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养了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会会魏、韩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个协议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他就非得挨个地来收拾你们两家。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是进入到我的耳中，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二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并约定其他事项。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回报。到了约定的日期，趁着黑暗，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一片慌乱，连忙堵水。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军队从正面出击，将智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杀死，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凯旋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战胜敌人，挽救国家，也比不上施行忠义来得高贵。所以《老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有时候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时候有功绩却引来责罚。西门豹治理邺县时，粮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钱库里没有储备的钱币，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官府里没有总计收入的账簿。这样就有人多次在文侯面前议论过西门豹的这些过失。于是魏文侯就亲临邺县检查工作，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魏文侯于是召见西门豹说：“翟璜推荐你来治理邺县，你却将这里治理得如此混乱。你能说清这些事的原由也就算了，否则就要严加追究。”西门豹解释说：“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君王使人民富足；实施霸道的君王使士富足；只有亡国之君才使各种府库充足。如今你魏文侯是要实施王霸之道，所以为臣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你如果不信的话，让我登上城楼击鼓，这时铠甲兵器和粮食就会马上齐备。”于是西门豹登上城楼开始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只见百姓纷纷披挂铠甲，带着弓箭，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只见又有许多百姓背着或用车装着粮食纷纷来到。看到这些后，魏文侯说：“行了，行了。”西门豹说：“我和百姓守约讲信用，这可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有一次欺骗他们，以后就别再想调动他们。燕国曾经侵犯我国，占据我国八座城市；现在让我指挥军民向北攻打燕国，收复失地。”于是西门豹率兵攻打燕国，收复了失地后返回邺城。这就是有罪过反而得到嘉奖的事例。还有，解扁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有一次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上级嘉奖解扁。而魏文侯却质疑说：“我的国土没有增扩，人口也没增多，为何解扁的地方财政却增加三倍？”主管官员解释说：“解扁在当地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起来，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所以这样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听了说：“百姓春天努力耕种，夏天勉力耘耕锄草，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只有冬天才有空闲，现在要他们冬天伐木积贮树木，又驾车运到河边，这样一来，百姓哪有时间休生养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就是收入增加三倍，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有功绩却反而引招责备的事例。

     贤明的君主不苟且获得，忠诚的臣子不苟且得利。怎么说明这点呢？中行穆伯进攻鼓地，一时攻不下。这时?闻伦说：“鼓地方上的啬夫，我认识他。我有办法不劳顿我们的军队就能把鼓这个地方弄到手。”穆伯没有理会?闻伦说的话。穆伯身边的人就说了：“按?闻伦说来我们可以不断一戟、不伤一卒就可以将鼓地拿到手，你为什么不派?闻伦去做这件事呢？”穆伯说：“?闻伦是个奸邪不仁的小人。如果派他去完全这件任务，夺得鼓地，到时我能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也就等于是奖赏奸邪不仁小人，让这种奸邪小人得志，也就会使整个晋国的人都会舍弃仁义而追求奸佞。这样即使得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攻夺城池，本想是扩展领土，但有时本可轻易获得的土地却不去获得，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已看清了事物的本源而推知它发展的后果了。

     秦穆公派遣孟盟率军去偷袭郑国。孟盟率领部队通过东周国境后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和蹇他商议：“秦国军队行军数千里，疾速穿过其他诸侯国境，看他们那副架势，一定是来袭击我们郑国的。凡是偷袭别国的，都是以为对方没有防备的。现在如果我们有个办法让秦军知道郑国已有防备，他们就一定不敢前来袭击我国了。”于是弦高就假托郑穆公的命令拿出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三位将领商量说：“凡是偷袭别国的，总以为别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现在郑国派人来慰劳我军，这说明对方已经知道我军的意图，他们的防备一定很严密，我们继续执行原军事行动，看来难以成功。”于是秦军就只好往回撤。而晋国的先轸又率军在途中伏击他们，在崤山大败秦军。郑国的国君郑伯认为弦高保全国家有功，就要奖赏弦高。弦高却推辞说：“我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奖赏，那么郑国原本的信义原则就要受到败坏。一个国家的治理无信义原则，就会败坏整个风气习俗。那么，为了奖赏我一人而败坏整个国家的风气习俗，一个稍有仁德良知的人是不肯这样做的；用欺诈行为换取奖赏，一个稍讲道义的人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弦高在推辞了奖赏后就带着他的宗族迁徙到东夷地区安家，以后终身都没有回到过郑国。所以，讲仁德的人是不会为满足私欲而去伤害天性的，聪明的人是不会因贪利而去损害道义的。圣人深谋远虑，蠢货目光短浅。

     忠诚的臣子是竭力促成君王品行高尚，而谄佞的臣子是致力于拓展君王的领土。怎么说明这点呢？陈国的夏征舒杀害了他的国君陈灵公，犯下了弑君之罪，楚庄王于是发兵讨伐，陈国人也听从楚军的命令，协助楚庄王讨贼。庄王讨伐有罪之人以后，留下一支部队驻扎在陈国，楚国的大夫们都纷纷来向庄王庆贺，并称赞这一措施。当时申叔时正出使到齐国去，等他回国以后却没有向庄王庆贺和表示赞同在陈国驻军的做法。这时楚庄王就问申叔时：“陈国叛臣大逆不道，我发动大军讨伐他们，平息了暴乱，惩处了罪人，群臣都来庆贺和表示赞许，唯独你不庆贺也不赞许，什么道理？”申叔时说：“有人牵牛踩踏了别人家的田，那田的主人杀了牛主又抢走了他的牛。牵牛人的罪过是明显的，但是既杀牛主又抢走他的牛，这样的惩处也显得太过分了。今天君王你认为陈国弑君者大逆不道，发兵征讨，诛杀了罪臣，但却还派兵驻扎在陈国不走，这样使其他诸侯们认为你君王发兵征讨的目的不在诛杀罪臣，而是在贪图人家的国家，我听说君子是不抛弃道义来谋取利益的。”楚庄王一听，感到有道理，说：“你讲得好。”于是便从陈国撤走部队，并立了陈国国君的后代为新的国君。诸侯们知道这件事后，都来朝拜楚国楚庄王。这就是忠诚的臣子是竭力促成君王品行高尚。张武替智伯出主意，说：“晋国的六大将军中，中行文子最弱小，而且他们内部又离心离德、上下一团结，现在正好可以讨伐他们来扩展我们的领地。”智伯于是听从张武的计谋发兵攻打了范氏、中行氏，并将他们消灭。之后，张武又唆使智伯向魏、韩、赵三家索要土地。韩家和魏家息事宁人就割让了土地，而赵家不肯割让。智伯于是胁迫韩、魏两家一起攻打赵家，并包围晋阳达三年之久。后来赵、魏、韩三家暗中联合，秘密商议，一同用计进攻智伯，最终消灭智伯家族。这就是那些臣子致力于扩展君王的领土。竭力促成君王的品德高尚，君王终于称霸天下；致力于扩展君王的领土，最终使君王被人家消灭。所以，就是是千辆兵车的诸侯小国，但只要实行德政就能称王天下，像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但反过来，即使是万辆兵车的大国，如果喜欢扩展领地，最终还是导致灭亡，像智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不要去主动认揽，不该自己获得的名声就不要去接受。无故而获得名声，这种名声还是不要的好；无功而获得富贵，这种富贵不占有为好。追求人之虚名，虚名难留；揽搭他人的事，这事难成功；没有功劳却得大利，终将会被大利所累成祸害。这就好比攀上树的高处眺望四方，虽然一时心旷神怡，可是大风骤起，就不能不惊慌害怕。一旦到了祸患殃及自身后再后悔，那么即使驾上六匹骏马也难以追回。所以忠臣事奉君王，要算准自己有多少功劳后才接受相应的奖赏，不能苟且贪得多占；衡量自己有多少才能再接受官职，不能贪图爵位利禄。自己能胜任的事，接受下来就不必推辞；自己不能胜任的事，给了你你也不必沾沾自喜。推辞自己能胜任的事就有些假客气，不能算坦诚正直；勉强做自己做不了的事就会把事情搞乱；推辞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接受自己能胜任的事就很得体，也就不会出现损毁坏事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事。以前智伯骄横，攻打范氏、中行氏；得手以后又要韩、魏两家的土地。还认为不够，又发动攻打赵家。而一旦魏、韩反戈一击，三家联手，智伯的军队就打不过韩、魏、赵三家，最终兵败晋阳，智伯自己死在高梁东面，他的头颅也被做成尿壶，他所把持的晋国也被瓜分，这样的下场一直被天下人耻笑。这所有一切都是在于贪心不足造成的祸害！所以《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到危险，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赞誉人家却恰恰足以败坏他，有时候诋毁人家却反而成全了他。这话怎么说呢？费无忌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它靠近诸夏各国；楚国之所以不能与晋国争霸，是因为我们楚国处在稍偏远的南方。君王如果想要诸侯服从归顺自己，不如扩建城父城，派太子建驻守在那里，以便使北方诸侯能归服楚国。君王自己则亲自收服治理南方。这样就可以称霸天下。”平王听了很高兴，于是派太子建驻守城父城，并命令伍子奢担任太子建的师傅。过了一年，伍子奢派人到平王游说，说太子建非常仁慈，又非常勇武，深得民心。平王听了这些话后就将这些赞誉太子建的话告诉了费无忌。费无忌说：“臣对此早有所闻。太子建在城父，对内安抚百姓，对外结交诸侯，齐、晋两国又辅助他，这将会危害到楚国，而且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平王听了说：“太子建是我们的太子，他还要求什么呢？”费无忌说：“他一定是为秦女的事怨恨君王呢！”于是，楚平王一怒之下就将太子建杀了，还杀了伍子奢。这就是赞誉人家却反而祸害了他。那么，什么是诋毁人家却反而成全了他？唐子在齐威王面前说陈骈子的坏话，齐威王要杀陈骈子。陈骈子就带着他的亲属逃往薛地。孟尝君听说此事，就派人用车子迎接陈骈子一行人。陈骈子到后，孟尝君用肉食米饭奉养他，一天三顿美味佳肴。冬天给陈骈子穿皮衣，夏天给陈骈子穿葛麻。出门不是乘牛车就是骑良马。有一回孟尝君问陈骈子：“你生在齐国，长在齐国，你对齐国还思念吗？”陈骈子回答说：“我思念那位叫唐子的人。”孟尝君说：“那位唐子不就是讲你坏话的那个人？”陈骈子说：“是的。”孟尝君问道：“你为什么要思念这种人呢？”陈骈子回答道：“我在齐国的那阵子，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羹。冬天挨饿，夏天受热。自从唐子说我坏话以后，我投奔到你门下，吃的是细粮肉食，穿的是轻暖衣服，乘的是牛车良马。就凭这些，我就忘不掉这个唐子。”这就是诋毁别人却反而给别人带来好处。所以说诋毁和赞誉的话，千万得慎重，不能随便说的。

      有时候人贪生怕死反而丧命，有时候人视死如归反而得生；有时候人慢行反而是速达。怎么知道这样呢？鲁国有个人到齐国去为他父亲报仇，他将仇人杀死以后，剖腹挖心，然后坐下端正帽子，又站起更换了血衣，缓步走出仇家大门，登上马车以后让马夫慢慢驱赶马走，脸上的神色一点不变。马夫这时倒想将马赶得快些，他却按住马夫说：“我今日来为父亲报仇，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并不打算活着回去。现在父亲的仇已报了，哪用得着快走逃命？”而来追赶的人看到这种情景后说：“这是位有节操的士人，不能追杀。”于是散开包围，放那人离开。假使这报仇者换血衣时慌得顾不上束腰带，又来不及端正帽冠，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逃跑，一上车后又催马急驰，那么他恐怕走不了十步就被人抓住杀死了。现在他又是坐下端正帽子，站起身更换血衣，缓步走出仇家大门，上车后又让马慢行，脸上神色不变，诸如此类都被人家以为是一种自寻死路的行为，但这报仇者就是靠这些行为反而生存了下来。这就说明有时候缓慢徐行反而比快奔急驰还要快。奔跑，人们总以为是快的；步行，人们总以为是慢的。今天这报仇者却反而将人们认为迟慢的变成了快速的，这是因为他明白了自己的生与死。而懂得慢能变快、徐缓可以转化为疾速这个道理的人，也就离道不远了。所以黄帝丢失了玄珠，叫离朱、捷剟两人去寻找，他们没能找到，于是让善忘的忽恍去寻找，忽恍居然寻找到了。

