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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楼#
发布于：2020-04-28 18:21
（60）我对年轻人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首先应该从吃饭学起
西医只要学，就能学到知识，就能学成。而中医没有“知识”，中医的知识没有阴阳五行这一精神内核统帅，就是一堆垃圾。学中医不可能像学西医那样一个术一个术地学。中医不是技术，所以你不能量化它，测试它。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到哪去找它的对映体，用什么做它的参数呢？这正是母亲反对我不背经典，只想知道对症下药，坚决不肯教我绝招的原因。因为对症下药只是中医之表，而不是中医之理。可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往往连对症下药也不得要领，更谈不上对中医的信仰，于是纷纷改行做西医去了。 和年轻人谈中医很难，便是谈传统文化，往往也没有切入点。年轻人习惯以现代的、科学的角度看问题，传统的东西在他们头脑中没有落脚点。 后来我总算找到同年轻人谈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了。我问年轻人：“喜欢吃饺子吗？”大多答到：“喜欢！”我问：“制作饺子的原料是什么？”都能举出面粉、肉、菜、油、盐等等。又问制作饺子的工序，也知道和面、做馅、擀皮、包饺子等。 我问，包饺子麻烦不？年轻人承认是很麻烦。我说，既然做饺子麻烦，按照肉烂在锅里的理论，我们把制饺子的原材料放到锅里一起煮熟了吃不是一样的吗，何必费这事？年轻人说，还是饺子好吃啊！ 我笑了，这就是中国人。从中国人的吃饺子情结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美味追求，即使是事事向西方看齐的年轻人在吃这个问题上也不肯放弃口腹之欲去以西餐为主。 我对年轻人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首先应该从吃饭学起，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知道外国人就不费功夫包饺子。西方人吃饭，基本上是从营养的角度理解饮食的，面前这盘西餐，色彩上对比鲜明，滋味上各不相干、绝不调和，简单明了，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西方这一饮食观念同他们的哲学观念是一致的。 而中国人做饭的过程叫烹调。烹是煮熟食物，调是调和五味，重内在而不刻意修饰外表，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调和食物之味，使之互相补充，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助渗透到一起，这正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吻合。 为什么饺子好吃？为什么平常的材料做成饺子就能产生一道特殊的美味？对此现代人用科学方法做出诸多解释，还说饺子很符合现代营养学观念等等。可在科学和营养学没产生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吃饺子了。 讲究调和之美，讲究内在的味，好味道的意蕴是难以说清的，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意境是一切艺术的中心，饮食文化也不例外。 曾和一位在美国搞科学的中国人谈中国文化，怎么也谈不拢。中国所有的旧事物在他看来统统应该抛弃，一切向美国看齐。可唯有在吃这个问题上他持中国观念，他说他长了一个中国胃。我说，即使是西方人也接受中国的烹调，所以中餐馆开遍全世界。 而追求美味还算不上中国人对饮食的真讲究。中医更是要求美味首先要合乎时序，夏秋清淡，冬春浓郁；还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在选择食物时，必须五味调和，这样才有利于健康，若五味过偏，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中医看病总免不了要追究“你最近吃什么了？”五味调和得当是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条件。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中医思想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既然人们能接受中国的烹调，能品出中餐的“味”，那么同理的中国艺术的“神”，中国文化的“意”，中医的“气”等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把这些做成“餐”。 说到“气”这是最让讲科学的人反对的了。女儿说，气的存在本是很自然的，不同季节的不同脉象，就可以理解为是人对气的感应，经络就是气的通道，学针灸只知道刺穴位，不讲经络，不重气感，不懂配穴，那针灸就不是针灸了。 现代思维不仅给人们理解东方文化设置了障碍，也给中医在语言表达上造成了困难。病人要求中医像西医那样规范地、模式化地回答他们的疑问，这是现今中医难以做到的。 女儿说，如今人们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管什么理，以为说了人们就会懂，只要说得明白，就能成为人人可以接受的“真理”，以为如今人们之所以不接受中医是因为中医说得不够明白。那物理、化学、数学也是可以大众交流的吗？也是一说就懂的吗？中医本来不是专业化的东西，可在西方文化的包围、分割下，竟成了专业性的东西了，真为外行人难以理解的了，这无疑是堵了中医的一条生路。 女儿的师傅一上午要看五十多个病人，要想对每个病人进行详尽的中医学方面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与受过现代教育的病人在这个问题上更是不好沟通。女儿回来说起师傅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时把我笑得肚子疼，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医的无奈，站在现代角度理解中医当然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的撒手锏就是疗效，只有见效了，人们才肯用心去了解、体会中医原理。因此，女儿的师傅在治病上把中医用到了极致。比如，我说过在西医干预下的死亡有时是很痛苦的。女儿的师傅用中医方法去缓解这种痛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对减少患者和他们亲人的感情伤害意义很大。 许多扔了中医原理只抓住中药的“中医”在用药上深感自卑，因为中药不够新、奇、特，不能像西医那样总能合成新的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的药来。因为这些“中医”不会在境界上用药，所以他们就像低段的围棋手，那些简单的黑白子在他们手中无法出奇制胜，不能产生出爆发力来。如果不从原理出发，女儿的师傅如何减轻绝症病人的痛苦？ 药是重要的，技术也是重要的，然而能力却是更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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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楼#
发布于：2020-04-29 15:06
(61)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理论，他便死而无憾。可中医却让他生而有惑
纵观当代思潮，人们总是从当代看历史，用今天的眼光看所有事物。人们用西医看中医，用科学看中医……为什么就不用中医看科学、西医和现代呢？现存的一切难道真的那么合理，不需要另一视角审视么？ 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封闭性，每个职业也有其封闭性。当我步入社会时，为了纠职业之偏，抵御职业的封闭性，我总要开一个通往外界的窗口，比如，做一项与本职工作反差很大的兼职工作。 在每一个封闭的体系内，都产生一些自身“合理”观念。比如教育、卫生、法律这些行业。这是专业壁垒，是自我保护，也是对社会的抗拒。所以不管外界批评如何激烈，这些行业都岿然不动。 而中医恰恰缺少这一保护，因为中医不是这么成长的，中国历史不允许中医自我封闭，它必须是开放的，无时无刻不在调整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总是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浑然一体。而这一特点正是中医今天难以立足的一个原因。中医人员来自民间的路被切断了，中医人员回归民间的路也不通了，中医失去了生命之源，中医没有自己的行业城堡。 中医是个测量表，在我们这个讲民主、讲以人为本、讲科学精神的高科技时代，却让中医举步维艰是很说明问题的。人们认为这是中医的问题而不是社会的问题。 女儿放下紧张的考研准备去深山访一位八十多岁的采药人。她说，采药人已经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继承他的所知，你以为他还能等吗？采药人采用一些当今人长久不用的草药，用不符合现代人理念的方式配伍使用，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能用科学解释。女儿说，这些东西虽然她现在还不能理解，但先抢救性地传承下来，留待以后再研究也不能让它现在灭失。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在做“抢救”工作。被抢救的本是自生自长的事物，为什么要抢救呢？不为其灭亡惋惜，甚至欢呼的人士说，这些濒临灭绝的“物种”不适应现代生存环境，是生存竞争的失败者，这是自然淘汰。对此，我持有异议，真的是“自然”淘汰吗？“自然”在大量毁灭自己的基因样本！“自然”在自杀！ 多视角、全方位地审视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的可贵，自然界本给人类的发展设置了多种可能性，这种设置不是用来给人类判断对错，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应对各种可能情况以保证人类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延续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不应致力于让自己的思想认识纯洁、统一，应保护文化遗传基因样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主张取缔、铲除中医的人的确是有些糊涂。 推崇西医的我父亲在60岁那年后背长了一个痈，打抗生素消炎、清洗创面都无效果，越烂越深。医生说这痈看来是恶性的了。父亲写好遗书，把存折账号和密码寄给我，准备着后事。这时我告诉他去找中医，一个朋友领他到中医处上点药，吃点药，治了几次就好了。父亲为此很困惑了一阵子，他想，西医的治法也是内外兼治，全身的抗生素已达饱和，创面也不断进行消毒杀菌的处理，怎么炎症和细菌消不了，杀不死啊，没有治不好的道理啊？除非是恶性的。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理论，他便死而无憾。可中医却让他生而有惑。60岁之后，父亲再没有批判过中医。 如果眼睛就盯在痈的细菌上，这个菌竟成赶不尽杀不绝的癌细胞，怪不得医生说是恶性的。但中医看这些病就是内病外发，治了内，炎症自然就消了。一个思维方式可以使简单的事情变复杂，也可以使复杂的事情变简单。父亲从前就相信科学是铁板钉钉。 如果能够在不同思维方式间自如转换，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最佳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提高效率。比如“依法治国”不等于事事用法来处理。在使用刑法与适用民法时，思维要有转换；使用审判方式和适用调解方式时，思维上也要有切换。司法实践证明这不是做不到的。如果法律不依托民间调解，去审判一般的家务事，总干一些杀鸡用牛刀的事，哪来的效率？何谈法律尊严？ 女儿学的专业是中西医临床，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个思维转换的实验。中医课程、西医课程、英语、政治……不停地切换；摸脉、手术、针灸、听诊……走马灯般轮换。女儿开玩笑地说，大脑不停地这样旋转会不会分裂啊？ 对思维已成定势的人来说，做女儿这样的思维转换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女儿小时候曾主动要求跟一位书法家学书法，学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看女儿写的字感到很奇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字体，我就去问书法家是怎么回事。书法家说，这是最新出土的一块石碑上的字，不属于已知的任何一种字体。但他非常喜欢，想要再现这种字体。我听了很惊讶，你竟让我女儿写一种连你都不会写的字？你是书法家，你喜欢，为什么你不练？他说他的思维已成定势，再改道很难，练不成还会把原来的风格丢了，那就毁了。而我女儿是一张白纸，一接触书法就写这种体，没有障碍，有可能练成。他承认是拿我女儿做试验，但是，他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把这种字体传下去的唯一办法。 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以前没有走好有着多方面原因，但这条路还是要走的，要由新人来走。也许书法家的做法是对的，没有思维定势的头脑可能更能整合我们有了思维定势的人无法统一的思想。但愿女儿这一代能把这条路走通，但愿她和她的同学能得到社会更多人的支持和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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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楼#
