāṇi Lokśvara,其身形、手势、持物也与我们熟知的莲花手菩萨别无二致。由此可以推论在不晚于17世纪的某个时间,莲花手菩萨在尼泊尔的佛教传承中已经被看作是观音菩萨的某种变化身。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说明:莲花手菩萨的形象应该是站姿。我们从早期的图像学记录中没有发现任何呈坐姿的Padamapāṇi形象。被大家“误认”了许多年的坐姿“莲花手”其实正确的名称应该是世尊观音(Lokanātha) --一种早期最为常见也最为尊贵的观音形象。也有其他学者推测为是静息观音(Khasarpaṇa),这种看法缺乏依据,因为按照《成就法鬘》的描述,静息观音必须同时有四尊胁侍(度母、善财童子、俱胝佛母与马头明王)伴其左右。而图像学上世尊观音并无此约束条件。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923.jpg


(图24)
莲花手菩萨站像,石雕
萨尔纳特,5世纪
高136cm, 新德里,印度国家博物馆藏

       印度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尊萨尔纳特莲花手造像(参见图24)可追溯到公元5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该神袛站立在华丽台座上面的一个莲花座上。其右手在身体右侧低垂结施予印,左手在左胸外侧持莲茎。该像体量巨大、四肢浑圆;其脸呈圆形,特征鲜明,鼻子又长又尖,面部略带微笑,容光焕发;他上身赤裸,下穿贴体薄透衣裙,仅从小腿处及两腿之间刻画的衣褶看出衣物的存在;其发缕蜿蜒垂至双肩,散发出一种优雅、活泼的韵味;他佩戴华丽腰带,胯部斜搭圣带,身上妆饰几件精巧的饰物,头戴一个精心设计的冠冕,冠冕正中是一尊其精神上师无量光如来小像。
        此件莲花手菩萨造像工艺极其精致,对慈悲体恤的内在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实属笈多时期萨尔纳特风格的经典作品。
       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莲花手菩萨的造像(参见图25),这件莲花手铜造像来自西藏,应该是14-15世纪尼泊尔风格造像的精品之作。这尊造像面部表情淡定、从容。盘绕的发髻顶部有其眷主无量光如来小像。莲花手菩萨右手结施予印,左手拇指和食指在大腿边环绕结扣,应是持一朵莲花茎蔓(已佚)。整尊造像鎏金完整华丽,浑身镶嵌红宝石、祖母绿、青金石以及绿松石等宝石共计123颗,躯体周正,相貌端庄,肩宽腿长,俨然一位世间王者形象。菩萨身侧的配带婉转飘飞,衣褶繁复而不失织物质感,下身贴体短裙上錾刻碎花图案,极富装饰意趣。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3920.jpg

(图25)
莲花手菩萨站像,铜鎏金
尼泊尔,14-15世纪
高89cm,伦敦,V&A博物馆

图片:微信图片_201912231340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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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在以上详细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这些熟知的观音及与其相关的菩萨、佛母形象列表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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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在佛教世界中的地位异常尊崇,几乎所有的佛教宗派都对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仅次于释迦牟尼佛的最受敬重的佛教神灵。尤其在中国,信众对观音的崇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庙庙有尊像,户户奉观音”。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根深蒂固除了他倡导的“寻声救苦”的普世关爱,更重要的是他幻化的各种形象非常贴近人们的生活,代表了中国古代不同阶层信众的内心诉求。考虑到准提观音及俱胝观音的女性源头,观音由男相转换为女相虽然并非独创在中国,但这种演绎无时不刻透露着中国人对观音的热爱及对他(她)宽容慈悲如母爱本性的绝佳诠释。
        笔者总结多年的相关积累,籍借前人的研究贡献,运用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资料,除了探究佛教中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也希望能够梳理观音菩萨信仰的历史形成,类比其在不同典籍文献中的记载异同,从而使这位极其重要的神袛的图像学概念清晰丰满而又准确的展现在世人面前。本文追根求源,依据早期的印度佛教经典加以阐述,并不聚焦后期的传承,也不刻意对流传于藏地的不同派别不同传承中的图像加以区分,希望能够透过早期文献的记录回照后世的历史变迁。
        楞严云:“此大千界现住世间,有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修法垂范,方便利生,持名供养,得无量福。而持观音名,其福齐等,盖由观音得真圆通,一多平等,彼我无二故也。”无论是观世音还是观自在,我等现代人更应该看重这种“自立、利他”的修心本性,呵护内心的善念,由此及他,则可见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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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钊
(佛教造像艺术独立研究学者)

        刘钊(强巴藏佛),男,佛教造像艺术独立学者,出生于青海,祖籍山东曲阜。2011年武汉大学研士毕业。盛世收藏网佛造像版块版主、资深顾问、武汉大学特约客座讲师。出版书籍有《般若光华》、《印度帕拉王朝佛教艺术遗产》。在国内重点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浅说藏传佛像收藏的价值判断》、《追探佛教金铜造像艺术的起源》《金铜佛像铜质的探究》、《解迷早期金铜造像艺术的起源》、《试论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基因传承”》、《印度教与佛教造像艺术中的渊源.》《浅析帕拉造像艺术风格》、《般若佛母形象的历史演变》等数十篇。文章还曾刊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发行的刊物中。潜心学习研究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逾二十余年,对藏传佛教文化、藏传金铜佛像造像鉴定以及相关文物艺术品市场有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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