     圣人谨小慎微，行为举动适合时宜。对于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百般豫备，重重戒防，这样灾祸就不会产生。对“福”不必想得过多，对祸要多加防备；同时受到霜打，有遮蔽的就不易受伤；愚钝的人有了防备，就和聪明人一样有同等功效。那小火把在刚刚点燃时的缥惚火星，只须用一根手指就能按熄；池塘堤坝的漏洞只有像老鼠洞那么大时，只须一块土块就可堵塞。但等到火势烧及孟诸泽、蔓延的范围有云梦泽那么大一片，洪水从九江决口、泛滥淹没整个荆州，那时即使调动全国所有军队也都无法扑灭堵塞。积累仁爱则带来福祉，积聚怨恨则酿成祸患，这就如同痈疽必然要溃烂，并污染很多地方一样。诸御鞅向齐简公报告：“陈成常和宰予，他们两人互相憎恨，积怨很深，我怕他们两人会作乱而殃及国家。君王你不如除掉他们其中一个。”简公不听。没过多久，陈成常果然在庭院里杀死宰予，并在朝廷上杀死齐简公。这就是不懂得谨慎处理小事而造成的祸害。鲁国的季氏和郈氏两家斗鸡，郈氏给鸡披上铠甲，而季氏则给鸡装上金属尖爪。季氏的鸡斗输了，季平子非常恼火，便乘机侵占了郈家的宅院，还修建了房屋、围墙。郈昭伯也怒气冲天，在鲁昭公面前攻击季平子：“祭祀襄公庙堂时，季氏只用两人舞，其余的都去为季氏祖庙起舞了。季氏大逆不道、目无君王的时间已很长了，如不杀季平子，以后一定会危及国家利益。”鲁昭公将郈昭伯的话告诉了子家驹。子家驹说：“季氏家族深得民众支持，而且季氏三兄弟又联合成一体，他们德高望重，实力强大，你君王又怎么对付得了？”鲁昭公不听，硬派郈昭伯率军去攻打季氏。仲孙氏和叔孙氏一起商量：“如果无季平子，我们两家不用多久就会灭亡。”于是兴兵去救助季平子。战争的结果是，郈昭公战败被杀死，鲁昭公也为之出逃到齐国去避难。这场灾难的起因开始于斗鸡之类的小事，祸事闹大以后，竟然会导致国家灭亡。蔡姬在船上摇晃嬉闹，使齐桓公受了惊吓，由此引起齐国侵攻楚国。陈成常和宰予结下怨仇，造成宰予被杀于朝廷中，齐简公也为此遭了殃。齐简公死后无继承者，陈氏取而代之，齐国从此不再为吕家所有了。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为鸡装上金属尖爪，引起郈昭伯发难，鲁昭公出逃。所以战争一旦发生，军队所到之处，到处是荆棘杂草、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祸患的苗子不及时扑灭，就会像火碰上干燥物、水遇上低湿处一样，蔓延扩散开来，以至不可收拾。痈疽虽然长在手指上，但它引起的疼痛却会遍及全身；蛀虫咬啮，会裂损毁坏房梁柱子；蚊虫牛虻的叮咬，会引起牛羊痛得乱蹦乱跑。所有这些都是说的这种道理：小害引起大害。

     人都竭力做到对祸患的防备和阻止，但却没有人懂得怎样使祸患从根本上不发生。使祸患从根本上不发生，要比制止祸患容易，可是没有人在这上面花工夫下力气，对这样的人就无法与他们谈论道术。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经过曹国，曹国君想看看重耳生的骈生肋骨，就有意让重耳裸露着上身下河去捉鱼。这时釐负羁劝说道：“公子重耳是位非常人物，跟随他的三位随从也都是有辅佐霸王的才能。如果今天对他们无礼，将来必定会给咱们曹国带来后患的。”曹国君不听劝告。后来重耳返回晋国取得了君位，果然对曹国发起了攻击，还灭亡了曹国。曹国君也身死于他人之手，曹国变为一片虚墟，而这灾祸正是由让重耳袒露骈生肋骨下水捉鱼引起。齐、楚两大国想救曹国，也救不了它。但反过来说，当初如果听了釐负羁的劝告，这曹国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灾祸发生。现在是不致力于使祸患不发生，而是等到祸患发生了再去挽救，这样你再有圣明的智慧，也是无计可施的。这祸患的由来，遍及四面八方，防不胜防。所以圣明的人常常是以深居简出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事，以免取辱，静心安适以等待时机。而小人不知道祸福产生的由来，常常是轻举妄动自投罗网，有时尽管千方百计加以防范，但又怎能保全得了自身？这就好像失了火再去开凿池塘取水，穿着皮衣摇扇取凉一样。况且，池塘堤坝有一万只洞，你塞着其中一个，鱼还有其他洞好逃生。房屋有一百处门，你关闭其中一扇，盗贼还是有其他门洞好进来。大墙的倒塌往往起因于一条小小的裂缝；剑的折断常常是因为它本身已有缺损处了。所以圣人能及早预见预防祸患的由来，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楚国的太宰子朱侍候令尹子国用餐，令尹子国尝了一口羹汤后感到汤太烫，就拿杯子里的汤水往子朱浇去。第二天，太宰子朱便辞去了太宰的职务，回家去了。他的仆人就问：“楚国太宰的职务不易谋得，你为何辞官离去？”子朱解释说：“令尹子国的行为轻浮，傲慢无礼，他要想侮辱人是非常容易的。”第二年，子国果然找岔制服了郎尹，还打了郎尹三百大板。所以说，明察事理的人总是预先避免着，并善于从事情的细微不好的苗子中预料到事物发展的结果。那鸿鹄还没从卵中孵化出来的时候，只须用一根手指头一戳，它就溃破而变得无影无踪了。但等到它筋骨生成，羽毛翅膀丰满，它就会振动翅翼，挥动羽毛，飞上浮云，背负青天，胸贴着红霞，翱翔在无边无际的天空，徜徉在彩虹之间，这时虽有强弩利箭，细缴长丝，再加上有蒲且子这样的神射手，也对付不了它。长江发源于岷山时，人可以提着衣裳涉水淌过。但等到它奔流到洞庭湖、流向石头城、经过丹徒镇时，就形成了波涛汹涌之势，这时你乘船航行一天也不能渡过。所以圣人总是在事物尚未形成之时便关注留意它，而不是等到事物已形成危害之势时才去留心注意它，所以这祸患往往难以伤及他。

     有人问孔子：“颜回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仁慈的人。我不如他。”有人又问：“子贡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善于辞令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那位客人就说了：“他们三个人都比你行，可是都成为你的学生，听你教诲，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但我孔丘是既能仁慈又能下决断的，既善于辩说又有时显得嘴笨，既勇敢又胆怯的。拿他们三个人的长处换我这种处世之道，我还不情愿呢。”孔子懂得该怎样来运用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秦牛缺路过一座山，遇到了一群强盗，强盗抢走了他的车马，解开他的口袋和竹箱，还夺走了他的衣被。强盗们离去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秦牛缺，只看见秦牛缺非但没有恐惧、忧伤的神情，反而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有点悠然自得。强盗们于是问秦牛缺：“我们抢了你的财物，用刀胁迫你，但你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是为什么呢？”秦牛缺回答说：“车马是用来供人装载和乘骑的，衣裳是用来掩遮体形的，圣人是不会因为顾惜这些养身护身的财物而去伤害自己的身心的。”强盗们听了这番高见后相视而笑，说：“这人知道不以物欲伤害身心，不为利益拖累身体，是当今的圣人。如果这样的人以这样的高论去见君王而被重用后，他必定会对我们作认真处理解决的。”于是这群强盗又折回来杀死了秦牛缺。这位秦牛缺能够凭他的智慧来显示自己什么都懂，但却不能以聪明而掩其聪明、装糊涂以避杀身之祸；这位秦牛缺敢于表现自己勇敢，却不敢于表现自己“柔弱”。凡是有道之人，都能应付仓猝事变而不会显得束手无策，遇到祸患总能化解，所以天下人都看重他。如果现在只知道自己做某事的原由，而不知道别人做某事的原由，知己不知彼，那么这样的人对纷繁复杂的事还远远没有研究透。人如果能由原本的明白精明进入到混沌高明的境界，那么他就离道不远了。《诗经》上说：“人们说过这样的话，哲人无不愚。”说的就是这道理。

     事情有时候人为地去做了，却恰恰是败坏了它；有时候有意去防范它，却恰恰是招致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秦始皇得到一册录图，发现上面的解说文字写着：“亡秦者，胡也。”于是秦始皇便征调五十万军队，命令蒙恬、杨翁子率领去修筑长城，以防“胡人”。这修筑的长城西起流沙、北接辽水、东连朝鲜。从中原内地派人拉车输送军饷粮食以供修筑长城。除此之外，秦始皇还贪图越地的犀牛角、象牙、翡翠和珍珠。于是又派尉屠睢率兵五十万，分成五路大军：一路大军扼守镡城山岭，一路大军守卫九嶷要塞，一路驻守番禺城邑，一路大军防守南野边界，一路大军集结在余干河畔。各路大军三年之内不解铠甲，不松弓弩。监禄无法输运军粮，于是令士兵凿挖河道以运军粮，靠这来和越人作战，杀了越族西呕人的君主译吁宋。越人全部逃进莽莽丛林中，和禽兽共处，不肯做秦军的俘虏。西呕人推选出勇猛强悍的人做将领，深夜攻打秦军，把秦军打败，并杀了尉屠睢，其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秦始皇此时只得派囚徒来防守南疆边界。在这段时间内，战争使得全国各地男子不能安心在田里耕种，妇女无法静心在家削麻纺织；老弱病残者都出外拉车运送军粮给养，官吏们则拿着箕畚公开在路口收刮钱财；病者得不到治疗，死者得不到掩埋。于是陈胜在大泽乡举事起义，他振臂一呼，各地反秦人马纷纷响应，顿时席卷天下，义军一下子打到戏城。这时刘邦和项羽也兴义兵跟随在陈胜之后，他们夺取城池，消灭秦军，其势如折断枯枝，振落枯叶，锐不可挡。秦始皇就这样丢失了天下，而祸根在于秦始皇为防“胡”人和贪图越人的地财。秦始皇原本修筑长城是为了防止灭亡，谁知恰恰是修筑长城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秦始皇调动囚徒防守边疆，谁知恰恰是从这中间爆发了灾难。那乌鸦、喜鹊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多风暴，于是将原本在高大树端上的巢迁到低矮路旁的树枝上安巢，但谁知这样一来，路人就可随手掏到雏鸟，小孩顺路就可挑破鸟蛋。乌鸦和喜鹊只知道预防遥远的祸患，却不知这样一来，又造成了眼前的灾难。以此来看秦始皇的所谓防备，只是像乌鸦、喜鹊之类的小智慧。

     事情有时候是这样的，拿利害关系去劝阻人家，被劝的人反而硬要坚持下去；有时表面上听从，但反倒可以制止他。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鲁哀公想往西边扩建住宅，史官极力劝谏他，认为向西扩建宅院不吉利，鲁哀公沉下脸来发脾气，不听身边的人多次规劝。后来鲁哀公将这件事拿去询问太傅宰折睢：“我想往西扩展住宅，史官说不吉利，你认为怎样？”宰折睢说：“天下有三件不吉利的事，但向西扩展修建宅院不在其中。”鲁哀公听了很高兴，喜形于色。过了片刻，鲁哀公又追问：“那么，什么叫三件不吉利的事呢？”宰折睢说：“不行礼义是一不吉利的事，嗜欲无止境是二不吉利的事，不听忠谏是三不吉利的事。”哀公听了后默默沉思，感慨地反省自我，终于停止向西扩建宅院的事。史官以为只要力争强谏就可以阻止哀公向西扩建宅院事，却不懂得不力争强谏反而会被采纳接受。聪明人离开了大路却得到了便道，愚蠢者死守大道却失去了捷径。那?说灵巧，人们都说他没什么结不能解开的，其实他并不是任何死结都能解开，他只是不去解那些解不开的死结罢了，以至于人们误认为他什么死结都能解开。只有那些能够以“不解”来“解”结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道”。

     有时候对人阐明礼义、讲述大道理反而不行，但用些荒诞胡乱的话来解决纠纷反而效果好。何以见得呢？孔子一次出游，马跑失了，走进一块田里吃了人家的庄稼，那户田的主人看了大发脾气，捉住马就将它拴了起来。子贡就前去请求田主放马，说了很多谦恭的话都没使田主放马。回去后孔子对子贡说：“你用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去请求人家放马，这就好像用太牢祭享野兽，以《九韶》古乐去取悦飞鸟。马没被放回来，是你的过失，不是田主的责任。”于是孔子就派马夫去讨马，马夫到了那田主那里说：“你田主耕种的田是从东头一直耕到老远的西头，我的马跑失后没人照料，怎么能不吃没人看管的禾苗呢？”田主一听，十分高兴，就解开系着的马还给了马夫。这位马夫劝说田主的话看起来不成体统，但反而一说就行，事情也真有它的极致处，灵巧的语言还不如拙笨的话语管用。所以圣人是量度好榫眼的大小、形状来校正榫头的。你唱《采菱》《阳阿》这样的歌曲，粗俗的人听了感到还不如《延路》这样通俗的歌曲来得顺耳好听，这并不是唱歌的人唱的不好，而是听歌的人的欣赏能力不同。所以交错画的线条不流畅，连着的玉环不易解；对于那些隐微不通的事物，圣人是不去争辩的。

      仁是百姓所仰慕的，义是民众所推崇的；做百姓所仰慕的事，行民众所推崇的事，这正是严父用来教育子女、忠臣用来事奉君王的内容。然而，世上却有施行仁义而身死国亡的，这是因为仁义实行不合时宜。从前徐偃王喜欢施行仁义，这样使天下三十二个国家朝拜他。这时王孙厉就对楚文王说：“君王如果不讨伐徐国，那过不了多久，我们反过来就要去朝拜他了。”文王就说：“徐偃王是位有道之君，他喜欢施行仁义，我们不好讨伐他。”王孙厉就接着说：“强国对付弱国，大国对付小国，这就如同用石击卵、虎吃猪一样，大王有什么好犹豫的。再说实施文治却不能实现德政，奉行武道又不能显示出实力，那么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听了这席话，文王说：“好！”于是就发兵攻打徐国，并很快将徐国消灭了。这样，徐偃王就成为一个只知实施仁义却不知世道已变的人了。申菽、杜矨，是美人所喜欢佩戴的香草，但这香草一旦被臭水所沾污，就再也无法保持它的芳香了。古时候五帝崇尚仁德，三王施行道义，五霸依靠武力。现在如果拿五帝、三王的道德仁义用到五霸这时代，这就好像骑着千里马在莽莽丛林中追逐，只会像斗笠打转盘旋。如果在霜降以后再种谷子，到来年冰化时就想收获，这样来求粮食就难了。所以《易经》上说：“潜龙勿用。”这句话说的就是时势不可妄动。因此，“君子白天兢兢业业，夜里仍然谨慎警惕，这样即使身临险境，灾祸也不会降临。”“白天兢兢业业”是顺阳气而动；“夜里谨慎警惕”是随阴气安息。昼动而夜息这种规律，只有得道之人才能做得到。徐偃王因为施仁义而亡，燕王哙因为行仁义而灭，鲁哀公因为好儒子而弱残，代国君因为奉行墨学而遭害。这灭、亡、削、残一般说来都是由于暴虐才会招致，而这四位君主却因施行仁义儒墨而招致灭亡，原因就在于他们遭逢的时势不同。这当然并不是讲仁义儒墨不好，只是说世道已经变化，再去实施推行，就会因此受害。戟是用来攻城的，镜是用来照人的。但宫中太监拿到戟，就只会用它来割葵菜；瞎子拿到镜，就只会用它当杯盖。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来用戟和镜。所以好坏相同的人和事，是受到赞誉还是被诽谤，不取决于这人和事的本身，而取决于人们的习俗。人取舍志向相同，是走运还是倒霉，不取决于人取舍志向本身，而取决于遇上怎样的时势。狂谲不接受俸禄，以清高隐居而被杀害；段干木辞去相位，不图利禄名声而出了名。这两人的品性、德行相同，一个得益一个得害，这是时势造成的。所以圣人即使有好的志向情操，但如果没有碰上好世道，那么他充其量只能保全性命，哪还谈得上实现什么功名！