发布于：2020-04-30 09:48
(62)一直这样猜解下去，源源不断，永生不灭，这个字再不是简单的一个字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曾是纠缠我多年的顽症，试过许多种药，或无效，或当时有效很快又复发。也曾到过一些专家门诊，挂了号，坐在诊室听，听上一阵子就离开了，因为那些治法我都不认可。 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讽刺。我母亲治银屑病治得好，可我偏偏就得了这病，而我母亲治银屑病的药酒方我又没记下来，只好就带病生存了。 后来我偶然听我的一个精神病医生朋友说，银屑病可称为人类第二精神病。这使我开始注意这病的身心疾病特点。我知道A型性格在银屑病人中比例比较高，但我不属于A型性格，我这病怎么可能是身心疾病类的呢？ 专家说银屑病是一种多基因的遗传疾病，其发病谈不上什么规律。我想，这病如果是来自基因方面问题的遗传性疾病，那么精神还能左右基因么？再说，我的精神挺好的，怎么惹着基因了呢？ 但细心的观察使我发现，我的病情的确是随同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我以男性的、社会化的方式工作、生活和思考时，我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我是愉快的，可这时我的病情却是最重的。而当我以感性的方式顺其自然地生活时，没有人赞扬和肯定我，但病情却相对稳定。这说明什么问题，难道我们的社会性需求和生理性需要是不一致的？ 经过再三思考，我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止了在别人看来发展很好的事业。很快，我的银屑病消失了。此后也有几次复发迹象，我只用调整生活的方式就控制了复发。其实，牺牲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我还是很伤心的，甚至可以说是悲痛的，可我的病竟在我的悲痛中痊愈了。于是我知道快乐并不是检验心理健康的标准。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因离婚而悲痛欲绝，大家让我劝劝她，我说不用劝，我知道伤心有时比快乐更符合人的心理逻辑。朋友表面美满的婚姻把她弄得七拧八裂，身患多种疾病，她的大哭让她把颠倒了很长时间的逻辑再颠倒回来，不是坏事，我为什么要劝她呢？ 我称我的癣为“心灵小窗口”，只要它们出现，我就静坐下来，深挖思想根源。这些根源有些真的是埋藏得很深很深，是没有疾病提示我无法认识到的。在日常生活中，人怎么可能认识到带给你荣誉、金钱和社会地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实并不适合你呢？ 有些人向我打听我的病是在哪儿治好的，我说这病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让它好就好，让它犯就犯。别人听了觉得不可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由此我想到，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短，是不是过于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对男人的身体也有损害呢？ 男人真的是社会动物？女人尚且还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抽身，男人往哪躲？成功的喜悦是否真就是生命的喜悦呢？人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 女人大量地进入社会，接受社会理性，感性认识不再占人类的半壁江山。我的一个朋友说，人类的认识如树，女人的感性是树的地下部分，男人的理性是地上部分。男人的理性应是“读”女人感性的结果。当女人不再感性时，人类的认识之树就连根拔起，男人的理性就成了无本之木，人类的认识也就不再是树而是藤，藤虽然可以爬得很高、很长，但是它更会以攀附物为现实而不是以自身为现实。如今，我还能通过深挖思想根源查寻到自身的病因，将来呢，科学能够帮助人们追本溯源么？ 许多慢性病都和顽癣一样是身心疾病，对此，科学在用高科技攻坚。 许多人批评说中医是在“猜病”。审视我探索自己病因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个体的、偶然的、猜测的特点，其中难以找到对科学的应用。小时候因受父亲的影响我对猜测性的东西是拒绝的，所以，一直不猜谜语，不打扑克，不买彩票。感到“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这样的谜语是无聊透顶的游戏，为什么我们要对花生做这样一番曲解呢？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谜”呢？我从没有因猜“灯谜”、“字谜”而得过奖，我觉得动这种脑筋真是太没必要了。 可是，后来我逐渐注意到，中国的历史、哲学、医学、文学到处充斥着这种“谜”。一本《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大的谜，让人们猜个不亦乐乎。什么“道”、“气”、“阴阳五行”等等我们认为不值得费脑筋的东西都在向我们叙说着“麻屋子，红帐子……”，引我们去探寻与其对应的历史上真实的“花生”。 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设迷者是鲁迅，可我们现在连猜解他的能力也在急速下滑。有人会说，鲁迅之所以设“迷”是因“白色恐怖”，我们古人有什么必要在文化上设迷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古人也感受到了一种文化建立上的毁灭性力量。 “花生”这个词能顾名思义么？中国人造字、造词都追求顾名思义，这个思义不仅仅靠文字的“象形”更要“会义”，还要有连锁的，连绵不断的形和义。比如说个“南”字，如果这个南字背后有“神”的话，它在“时”中的形就是“午”，在物中的形就是“火”，在人体上就是“心”，在季节上就是“夏”，在……你可以一直这样猜解下去，源源不断，永生不灭，这个字再不是简单的一个字。所以，我有个朋友说如果只把汉字当成是记言的表音文字那就错了。所以，读中医的古文书是需要解字的，翻译成现代汉语后会失去很多重要的东西。 “麻屋子，红帐子……”可以摆脱“花生”这一“形”而存其“义”。当“花生”这个词因时过境迁而不能向我们传达它的本意是什么时，我们可以通过对“麻屋子，红帐子……”的猜解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找到花生。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重拾、重建我们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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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楼#
发布于：2020-04-30 11:09
（63）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
我在一个兽医院看到许多中药，感到有些奇怪。兽医告诉我，他在好几个养殖场当技术顾问，养殖场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他的积极性给他算了技术股份。这样一来，他的挣钱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由从前挣治病的零碎小钱，变现在挣股份大钱。工作重心也由原来的治病变为现在的防病。于是，除了疫苗外中药就成了他的首选，因为他要算经济账。 我问，虽说同是动物，可这鸡与人可相差太多了，这中药如何用呢？兽医说，怎么不能用？和人同理啊。入了秋，天一转凉，这鸡的肺子也会有不适，用点中药粉拌在食中喂也就不发大病了。春天，采些苦菜喂上，对防止春瘟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等有了病再治，就算鸡不死也影响产蛋，经济上受损失不是？西医除了疫苗哪有防病的药？再说西药也太贵了。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地笑了，我想，如果把社会比作养鸡场当然不合适，但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所以，中西医之争的产生与其说是学术冲突，我看不如说是经济模式的滞后。如果医院的经济效益我们不是按其挣钱而是按其给地方上省钱来分配的话，中医就不会受排挤了。 母亲之所以在大杂院内外致力于防病和治小病是因为一旦让小病酿成大病，不是中医不能治，而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放弃治疗。仅仅12元钱，那个患再生障碍性贫血跟我同岁的女孩就因她妈妈没有给她抓药而死了。女孩死时母亲掉泪了，母亲说这付药贵在“羚羊角”上了，但治这病不能不用这味药。母亲深为不能用更经济的方法治女孩的病而自责。 中医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成高成本、高风险医学的条件。华佗如果不想治大病可能也不会掉脑袋。 中西医的结合在我看首先不要急于医术上的结合，而要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结合。当然这要取决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治国方向了。在人类的前进方向上，古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而我们说“改天换地”。事实上，我们没有亡，天地也没有换。但逆天的成本太大这一点却是明摆着的，难道我们就不能与天地搞好关系么？ 天、地、人的关系铸就人的生理和心理规范，认识和把握这一规范并将其转化为医学就是中医。当然，我认为也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学。 中医是中国人的集体创作。母亲给人诊脉时，一屋子的病人在看、在听，病人是主考官，掌握着主动权，医生是参谋，医生得不到病人的认可就不成其为医生。母亲年轻时行医肯定是医术不高的，但在为病人当好参谋的过程中，与病人的良性互动使她的医术不断提高。因此，中医是人民的医学，如今我们却轻易地否定这一集体智慧。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层这么大的一“面”，之下还有厚厚的沉积层。“面”是脸，沉积层是身，脸是现代的，身却要求贴近天地。人类的身首异处来自现代的只要“脸”不要“身”的“斩首行动”，其结果是造成身和首的相互呼唤——焦虑。 相对西医来说中医的“术”显得“空”些，可中医在“术”之外的学习内容却要比西医大得多，而掌握天、地、人的关系正是把握中医的前提。 中医的“空”，正是中医这个“器”的盛装作用。我们用“器”来盛装个人的东西。医院的规范排斥个性，母亲正因为有太多自己的东西，才不被医院所容。 相对于西医，中医看上去很简单，好像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就像中国的长衫比之西服。我的业余爱好是制作服装。我对朋友们说，除了西服我几乎什么服装都能做。朋友们笑说，还是技术不行吧，不然怎么做不了西装呢？