     既了解天意如何，又了解人间时尚怎样，就能够在这世界上实行你的志向。如果只了解天意而不了解人间风俗时尚，就无法与世俗交往；如果只知道人间时尚风俗而不知天意，就无法与道周游。单豹远离尘世，隐居山岩之中，以饮谷水为生，不穿丝帛衣服和不食五谷，年过七十还保持着童颜。可是，有一次遇到饿虎，被活活咬死吞食。张毅好恭敬，每次经过宫室庙堂，必定以碎步疾行；看到里巷门口聚集人群，必定下车步行；他对杂役马伕，也以礼相待。但就是这样的好人，却没有享尽天年，得内热病死了。单豹修养心性，心性修养的不错，不料被老虎吃了他的身子；张毅注重修饰行为礼仪，外表修饰得讲究礼仪，但疾病侵入他的体内。所以内心世界调节得十分和谐，随顺本性，但外界的坚强物就伤害了他；而自身受外物所累的人，就更容易被失调的阴阳二气所吞食。这些都在于有负累而不能将外形与心性协调。得“道”的人是外形变化而内心不变的。变化外形是为了适应世俗，内心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所以一个人如果内心有固定操守，外表又能屈能伸、能盈能缩、能卷能舒，与物推移周旋，那么干什么都不会陷入困境。世人之所以推崇圣人，是因为圣人能像龙那样变幻无穷。反过来看，有些人只勉力于细微末节，死守于一种行为，虽然已经因此碰得头破血流，被证明行不通，但还是不知道改弦易辙。这些人就只盯着眼前的一些小的好处，而对大道是一窍不通。

     赵宣孟在桑树的树荫下救下了一个饥饿万分的人，天下人就此知道他的仁慈；楚佽非江中遇难，以剑保持自己的操守，天下人就此称赞他的勇敢。因此，看人的一个细小的表现行为就可以断定他为人的大概。田子方在路上遇到一匹老马，由此产生感触，便问赶马人说：“这是谁家的马？”赶马人说：“这原是公家王室的牲口，因为老病不中用了，便被牵出来卖了。”听了此话后，田子方感慨地说：“这马壮年的时候，人们拼命地使用它的力气，老了病了就抛弃了它。仁慈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于是便用一束帛赎回这匹老马。魏国的老弱武士听说此事后，由此产生联想，从此也就从内心拥戴了田子方。齐庄王外出打猎，路上有一只小虫，伸出前肢要挡齐庄王的车轮滚动，齐庄王见了后问赶车人：“这是什么虫呀？”赶车人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螳螂。这种昆虫只知前进不知退却，从不计量自己的力量，且轻视对方敌手。”庄公听了后说：“如果它是人的话，肯定是一位天下勇士。”说完便让车子绕道避开了螳螂。齐国的勇士听说此事后，由此联系自身，都感到应归附齐庄公。田子方怜惜一匹老马使得魏国人都拥戴他，齐庄公避开一螳螂使勇士们都归附他。商汤叫人网开三面，祈祝猎物“无入吾网”，使天下四十个诸侯来朝拜他；周文王礼葬死者的骨骸而使九夷归服了他；周武王将一位中暑者安置在树荫之下，左手拥抱着他，右手用扇给他扇凉，使天下人都归顺了他。越王勾践偶然一次错判了案子，冤枉了无辜，就拿出宝剑刺割自己的大腿，血流满地，以示自责，听到这些消息，战士们在战斗中不惜生命拼死作战。所以说圣人从小处入手做事，就能产生大的影响；谨慎处理身边小事，就能感化安抚远方的人们。孙叔敖用期思之水浇灌雩娄良田，楚庄王以此看出孙叔敖治理国家的才能，便任命孙叔敖为楚国令尹；子发训练军队赏罚分明，使劳逸齐同，楚国人便知道他是个帅才。这些都是从细微之处显露出大道理的例证。

     圣人办事，不自寻烦忧，只弄清事情的所以然就是了。如果上万个人来调整乐钟，就不可能合音律，假若有懂行的专家，只需一个人调整就够了。游说也是这样的道理，如果说在理上，用不着话多。车子之所以能运行千里，关键在于那三寸长的车辖。劝说人家，人家不按你说的去做，禁止人家又禁止不住，原因在于你讲的理由不在理上。过去卫国国君到吴国去朝拜，吴王夫差将卫君拘囚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劝阻吴王的人车子络绎不断，车盖都能互相看得见，但就是改变不了吴王的主意。鲁哀公知道这件事以后，撤去了悬挂着的钟鼓，穿着素服上朝。孔子上朝拜见哀公，问道：“君王为什么面有忧虑的神色？”鲁哀公说：“诸侯们互相不亲爱，卫君主动去亲近诸侯；大夫们互相不团结，卫君主动去团结他们。现在卫君去吴国朝见国王，被吴王囚禁了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卫君如此仁义，竟然遭到这样厄运。我想解救他，可又做不到，真不知怎么办好？”孔子听了后说：“要想解救卫君，那就请子贡去一趟吧。”于是哀公叫来子贡，授给他将军印。子贡推辞不受，解释说：“尊贵的地位无益于消除卫君的灾难，要靠正确的方法才行。”子贡于是悄悄地上路，前往吴国去了。到了吴国，他先去见太宰伯嚭。太宰伯嚭对子贡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将准备推荐给吴王。子贡说：“你在吴王面前讲话不起作用，我又怎么能靠你引见呢？”太宰伯嚭说：“你怎么知道我讲话不起作用呢？”子贡说：“卫君来朝拜吴王的时候，卫国有一半的人说：不如去朝拜晋国。卫国的另一半人则说：不如去朝拜吴国。但是卫君认定要来吴国，并认为来了后可以得到善终，所以就绑着自己来吴国听吴王发落。现在你们不但将卫君囚禁了起来，还打算将他流放到海岛上去，这等于有意奖励卫国中主张朝拜晋国的人，而有意打击卫国中主张朝拜吴国的那部分人。再说，卫君来吴国的时候，诸侯都为卫君占卜过凶吉，现在卫君朝拜吴国非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受难，这样就使诸侯们的心要向着晋国了。你想帮助吴王完成霸主的事业不就很难了吗？”太宰伯嚭进宫就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吴王听，吴王听后马上下令：“十天之内如果对卫国君的礼仪还没完备的话，就处死。”子贡可真叫懂得如何游说劝谏的。

     鲁哀公修建宫殿，规模很大，公宣子劝谏说：“宫殿造了太大，很多人聚在一起就会很喧闹，而人少时又会显得很凄清。所以我希望君王你造宫殿最好是恰如其分。”哀公说：“我听你的指教。”但说管说、做管做，修造大宫殿的工程并没停下来。这样，公宣子又去拜见哀公，说：“咱们国家是个小国家，如果宫殿造了大了，老百姓知道了会埋怨君王的，诸侯知道了会看不起我们的。”鲁哀公说：“已经听到过这样的指教了。”但是工程仍然在继续。公宣子只得第三次去见哀公，说：“新宫殿的左边是昭庙，右边是穆庙，修造这样大的宫殿正好靠近两位先君的庙堂，这样不有损你作为孝子的形象吗？”听到这席话，鲁哀公才下令停止施工，拆除板筑。鲁哀公要修建宫殿的想法是十分坚决的，公宣子要阻止这件事的决心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公宣子劝了三次，第三次才使鲁哀公接受意见，停止施工。这三次中，前二次讲得不得要领，没有击中要害，所以鲁哀公根本听不进去。有人面对河水垂钓，一整天还钓不到一条小白鱼，这不能怪河中的鱼不上钩，而是在于钩上的鱼饵鱼不喜欢吃。而那些钓鱼的高手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所拿的鱼竿线绳钩儿一下子就能钩着鱼儿的嘴，是因为这钩上的鱼饵是鱼喜欢吃的东西。事情没办法对付，是在于人对这事情不了解，所以无法对付。铅和丹种类不同、颜色各异，但铅可以炼成丹，因为人们掌握了其中的关键技术。所以繁琐的话语、漂亮的辞藻，无助于劝说别人，只要抓住其中问题的原由就可以。

     纷繁复杂的事物紧密联系着，可是又不同门类，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又难以识别。所以有些事物的现象看来相似，但却又不一样；有时有些事物的现象看似不一样，但却又是一样。有时候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有时候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谚语说：“老鹰嘴里掉下了死腐鼠，富户虞家要遭灭亡了。”这话怎么讲呢？它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那虞氏家族原是梁地的大富人家，家里富足殷实，钱财多得无法计算。虞家在大道路口边修建了一座高楼，经常在楼上设置酒席，摆排乐舞，宴请宾客，玩弈棋游戏。有一次一群游侠结伴而行，经过楼下，楼上玩博棋游戏的人，下注赌博，有人获胜而大笑。正在这时，一只飞翔着的老鹰将嘴里叼着的一只死腐鼠掉落下来，正好落在一个游侠头上。游侠们听到楼上的喧哗声，以为是虞家人故意扔下死鼠来戏弄他们。那位被死腐鼠击中头顶的游侠就对同伴说：“虞家富贵享乐的时间已很长了，平时对人常轻慢无礼，还有一种侮辱人的心志。我们平时不敢冒犯他们。今天虞家竟然用死鼠来侮辱我们。此仇不报，我们就无法在天下树立我们的英勇之名。让我们齐心协力，率领众兄弟，一定要消灭虞家。”当晚，众游侠合力攻打虞家宅院，把虞家给消灭了。这就是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却并不一样。那么，什么是看似不一样，但实际却又是一样？屈建对石乞说：“白公胜将要闹事作乱。”石乞说：“不会。白公胜平时谦恭下士，从不敢在贤人面前骄慢，他家没有牢固门闩的防备，也没有可靠的锁钥。他平时大斗斛卖出，以小秤买入。你怎么反而用这种言论非议他？”屈建说：“这正是他要谋反的迹象。”过了三年，白公胜果然发动叛乱，杀死了令尹子椒、司马子期。这就是看似不像，实际上就是这样子。那么，什么是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呢？子发担任上蔡县令，有人犯了罪应依法判刑。案子审判定当，在子发面前执行，其时子发感叹着、流露出凄怆的神色。犯人受了刑后忘不了子发怜悯他的恩情。在这以后，子发得罪了楚惠王而被迫出逃。恰巧在出逃途中碰到那位受刑者，这人掩护了子发，让子发躲进城墙下的一间小屋内。追捕子发的公差赶到，那位受刑者故意跺脚发怒叫骂：“子发亲自判决审定我的罪又让我受了刑，我对他是恨之入骨，现在就是吃了他的肉，还难解我心头之恨。”追捕者看到这番情景也就信以为真，也就不再进小屋搜查了。这就是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那么，什么是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以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表现得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既请求要做吴王的臣子，又愿意让妻子做吴王的小妾；还向吴王进奉四季的祭祀用品，承担春秋两季的贡品；将自身乃至国家都交给了吴王，还让全国百姓为吴王效劳；平时隐蔽不抛头露面，打起仗来则充当先锋；对吴王的礼节很恭敬，言辞用语很驯服，根本看不出有反叛之心。然而最后还是率领三千士兵在姑苏山上擒获了夫差，并消灭了吴国。以上四种情况，是不能不审察的。事物难以认识清楚，就是在于事物的头绪和踪迹总是被藏匿起来，而且人们有时又混私于公、倚邪于正，还以纷乱的现象迷惑人。假若人的内心世界和外表完全一致，就像符节这样吻合，那么天下的事就简单得多，也就不会常发生家破亡国的悲剧了。那狐狸在攻击野鸡时，总是先卑伏着身子、按敛着体毛，等待着野鸡的到来。野鸡见狐狸这副缩头缩脑的样子，也就信以为真，不加防范，所以让狐狸得以捕捉到野鸡。假使狐狸圆瞪怒眼，耸毛竖尾，摆出一副捕捉野鸡的架势，野鸡见此架势也必惊怕而远走高飞避开凶神恶煞的狐狸了。况且人又不像禽兽那么简单，人还好互相欺骗虚伪狡诈；这就提醒我们，事物看似相同，但决不可从表面上来判断，这种情况是又多又难识别，因此就不能不谨慎审察一切。

卷十九 修务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蠬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于色，挈一石之尊则白汗交流，又况赢天下之忧，而海内之事者乎？其重于尊亦远也！

    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绝国殊俗、僻远幽间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盾，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圣人之从事也，殊体而合于理，其所由异路而同归，其存危定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楚王。曰：“臣闻大王举兵将攻宋，计必得宋而后攻之乎？亡其苦众劳民，顿兵挫锐，负天下以不义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犹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为不义，曷为攻之！”墨子曰：“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宋。”王曰：“公输，天下之巧士，作云梯之械，设以攻宋，曷为弗取！”墨子曰：“令公输设攻，臣请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轼。”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其后秦将起兵伐魏，司马庾谏曰：“段干木贤者，其君礼之，天下莫不知，诸侯莫不闻，举兵伐之，无乃妨于义乎！”于是秦乃偃兵，辍不攻魏。

    夫墨子跌蹄而趋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阖门不出，以安秦、魏。夫行与止也，其势相反，而皆可以存国，此所谓异路而同归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趋之，或以瓮瓴，或以盆盂，其方员锐橢不同，盛水各异，其于灭火钧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一也。夫謌者，乐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夫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泽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世俗废衰，而非学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驳，此自然者，不可损益。”吾以为不然。夫鱼者跃，鹊者驳也，犹人马之为人马，筋骨形体，所受于天，不可变。以此论之，则不类矣。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啮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蹄足以破颅陷匈；及至圉人扰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故其形之为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帽凭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西施、阳文也；啳癸哆噅，籧蒢戚施，虽粉白黛黑弗能为美者，嫫母、仳倠也。夫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恶不若嫫母，此教训之所谕也，而芳泽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爱父者众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废，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为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以一饱之故，绝谷不食，以一蹪之难，辍足不行，惑也。

    今有良马，不待策錣而行，驽马虽两錣之不能进，为此不用策錣而御，则愚矣。夫怯夫操利剑，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至勇武攘卷一捣，则摺肋伤干，为此弃干将、镆邪而以手战，则悖矣。所谓言者，齐于众而同于俗。今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是两末之端议，何可以公论乎！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众；荠麦夏死，人曰夏生，生者众。江、河之回曲，亦时有南北者，而人谓江、河东流；摄提镇星日月东行，而人谓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为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若夫尧眉八彩，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贤者，千岁而一出，犹继踵而生。今无五圣之天奉，四俊之才难，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欲而欲蹍水也。

    夫纯钩、鱼肠之始下型，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以砥砺，摩其锋锷，则水断龙舟，陆剸犀甲。明镜之始下型，蒙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豪，可得而察。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贤者之所不足，不若众人之有余。何以知其然？夫宋画吴冶，刻刑镂法，乱修曲出，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蔡之幼女，卫之稚质，梱纂组，杂奇彩，抑墨质，扬赤文，禹、汤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于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蚑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虽所好恶，其与人无以异。然其爪牙虽利，筋骨虽强，不免制于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

    夫雁顺风，以爱气力，衔芦而翔，以备矰弋。螘知为垤，獾貉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栉堀虚，连比以像宫室，阴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鸟兽之所以知求合于其所利。今使人生于辟陋之国，长于穷櫩漏室之下，长无兄弟，少无父母，目未尝见礼节，耳未尝闻先古，独守专室而不出门，使其性虽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遂为天下备。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见者何？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后，无六子之贤，而皆修其业；当世之人，无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贤之道者何？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由此观之，学不可已，明矣！

    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后能调，剑待砥而后能利。玉坚无敌，镂以为兽，首尾成形，礛诸之功。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隐括之力。唐碧坚忍之类，犹可刻镂，揉以成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纤微，倏忽变化，与物推移，云蒸风行，在所设施。君子有能精摇摩监，砥砺其才，自试神明，览物之博，通物之壅，观始卒之端，见无外之境，以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超然独立，卓然离世，此圣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间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及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娱，苏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穷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废非，明示后人，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劳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饶也。由此观之，知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之谓也。

    名可务立，功可强成，故君子积志委正，以趣明师，励节亢高，以绝世俗。

    何以明之？昔者南荣畴耻圣道之独亡于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跰，不敢休息，南见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晓泠，纯闻条达，欣然七日不食，如飨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后世，达略天地，察分秋豪，称誉叶语，至今不休。此所谓名可强立者。吴与楚战，莫嚣大心抚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强敌，犯白刃，蒙矢石，战而身死，卒胜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几乎？”遂入不返，决腹断头，不旋踵运轨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严敌，伏尸流血，不过一卒之才，不如约身卑辞，求救于诸侯。于是乃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鹤跱而不食，昼吟宵哭，面若死灰，颜色霉墨，涕液交集，以见秦王。曰：“吴为封豨修蛇，蚕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离散，夫妇男女，不遑启处，使下臣告急。”秦王乃发车千乘，步卒七万，属之子虎，逾塞而东，击吴浊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国。烈藏庙堂，著于宪法。此功之可强成者也。夫七尺之形，心知忧愁劳苦，肤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圣人知时之难得，务可趣也，苦身劳形，焦心怖肝，不避烦难，不违危殆。盖闻子发之战，进如激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员之中规，方之中矩，破敌陷陈，莫能壅御，泽战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轻身而乐死，务在于前，遗利于后，故名立而不堕。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官御不厉，心意不精；将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后世无名。《诗》云：“我马唯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爰谘谟。”以言人之有所务也。

    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审于形者，不可遁以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夫无规矩，虽奚仲不能以定方圆；无准绳，虽鲁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夫项托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少，为闾丈人说，救敲不给，何道之能明也？

    昔者，谢子见于秦惠王，惠王说之，以问唐姑梁，唐姑梁曰：“谢子，山东辩士，固权说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后日复见，逆而弗听也。非其说异也，所以听者易。夫以徵为羽，非弦之罪；以甘为苦，非味之过。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讬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状，以为宝而藏之。以示人，人以为石也，因而弃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于中，则贵是而同今古；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于荆山之下。

    今剑或绝侧羸文，啮缺卷銋，而称以顶襄之剑，则贵人争带之；琴或拨剌枉桡，阔解漏越，而称为楚庄之琴，侧室争鼓之。苗山之鋋，羊头之销，虽水断龙舟，陆剸兕甲，莫之服带。山桐之琴，涧梓之腹，虽鸣廉修营，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则不然。服剑者期于铦利，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乘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骅骝、绿耳；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肋、号钟；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圣人见是非，若白黑之于目辨，清浊之于耳听。众人则不然。中无主以受之，譬若遗腹子之上陇，以礼哭泣之，而无所归心。故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书传之微者，惟圣人能论之。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摅书明指以示之，虽阖棺亦不恨矣。

    昔晋平公令官为钟。钟成，而示师旷。师旷曰：“钟音不调。”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为调。而以为不调，何也？”师旷曰：“使后世无知音者则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钟之不调。”故师旷之欲善调钟也，以为后之有知音者也。

    三代与我同行，五伯与我齐智，彼独有圣智之实，我曾无有闾里之闻，穷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节，我诞谩而悠忽。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猬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尝试使之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笼蒙目视，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挠，奇牙出，靥<面甫>摇，则虽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者，无不惮悇痒心而悦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污辱之行，无本业所修，方术所务，焉得无有睥面掩鼻之容哉！

    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骛；木熙者，举梧槚，据句枉，蝯自纵，好茂叶，龙夭矫，燕枝拘，援丰条，舞扶疏，龙从鸟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跃。且夫观者莫不为之损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纵，而木熙者非眇劲，淹浸渍渐摩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长，莫见其益，有时而修；砥砺靡坚，莫见其损，有时而薄。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数寸，不可以为栌栋；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后知，故可以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难成者功大。君子修美，虽未有利，福将在后至。故《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之谓也。


译文：
     有人说：“所谓无为，就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拉他他不来，推他他不去。像这样子，才叫把握道的原则。”我则不是这样认为。

     试问：“像那神农、尧、舜、禹、汤，可以称圣人了吧？”明白道理的人肯定不会作否定的回答。从这五位圣人身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是“无为”的，这是十分清楚的。远古时候，人民吃野菜、喝生水，采树上的果实充饥，吃生的螺蚌肉裹腹，经常得疾病和受到有毒食物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神农便开始教导人民播种五谷，观察土壤的干燥潮湿、肥沃贫瘠、地势高低，看它们各适宜种什么样的农作物，神农还品尝百草的滋味、泉水的甜苦，让人民知道怎样避开有害的东西、趋就有益的事物。这个时候，神农一天之中要遭受七十余次的毒害。尧帝确立奉行孝慈仁爱，对待人民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他亲自西临沃民国，东至黑齿国，北到幽都，南达交趾。他将?兜流放到崇山，把有苗迁徙到三危，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又在东方的羽山将鲧杀死。舜帝建造了房屋，修筑了土墙，用茅草、芦苇盖屋顶，使人民不再住野外穴洞，都有了房屋家室。他又去南方征讨作乱的三苗，死在去苍梧的途中。夏禹冒着暴雨、顶着狂风，疏导江河，凿通龙门，开辟伊阙，修筑彭蠡湖堤防，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奔忙在河道、平原、丘陵、沼泽，随着山势砍削树木作记号，平整土地、治理水域，这样安定了一千八百个国家。商汤起早摸黑，用尽智慧思考国家大事；减轻赋税，使人民能过得宽松富裕；布施德惠，以救济贫困；凭吊死者，又宽慰病人，供养孤儿寡妇。因此人民亲附汤王，使政令能顺利执行。在这样的德政下，汤王在鸣条整治军队，把夏桀围困在南巢，谴责夏桀的罪行，然后把他流放到历山。这五位圣王，都是天下威望很高的君王，他们劳累身体，绞尽脑汁思虑国事，为人民兴利除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捧一爵酒，脸上不会显出吃力的样子，但要提起一石重的酒樽，就非得出汗不可，更何况现在是承担天下的忧虑、担负海内外的事情呢？这一副担子要比一樽酒重得多啊！再说，作为圣人又不以自己低贱为耻辱，而倒是为不能实行“道”而惭愧；作为圣人不以自己寿命短而忧虑，而倒是忧虑人民百姓的穷苦困窘。所以夏禹治水，是拿自己的身体为牺牲，在阳盱河边祈祷神灵消除灾难；商汤时干旱，汤王在桑山之林祈祷，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为牺牲求苍天降雨。圣人忧虑人民的疾苦的事明摆在那里，还要说他们“无为”，这难道不荒谬吗？

     且说古代拥立帝王，不是为了奉养其物欲；圣人登上君位，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安逸享乐。这是因为天下出现以强凌弱、以多欺少、以诈骗愚、以勇侵怯、满腹经伦不肯指导别人、积财满堂不肯给济别人的现象，所以才拥立帝王来使天下团结平等；又因为天子帝王的聪明才智不足以普及遍照天下海内，所以又设置三公、九卿来辅佐帝王天子；还因为遥远异邦、偏僻地区无法承受到帝王天子的德泽，所以又分封诸侯来教诲那里的民众。以尽量做到地势无不利用、天时无不协调、官吏无不尽职、国家无不获益，所以使饥寒的百姓得以温饱，老弱病残得以供养，劳累疲倦得以休息。如果再从平民百姓出身的人来观察，可以发现：伊尹曾以烹调技术取得商汤的重用，吕望是由操刀屠牛入仕周朝，百里奚曾多次被转卖为奴，管仲曾被捆绑拘捕过，孔子长年周游列国，家中的烟灶也没熏黑过，墨子四处奔走，炕席都从没坐暖过。这些说明，圣人们不怕山高河宽，甘愿吃苦蒙受耻辱来谋得君王的信用，他们并不是为了贪图利禄、羡慕地位，而是一心想要为民谋利、为民除害。曾听说过古书上这样说：“神农憔悴，尧帝清瘦，舜帝脏黑，而禹王手足长茧。”由此看来，圣人君王为百姓忧虑劳累也实在厉害。所以从天子帝王到平民百姓，想不动手不抬脚，不费心思不用思虑就能将事情办好，欲望得到满足，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依着西高东低的地势，所以江河流水也都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但这必须要经过人对江河的治理疏导，才能使水顺着河道向东奔流；禾苗庄稼在春季生长发育，但必须要人加以耕耘管理，到秋天五谷才能丰收。假若听任水自流，待苗自长，那么鲧和禹的功绩也就无从建立，后稷的智慧也就无用。所以我所说的“无为”是指个人的意志思想不能掺杂到普遍真理之中，个人的嗜欲不能影响干扰正确规律之中，人要遵循事理来做事，根据实际情况来成就事业，权衡依顺自然之势，而巧伪奸诈不得参与其中，事情成功了不夸耀，功业树立了不占为己有；并不是说感触你也毫无反应，有压力也无动于衷。而那种用火去烘烤井水，将淮河水引上山岗浇灌，这些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违背的是自然规律，所以这也被称之为人为做作。而像在水中乘船，在沙地行走用鸠车，在沼泽地行走用秄，在山地行走用蔂，夏天疏通沟渠，冬天开挖池塘，顺高地造田，在低洼处开掘河塘，这些做法就不是我所指的人为做作。