我说，西服的工序近四百道，每一道工序几乎都需要科技支持，西装的“型”不是手工制作出来的，而是在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塑形机中高温、高压塑出来的，我手工怎么能办得到？ 小时候，我家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病人，他微微一动，衣褶就依次展开，不动，周边也轻起微澜，整个人如同从一首诗中走出来，儒雅至极。我围着他转了好几圈，考察他的魅力来源。经过一番理性研究后，我认定他的魅力来自他穿的对襟中式便装。自小在大杂院以懂事著称的我，从不与人攀比吃穿。 这次，我一反常态，向母亲郑重提出，要一件中式便装。母亲也没含糊，很快，一件平纹布做的蓝褂子就给我穿上了。虽然我穿上了蓝褂子，却没得到丝毫诗意。同学们说我像只灰老鼠。我也不知我这件做工颇精细的褂子为什么穿上了不好看。 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我这件衣服用的是西式立体裁剪法和工艺，板整、合体，没有褶，穿起来不仅没有中式服装的飘逸，也没有西式服装的挺拔。而那位病人的衣服是他妈妈手工制作的，用的是平面剪裁、连袖，领口要向后深挖些，在装领子时，不能等份缝制，要确定三四个点缝深，这样一来，衣服前撅后翘，自身不平衡，又不停地在自己找平衡，人不动而衣也动，出来一种裙装效果。人们通常以为，用平面剪裁法剪裁的衣服肯定不能是立体的，而中国传统服装恰恰是用平面剪裁法剪裁出立体服装。而用西方立体剪裁法剪裁的中国古代服装不仅不合身还走光。许多人不相信在看似简单的平面剪裁中会蕴含什么奥秘。 所以，看着2001年在中国举办的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也和我当年穿的一样死板，我就很想与各国领导人解释说“唐装”不是他们穿的这样的。一个西式上袖就足以把中式服装的韵味搞没了，可是包括服装设计师在内，有人觉得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存在什么缺陷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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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楼#
发布于：2020-04-30 17:15
（64）监狱的奖励机制让他找到了与贪污受贿一样直接的快乐
我的一个朋友，当他得知自己患了肝癌后，让妻子打电话要见我。我捧了一束花去医院，他向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是否还有必要与疾病抗争？看着他以每天掉三斤体重的速度刀削般瘦下去的身体和他胸前吐血留下的斑斑血迹，我狠下心来告诉他，不要争了。他听后吩咐家人，把朋友刚送来的一只甲鱼放生。他说，既然它不能救我，我何苦还要它的命。第二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好人不长寿？”。我一时不好回答，只好反问道：“这个世界不那么好吧？”当天夜里他就死了。 我这个朋友是个很有灵性的人。有一次说到跳舞，我说每一个与我跳舞的男士都变跳舞为给我上辅导课，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学会跳舞。他听后笑了，邀请我跳了一次舞。那次我成了舞会的皇后，如同穿上了“红舞鞋”，跳舞成了我的天才表演。此后，我还是不会跳舞，但当男士们再给我上辅导课时，我的态度就不再是谦虚好学了，因为我已认定不是我不会而是对方不会。 他临死时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价值的，我不能说人的好坏与寿命毫无关系。我没有真正回答他的问题，让他带着哀怨走了。 其实我承认好人不长寿的事实存在，知道这算得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曾有一个罪犯，我们在审问他的犯罪动机时，他说当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没有几天可活了时，他就决定犯罪“痛快”一回。调出他的病历一看，诊断的确是癌，按医生的诊断他应该活不到审判结束。为此，法医押着这名罪犯到医院复查，结果却没发现癌细胞。罪犯生气了，要求医生解释，医生说只能解释为误诊了。罪犯不因自己没了癌症而高兴反为自己坐牢而怒骂医生。 我想，医院误诊的可能性不大，多半是罪犯的“痛快”化解了肿瘤。当好人让他得了癌，当坏人却治了他的病，这不是对好人无长寿的诠释？ 当好人受压抑甚至损害健康，说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市场。我朋友临死时提出的这一问题反映出他做人的困惑，当我们崇尚竞争、斗争等争强好胜行为时，像我朋友这样心性的人怎能不压抑？他能让一个不会跳舞的人感到自己是跳舞天才，说明他致力于让他人的能力得以发挥而不是表现自己，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同龄人中，我从事的职业算是比较多的，每当单位搞竞聘上岗，末位淘汰时，我就受不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我会对同事们说：“我反对竞聘上岗，主张有能力的人离开，我还能找到饭碗，我走。”我不会在竞争的胜利中感到喜悦。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是反对计划生育的。文章说，中国人是多，可多的是孩子吗？然而我们计划掉的却是孩子。读罢，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感到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挤占了孩子的生存空间。如此说来母亲师傅的行为真是很自觉，没什么不可理解。也许好人本不应该长寿的。 可是，做坏人坏事能够让人心情舒畅本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因为社会不是这么建立的。我对道德并不另眼相待，我对女儿说，道德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谈不上虚伪与否，一群强盗想要在世上活过三天也得建立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做不遵守道德的坏人却能痛快和长寿，支出的是他人的健康和生命成本，其受损的不仅是好人，还有社会，这个大医学账不能不算。 人类社会的奖励机制离人的自然本性越来越远，当人的本性要求回归时，往往走上的是犯罪道路。比如，盗窃和贪污可能比工作挣钱更能让人找到原始人采集的乐趣。有一个贪官，家里并不缺钱，可他却贪污受贿不止。蹲了监狱后，我以为他会精神崩溃。有一次我们搞法制教育，有人提议让他现身说法，讲讲他的犯罪心理，我说他不会做这种丢面子的事，没想到他却很痛快地答应了。在监狱里，我看到他还像从前做官时一样精神抖擞，他计算给我看他挣的分最多，减刑最快，监狱的奖励机制让他找到了与贪污受贿一样直接的快乐。 可是在社会中，我们却很难从工作中获得“采集”和“猎取”的原始快乐，往往只承受社会压力而不得舒展人的本性，身体怎么能不出问题？但是，如果让好人违背社会原则去做坏人的话，同样也会让好人付出身体代价，这样一来，不把人类生活规则理顺得使其与人的身心逻辑一致，好人想长寿是有些难了。 我在农村生活过，十分理解“小农意识”是怎么回事。这是让毛泽东都批判的一种积重难返的落后意识。可我从自身的体验中了解到，这种意识之所以难以铲除是因为非常容易再生。我在土地上就复活了许多原始意识。种植、采集、储藏，我像一只松鼠似的不停地忙碌着。我毫不怀疑让我继续这种生活能使我长命百岁。那些长寿的人或多或少总有些“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在中医中也有所表现。 女儿跟我说，和尚们也看病，她摸了一些和尚的脉，皆诊断为虚证。女儿说，这说明出家当和尚的做法是违背自然的，人还是要正常饮食，适当吃些肉类才对。 我说，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要红烧肉吃？多是在写完文章和打了胜仗之后。如今的出家人，难离红尘，好多和尚上网、甚至炒股。一动心神就是消耗，这时再一味素食，身体怎能不虚？所以，不是和尚的生活方式违反自然，而是和尚的现代生活脱离了原来的的轨道。如果站在当代的时空点上判断和尚的生活是否合理，那么和尚不仅应该吃肉，还应该娶老婆，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和尚了。 我们太需要站在其他时空点上审视一下当下的时空位置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事事用今天的眼光横看世界纵看历史，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把握“今天的历史”，还要能够把握“历史的今天”，这正是历史在今天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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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楼#
发布于：2020-04-30 17:39
（65）如果这瘾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烟、戒酒又怎么会成功？
如果没有酒，我说，这住院的和蹲监狱的人可以少一半。 烟、酒没有营养成分，但吸烟、喝酒的社会成本却很大。据说，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将超过艾滋病、结核病、难产、车祸、自杀、凶杀所导致死亡人数的总和。可在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全球每10支香烟中就有3支是在中国消费的，每100个中国成年男性就有67人吸烟，吸烟给中国带来的健康损失一年达到42.9亿美元。喝酒人数在中国超过了5亿，因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占所有交通事故的80%；“酒依赖”已被正式列入精神病的一大类别，这类精神病人已占到住院患者总数比例的近10%，酗酒已成为“社会第一公害”。 我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他说为瘾所制的人，容易失去自尊。对吸毒的，父亲认为那就不是人了。 看外国影片，一个警长，英雄豪杰，被黑手党注射了毒品，结果就变成一个匍匐在地乞讨毒品的可怜虫。所以，英雄气概有时敌不过一针毒、半斤酒，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真是物质的，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没错。 蹲监狱最难受的是什么？是烟瘾。我提审时总是为每个犯人备一支烟。有一次先后提同案的两个人，先提的这人把一支烟抽完了，问我要留给他同伙的那支烟，说那人不吸烟，我就把烟给他了。提第二个人时，这人满怀希望地向我要烟，得知烟被同伙贪占了，他的眼泪直落下来，哭得十分委屈，接着就下决心揭发同伙的其他犯罪，说：“他竟然狠心抢我这支烟。”就一支烟，把两人的“友谊”彻底瓦解了。 一个杀人犯恨酒，对我说：“是酒害了我，执行前的那杯酒我不喝了。”开庭时是从小号中把他提出来的，我问他违犯什么监规了？他说是因为喝酒。有人带进号里一小袋塑封的酒，“铺头”赏他喝两口，他不喝，让“铺头”一顿骂：“看你是个死囚，没几天可活了才让你喝两口，不识抬举，这时后悔有屁用，想改好也没机会了……”他觉得骂的是，仰头便喝了两口，酒味让管教闻到了，他就蹲了小号。他问我：“你说，我是不是让酒害苦了？” 害人的是酒，可法律惩治的是人，酒却逍遥法外。 小时候曾想当官，幻想能像林则徐那样禁烟、禁酒。可当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禁酒时我却笑了，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找直接原因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为西方所欣赏。可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件事，以他一国总书记之威，怎么就没禁成呢？当时有个笑话说，一人排队买酒，排得不耐烦就说去克里姆林宫杀戈尔巴乔夫去。走了一会儿后这人又回来继续排队了，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的队比买酒的队还长。这笑话说明禁酒是何等的不得人心。 小时候崇尚钢铁意志，虽不是党员也想把自己打造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父亲虽不动烟酒，却吃零食，而我连零食也不好，因为奶奶说，嘴馋也容易被人拉拢，尤其是女孩子。母亲劝我说：“馋，是健康的表现。”而我自觉抵御母亲的“腐蚀”，整个生活就跟清教徒似的。 