     圣人处事，具体行为虽不同，但都合于事理，他们所采取的路数方法各不相同，但目的结果都相同；他们挽存危亡安定倾覆的目的是一致的，心里总是不忘记为人谋利。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过去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很哀伤，就从鲁国出发赶路十天十夜，脚上打起一层层的老茧也不肯休息，撕下衣衫布包裹一下又向前赶路，到达楚都郢城，马上拜会楚王，说：“我听说大王您要兴兵攻打宋国，您是估计一定能攻占宋国后才决定攻打的呢？还是要使民众劳苦、损兵折将、蒙受被天下指责为不义的名声、却得不到尺寸之地，仍还进攻的呢？”楚王说：“如果必定占领不了宋国，又要蒙受不义之名声，我为什么还要进攻呢？”墨子说：“我看您大王一定是既得不到宋国又必定是名誉受损的。”楚王又说：“公输现在是天下有名的工匠，由他来制造云梯这种器械来攻宋城，为什么不能取胜？”墨子回答说：“请让公输假设来攻城，我来防守，演习一下。”于是公输般摆开器械来攻城，墨子也摆出守城的阵式和装备，公输般连攻九次城，被墨子打退九次，始终攻不进城内。这样使得楚王只得息兵，停止对宋的进攻。段干木辞退官职隐居在家，魏文侯乘车经过段干木居住的里巷门外时总要起身扶轼表示敬意。文侯的仆人就问了：“我们每次经过这个地方，大王您为什么要这样起立扶轼表示敬意？”魏文侯回答说：“因为段干木居住在这里，所以我要起立扶轼表示敬意。”仆人说：“段干木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大王您这样表示敬意，不是有些过分了吗？”魏文侯回答说：“段干木不追求权势名利，胸怀君子之道，却隐居在这鄙陋的巷子里，而他的名声又传遍天下，我怎么敢不起立扶轼表示敬意呢？段干木因拥有高尚德行而扬名，我却靠君王的权势而荣耀；段干木富于正义，我却富于财物。但地位权势比不上高尚品德，财物也比不上正义。现在让段干木拿德行道义来换我的权势财物，他是不愿意的。我都每次闷闷不乐对着自己的影子而忧思惭愧，你怎么能轻视他呢？”后来，秦国打算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庾劝告秦王说：“段干木是位有名的贤人，魏文侯以礼对待他，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诸侯也没有不听说的，现在我们发动军队去攻打魏国，岂不是妨害了道义？”于是秦王只得息兵，停止攻打魏国。墨子疾行千里，为的是楚、宋两国安定；段干木闭门不出，也为的是安定秦、魏两国。他们一个是千里奔走、一个是隐居不出，表现出的行为路数各异而目的相同，即保存国家，这就叫做殊途同归。现在人们去救火，提水往失火地点赶去，有的人用瓮，有的用瓴，有的用盆，有的用盂，其工具的形状也各异，或圆、或方、或尖、或椭，提水的数量也不一样，但赶着去灭火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秦、楚、燕、魏四地的歌曲音调不同，但都令人快乐；九夷八狄各族人的哭喊，声音不同，但表达的悲哀却相同。这唱歌表达欢乐，哭泣反映悲伤，这都是内心世界积郁着的感情的外在流露，也一定有什么东西触发了他们。而圣人内心日夜思念着为民谋利，故他的恩泽遍及也必定功效很大。

     世俗日益颓废衰败，非议学习的人也很多，他们认为“人生性各有长短，就像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一样，这都是自然生成的，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但我倒不是这样认为的。鱼能腾跃、喜鹊羽毛斑驳，就像人是人、马是马，筋骨形体都是天生的，确实无法改变。但以此论证事物不能改变就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当马还是马驹未加调教之时，它是扬蹄蹦跳，翘起尾巴奔跑，人不能控制它，它用牙咬人足以咬烂人的肌肉、骨头，用蹄踢人足以踢破人的头颅、胸膛。但等到养马人驯服它后，优秀御手调教驾御它后，给它套上轭头、系上缰绳后，那么就是让它经历险境、跨越壕沟，它都无法躲避。所以它作为马的形状是无法变成其他牲畜；但经过驾御、调教，那就可以改变它的野性。这无意识的马尚且能通过人意志的贯彻，经过调教而改变它的野性，使之驯服有用，更何况有意识的人呢？再说那天生正直、本性善良、发愤而成就仁德、慷慨而成全正义、天性令人喜悦，不必学习便可和道相合，这样的人也只是尧舜、文王少数几位；而那些沉湎于荒淫之中、无法用道德来教化、不可以德仁来晓喻、严父都不能使他正派、良师都不能使他感化，这样的人也只是丹朱、商均少数几个。肤色细腻、牙齿洁白、体态柔美、骨架均称、不施粉脂就能让姿态容貌迷人的，也只有西施和阳文。而缺牙斜眼歪嘴、鸡胸驼背，即使用白粉扑面、黛青画眉也不能变美的，也只有嫫母和仳倠。而大部分的人是上不及尧舜那样圣明崇高，下也不至于像商均那样卑鄙不屑，漂亮也比不上西施，说丑也不至于像嫫母，这些芸芸众生都是能教化开导的，训导美化的。而且，虽然有儿子杀父亲的逆子存在，但天下的父母并不因此疏远自己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杀父亲的还只是少数，大多数子女还是敬爱父母的。同样，儒生中也有邪僻之人，但先王之道却始终不曾废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躬行先王之道的人还是多数。现在如果因为学习者有过错而就此非议求学之人，这就好像一次被饭噎住便永远拒绝进食，一次绊倒摔疼就一辈子不走路那样，这是糊涂的表现。

     现在对良马，不需马鞭、马刺，它也能行走；而对弩马，你即使用两副马刺它也不前进。如果因为这样而不用马鞭、马刺来驾御所有的马匹，那就愚蠢了。那懦夫手持利剑，砍也砍不断、刺也刺不深；而等到勇士上阵，只需捋袖挥拳一击，便会将对手打得肋骨折断、身体受伤，因此就抛弃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而空手搏斗，那就荒唐了。所谓这些说法，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性的。现在如果不是说到天上，就是说到地下，这就叫走极端的偏激之言，这样论述问题，哪里还能做到公正公平？亭历是冬天生长，但人们都说植物冬天枯死，这是因为冬天枯死的植物多；荠麦是夏天枯死，但人们都说植物夏天生长，这是因为夏天生长的植物多。长江、黄河曲曲弯弯，有时向南有时向北，但人们总还是说长江、黄河向东流；摄提（岁星）、镇星（土星）、日、月向东行，但人们总说它们向西移：这是根据大概的情况而说的。胡人中也有聪明灵巧的，但人们总说胡人横蛮不讲理；越人中也有愚钝的，但人们总说越人灵敏轻巧：这是就大多数而言的。再说，尧眉间呈八种色彩，九窍畅达而公正无私，只需说一句话就能使万民齐心；舜眼中有两瞳仁，因而有特异的眼力和判断力，所以做事有法度，出口成章；禹的耳朵有三个孔道，因而他无所不通，所以能兴水利除水灾，疏通黄河，引导长江；文王生有四乳，这是仁爱的表现，所以天下归顺他，百姓亲附他；皋陶生着马嘴，这是诚实的象征，所以他判案决断清楚公正，明察人间真情；启从母亲所化的石头中生出，契从鸟蛋中产生，苍颉生下来就能写字，羿左臂修长而善于射箭。像这九位贤人，隔千年才出现一个，但人们还是希望他们能一个接一个地降生出现。现在有不少人既无“五圣”那样的天赋，又无“四俊”那样的才能，却想放弃学习而只靠本性天赋，这就好像丢弃船只靠踩水渡江渡河一样。那纯钩、鱼肠宝剑刚出模子的时候，砍东西都砍不断、刺东西也刺不进；但等到在磨刀石上磨过之后，宝剑的锋刃就锐利了，可以下水砍断龙舟，上岸刺死犀牛。明镜刚从模子里出来的时候，也朦朦胧胧照不出容貌身影来；但等到用玄锡拭擦，白毡磨亮后，人的鬓发、眉毛、毫发都能照得清清楚楚了。那学习，也正是人的细磨石和玄锡，然而有人却说学习无用，这种说法的根据是错误的。

     聪明人的短处，就不如蠢人的长处；贤人的不足，就不如众人的有余。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炼，刻型雕镂技法，错综的纹理，精巧的文饰，别具匠心，其中的微妙就是尧舜这样的圣人都望尘莫及。蔡地的少女、卫地的姑娘，编织红色绶带，相杂奇异的色彩，隐抑的墨黑底色，突显着红色花纹，这种手工艺，就是禹汤的智慧也比不上。苍天覆盖着、大地承载着，包含在天地四方之内、寄托于时空之中，由阴阳两气化生出的各种动物，都含有血气精华。它们有的长着利齿，有的长着犄角，有的长着前爪和后趾，有的振翅飞翔，凶猛搏击，有的用足行走，有的蠕动爬行。它们高兴时就结聚在一起，恼怒时又互相撕咬争斗；它们看到有利就趋就，遇到灾害就躲避。这些情况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好恶，但它们的求生本能、趋利避害的特点则与人类没什么两样。然而，尽管它们爪牙锋利，筋骨强健，但仍然不免被人类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知识不能沟通，它们的力量不团结，各自只具备着那些自然形成的本能而无法再接受后天、外界所给予的东西（如教育学习），所以在与其他生物体（如人）较量、竞争时常常是力气用尽而导致败亡。大雁是顺着风向飞行以爱惜自己的体力，衔着芦苇飞翔来防备带有丝绳的飞箭的袭击；蚂蚁知道打洞堆成土堆，獾貉会挖掘曲折的洞穴，虎豹知道栖身在茂密的丛林中，野猪的窝内有草垫着，用树枝掩遮着；它们的洞穴一处挨着一处，就像人的房屋鳞次栉比；它们用这些洞穴来阴天避雨、晴天蔽日：这就是鸟兽们的智慧，以求得符合它们生存的利益。现在如果让一个人生在偏僻落后的边远地区，又长在穷困破烂的人家，成年了没见过兄长，儿少时就失去父母，也从没见过礼节，更没听过有什么先贤古事，独自困守在破烂的小屋里足不出户，这样即使他天性并不愚笨，但他所知道的事情必少得可怜。过去苍颉发明文字、容成制定历法、胡曹创制衣服、后稷耕种庄稼、仪狄首创酿酒、奚仲发明车子。这六个人都有各自神奇的本领，又有圣明聪慧的事迹，所以每人都有一项创造发明留传后世；但他们不能做到一人就兼有六项发明，只是因为他们只是各发挥自己的才智，重视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并竭力想完成他们各自的目标，这样就终于成功了，也为天下人带来了生活便利。现在如果让他们六位发明家换调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那么他们的专长和聪明才智就无法显示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物类太多，一个人的智力无法覆盖、驾御一切。周王朝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是很多人都在学习研究他们开创的行业；当代的人，没有一人具备像六位古人那样的贤才，但人们都懂得六位贤才的技艺和方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通过教导学习训练代代相传，使得六位贤才的知识技能能流传下去、传播开来。由此看来，学习是不能停止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那些盲人，眼睛不能分别白天黑夜，不能辨别白色黑色，但是盲乐师弹琴拨弦，有时并弦双弹，有时上下移手，有时一张一弛，有时抹拂挥拨，动作飞快，指法纯熟，不会弹错一弦；如果换上从未弹奏过琴瑟的人，即使有离朱那样的好眼力，有攫掇那样的灵敏双手，面对琴瑟也不知怎样摆弄手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期的练习使音乐师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弓靠檠矫正以后才得以协调，剑靠磨石磨砺以后才锋利无比。坚硬无比的玉，可以被雕镂成各种动物，有头有尾，形态逼真，靠的就是?诸的作用；笔直的木头被弯曲成车轮，其圆曲弯度又符合圆规的要求，靠的就是?括的作用。诸如像唐碧?力之类的硬石都可以刻镂制作成有用的器物，又何况人的思想呢？况且人的思想精神纤微而畅和，能够迅速变化，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就像云腾风行一样，你想怎样运用就能怎样运用。而君子又能够精益求精不断磨炼拭擦自己的心境，砥砺自己的才干，使精神修养到与道相通的境界，以便观览万物，贯通事物的壅塞处，看清弄明白事物的发展线索，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空，逍遥遨游于尘世之外，超然脱俗地离世独立：这就是圣人精神活动的境界。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和境界，那么还可以做到安闲幽处，宁静思虑，鼓琴读书，追思观察上古先王之道；与贤才为友，研讨论辩，每天以此为自娱；探索人间世事，分辨曲直是非，衡量得失，以此来观察祸福的由来变化；设立仪表法度，作为效法的原则，穷究“道”之本末，推究事物的实情，确立正确观念、废除错误观点，让后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死后留下功业，活着有荣耀的名声。像这样的学习修养境界，一般人都能做到的。然而就是这种境界也没人能做到，这是因为这些人偷懒松懈、不学荒废的缘故。贫瘠地区的人大多有心计，这是因为长期的辛劳却又难以脱贫造成的；肥沃地区的人大多不成才，这是因为太安逸而不发奋的缘故。由此可见，聪明人无所作为，倒不如笨人勤奋好学。从君王、公卿到普通百姓，不自强不息而能事业有成的事情，这在天底下还没发生过。《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所以君子有志于正道，趋访明师；激励气节以使高尚，脱去世间的俗气。怎么能说明这点呢？从前鲁国的南荣畴为圣人之道偏偏在自己身上衰亡而感到羞耻，于是不顾霜露的沾湿，穿着草鞋奔跑，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行走千里，脚上磨出厚厚的老茧也不敢休息，到南方拜见老子，接受老子的一句教诲，精神豁然开朗，茅塞顿开，高兴得如同饿汉得到猪羊牛美食一样。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光辉照明四海，名誉流传后世，豁达得能容下天地，锐利得能明察秋毫；称颂他的美言，世代传扬。这就叫名誉可以经过努力来确立。吴王阖闾和楚昭王在柏举开战，楚国的一个叫大心的莫敖官，按着他的御手的手说：“今天我们抗御强敌，冒着利剑和箭石的袭击，奋勇作战乃至牺牲生命，终究会取得胜利的，能让人民太平、国家保全，我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吧？！”说完就命令驾御手驾车冲入敌阵，不打算生还，最终被敌军剖了腹砍了头，就这样义无反顾地为国壮烈牺牲。申包胥看到大心这样子，心想：如果像大心这样竭尽力气冲入敌阵，就是杀得敌军伏尸血流，也不过只起到一个士卒的作用；不如屈辱身份，言辞卑恭，向诸侯求救。于是就身背干粮，赤脚上路，登上陡峭的山峰，趟过深溪，泅渡湍急的河流，越过津关，翻越蒙笼山，又在沙石滩里艰难行走，走得从脚掌到膝盖都磨起厚厚的老茧，七天七夜赶到秦国朝廷。他在朝廷外不吃不睡，独自站着，昼夜不停地啼哭，弄得脸色昏黑，泪水纵横，终于见到秦王，对秦哀公说：“吴王像凶残贪婪的野猪和长蛇，正在慢慢地吞食中原各国，他的暴虐计划从楚国开始实施。我国的国君已经丢失了都城社稷，在野外避祸。老百姓们流离失所，男女老少都不能安居乐业了。楚王特派我来向大王告急。”秦哀公于是出兵车一千辆，步兵七万，交子虎率领，越过关塞向东进发，在浊水之北攻打吴军，果然大败吴军，保存了楚国。申包胥的功绩被保存在庙堂之内、记载于楚国大法之中。这就是叫功业可以通过奋斗来成就。