这种生活的直接后果是使我的感觉越来越敏锐。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骨子里就是个瘾君子，对烟、酒闻着就很向往，只是我没把烟、酒作为靶目标罢了。我先后爱好过咖啡、茶等饮品并成瘾，因造成失眠不得不戒，在戒的痛苦中我意识到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毒品。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嗜茶成癖者，时时咀嚼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大可叹惋。至于咖啡的害处就更不用说了，都说巴尔扎克的早逝与此有关。我还戒过辣椒。女儿说心脏不好的人不能像我那样一片片嚼辣椒，犯了心脏病后我只好停了辣椒。 在一次次戒“毒”的痛苦中，我理解了精神空虚的含义，那不是世界观出了问题，不是要思想来充实，而是直接需要物质填补。 于是，我嚼槟榔，捡人家吃剩的什么“山楂丸”、“归脾丸”、“益母丸”来嚼着，还安慰自己说这比捡烟头要有自尊。女儿说，这何苦呢？不如直接开中药吃。我找医生开药说，我之吃中药，确切地说，不是为治病，就是想吃草根树皮！至此，我意识到，所有瘾君子的靶目标归根到底不全都是“草根树皮”么？如果把我放归大自然，可能我自己就会找一些草来吃，说不定就成了又一个神农。 都说毒品生理上的瘾不难戒而心理上的瘾难戒，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心理上的瘾？这种瘾不是冥冥之中的呼唤？有一年冬天，女儿用书包带回来一只小兔子。小兔子吃饱了白菜、胡萝卜，就啃床垫、门框，弄得我只好到郊外扒开积雪弄回干草给它，看着它悠然自得地嚼着干草，我也抽一根嚼着。烟草、咖啡、罂粟、茶叶、大麻、辣椒等等都是大地上的“草”，“草”瘾已沉淀在人的基因里，如果这瘾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烟、戒酒又怎么会成功？ 科学家会用化学解释毒瘾的机理，我承认这个世界是化学的，人是化学的，“百草”也是化学的，甚至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瘾”呼唤着人的内在与外在化合。“瘾”时时需要满足，又时时都要戒，中医关于节制的思想就是化学中的配平要求。 提纯技术和人工合成制成的毒品变填充为压倒，使戒毒几乎成为不可能。西医戒毒，往往把毒瘾弄没了，人也没了，要不就是戒毒药又成了毒品的替代品。如今中医参与戒毒，同治疗癌症一样，不是直接杀癌和戒毒，中医所要做的是留人，是扶持正气，平衡身体各部分的失调。中医用的药是“草根树皮”，是“瘾”的本源，是打开与外在元素化合、配平的窗口，使人与自然在化学反应上取得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中药——这一多种自然“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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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楼#
发布于：2020-04-30 18:45
（66）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
人的生命之脆弱，往往瞬间就能消散；人的生命之顽强，又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 我认识一个18岁卧床至今已四十载的全身瘫痪的类风湿病人。像霍金一样，他全身也只有三个手指能动，霍金还可以坐在轮椅上，他连坐也不能。 霍金在22岁时被医生判定只能活两年，而今他过了65岁生日。 霍金报名参加2009年的太空遨游，准备实现儿时的梦想。医生们断言，霍金要是上太空非死在飞船里不可。我同意医生的看法，但霍金要是活着从太空回来，就颠覆了生理学。 我那位因醉酒从楼上跌下来的朋友，卧床不到一年就死了。医生讲解说，只要卧床一周以上，人的肌肉力量就减少20%。人体功能是用进废退，卧床使人呼吸运动、胃肠活动减弱，血液循环缓慢，免疫力降低、各系统退行性病变、继发性器官损伤不可避免，总之是条条道路通死亡。我们这位朋友就死于肺感染。 既然瘫痪病人从生理学上讲很难活，为什么我认识的这人瘫痪40年还活着？而且大有活过一些肢体健全人之势？为什么像霍金这样早就被西医宣判死刑的人，其生命还在令人不可思议地延续？他们身体的抵抗力真的像西医说的那么低吗？如果低，他们怎么会活这么久？如果不低，又是什么道理？ 用生理学理论不好解释躺着不动也可以长寿。健康与长寿、生命与运动的关系，现代科学还不能完全阐释，这使我对进化两端的人类生命生出许多想象，生命到底是什么形态，可以是什么形态呢？ 对霍金，我们还可以说他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照料——好几个专业护士24小时护理。而我认识的这人，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无学历，无工作，领低保，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身边常常无人照料，他要能耐饥渴，忍不便…… 我看他总是以一个姿势躺着，一双棉手套时不时在身下垫着。他的腿看上去与正常人差不多粗细，细看却没有肌肉，是腿骨疏松膨胀了，这样的骨质，一碰就碎。他身上曾烂出几个洞，露出骨头，没有药，贴几张纸，也自愈了。 他的生命，让人震撼，给人启示。 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上帝造他时只造了个脑袋，没造身子。只活一个脑袋的霍金几乎颠覆世界。而我认识的这个人，其精神力量也相当强大。 记得中学读书时课本里有一篇古文《狱中杂记》，说的是监狱环境恶劣，有传染病，每天都死不少人。而令人奇怪的是，犯重罪的大盗却几乎不染病，便是染了病也很快就好。作者说，这是因为大盗气盛的缘故。当时我就想，看来气盛提高人的免疫力。 无论是霍金还是我认识的这人，都是身虽残而气不衰，不说是气贯长虹也是气冲霄汉。霍金的雄心自不必说，我认识这人的父亲在世时曾双手合十冲天说道，天啊，多亏老天让他躺下了，不然他还不把天捅漏啊？ 从霍金这样瘫痪人身上我们可知男人的雄心可能更具有精神特质。据说，霍金家里贴有多幅梦露的画片；他第二任妻子是他漂亮护士中的一个。我认识的这人也曾令几个女人动心，他从中选出的妻子让许多肢体健全的男人眼红。 书，是精神力量的代表。我们看到，失去了“身体”的男人无不用书来实现自我。霍金是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样；我认识的这人也写了一部二百多万字的书。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做了九次大手术后凭直觉意识到治病与保命的关系。他对要给他做第十次手术的医生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别的事吧。”然后他开始写书。 西医的着眼点是在“病”上，而中医的落脚点是在“命”上。有“命”，“病”尚可治，没“命”，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无力。为了攻“病”便是攻了“命”也在所不惜的做法，中医当然是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的确是反对治“病”的。 “治病治不了命”这句话是说病可治而命不可治，命只能保。便是治不了的病，病到让人全身瘫痪，也不一定要人命，而非要治这样的病很可能却要了人的命。我想，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不是做那九次大手术伤了元气的话，凭他的顽强意志，也许不至32岁就死。 作为科学，应该不仅能解释一般现象，还应能解释特殊现象。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中医的精神是指精血和神识。中医认为，人无形则神无以生，无神则形不可活。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中医是把物质作为第一性的。然而中医又认为，神为形之主，神统摄着人的身体。从这一点上看，中医又无比强调精神的重要作用。神以精血为基，精血为阳气之依归，阳气在人体中的升降运行才是人的生命，而“命”才是人的最本质特征。 瘫痪人有病也有命，其“神”的统摄作用没放弃，精血还在为命所用，为神所用，还在为霍金思想的产生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霍金思想的洞察力全世界人都感受到了。我认识的这个人像霍金一样，他的最大运动就是头脑中的思想风暴。其思维之敏捷，反应之迅速令我惊叹。从命这个角度看，霍金等人的生命不仅是顽强的，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所以外邪不侵。霍金在身体瘫痪的过程中还生了三个孩子，而他对女人的兴趣也一直未减，这不是精血运行的作用？我认识的这人，气色红润、声音洪亮、目光如炬，他38岁结婚后生了一个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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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楼#
发布于：2020-05-01 23:46
（67）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
现代社会为医生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医生不再有统一模式。 便是在古代，中医也有衣食医和传道医之分。 我舅舅不是传道医，也不能算是衣食医，我叫他“工作医”。 姥姥死时，舅舅才一岁。用他的话说，是我母亲承担了他母亲的角色。母亲年轻时走南闯北，一直领着她这个小弟弟，自然地，舅舅被母亲领进了中医门。舅舅被母亲送进中医院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另一城市做医生，和一位针灸大夫结了婚。 作为医生，可以说我舅舅很称职，他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考试成绩、学术研究成果，甚至外语水平都为同行称道和认可，他干到了院长的位置。 母亲和舅舅这对姐弟中医，一个治病治得好，一个工作干得好，是不是都应算是好医生？ 但母亲认为我舅舅不会看病，说一眼就看出是实证的病人他还给人家开补药。 我曾就此质询过舅舅，舅舅说：“虚证和实证我还看不出来？你妈太傻、太实在，她不了解病人的心理，我开的不过是人家想要的壮阳药而已。”我说，你这样做不是害人么？舅舅说，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这些人的身体迟早要出问题，你认为是让他们早出问题好还是晚出问题好？早出问题能得救，晚出问题救不了，能说我是害他们？ 虽是歪理邪说，但舅舅话让我一时无言以对。 着实说，中医越老越吃香，舅舅如今应该是个大忙人才对。可他每天下棋、钓鱼、上网，过着优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根本不给人看病。倒是我那搞针灸的舅母一直没得闲，天天为人针灸不止。 过去的中医没有退休一说，没人给他们退休金，活到老干到老，母亲给人看病就到生命最后一息。 然而，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所以，在拿到退休金不用再工作时，他也就不再给人看病了。所以，他如今虽然老了，但不能称他为老中医。 母亲在医院工作时，除了担当医生职责外，还给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开班当老师，我曾见过她与学生们的合影。这批与我舅舅同龄的新中国一代中医是在医院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首先学会的是怎样工作和适应医院。而这个“工作”有时候与治病是一回事，比如在强调“救死扶伤”时；有时不是一回事，如在强调医院利益时。 医院之所以是医院，就是用工作统一医生思想，用制度限制个人行为，保障医院的运行机制。因此，对工作负责有时不等于对病人负责而是对医院负责，即便是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也不等于是满腔热忱地对待病人。 人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北京朝阳医院发生的孕妇死亡事件。但从工作角度看，医生犯了什么错误么？是不认真，还是不负责？没有。那么，在医院中，我们能对医生提出大于工作的要求么？ 正是工作与治病的细微差别产生了医患矛盾。我想，我舅舅这一代隔着“工作”搞中医是不是造成中医退化的原因之一呢？ 我们是如此地习惯工作，以至对工作从不质疑。我小时候就认定工作是个光荣的字眼，认为母亲不参加工作是落后、愚昧的表现。看来，中国古代官府不办医院，使中医没有“工作”可寻，必须直面病人的做法，反倒保持了中医的生命力。 如果说母亲学医是为了救人救己，舅舅学医是为了参加工作，那么我女儿这一代孩子学中医则大多是为了上大学。虽说社会舆论反对中医的声浪挺高，可中医院校却没有招不上学生，或降分招生的情况发生。要进中医院校，高考成绩还需在中上游才有可能。所以，有中医院校可上，没有孩子会为此拒绝上大学。这样一来，学中医的人离中医却越来越远了。因此，大学毕业后很多孩子改行不搞中医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常有亲友问我女儿毕业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我和女儿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工作也好，上大学也好，对女儿来说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不想让女儿对“工作”的理解比对病人的理解更透彻。中医可以不“工作”，只要有行医权就行。所以，当个游医或坐堂医都可以。女儿说，即便是办医院，她办的也会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女儿鼓动我侄子学中医，我不赞成，因为我侄子是个“手在脑前行”的人，我认为他不适合学中医。而女儿则认为中医现在天地广大，总会有适合他做的事情。可学了中医的侄子却在外科上显示出天赋，他非常擅长缝合血肉模糊的人体。看他网上日记，写得如同病历。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怎么缝的肠，怎么接的筋，清楚得可当操作规程。我开玩笑说，到我侄子手里的人，便是死了也会被缝得整整齐齐。 虽说人死了缝好也没用了，可凡是活过来的人又必须是被缝合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缝无类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 当身体被创成开放伤，中医的理论也随之被创而破了。女儿面对血肉模糊的躯体就只能举着两手一脸茫然，她的头脑分析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如我侄子马上动手缝合来得实际。所以他姐弟俩相互配合比各自独立行事更让我放心。 不过，侄子在外科上的擅长让我很为难，这表明他需要依附医院。我打听了一下，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是人满为患，十几年内不想再进一人，侄子想要参加工作非常难。可是不进医院谁能为他建个手术室啊？这下我明白中医的外科为什么不发达了，因为手术需要依托医院，而历史上中医没有医院，这正是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 医生类型的多样化既是社会现实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为此，一味反对西医或要求取缔中医都不利于医学的整体发展。为了我女儿和我侄子能各得其所，我希望中医和西医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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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楼#
发布于：2020-05-01 23:57
（68）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很有智慧
对于我的中西医结合的主张，我听到了一些来自中西医两方面的反对意见。有个网友来信说，你的中西医结合主张如同让天上的飞机拉着地上的火车跑。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比我的“牛刀”、“鸡刀”比喻好。我们有了飞机之后并没有取消火车，从发展前景看飞机也不能取代火车。这不是仅仅靠论述飞机和火车的功能就能成立的。还要考虑地球能源和大气污染的承受能力。再说，有的人不肯坐飞机纯就是害怕。我一看飞机乘务员演示救生方法就忍不住笑，这飞机要是往下一掉，啥救生法管用？ 中西医结合不是我从理论上选择的主张，而是现实中的存在。百姓在看病的选择上已进行中西医结合了。病人们看中医时手里是拿着一叠片子和检验单来的。来找中医的病人身体或是浸透了西药，或是做过手术的，还有受过放化疗的，这些都是中医需要面对而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医已不可能在纯自然的环境下不考虑西医在人体中的作用，单纯给病人看病了。如果说我母亲的师傅可以不考虑西医因素给人治病，到了我母亲这一代中医就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经过西医治疗的病人，我母亲必须判断西药在人体内起了什么作用，便是一个感冒，用过西药后由表证变成里证，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中医也无法施治。等到了女儿师傅这一代中医，不仅治病时经常借用西医病名和医学术语，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也要面对病人通过检验单和扫描图像检测中医治疗效果并让你中医做出解释这一现象。我想，通过检验单上数据的变化，中医人对中药和中医疗法也多了一个思考角度，这对中医未必不是好事。 我先后得过几次急症，想找中医一时上哪找去？为此，我也用过激素，甚至用过进口的，激素量大到当地医生不敢用，还是北京专家叫喊着让成倍加量。但西药的副作用让人感到如同多得了几个病，苦不堪言。通过弟妹我服用一个外地九十多岁老中医的药使我这些年得以控制病情。考虑到老中医年龄大了，他的方子又保密，怕他去世了没人救我，加之便是用快件邮药也得三天，根本来不及，我就把他给我配的药每次都存下来一些。服药时，我不用水，而是在口中嚼着猜测药的成分，竟然就让我把主要成分猜着了。我把猜到的药买来服用，效果也很好，自己颇为得意。上次犯急症，急服存下的药，又再次买来我猜出的药服用竟然无效。只好又用激素，又被副作用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老中医知道了责问为什么不找他。弟妹就把我存了药吃了不好使的事告诉了他。老中医听了哈哈大笑，笑我自作聪明，说我每次发病的起因和病症都不一样，我这次是连同心脏病一起发作，药借不上心力，所以发挥不了作用。 他又给我配了新药，再次救了我。这次吃老中医的新药我就不猜是什么成分了，甚至不想知道他治病的药方了。因为我知道就是把药方告诉我也没用，他不是用方治我的病，而是用医理，这怎么是我能把握的呢？如果老中医死了我再发病就只有用西药到死了。 人的认识进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一个不断给人类添加眼睛，添加头脑，也就是添加新的感觉器官的过程。我曾说，什么是哲学？就是瞎子论颜色。一万篇瞎子论颜色的论文不如让瞎子睁开一只眼睛。 西医的仪器锐化了我们的眼睛，可这是不够的。 我一个朋友说，三星堆出土的人物为什么会有柱形的眼睛？因为那时的人已经认识到人的眼睛是横目，只能见到空间而见不到时间。所以三星堆人用柱形的眼睛告诫人们要用历史的眼睛看事物，这就是纵目。中国人对纵目认识的追求便对当今科学也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医是时空医学，尤其是时间医学。所说医学的境界就是变肉眼为法眼、慧眼。爱因斯坦说，世界最神奇的事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我想，作为认识的主体，人是这个世界最高超的检测仪器。我们在开发机械和电子仪器的同时，不要忽略人这个由造化自然加工了亿万年的精密仪器。 作为中国人，我主张活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我对女儿说，生命智慧有如池塘中的荷花，一天增一倍，20天满池。其实在27天时智慧才是半池，人生很可能在最后时段获得大满贯。所以我相信古人有智慧。时间不是任人表演的平面舞台，就像好酒、好香水都要长时间撂置以便各种成分一遍又一遍地相互微调一样，我们个人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推进“今天”要与“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逐一产生化学反应。每一次反应都会使“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的颜色和质地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随意人为中止生命进程，同时想告诫中止自己生命进程的人，他对人生意义所下的判断不是定论，如果真有科学探索精神，就要等一下时间赐予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反对给历史划分阶段。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体的，历史的意义随着“今天”这个棋子的落下，色彩会为之一变，你甚至会发现，历史与今天早有呼应，曾有过某种“暗示”。西医今日的“起”是起于当初的“伏”；中医今日的“伏”蕴藏着他日的“起”，这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真正的中医人并不急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同事调离时送我办公室一盆攀爬植物。这盆植物很快爬到了我苍翠的“八宝树”上。缠得“八宝树”渐渐失去颜色几近枯死。就在我认为“八宝树”在这场生存竞争中失败了时，我发现它开始反败为胜，最后“克”得攀爬植物枯死，只留下小小一根枝条。花盆中的“护盆草”结有细小如针尖的褐色种子，它用“爆破”的方式播撒种子。我望着天棚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种子奇怪：这得多么大的“爆破”力量才能使这么小的种子附着到天棚上？如果它有苹果那么大，它不是原子弹？我在桶里养着“开运竹”，每次我只给它换一半水，半年后，我竟在桶里发现为数不少的水螺！要知道我们的自来水不是来自河里，可是地下水啊！小小一间办公室中的生态系统足以让我困惑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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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楼#
发布于：2020-05-02 00:08
（69）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就传染你们三个，这可如何是好？
家有孩子，总得想着给孩打疫苗。侄子、侄女都在我家，加上我女儿，孩子小时候这疫苗就打不过来的打，孩子打了疫苗后总有程度不同的各种反应。后来有一天我说，其实你们不用打那么多疫苗，想想看，如果你们的同学全打疫苗，人人都不发病，谁传染你们？所以，如果是你们同学全都打的疫苗，你们不打也罢。结果就出事了。 一次，统一打流脑疫苗，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孩子全打。打过之后，孩子们爆发式地产生不良反应，住满医院，全城恐慌。我也慌了，一问，我家三个孩子个个有主意竟然全没打，我说：“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传染你们三个，这可如何是好？”火车不通，我用汽车把侄子、侄女送走，女儿不走说：“要与家乡人民共存亡！”把女儿锁在家里，我参加“工作组”深入到学校协助医生检查孩子病情，忙了两周，总算是平稳过渡。 女儿的堂弟打了乙肝疫苗后反出现乙肝病症，用激素治疗导致肥胖，至今体重超重，多病缠身。我有个朋友，终生未婚，大家很好奇，怀疑她生理和心理上可能有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向她提出来了。 她很坦率，说她20岁之前和所有姑娘一样也是春情满怀、春心荡漾的。但下乡期间有一次冬季上山砍柴，她迷路冻僵了，大家找到她后送到医院，医生给她大量用上激素，此后，她再看异性献殷勤就如看小丑表演。她说，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结婚不仅是害别人，也让自己痛苦，所以选择独身实在是别无选择。 朋友生孩子，孩子一出生，医生说有点喘，把孩子放称上一称，说体重够，一针三合一的疫苗就给打上了。人家的孩子，我也不好阻拦，我想说，孩子既然有些喘能不能先不打疫苗，这疫苗到人体里是要有所反应的，岂不加重孩子负担？打完疫苗把孩子放到保温箱中，挂上一瓶抗生素，同时把氧气输上。这一系列行为弄得我心脏紧缩。这么小的身体，刚到这个世界就给强行加入这么多东西，如何容纳呢？我把手伸进保温箱，这个新生儿紧紧攥着我一根手指一夜没有放开。