     身高七尺的人，心里知道忧愁劳苦，肌肤又能感知冷暖疼痛，在这点上，人的性情大致相同。而圣人知道时机难得，事业可以追求，所以他们身心劳累，诚惶诚恐，不避烦难，不惧危险。听说子发率兵作战，前进如同离弦之箭，聚集如同雷鸣闪电，分散如同清风飘雨；圆阵中规，方阵中矩；破敌攻阵，没人能抵挡得了。野战必胜，攻城必克。他并不是轻身而乐死，而是前面有事业在召唤他，于是也就将利害生死抛于脑后，所以他树立起来的威名也就不易废弃。这就是自强不息而终于成功的表现。因此，耕田者不勉力，谷仓就不会盈满；官吏不勤奋，思想就不会专一；将相不图强，功业就不会成功；侯王如懈怠，死后就不会有好名声。《诗经》就这么说：“我驾上青黑骏马，六根缰绳柔软如丝，不停地奔跑驰骋，忠诚地讨教良谋。”这说的是人有所追求。

     精通事物的人，是不能用诡怪来惊吓他的；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能用奇异来惊动他的；明察言辩的人是不能用虚名来迷惑他的；审察物形的人，是不能用假象蒙骗他的。世俗之人，大多是崇古而贱今的，所以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的人，一定要假托神农、黄帝的名义然后才能让人们乐意接受他们的学说主张。乱世的昏庸君主，总要将自己所有一切的由来粉饰得高深莫测，以此来抬高自己；而求学者被他们的观点所迷惑蒙蔽，尊崇他们听到的传闻，便聚在一起正襟危坐地称道着，挺直颈脖诵读着。这就说明这些人分辨是非的界限不明确。没有了规矩，即使是奚仲也无法凭他的技艺来确定方圆；没有了准绳，即使是鲁般也无法凭他的技术来确定曲直。所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拉断琴弦、砸破琴瑟，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欣赏他的琴技乐曲了；惠施死后，庄子就停止了辩论，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同庄子谈论了。项托七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孔子则也有听项托说话的气度。假如项托这样年龄的少年，向乡里的长者发表议论，那恐怕他躲避长者的拐杖敲打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说明发表自己的主张？过去，墨家信徒谢子会见秦惠王，秦惠王听了谢子的话后很高兴，他去征求唐姑梁的意见，唐姑梁说：“谢子，这人是山东地区有名的巧辩之士，他有意以诡辩学说来讨好太子。”秦惠王信以为真，便心怀怒气等着改日见谢子。第二天，秦惠王和谢子又见面了，但就是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谢子前后两次说话的内容一样，秦惠王听不进谢子的进言，说明秦惠王听话的前后心态不一样了。弹琴的人把徵音变成了羽音，这不是琴弦的过错；品味的人将甜味当成苦味，这不是味道的过错。楚国有个人煮了猴肉请邻居来吃肉，邻居家都以为是狗肉，吃得都十分香美；后来听说是猴肉，就纷纷蹲在地上呕吐起来，把吃进的猴肉都吐了出来：这说明这些人根本不知狗肉和猴肉的味道之区别。邯郸有个乐师创作了一首新歌，假托是李奇创作的，人们也就纷纷跟着学唱，后来了解下来不是李奇创作的，也就不再去唱了：这说明这些人根本是不懂音乐的。有位鄙陋之人得到一块玉璞，喜欢它的形状，以为是宝贝将它收藏起来；后来又拿给别人看，别人以为是块普通石块，于是这位鄙陋之人就将这块玉璞扔了：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玉与石的差别。所以心中有是非标准，就会尊重实情，将古今看成一样的实情来辨别；心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就会只把来历久远的东西当宝贝。这就是卞和在荆山下为人们不识美玉而啼哭出血的缘故。

     现在有一种磨去棱边花纹、卷曲了锋刃的宝剑，如果有人声称此剑曾是楚顷襄王佩带过的古剑，那么社会上尊贵人士也必定拿着佩带；现在有一种琴声走调、琴身歪斜破损的琴，如果有人声称此琴曾是楚庄王弹奏过的古琴，那么社会上富贵人家的妻妾就会争着弹奏。苗山出产的羊头刀矛，虽能在水中砍断龙舟、在陆地能刺穿犀皮铠甲，但就是没人佩带它；山中桐木制成的琴瑟、山涧梓木做成的琴身，虽然音色雅正优美，音调清脆和谐，但师堂、伯牙这样的名乐师就是不愿弹奏。通达事理的圣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佩带宝剑只期望它锋利，而不期望它是墨阳、莫邪那样的名剑；他们骑马只期望它日行千里，而不期望它是骅骝、绿耳那样的名马；他们弹琴只期望琴声雅正和谐，而不期望它是滥胁、号钟那样的古琴；他们诵读《诗》《书》只在于能通晓事理、明白道理，而不一定非选《洪范》《商颂》这样的古籍。圣人对是非的分辨就像眼睛对黑白的分辨，耳朵对清浊音的分辨一样。众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心中没有任何主见而盲目接受，就好比没有见过父亲的遗腹子给父亲上坟，只是按照礼节哭祭父亲，内心世界却不会产生对父亲的哀悼。所以孪生兄弟长相一样，也只有当母亲的才能分清；同样，玉和石头，也只有优秀的工匠才能鉴别；书传这样的典籍，也只有圣人能够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现今如果拿当代圣贤的著述，托名是孔、墨的经典，那么那些读书不多的弟子们就会恭恭敬敬地去学习和接受。所以，美女并非一定要像西施一类的，通达之士也并非一定要像孔、墨之类的。只要能明白事理、通晓事物，因而能著述阐明自己的思想体会，以能启发世人的智慧即可；如果能得到头脑清楚明白的士人，心中有高明透彻的见解，能观照各种事物，不以古今的差异来改变自己的主见，并能将书中的宗旨思想阐述清楚明白以指示他人，那么即使死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从前晋平公命令乐官铸造一口乐钟，钟铸成以后拿给师旷鉴定。师旷鉴定后说：“这钟音不调和。”晋平公说：“我拿给乐师们看过，他们都说钟音协调，你却认为不调和，这是为什么？”师旷回答道：“如果将来真的无人懂音律乐理，这钟是否音调协和也就会被放在一边，但如果将来有人懂音律乐理，那么也就一定能鉴别出这钟音是不调和的。”所以师旷希望要把这钟音调好，这是因为他认为后世一定有人懂音律乐理的。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和我德行相同，春秋五霸和我智力相等，他们偏偏享有名实相符的“圣智”声誉，而我却在乡里穷巷中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专心致志修炼学习树立情操气节，而我们这些人是放荡散漫、悠惚蹉跎。

     现在如果让毛嫱、西施这样的天下美女嘴里衔着腐鼠、身上蒙着刺猬皮、穿上豹皮衣、腰间缠着长长一条死蛇，那么就是那些身穿普通衣服的平民百姓路过她们身边时，也不会对她们正视一眼却掩鼻而过。现在试让她们洒上香油、容姿妩媚、戴上发簪耳环、穿着精致的丝织衣裳、披着齐地生产的细绢、面敷脂粉、眉涂青黛、佩戴玉环、步态轻盈、佩持香草、眼传秋波、抿然一笑、目光流转、张口欲笑、皓齿微露、酒窝颤动，这时即使是些庄重严傲的王公大人，也无不花心萌动，被她们的姿色所惊喜。而如今那些才智一般的人，却又蒙受愚惑之智和玷污不良品行，不学习本业和钻研道术，这怎么能够没有令人掉头捂鼻的丑态呢！

     现在那些踩着鼓点的跳舞者，身体旋转如同轮环，弯绕磨地，盘旋柔美，动作随曲转而变化，轻盈美丽如同仙女下凡；身段像飘风中的秋药那样纤弱、乌黑的长发像旌旗在风中卷曲和舒展，舞步疾速如同惊飞的仙鹤。那些表演爬竿技艺的杂技高手，有人在下举着梧桐礗树的木竿，其他人跃攀上木竿，在弯曲的支竿上表演。有时像猿猴那样腾空纵跃到另一支竿，有时像蛟龙那样屈伸自如，有时像飞燕那样飞落枝头；杂技高手手持大木条，盘旋起舞，像飞龙腾云驾雾，似飞鸟集积树林；搏击抓取，极尽变化，疾速跳跃，眼花缭绕。这时观众无不为他提心吊胆，心惊脚软，他们却慢慢下来，面带微笑，更换衣服再表演擢舞。这些跳舞者并不是天生有着柔软身段，这些杂技者也不是生来就身手轻捷矫健，而是经过长期训练积累慢慢纯熟才达到这种出神入化的程度的。这就像树木的生长，每天是看不出它增高长大的，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它长高变粗了。磨石能磨砺坚硬的金属物，但看不出磨石自身的磨损，但时间一长则发现磨石变薄了。藜和礚的生长，每天能看到它像虫那样在蠕动，长高，但长得如此快的藜和礚却不能用来做栋梁；而那些楩木、楠木、豫章，需要七年时间才能发现它们长高粗大了，但就是这些长得如此慢的楩楠豫章却能用来做棺材和舟船。所以有些事情容易成功却不易出名成名，而有些事情难以成功但却可出大名立大业，这对人来说也是这样。君子修养美德和才干，虽然眼前不能一时收益见效，但时间一长，幸福也必将会到来。所以《诗》就这么说：“天天奋进，月月奉行，日积月累地勤奋学习，一直通向光明之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卷二十 泰族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圣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见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祸也，不见其所以而祸除。远之则迩，延之则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计无算，岁计有余。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日之行也，不见其移；骐骥倍日而驰，草木为之靡；县烽未转，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曀未集而鱼已噞矣。以阴阳之气相动也。

    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徐，以音相应也。故《易》曰：“鹤鸣在阴，其子和之。”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动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动其本而百枝皆应，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澍，无物而不生。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故精诚感于内，形气动于天，则景星见，黄龙下，祥凤至，醴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海不溶波。故《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峤岳。”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

    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

    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不能造，此谓之大巧。宋人有以象为其君为楮叶者，三年而成，茎柯豪芒，锋杀颜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呕之而生，吹之而落，岂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数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众，非数之所能领也。故九州不可顷亩也，八极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

    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诸己，能以神化也。《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祷祠而求福，雩兑而请雨，卜筮而决事。《诗》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谓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流源千里，渊深百仞，非为蛟龙也。致其高崇，成其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宁焉。

    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云雨，涔水不能生鱼鳖者，小也。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虮虱之气蒸，不能生牛马。故化生于外，非生于内也。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割于陵。螣蛇雄鸣于上风，雌鸣于下风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而能动化矣。今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拊而毛修之哉！

    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轶民，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国，重译而至，非户辩而家说之也，推其诚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内顺而外宁矣。太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为野人食骏马肉之伤也，饮之美酒，韩之战，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密子治亶父，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买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

    夫矢之所以射远贯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故摅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

    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之。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濬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自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入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

    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

    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

    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

    夫物未尝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至于灭亡。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奸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乔之具，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罢民之力。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及至其末，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内外相推举，奸人在朝，而贤者隐处。

    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五色虽朗，有时而渝；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隆杀，不得自若。故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

    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

    国学水火金木土穀，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轮圆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骖欲驰，服欲步，带不厌新，钩不厌故，处地宜也。《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泓之战，军败君获，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烧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逾礼而行也。成功立事，岂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尔。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弃虚轻举，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平国弭乱，可谓忠臣也，而未可谓弟也。汤放桀，武王伐纣，以为天下去残除贼，可谓惠君，而未可谓忠臣矣。乐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谓良将，而未可谓慈父也。

    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许由异行而皆圣，伊尹、伯夷异道而皆仁，箕子、比干异趋而皆贤。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进斗，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进取，而不可令守职；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而不可令应变。五者相反，圣人兼用而财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阴阳不生一类。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让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鲜，而所治者浅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求多难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秤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于治，而有益于烦者，圣人不为；无益于用，而有益于费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众易之，于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辩破言，小利破义，小艺破道，小见不达，必简。”河以逶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阴阳无为，故能和；道以优游，故能化。

    夫彻于一事，察于一辞，审于一技，可以曲说，而未可广应也。蓼菜成行，甂瓯有{艹是}，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员中规，方中矩，动成兽，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陈军。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后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今夫祭者，屠割烹杀，剥狗烧豕，调平五味者，庖也；陈簠簋，列樽俎，设笾豆者，祝也；齐明盛服，渊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张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而四夷服。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为中也。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

    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鸣，库兵动而戎马惊。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应也，精气之动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

    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末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兴治之臣不万一，以万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岁不一会也。

    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之，使得循势而行，乘衰而流，虽有腐髊流渐，弗能污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擫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非贵随罪而鉴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风俗坏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后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堑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

    古者设法而不犯，刑错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其于化民也，若风之摇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临贤，虽严刑罚，民弗从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