我问医生，这氧气输得时间长了听说对孩子的眼睛会造成不可逆损伤，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医生说考虑不了那么远，只能顾眼前。这一夜，我老有一种要把孩子抱入怀中保护他的冲动。早晨我离开时嘱咐朋友家人给孩子个手指让他攥着。人家笑我。我走了，孩子很快就死了。孩子只是气喘，如果用上这么多措施后的结果也是死亡，为什么这个南墙我们要一撞再撞呢？ 母亲在时，不赞成给这么小的孩子打吊瓶。对病人吃东西都提出忌食生冷要求的母亲说打吊瓶是给孩子灌凉水，孩子阳气返不上来命就没了。好多在医院越治越重的孩子到母亲这里来，母亲只要求停药，孩子就一天比一天见好。不讲阴阳只讲科学当然就可以给孩子大量灌凉水了。对体质虚弱、阳气不旺的老人来说，母亲也反对不停地挂吊瓶，认为这会损伤老年人本已微弱的阳气。 正因为我们把治病理解成不断采取治病措施，所以，不采取行动就不是治病，许多医疗官司就是告医方不作为，现在又有告医方的抢救是表演。所以，我想西医也不一定认为给新生儿和老年人采取那么多措施是必要的，之所以做表演就是为了有所为，为的就是避免遭到不作为的指责。 科学无疑是条捷径，但一味走捷径对人类是不是件好事？有一个想走私的青年找我说，你是搞法律的，你说真心话，犯罪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比如我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多少？我说你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百分之一。他听了高兴地说，那太值得干一次了。我说，可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做叛徒，那么他哪来勇气再回头做义士？当叛徒受害最大的是人的思维方式，毁灭的是人的精神。而选择错误道路的危险系数就是百分之百。 每当有命案一时破不了时，我总安慰被害人家属说，案子一定会破，我的经验是凡负有人命的罪犯像有鬼支着一样一定会浮出水面。女儿说，你这是用迷信糊弄人。我说不是，一个人一旦走上一条违反常理的人生道路，他的心理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变化，很难再回归到正常人生道路上来，所以就会做鬼使神差的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的就是人要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科学技术使人类从自然中“走私”到大量财富，也毁灭了人类亿万年来在自然生存中形成的勇气。 想让人类再获得这一勇气是太难了。但我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认真去想。 如今，想找回人类面对自然，以自然状态生活的勇气已经不可能了。现代人遇到狼吓得腿软筋麻是正常反应。我对女儿说，在自然界中兔子遇见狼并不是吓得屁滚尿流，而是沉着应战。而兔子与狼的斗争也并不是回回以狼的胜利而告终。面对强大对手束手就擒不是动物规则。而如今人们却一再推行一种向强势投降的“明智”理性。 中医之所以不投降在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是尊重人的个性和个体价值。认为由于时空位置的唯一性，每个人都可能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唯一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存在不能否定另一个人的存在。说什么现代人比古人聪明，现代科技成果可以取代以往人类的全部成绩，其实就是把自己所在的这一时空无限扩大了。 现代人所在的这一时空的确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有其唯一性。可人类基因并没有产生突变，说今人比古人聪明的生物证据是什么呢？从基因角度看，今人不过是古人的再现，所多的可能是历史经验。可我们人类这几百年走的是“熊瞎子掰苞米”认识道路，手中的苞米只有一个，怎么就认为自己在认识上很富有呢？ 我可以认为我比我奶奶占有的知识多，但我绝不认为我比我奶奶更聪明。我知道许多现代专家还很困惑的问题我奶奶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随着我奶奶的离去，我知道许多劳动技艺永远地消失了。我再也吃不到唯有我奶奶能腌制的咸菜和酱菜了。我相信古人能擒狼伏虎，但今人会用今天的现实否认这一点。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会嗑瓜子，可上幼儿园之后她却整个地嚼瓜子吃，并告诉我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全这么吃。”如今她在读古书时会时常感叹中国古人会嗑瓜子而今人却学人家嚼瓜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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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楼#
发布于：2020-05-02 10:38
（70）这一点点不确定正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是四两拨千斤的支点
我陪得白血病的同事到北京复查，向其他患者展示移植效果，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增强了他们做干细胞移植的信心。 但我知道，其他人做这个手术效果就不一定会这么好。当我们拿到诊断书，知道所患白血病是最严重的一种，就没抱丝毫侥幸心理，仅仅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就进入干细胞移植阶段，捐款和移植手术同步进行，持续整个医疗过程。这与其他病人反复做化疗，在体能几乎消耗殆尽时做移植，效果怎能一样呢？所以医生称我们是最好的病人。 我不因为自己谈中医就自认是保守派，我究竟是一个保守派还是一个激进派不完全由我的生物性存在决定，还要由我的社会存在决定。如果早生100年，我也会像胡适他们一样为西医鼓与呼。当事物偏差到某个临界点时，总会有人适时地挺身而出发出呐喊，我称这是人类的自我纠偏能力。 每当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给西医朋友时，我也能做到像梁启超那样即便出了医疗事故也无怨无悔。我的西医朋友对我用他们不疑的态度大为赞赏。因为我知道，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往前走的路也多是摸索的，谈不上什么对错。治标也好，治本也好，哪头急就先治那，中医也不排斥治标，锅要是沸溢了，先浇点凉水再去抽薪也是通常做法。既然我选用西医就是去治标的，怎可以指责人家不治本？有人嘲笑中医也上西医院看病，却不知在医闹和打医疗官司的人中找不到中医人。 母亲到西医院看病也是一个好病人。在瘫痪的三年中，她采用的就是标本兼治的方法。母亲订有中西医杂志，有西医朋友，她和西医朋友商量治疗办法，也听任他们用西医方法医治。母亲吃着中药，静脉注射着“葡萄糖酸钙”等西药，还曾经和我研究怎么能补点铁，我说铁的成分像熬药那样肯定是熬不出来的。 自始至终我对科学技术像我父亲一样热衷，态度比西方人还激进。比如，对许多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克隆人的研究我就不赞成，科学发展是谁能阻挡得了的么？限制克隆人研究对生命科学的整体发展都有影响，在与社会发展和谐的前提下我希望科学发展得快些。 我向朋友的儿子描述我少年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时说：“那是一块真矿石啊！”朋友是教语文的，说我有语病：“你前面已经说是矿石收音机，再说真矿石就多余了。”我说我想强调科学发展的速度之快，如今的孩子见惯了集成块，怎么能想象电子“产品”里会有偌大一块矿石呢？看着现在的孩子组装电脑只需把插件像积木似的一顿插就成，羡慕得我什么似的。 想当年在组装了五管、七管收音机后，我野心勃勃地要自己装电视，腋下夹一块“万能表”去找物理老师，请他帮我测试挑选一个显像管。老师跳着脚说手工缠绕的偏转线圈根本不能用。我说，我可以缠得和机器缠的一样好。老师说手工进行电视微调是不可想象的，几个月也调不下来。我说我已做好了调一年的准备……老师看劝阻不了我，干脆半路逃跑了。 我想，科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正是因为早年有像我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全偏到科学一边去了吗？通过奶奶和母亲的描述，我知道中国早期的西医是一批品学兼优的人。西医对中医造成冲击的不仅仅是医术，更是充满朝气具有热情的人。正是青年人矫枉过正的热情投入形成了历史摇摆式前进。 按中医的观点这药有偏性，人有偏性，社会发展也有偏性。“五运六气”所展现的物候就是在不足和太过之间偏摆的。如果说五四时期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向西方文明偏摆的话，那么现在恰恰需要向东方文明回偏一下才好向前发展。 科学的偏性如今在一位科学家那里表现得很典型，他给中西医打分，西医打90分，中医打10分。这种打分的方式很明晰，符合人的求真愿望。可当我试着把这种分组打分的方法扩展开来，给牛刀和鸡刀打分，给飞机和火车打分，给美国和中国打分，给科学家和我打分时，“分”的明晰性不仅消失了，还引发了我思维上的混乱和情绪上的不满。试想如果我是被打十分的火车，我会不会提出让飞机运载煤炭和钢铁的要求？我会不会产生恨火车无翅，看飞机眼红，不安心工作，消极怠工等不良情绪？本来我可以做个快乐火车，只因这一评分方式就把我的积极性全弄没了。 认为可以像打分那样对事物进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严格确认，不承认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不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有余地，一旦形成这样的“科学态度”后，拿到癌症诊断书时就会问医生还剩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相信科学的准确性。 可量子力学发现：由于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言事件。这就是说，科学也如算命先生一样不可能料事如神。就像看上去败局已定的一局围棋，在靠一小块不确定苟延残喘；就像红军被赶进草地，革命进入死亡倒计时；就像中医被一再宣布灭亡，排除在主流医学之外。而人们所说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正是这一点点不确定，而这也正是四两拨千斤的支点，对这百分之一的不确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正是人的能动性这一价值所在。一旦我们能用好这一点点不确定，就如同红军走出草地、死棋变活、扭转乾坤的情况也就出现了。 如果抱定确定的科学态度，放弃对百分之一希望的努力，那人生还有什么色彩，这样的人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在有不确定情况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确认怎么会是科学态度呢？ 没有西医的冲击我们不会深入思考“中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对西医的反思也得是在科学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中西医相互为试金石，中西医都不可能绕过自己的“劫数”。“劫数”在中国思维中不一定是走向灭亡，多是取真经时必须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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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楼#
发布于：2020-05-02 11:01
（71）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
小时候受到惊吓时，母亲会把手插入我头发中抚弄说:“摸摸毛，不吓，不吓……”我往往就定下神来。这种安慰小孩子的方法被一代代地沿用下来。我是这样哄女儿的，将来也这么哄外孙子。这种用在孩子身上的“哄”法，人们认为对成人不适用，更不会承认这也是一种医疗方法。 一个年轻人最近睡眠不好，我让他母亲“哄哄”他，因为他刚刚参与了一次死刑执行，我认为他内在受了惊吓，为此，年轻人笑我缺乏理性。首先，他不承认自己受了惊吓，这有他的沉着、镇静为证。 再者，便是受了惊吓，他又不是小孩子，妈妈哄哄就能哄好？不管这个年轻人怎么认为，他母亲完全接受我的建议。 一位朋友，四十多岁了，路遇一起交通事故，他很有效率地报警、救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事后，他病了，厌食、无力、失眠……到医院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吃药、打针也不见效。看他一脸倦容、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他妻子很着急，认定他得了大病没有被检查出来，领着他到各医院查来查去，弄得他很有精神压力。 一天，他乡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来看他。母亲一见他就问：“你鼻梁发青，受什么惊吓了？”他和妻子都觉得好笑，一个成年人，便是遇到和处理一些非常事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理性的支撑，怎么可能受到惊吓呢？可他母亲坚持说他受了惊吓，得叫叫魂。 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屋外像他小时候喊他回来吃饭那样呼唤他的名子，又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捋着他的头发给他吟唱“安魂曲”。看着母亲那么投入，他也就乐得撒娇，任由母亲摆布了。 我们再见他时，他又恢复到先前精神焕发的样子了。朋友们问他是怎么把病治好的？听了他的讲述后大家又不得不惊叹他母亲精神安慰作用的神奇。 有理性的保护，非常事件在我们身上不以惊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不等于我们的精神没有受到冲击。 我在非常事件面前往往表现得从容冷静，但事后那些在事发时惊慌失措的、当场昏倒的、一时精神措乱的人都恢复了常态，我却一天比一天倦怠直至犯心脏病。 “母亲”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母亲”能揭去覆盖在我们身上的理性外衣，直接抚慰我们的心灵。理性可以充当“父亲”，但不能替代“母亲”。不管“父亲”如何“教育”我们，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还是需要来自“母亲”的安慰。因此，“哄”这种对待小孩子的小伎俩在某些时候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见过母亲治疗因受惊吓而精神出偏的病人。母亲一边飞快地点刺针灸，一边“哄”着病人。当病人最终无力地伏在母亲怀里哭出来后，情绪就渐渐趋于平稳了。 母亲治病用的往往都是小技。小时候，我闲时会按母亲的吩咐买几根四分粗细的竹子，一节节锯开，制做许多一寸半高的小竹罐。用中药把做好的竹罐煮上，母亲按穴位扎上针，我用镊子从锅里夹出竹罐甩一下水，趁热扣在针上……母亲还让我用艾叶像卷烟一样卷成一支支“雪茄烟”整齐地码放在盒子里。有来诉称胃疼、肚子疼、叉气、打嗝的，拿出一支点燃，灸灸肚子或小腿上的“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往往不用吃药就好了。 有一年，大弟弟得了急性阑尾炎。一听西医说得开刀，他一下子滚下床捂着肚子就逃出了医院。母亲急了，让我捉他要给他针灸，可弟弟爬上房，我也捉不到。那时还没有糖衣药片，想哄弟弟吃药也难，全家只能坐等他穿孔从房上掉下来。我和弟弟反复商量，他只接受一个治法——灸，而且只能是我给他灸。弟弟到底没做手术，没吃药，也没扎针，连我也不相信阑尾炎能灸好。 中医治病的方式都可以归入小技类，能用小技治好的病当然不能算是大病，从这点上说中医治的病是小病我也不反对。在心理上，我们有时希望自己得的是大病，我那位被割去一侧肺子的同事后来对我说，她之所以没有听从我的劝阻而做了手术是想用做手术向人们证实她得了大病，为的是堵说她装病之人的嘴，开胸手术当然是大病。可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自己得大病，比如，患上需要换肝、换肾、换骨髓这样的病。因为在真得了大病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面对的可能不是病而是更难面对的东西——人性。 我一个做了大手术的同事求我给当地报纸写篇稿子赞美一下他的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我笑他作秀，两口子之间用得着这样吗？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 在病房内，当守护病人的常常是父母、兄弟姐妹，而配偶根本不露面时，就说明病人被配偶抛弃了，而被抛弃对人的打击往往比患病的打击更大。我给同事写了这篇表扬稿，同时感到些许悲哀，现代科技在许多方面把人性放入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中。 在我一个朋友急需几十万元手术费时，他的家人却沉寂了。我一个个“捉拿”他们，逼迫他们拿钱。被我逼得没法，他的父母说:“你能向我们保证手术成功么？不能，那你这不是让我家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么？你有什么权力来逼我们？你先拿出几万元来，然后再来逼我们要。”我从来没有向朋友学说他父母这番话，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医疗考验，我们又怎能要求配偶、兄弟姐妹做得更好？ 有一天我接到医院电话，说有一个住院老太太的儿女们因承担不了医疗费，纷纷弃老人而去，让我这个维护妇女权益的人管一管。我费了好大劲把老人的儿女们找到一处，连哄带吓要来钱送到医院。老太太没有因我为她拿来医疗费而高兴，而是拒绝进食而死。 这让我感到如果“治病”这事要是弄得过大，大得让爱情、亲情承受不了，我想，死亡的幻灭感也可能是由某些失望引起的。虽然这不干医学啥事，但很有做一些调节的必要，我们应如何调节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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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楼#
发布于：2020-05-02 17:57
（72）一位网友来信说人参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参当萝卜吃
一个患病儿童长期吃药。孩子的妈妈见我女儿摸脉说得挺对，就询问应该再吃点什么药。女儿说，这么小的孩子干嘛要吃那么多药呢？做做按摩、热敷什么的效果往往就很好，小孩子身体敏感，用药不当对孩子反倒有伤害，所以对小孩子用药最应慎重。女儿一边说一边给小孩做按摩，只做了一会儿，小孩就接连放屁，感到很舒服，对妈妈说他很喜欢这种治疗方法。 由于西医的出现，医生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西医做换心换肝的大手术，中医真算不上是医生。为此有人主张中医的地位应是辅助医学我也不反对。 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汗马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但孙悟空肯挑上两天行李么？孙悟空因自己在前开路就要求取缔沙和尚么？我一直不认为唐僧是个低能的领导者，他的“慈悲”实在是一种科学的价值眼光。他不用一种价值去否定另一种价值，最后只剩一种价值。他没有实行“能者上，庸者让”的竞争机制，不让孙悟空利益通吃。他驱赶孙悟空几次，却一次也不曾驱赶过沙和尚。他甘冒自己被吃肉的危险也要抑制孙悟空的“齐天”意识。 中医缺乏竞争意识不是它的缺点，也不是他应被取缔的理由。我曾在一个妇女组织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去之前，人们对我说，女人事多，在一起就打架，这个组织的内部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问题根本不在性别上，而是人员配置不合理。由于女干部被选拔的机会少，选上来的个个都是“孙悟空”，唐僧要是领着三个孙悟空去取经会怎样？ 嘲笑中医不是另一个孙悟空，总要设擂台搞比武，以决定去一存一，同时还认为这么做很科学，我看这种科学不如唐僧的“慈悲”来得实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主张讲道德，主张把中西医“结合”到为人民服务上来。因为专业壁垒造成的相互理解困难，使人与人之间几乎要因思想认识不同而打“圣战”了。只有道德具有公共价值，可以通约。所以道德不是虚性的，不是为了让人高尚而产生的，其实用价值不小于医学。 能够看出不同事物的各自价值，能够了解事物并不具有绝对性，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科学态度。中医就是建立在这一态度上。在中医理论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阴阳是这样，五行是这样，所有事物无不在过程中。 我感冒了不吃药遭到大家的批评；咳嗽了还不吃药，人说这会引发别的病。果然，我开始浮肿、腰疼……朋友说这是肾炎症状了。我还是没吃药，几天后浮肿消了，其他症状也没有了。而朋友感冒就吃药、打吊瓶，出现咳嗽症状后做了菌培养又加大了药量，他对我说，一定要把病截住。结果他不是把病截在肺部而是截在了肾部无处可走，化验结果反倒是肾炎了。当然，这就不是小病了，得大治了。为此他奇怪，本来已经出现肾病症状的我却没有得肾炎，而他层层预防却反倒得了肾炎，原因何在呢？我说，当我咳嗽时感冒症状就没了，当我浮肿时，就不咳嗽了，当我浮肿消了后，就什么病症都没了，因为病在我的身体里走完了它的全程后就不是病了，而你不让病完成这一过程，把它截留在肾这个阶段，所以你就慢慢治肾炎吧。看他郁闷，我劝他不要想不开，如果把事情重来一遍，他有胆子像我这样做么？中医的“冒险性”也是现代人不能完全接受它的一个原因。虽然西医也有险，但人们有冒险选择的自由。 中医不仅看事物不绝对，便是看自身也不绝对。所以，在历史上中医从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批判。这一现象被有些人视为中医自身缺乏坚实基础的证明，也使一些初学者感到无可适从。 一位网友来信说人参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参当萝卜吃。但是，他说这里有个服用方法，那就是先要一点点吃，不断增加身体的耐受性，然后再一次性多吃就不会危及生命了。 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中医所说的药之偏和人之偏也是相对的。如果银河系中存在另一个“地球”，除了没有大白菜外什么都与地球一样。他们要是来我们这做客，很可能会因吃了我们地球上的一棵大白菜而中毒。 如果人参在地球上遍地都是，是我们祖先的主菜，有什么毒性早耐受过了，我们现在吃起来当然就是萝卜了。相反，要是自古以来萝卜就像人参一样稀少，我们吃一个说不定还中毒身亡哪。 这一相对性原理对西医也适用。抗生素不断更新换代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西医的许多新发展不过是在维持医疗效果的原地踏步走。所以，我们在治病、用药时，关于时间、地域等因素无不在考虑之内。有时我与朋友开玩笑说，不用吃药，只要你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换吃一下我家的伙食对你就能起到药物治疗的效果。夫妻患一样病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医理论的自洽性使其无论怎样用己之矛刺己之盾都能解套，绕蒙的是没有把握住其本质的人。所以抓住中医的“矛盾”而把其“解套”称为玄学扔到一边，把中医锁定在固定的空间而砍去前后的时间性，那么，中医之矛当然就刺到中医之盾了。这正是当前批判中医时常用的方法。 对我来说，不是非要保卫中医不可，而是批判中医的方法应该像五行中的任一行都要有克、泄它的力量对其进行一定的抑制一样，“五行”的精神内含就是民主，这一民主思想可以抑制科学思想不向魔的方向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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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楼#
发布于：2020-05-02 22:23
（73）她说：“摊上你这么个明白事理的妈妈真是件可悲的事……”