    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

    夫圣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虽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将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犹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汤，将欲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周公股肱周室，辅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诛之以定天下，缘不得已也。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险除秽，由冥冥至炤炤，动于权而统于善者也。

    夫观逐者于其反也，而观行者于其终也。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米，曾子架羊，犹之为知也。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游不论国，仕不择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趋也；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

    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川谷；趋行蹐驰，不归善者不为君子。故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此异行而归于善者。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于丑者也。

    故君子之过也，犹日月之蚀，何害于明！小人之可也，犹狗之昼吠，鸱之夜见，何益于善！夫知者不妄发，择善而为之，计义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赖也，身死而名足称也。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蹐驰，百事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使人左据天下之图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视死若归，义重于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义所全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义为准绳也。

    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宫室者，非爱木也；不大钟鼎者，非爱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为万民仪。

    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夫调，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

    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浦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周处酆镐之地，方不过百里，而誓纣牧之野，入据殷国，朝成汤之庙，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桴毁鼓，偃五兵，纵牛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讴而乐之，诸侯执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灵王作章华之台，发乾溪之役，外内搔动，百姓罢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饿于乾溪，食莽饮水，枕块而死。楚国山川不变，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则相率而殉之，灵王则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

    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在四邻；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汤处亳七十里，文王处酆百里，皆令行禁止于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于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行可夺之道，而非篡弑之行，无益于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炤炤乎！从冥冥见炤炤，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且聋者，耳形具而无能闻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见也。夫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闻者，所以通人于己也，喑者不言，聋者不闻，既喑且聋，人道不通。故有喑、聋之病者，虽破家求医，不顾其费，岂独形骸有喑、聋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务通也；不明于类也。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浅，而物变无穷，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问学之所加也。夫物常见则识之，尝为则能之，故因其患则造其备，犯其难则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寿，而观千岁之知，今古之论，虽未尝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谓有术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说；欲知轻重而无以，予之以权衡则喜；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快射。又况知应无方而不穷哉！犯大难而不慑，见烦缪而不惑，晏然自得，其为乐也，岂直一说之快哉！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亦戚矣；享谷食气者皆受焉，其为君亦惠矣；诸有智者皆学焉，其为师亦博矣。射者数发不中，人教之以仪则喜矣，又况生仪者乎！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野必辟矣；以积土山之高修堤防，则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马鸿雁之费养士，则名誉必荣矣；以弋猎博奕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故不学之与学也，犹喑、聋之比于人也。

    凡学者能明于天下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节制度。构而为宫室，制而为舟舆是也。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一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草木，洪者为本，而杀者为末；禽兽之性，大者为首，而小者为尾。末大于本则折，尾大于要则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养物也有先后，人之于治也，岂得无终始哉！

    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语曰：不大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

    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为庸；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

    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故弁冕辂舆，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尝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于耳，兼味快于口，非其贵也。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说掇取也，非天下之通义也。

    圣王之设政施教也，必察其终始，其县法立仪，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备一物而已矣。见其造而思其功，观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弥久而不垢。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故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师涓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太息而抚之，所以防淫辟之风也。

    故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机械而实衰也。巧诈藏于胸中，则纯白不备，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鸣，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弦有缓急小大，然后成曲；车有劳逸动静，而后能致远。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动者也。故上下异道则治，同道则乱。位高而道大者从，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大政不险，故民易道；至治宽裕，故下不相贼；至忠复素，故民无匿情。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吴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于刀笔之迹，而不知治乱之本也。吴起以兵弱楚，习于行陈之事，而不知庙战之权也。晋献公之伐骊，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苏叹之，见其四世之被祸也。吴王夫差破齐艾陵，胜晋黄池，非不捷也，而子胥忧之，见其必禽于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鲍叔、咎犯随而辅之，知其可与至于霸也。勾践栖于会稽，修政不殆，谟虑不休，知祸之为福也。襄子再胜而有忧色，畏福之为祸也。

    故齐桓公亡汶阳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晋之地而亡。圣人见祸福于重闭之内，而虑患于九拂之外者也。

    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家老异饭而食，殊器而享，子妇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费也，然而不可省者，为其害义也。待媒而结言，聘纳而取妇，初絻而亲迎，非不烦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然而伤和睦之心，而构仇雠之怨。故事有凿一孔而生百隟，树一物而生万叶者，所凿不足以为便，而所开足以为败，所树不足以为利，而所生足以为濊。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为其来蛉穷也；狸执鼠，而不可脱于庭者，为捕鸡也。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亡于彼者。故行棋者或食两而路穷，或予踦而取胜。偷利不可以为行，而智术不可以为法。

    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书》曰：“能哲且惠，黎民怀之。何忧讙兜，何迁有苗。”智伯有五过人之材，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于乱也。


译文：
     天上设置日月，陈列星辰，调节阴阳，布设四季。白天由阳光照耀，晚上让它们休息，用风来吹干，用雨露来润湿。上天化育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养育，但万物倒茁壮成长了；上天杀灭万物，却看不到是怎样杀灭，但万物倒凋落死亡了。这种无形的生灭手段，叫做神明。圣人仿效大自然，所以他在给人们带来福祉时，看不见他有什么行动，但幸福却降临了；他在为人们除去祸害时，看不见他在采取什么措施，但祸害却消除了。这正是远离之却靠近之，延近之却疏远之。稽查它们得不到踪影，观察它们却又不虚妄。每天算计，效果甚微；长年累月则功效卓著。湿气降临，看不见它的形状，但木炭却已增加了重量；风将吹临，看不见它的形象，但树叶却已摆动了；时光的推移，不留明显的痕迹，但草木却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枯萎；千里马日夜兼程奔驰传递着，而烽火台上的烽燧并不见它的传递，但传到下一站的时间，总在驿马之前。所以，天将要起风，草木还没有反应，而鸟儿却已经从树上飞离；天将要降雨，乌云还没有聚集遮盖天空，而鱼儿却已经浮出水面喘气了，这是阴阳二气互动交感的缘故。因此，寒暑、燥湿，按照类别而相随从；声音回响的疾速、缓慢，按照音类而相呼应。所以《易经》说：“鹤在树荫里鸣叫，它的同类小鹤在附近应和着。”殷高宗武丁居丧，三年内闭口不言，四海之内随之寂然无声；但一旦他发布号令，便震撼天下，这是遵循天意而使天下像呼和吸那样感应。所以，一旦触动根本，百枝万叶都会随之摇晃，如同春雨浇灌万物，浑浑然流淌，源源不断地施泽着，没有什么地方不受润滋，没有什么植物不被养育。

     所以圣人顺应天意，一出声音就震动天下。因此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感发起至精至诚的情感，那么他的形体之气就会感化天，随之就会有吉祥的瑞星出现、神龙也会降临、吉祥的凤凰也会翔临、甘泉也会自地涌流、五谷未布而生长、江河不会泛滥、大海不会肆虐。所以《诗经》说：“祭祀安抚众神，并顾及黄河五岳。”如果违逆天意，暴虐万物，就会出现日食、月食，五星也会偏离它的正常运行轨道，四季就会与时令相违背，白天昏暗、夜晚放光、山峰崩塌、河流枯涸、冬天响雷、夏天打霜。《诗经》上说：“六月繁霜，令我心忧。”上天和人事，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国家危亡而天象变异，世道混乱则虹霓呈现，万物是相互联系着的，灾异之气是会互相激荡相通的。 所以神灵之事，是不能凭智巧去做的，是不能靠筋力去力求的。天地包容着、阴阳化育着、雨露滋润着，这样便产生万物；那翡翠玳瑁、瑶碧玉珠是文彩明朗、滋润光滑，抚摩它不会损缺，历久而不变形，天成自然是奚仲无法摹仿的，鲁班不能复制的：天地自然造化万物的本领就是这样神奇，我们把此称为“大巧”。

     宋国有人用象牙为国君雕刻了楮树树叶，花了三年时间才雕刻成功，叶的脉络细如微芒，叶子的厚薄、颜色都十分逼真，将它放在真的楮树叶中分不出真假。列子说：“假若天地自然也要花三年时间才能长成一片树叶的话，那么万物中有叶子的就太少了。”那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抚育它们，它们则很快生长；寒风吹刮它们，它们则很快凋零，哪会像人工雕刻那样费劲辛苦？所以凡可以度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凡可以计数的都是有限的。而最大的东西是无法度量的，极多的东西是数字无法统计的。所以九州是不能用顷亩来计算的，八极是不能用“道里”来计算的，泰山是无法用丈尺来尺量的，海水是无法用斗斛来量度的。所以大气慨的人和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并和四季相协调。所以圣人怀着天一样的气概，有着天一样的心怀，持执着中和之气，不出庙堂便能恩泽施行四海，移风易俗，感化民众使之从善，却像出自他们的本性，这就是精神感化。《诗》中说到：“慎守自然，和顺又平安。”那鬼神，看它不见形体，听它不闻声音，然而每年祭祀上天，祭祀山川，祈求上天、山川之神降福，每逢旱灾，举行雩祭以祈求降雨，消除灾难以占卜来决定事宜。《诗》中说：“神灵的到来，是无法揣度的，又怎么可以厌弃神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天达到它的高度，地达到它的厚度，月亮照耀着夜空，太阳照耀着白昼，阴阳化生，众星明亮，这些自然现象并不是人有意造成的，而是遵循规律，自然而然这样的。所以阴阳四时变化，并不是为了生育万物；雨露按时降落，并不是为了养育草木。神明接触，阴阳融合，万物自然而然产生。所以高山深林也不是为着虎豹而设置的；大树繁枝也不是为着飞鸟而生成的；江河千里渊深百仞也不是为着蛟龙而形成的。山达到一定高度，森林长成一定广度，鸟兽们自会在山中居住、在树枝上栖留、在穴巢中安身、在洞穴里藏身、在溪谷里潜泳、在旱陆地行走、各自找到适宜于自身的处所安身生存。大的产生小的、多的产生少的，这是天地自然规律。所以小山丘不可能兴起云雨，小水坑不可能产生鱼鳖，这是因为它们太小的缘故。牛马身上产生的热气蒸发会生成虱子，但虱子之气蒸发不可能产生牛马。所以养育变化是从外而生，不是生成于事物内部。那蛟龙藏匿于深渊，而它的产卵孵化却在岸上进行；礣蛇雄的在上风鸣叫，而礣蛇雌的却在下风鸣叫便可以受孕孵化成幼蛇，这是精之感应而造成的。所以圣人修养心性没有比修炼精诚更好的了，如达到至精至诚的境界，就能感动化育对象。现在那得道的人，内身藏着至精至诚，精神栖安于心中，虚静恬淡，胸怀悦穆，邪气就没有滞留的地方。四肢关节协调，全身肌肤蒸发汗污，内脏散泄浊气，这样心脏机枢调和轻松，全身经脉九窍便无不顺畅连通，这是因为精神处在了自己应处的居所，这哪里是关节的抚慰、毛发的保养所能办到的！

     圣明的君王处在君位上，空廓没有形象，寂静没有声响；官府像无事可做，朝廷久无人迹；民间没有隐居之士、没有避世佚民；百姓没有劳役，刑狱没有冤屈；四海之内，没有人不仰慕君王的德行，依照君王的旨意；夷狄这样的国家，通过重重翻译来朝见：这种情景并不是靠挨家挨户地劝说宣传实现的，而是靠君王将精诚之心推广施行于天下来实现的。《诗》这么说：“恩惠施加给中国本土，这样可以安抚四方的诸侯。”内部事情治理顺畅，四方诸侯、夷狄自然安宁。过去太王亶父在邠地的时候，狄人经常来攻打，亶父率家族离开邠地，百姓们携幼扶老，背着锅甑跟随着他，翻越梁山，在岐周建立起周国：这情景不是靠硬性命令所能做到的。秦穆公为了不让山野人吃了骏马肉而伤胃生病，便送好酒给山野人喝，后来在同晋国打仗时，这些山野人就拼死报效秦穆公：这情景就不是像以契约索还债务那样所能做到的。宓子贱治理单父，巫马期前去考察他的教化效果，看见夜晚捕鱼者都将捕到的小鱼放掉：这情景就不是靠刑罚所能禁止的。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时，国内道路上没有拾取他人遗失的物件，集市上没有哄抬物价的情况，耕田、捕鱼时人都谦让年长者，老人不用背扛肩负重物：这情景就不是单凭法令所能做到的。那箭之所以射得远并能穿透硬坚物，是靠的弓弩的力量；但箭之所以能射中靶心，则靠的是人的心智。奖赏好人惩罚残暴，要靠政令；但政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则是靠执政者的精诚。所以说，弓弩虽然强硬有力，但不能独自来射中目标；法令虽然严明，但不能独自施行：一定得需要精诚之气之神来帮助弓弩、法令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详细地阐明道理要百姓接受，但百姓就是不听从接受，这是由于在上位的人的精诚之心没有施用到百姓身上去。