有人说，医学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所以西医要不遗余力地排斥中医，使自己成为唯一。并说这种唯一性和排它性是动植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就是这种生存斗争的胜利者。我想，西医要真是这样想问题可有点小家子气了。作为个体是可以像老虎似的具有唯一和排它意识，但从整体上看这个世界恰恰是物种繁多。人类的强大我理解应是追求造物者的气度，老虎再强大，终是个体意识。如果人类真能把唯一性和排它性进行到底的话，那么人类的胜利也就是人类的失败。 西医具有“侵略”性不是它的错，这是它的生存之本。中医之道法自然，不排它也具生存的合理性。西医做唯一之想可以，也可以“称霸一时”，但“时过境迁”后，世界又恢复多样性存在。所以，唯一性和排它性只能成为个体原则而不能作为整体要求。 随着“科学”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个性色彩，总是提出个体原则，“科学”在我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像一只老虎。而许多“科学”方法在使用上也越来越失之简单，比较法被用成“人比人得死”的淘汰法；还原法被用成“刻舟求剑”的教条主义…… 以“时”的眼光看事物，就会看到各种文化盲区的大小随“时”而变。西医借科学所得的一“时”之盛可能会在下一时走入“瓶颈”；而休眠的中医可能正在等待它的春季。 我对女儿说，“学而时习之”就是学了中医要利用现有条件去实践。在“时”中“习”才是中医生存之本。我们必须把“时”与“习”这两个汉字读成是立体的。学中医要求读古文不是倒退，因为现代汉语是平面的，读出来的是字义。按字义讲，“学而时习之”就翻译成“学习要时常复习”了。而古汉语要求理解字意。“时”的意囊括了整个现实存在；“习”的意是整个学以致用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坐在课堂里一遍遍枯燥地复习《中医理论基础》怎会“不亦乐乎”？ 冰雪化了，树叶绿了，燕子来了，这都不是春“时”本身，但又是春“时”的一切。 “时”和“气”一样是无法得到其本身的，而古人并不因此就否定虚性的东西。 现代人可以轻易指出“一叶知秋”的荒唐。在批判中医的逻辑中比比皆是这类质问：“你看的是叶子而不是秋，叶子上哪有秋？不能从叶子上分离出秋来你就是骗人……” 许多人批评中医理论过于玄妙，我不以为然。原因在于我接触到的最玄妙的问题恰恰都来自于西方。小时候父亲常提出一些诸如：飞行的子弹是否在弹道的每一点上停留？上帝能否制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物质能否无限分割？天的外面是什么等让我发蒙的问题。这些问题曾令我十分苦恼。后来我认识到这些西方问题产生于提问题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西方哲学制造了不少思维“黑洞”，这些“黑洞”也能让人“走火入魔”。少年时，我曾制造一个“两枚鸡蛋是否相同？”的问题将一位生物学教授难倒。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不允许我制造这样的问题。我给她唱儿歌：“宝宝有面鼓，鼓上画老虎，宝宝敲破鼓，妈妈用布补。”然后我提出问题：“妈妈是补鼓还是补虎？”这个“黑洞”问题最后把女儿气得大哭：“不能把鼓和虎分开！”。上小学时，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我解题说：“假设鸡都长四条腿……”女儿坚决打住说：“不能假设鸡有四条腿，鸡只有两条腿。”我与女儿好说歹说，说现实太满了，用个虚性的暂存间对现实做调整，之后马上就还原现实。女儿说什么也不答应。上初中后女儿又拒绝做数学题，她问：“数学对我有什么用？”我向女儿解释说，这数学在她今后的人生中可能一次也用不上，但做数学题是智能体操，可以操练大脑。女儿说，那给我换个别的体操吧。 我曾坚信科学会通行无阻。我对女儿小时的科学引导可不限于给她讲《科学演义》，还带着她和她的同学搞了一系列科学小制作，成果都进了她们学校的展览室。我使尽浑身解数没能把女儿引上科学之路实在是我遭受到的一个沉重打击。我曾对女儿感慨道：“想来爱迪生的妈妈也不过如此，看来我可以做得同爱迪生的妈妈一样好，可我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不由我做什么而决定，而要由你做什么决定。”女儿看我这样狼狈高兴得大笑不止。 如果说母亲的力量还不足以纠正我的“科学”之偏的话，女儿的力量最终做到了这一点。 女儿不仅不掉入“黑洞”，还拒绝“理性”。她说：“摊上你这么个明白事理的妈妈真是件可悲的事，你能不能不事先告诉我事情会怎么样，而让我自己去体验？你的经验能在我这里开花结果么？” 由此我知道，即便是真理，以为就应该人人接受，也能够人人接受那就错了。中医是好东西，但母亲当年没有力量让我接受；科学是好东西，但我没有办法让女儿走上科技之路。为此我说，把最终真理赐给人类并没有多大意义，人是“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如果接受真理的代价是取消了人类自己的生活，人类是有权拒绝的。 女儿对我说：“你做的饭很好吃，你就像别人的妈妈一样把饭做好就行了，不用给我做导师。”女儿树她一个农村同学的妈妈给我做榜样让我学习。于是，在女儿的教育问题我唯有表现“原始”她才肯接受，因此，朋友们常批评我不教育孩子。 从小学到大学，女儿总是把班级里学习最好、品德最好的女孩领回家来，对人家说：“你认我妈做干妈吧？我妈最喜欢有你这样的女儿。”然后让我帮这些女孩解决她们面临的问题。当我替这些女孩犯愁时，女儿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总说我钻不进去，怎么又说她们钻不出来？看来就是她们给你做女儿你也是一样的忧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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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楼#
发布于：2020-05-02 22:24
（74）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
大热的天，先后见到两个熟人抱孩子上医院。孩子戴着大口罩，捂得汗津津的。我奇怪：除了白血病做化疗外，还有什么病需要这么防范？一问，原来是孩子患上过敏性哮喘，过敏源是尘螨，不能直接接触空气。 据说，尘螨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便是最干净的人家，床上也有200万以上的尘螨。与尘螨斗争把两个孩子父母的生活方式全改变了。门窗紧闭，安装上空气净化器、保湿器；席梦思、羽绒被、沙发、地毯、靠垫……几乎所有柔软、舒适的用品全清空了；所有可能吸附灰尘的电器、家具也都请出了门———家中简陋得如中世纪。 其中一个孩子做全面体检时，还发现有严重的铅中毒，而全家人绞尽脑汁也没找出毒源来，想不出这毒是怎么中上的。没办法，连好好的楼房也不住了——搬家。 现代生活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这两个孩子，一个父亲是外科医生，一个母亲是内科医生，却对自己孩子的过敏症束手无策。西医的法子用尽了，孩子因用药太多，出现了“菌群失调”症状——口腔溃烂、胃肠紊乱。治病致病，病上加病。 一个孩子的姥姥说，孩子尘螨过敏，大人精神过敏。领孩子上医院瞧的是“变态反应科”，很符合他们的生活实际。 如果是在国外，这过敏症当然还得在西医中继续想法子。可在中国，这两个做西医的父母就找中医商议，给孩子喝中药调养。 回想母亲行医时，很少听她说谁患过敏症。我想，这病可能是后发现的。向一位医生请教，医生告诉我，从前并没有这么多过敏症患者，同富贵病一样，过敏症也是当今的流行病，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病，是现在人太讲卫生，在单一的室内环境中呆得太久的结果。 这么说，我们上个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关于卫生和细菌的观念又被颠覆回去了？我们小时候那种下河、上树、玩泥巴、全家老少在一起，有家禽、家畜陪伴的日子是对的？想不到，近百年来我们讲究卫生、消灭细菌的结果却是干扰了我们人体的内分泌体系，破坏了人体内细菌的生态平衡，致使人体功能下降，结果是适得其反。 这样看来，《黄帝内经》作为医学经典之所以很少讲医术而侧重谈“道”，是因为古人已意识到人体是开启自然之门的钥匙。古人努力通过自身生命去理解生存法则，从而得“道”。正因为中医致力于归纳人体内所蕴含的生存法则，所以，中医所强调的养生就不仅是养自身生命，还要养生命之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和涵养道德等等。 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没有遇到抵抗不应是我们无视自然法则的理由。自然默许人类的破坏行为不等于这一法则不存在。过敏症到底是人排斥自然，还是自然排斥人呢？ 单位新来一位80后女孩。我好心让她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一进屋，她就捂上鼻子说：“我花粉过敏，你这些花统统搬走。”——如今，我陪着她，不开窗通风而用风扇吹风；没有花香转用香奈尔香水……我建议她出去锻炼身体，她说不用，每个月打一针增强免疫力的药针就行了。正是现代科学创造了能够把人与自然隔绝的条件，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我想，再这么陪下去，不出一年，恐怕我也得不耐受鸟语花香，无福消受大自然了。 如今的孩子，被保护得整整一个夏天都不会被蚊子叮一口。我对一个孩子说，被蚊子叮上一口没那么可怕，我给他看蚊子叮我后连个红点都不曾留下。可这个孩子在我领他玩时真被蚊子叮了一口。他不仅像被毒蛇咬了一般大呼小叫，而且皮肤真的像被蛇咬了似的红肿起来。我受到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致谴责。面对孩子前所未有的伤害后果我无话可说。我想，上古时人被毒蛇咬了可能也不至像现代人这样丢命。但是再过200年，人类见了蚊子恐怕得像见了眼镜蛇一样逃跑，不然就会没命。 科学带领我们走着一条“鬼打墙”式的认识道路，今天是正确的理论就是明天的错误理论。可以说，正是科学认识的反复性反而昭示了中国“道”的真理性。 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理可以成千上万，而道是一。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道”与“理”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只讲“理”而不讲“道”，或用“理”来要求“道”，那么我们如何裁决“公理”和“婆理”？而理本来就有一时一地性，时过境迁时，这过时的理是留？还是不留？ 一个年轻人要去做论文答辩，先拿我演练。让我不停地发问，他一一做斩钉截铁式回答。几个问题答下来，我说：当今任一学科的学术讨论会要是开上三天的话，最后一天一定是全体迷茫。如果讨论到最后你还能斩钉决铁地下判断，就说明你心理偏执。我告诉年轻人，答辩到第三个回合时，就要用探讨、商榷、不确定的语气了，否则会激怒教授们的。 其实，我很理解反中医人士的气急败坏。他们为中医尚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之言而忿满；让代表科学的他们容忍中医存在如同让他们与巫医、神汉同堂一样，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正是科学认识的“朝令夕改”才为百家争鸣广开言路。众说纷纭的局面正是科学讲“理”的特点所带来的。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理论学说，固然是因为不愿为“惑众”支付过大的社会成本，也缘于“道可道，非常道”。身在“道”中用不着自“说”价值，即便是细菌，其价值也不毋容置疑。“天生我才必有用”不仅仅是李白一个人的豪迈。而“理”却是用来讲的，是需要以“说”来立的。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嘴，各说各理，让说谁不说？如果有人嫌乱，也不该怪罪中医啊。 女儿常建议家长给孩子养条狗。她说，这是出于全方位的考虑。不仅有菌群平衡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考虑。如今孩子的疾病越来越成人化，女儿说，许多医生没有意识到病因往往是惊恐和多思。而一条忠实的狗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知道，女儿的这一看法不是出于书本而是自身体验。女儿一岁时，路还走不稳，每天就有两三只大狗来找她玩。女儿与这些狗关系亲密，感情深厚，潜在的非语言交流能力被及时唤醒。如今，遇到不会说话的幼儿患者，她摸摸、看看就能了解不少情况，不通过语言也能与孩子交流。 真理不一定是越辩越明，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讲理和懂道不是一回事。如今，有一门叫“科学学”的新学科，好像是致力探寻“道”的学问，引我关注。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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