     天地四时，并不能直接产生万物，神明接交阴阳融合而使万物产生；圣人治理天下，并不是要强行改变人民的品性，而是依从人民已经所具有的品性，涤荡其中的污浊部分，引导他们向好的素质转化。所以因循规律办事，效果就显著；人为操作，不按循规律，收效就细微。夏禹开凿龙门，辟开伊阙，疏导长江黄河，使它们向东流入东海，这是依循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水性。后稷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施肥种谷，让五谷各自得到适宜生长的环境，这是按照土地的地形、肥瘠的特性来做的。商汤、周武王率领兵车三百辆、甲兵三千人，讨伐暴乱，分别制服了夏桀和商纣，这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来完成的。所以能够遵循自然规律，就能无敌于天下。万物都有其自然规律，人只有按客观规律，才能从事治理。所以优秀的木匠是不能砍斫金属物的，灵巧的冶工是不能熔毁木材的，这是因为金属的特点决定了不能砍斫，木材的特性决定了不能熔毁。调和泥土制成陶器、挖空木头做成舟船、熔化金属铸造刀剑、熔铸金属造成钟，这都是依循它们的各自特性而做成的；驾驭牛马拉车、让公鸡报晓、让狗守门护宅，这都是顺应了它们的本能特性。人有情欲的本性，所以制定隆重的婚姻礼节；人有食欲的本性，所以规定了宴请的礼仪；人有喜乐的特性，所以有钟鼓管弦的乐器和音乐；人有悲哀的本性，所以制定服孝哭丧的礼节。所以先王制定法令、礼仪，都是根据人的爱好来节制修饰的。根据人有情欲的本性，制定了婚礼，因而界定男女有别；根据人有喜乐的特性，制定了雅颂之音，因而风俗不至于放荡；根据人民珍惜家室安宁、妻儿快乐的愿望特点，教导人们和睦孝顺，因而父子间有亲情；根据人有喜交朋友的特点，教导人们敬重长者，因而长幼有序。在做到上述这些以后，再制定朝见天子聘礼诸侯的礼节，用以分别贵贱；规定宴酒习射的礼节，用以明确长幼次序；定时检阅车马、整顿军队，来学习军事；让子弟进学堂学习，来提高人伦道德修养。这些做法全都是依循人的特性来制定的，然后再由圣人来加以教导培养，使人能成才。所以如果人没有这方面的本性，就难以加以教导；而人有了这方面的本性而没有对此加以教养引导，也不能使人走上正道。这就好像蚕茧有抽丝的特性，但不经过女工的煮熬、牵丝，就不能成为丝线；这也好像禽卵孵化成雏，如不经过雌禽长时间的孵抱温暖，就不能变成雏。这就说明人具有仁义的天性，就非得要经过圣人立出法度来加以教导，否则就不能使他们归入正道。所以先王进行教化，是依循人们喜善的特点来引导勉励人们向善行善；是依循人们厌恶的特点来禁绝奸邪；因此刑罚不动用，威势就能畅行如流水；政令简约，感化照耀如神灵。所以，依循人的天性则天下人就听从；违逆人的本性则法令公布都无济于事。

     过去五帝三王临朝执政实行教化，一定要采用“参五”的方法。什么叫“参五”呢？上效法天象、下效法地理、中取法人事。于是就设立明堂朝廷，颁布明堂政令，以调阴阳之气，协和四时之节，辟除疾病之灾。俯视地理，制定度量制度，考察山岗平原水域及土地肥沃贫瘠高低各种条件以适宜种植何种谷物，安排生产创造财富，以消除饥寒之祸患。中考核人的品德，以制定礼乐，推行仁义之道，理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清除暴乱的祸根。还阐明金木水火土的特性，来确立父子之情从而建立家庭；分辨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原则，来确立君臣之义从而形成国家；审察四时季孟的先后次序，来确立长幼间的礼节从而设置百官等级：以上三方面的考察及制定叫做“参”。规定君臣之间的节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交际原则，这就叫做“五”。还分割土地使民众分属各州、分派职官治理、修筑城市让人们居住、划分宅地区分不同的地域和家族、分配财物使民众有穿有吃、设置学堂教育子弟，让他们早晚勤于民事：这是治理天下的纲纪。然而这些纲纪要有适当的人才来推行贯彻才行，如用人不当就会废驰纲纪。尧帝治理天下，政教平和，德泽滋润融洽人民，他在君位七十年，便开始物色寻求能继承帝统君位的人，命令掌管四方的诸侯举荐那些处在卑微地位而有才德的人。于是四方诸侯举荐了舜，并把舜推荐给尧帝。尧帝就将自己的两位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作妻子，以考察他治家理家的能力和态度；还把管理百官的重任交给他，来考察他治国外交的才能。又派舜深入林麓之中，狂风雷雨也没使舜迷失方向和道路。于是尧帝就将自己的九个儿子托付给舜，并赠给舜昭华美玉，正式将君位传授给舜。尧帝如此慎重地挑选继承者，是因为尧认识到虽然自己制定了不少法度，但自己的儿子丹朱因不贤凶顽仍难以胜任统治天下的重任。

     事物没有只张不驰、只成不毁的，唯有圣人的事业能够长盛不衰、盈满不亏。神农氏最初发明琴是为了集聚归化人心于神明，杜绝性情的淫乱；但到了后来，有人就放纵于音乐，不知返归本性，淫而好色，以至于亡国。夔当初创作音乐，都符合五音、六律，并和八风相通；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人就沉湎于过度的欢乐享受之中，不顾政事以至于灭亡。苍颉最初创造文字，用来管理官吏，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使愚笨者不至于忘事，聪明者能记录下久远的事情；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就有人利用文字私自刻写伪造骗人的文书，为有罪者开脱，捏造虚假的文字以杀害无辜者。汤当初建造园囿，是为了供奉宗庙祭祀用的鲜肉干肉祭品，以及训练士兵射箭和驾御以防不测事件；但等到后来衰世时期，这园囿就被贵族用来驰骋猎射，以至耽误百姓的农时，使人精疲力竭。尧帝推举禹、契、后稷、皋陶，使政事教化平和，消除邪奸恶人，诉讼的事也不发生，人民丰衣足食，贤能的人勉力向善，不贤者也被君王的德政所感化；但到了后来末世，人们就结党营私，各自推举同党占据要位，废弃公心而追逐私利，朝廷内外，同党互相吹捧抬举，这时奸邪掌握朝政，贤德者只得隐居山野。所以，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凡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凡物盈满了就会有亏损。五光十色虽然明亮，但时间一长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一定的季节就要凋零；凡物都有它的兴与衰，不可能老是一个样子。所以圣人在事情实在行不通时总要改弦易辙，法规弊旧时就要改革，这并不是他们喜欢改变古制和常规，而是因时世变了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挽救破败振兴衰落、革除淫邪纠正错误，来调整天地社会之气氛，使万事万物在适宜的生存环境下得以发展。

     圣人如同天覆地载，如同日月照耀，如同阴阳调和，如同四季变化，对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不分新旧、不论亲疏，都能一视同仁、温暖普照，所以圣人是效法天道。天时不可能只有一个季节，大地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利益，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本事，因此圣人的事业不能不是头绪繁多，旨趣行为不能不是多方面的。代表着五行的不同气质，尽管相异但都适宜协调；不同门类的六艺，尽管不同但它的本质却是一致的。温惠柔良，是《诗》的风格；淳庞敦厚，是《书》所教诲的；清明条达，是《易》的要义；恭俭尊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裕简易，是《乐》的教化；刺讥辩义，是《春秋》的优点。所以《易》的过失是在于隐秘难测；《乐》的失误是在于导致淫逸；《诗》的过失是在于使人怨愚；《书》的失误是在于使人拘泥旧法；《礼》的过失是在于使卑尊者互相嫉恨；《春秋》的失误是在于使人互相诋毁。但这六种经典圣人却是兼取并用，通过剪裁取其精华。失去本旨就会混乱，掌握本旨就能得到治理；这其中的精华在于协调好各种关系，而其失误在于权变本旨和要义。水火金木土和谷，属于不同的物类，但却都可被利用；规矩权衡和准绳，形制各异而都能适用于对象；丹青和胶漆性质不同，但各有各的用途：这说明事物均有它适用的范围和对象。车轮是圆的，车厢则是方的，车辕是直的，车衡则是横的：形状不同但均出于使用的方便。骖马喜欢奔跑，服马喜爱缓行，带不厌新，钩不厌旧：这是因为它们所处的环境地位的不同的缘故。《关雎》篇以鸟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美感，这是因为雎鸠鸟雌雄有别不杂居；《鹿鸣》篇用鹿鸣起兴，君子从中得到尊崇美，这是因为鹿群有发现食物互相呼唤共同享用的美德。在泓水之战中，宋军惨败，宋襄公被俘，但《春秋》却尊崇宋襄公，这是因为看重宋襄公不攻击还没排好阵列的军队的仁义思想；宋伯姬坐在堂前不下堂而被火活活烧死，《春秋》仍然尊崇宋伯姬，这是因为看重宋伯姬不超越礼节行事的品行。成就事业，建立功名，哪里用得着做很多事情，只须抓着本旨根本就行。典籍所记载的也只是某人某事的某方面而已。

     王乔、赤松子远离尘世，脱离人间邪恶纠纷，吸取阴阳融和之气，食取天地之精华，吐故纳新，踏虚升飞，乘云游雾，可以称为养性者，但是不能称为孝子。周公诛管叔、蔡叔，以安定国家、平息叛乱，可以称为忠臣，但是不能算是爱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为天下铲除残暴奸贼，可以称为仁惠的君主，但不能算是忠臣。乐羊攻打中山城，久攻不下，中山人烹了他的儿子，乐羊竟尝了中山人送来的他儿子的肉羹，以显示自己的威武强势，这可称得上良将，但是不能算作是慈父。所以，事物均有多面性，要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不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值得否定的一面，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虞舜和许由的行为尽管各异，但均是圣人；伊尹和伯夷走的道路尽管不同，但都是仁者；箕子和比干的行动尽管不一样，但都是贤者。所以将士中有的轻捷、有的重缓、有的贪心、有的清廉，这四种将士的性格特点各异，但在战争打仗中缺一不可。轻捷者好动，重缓者好静，贪心者好取，清廉者则不贪求非分的利益。所以勇猛敏捷者可让他们冲锋搏击，而不可让他们固守；重缓者可让他们固守，倒不适宜让他们冲锋搏击；贪心者可让他们积极攻取，而不可让他们安守本职；清廉者可让他们安守本职，倒不适宜让他们积极攻取；忠诚守信者可让他们持守约定联盟，而不能要他们也随机应变。这五种人的性格相反，但圣人却能对他们兼容并蓄而用之。这说明天地自然不只是容纳一种事物，阴阳两气的交融也不只能产生一种物类。海水只有不推辞小的积水才能成就它的博大；山只有不拒绝土石才能成就它的崇高。如果持守一角就会抛弃遗漏万方世界，如果取用一物就会舍弃其他事物，这样就必定获得的很少，所能治理的范围也一定很浅窄。

     治理大国的治术不能琐碎，国土辽宽的管理制度不能偏狭；处在高位的人处事不能烦琐，百姓众多的政治教化不能苛细。事务琐碎就难以治理，法令烦杂就难以推行，欲求多就难以满足。一寸一寸地量，量到一丈时就一定会有误差出现；一铢一铢地称，称到一石时就一定会有差错出现。反之用石和丈为单位来称量，既简单又少失误。挑选丝头、细数米粒，是既麻烦又不精确。所以从大的方面入手就容易运用智慧，纠缠于细曲枝节就难以发挥智慧。所以对那些无益于治理，只会增添麻烦的事，圣人是不会去做的；对那些不实用，只会浪费精力的事，聪明人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要做成大事只有简约，要做好大事也只有俭省，欲求要满足只有欲求少；这说明功业简约则容易完成，事情俭省容易办到，欲求寡少容易满足。容易办成的事情，拿来交给人家办理，也就容易办成。孔子说：“太烦琐的论证辩说只会损害真理，太计较蝇头小利只会妨害大义，太卖弄雕小技艺只会破坏大道术，太小的见识是无法产生通达观念的；要想通达大度，就必须要简约。”

     黄河因为曲折连绵，所以能流向远方；高山因为绵延深长，所以能既高又大；大道因为悠游，所以能化育万物。只通晓一类事，明了一种说法，掌握一门技艺，可以对某些事物有精到的认识，但不可能广泛应对所有事物。办事处事像蓼菜成行那样有条不紊，像甂瓯有底座那样稳当可靠，秤着柴来烧灶，数着米来做饭，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只能做些小事情，而做不了大事情。圆符合圆规的要求，方符合矩尺的要求，行动起来能仿效兽类，停止下来能相当文静，能够指挥这样列队的人可以愉舞娱乐，但不能指挥军队。洗洁杯子再盛食物，洗好酒器再盛酒，洗净手后摆食品，这样的人可以负责几个人的饮食，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现在祭祀的时候，屠宰烹煮、杀狗烧猪、调和滋味，这是厨师的事；陈设簠簋、排列樽俎、放置笾豆，这是巫祝的事情；斋戒严肃、穿着礼服、仪态深沉、闭口不谈，神灵以此为代表，这是尸主的任务。厨师和巫祝即使不称职，尸主也不能越过樽俎去代替他们。所以弹瑟的时候，总是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缓；处理事务则是贱者劳碌而贵者闲逸。舜当天子时，只是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得到了治理。周公饭菜摆在案前，钟鼓悬挂在架上伴奏，四方异族就归顺降服了。秦始皇赵政白天判断案子，夜里处理文书，还派出监察御史到各个郡县视察，忙忙碌碌，又派兵戍守五岭以防越人，修筑长城以防胡人，但是奸邪还是不断产生，盗贼成群结队，这正是政务越烦杂乱子就越多。所以法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治国的根本，就像弓和箭，只是射中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射中靶的关键。

     黄帝说：“茫茫昧昧，凭借着上天的神威，与天地元气相通。”所以与元气同一相通者可以称帝、与道义同一者可以称王、与强力同一者可以称霸，这三方面都不具备的，就只能灭亡。所以国君如有侵犯征伐别国之心，邑城里的狗便会成群吠叫，雄鸡就会半夜啼鸣，兵库里的器械就会响动，战马就会躁动震惊。一旦和敌国消除仇怨，停止战争，家中的父老乡亲就能睡得香甜，巷里就没有聚集的人群议论纷纷，妖害就不会产生：这不是法令施行的效果，而是精诚之气感化的结果。所以不用言说便显示诚信、不施恩惠就显示仁慈、不必动怒就显示威严，这是以天之心来感动变化的；施舍恩惠才体现仁慈、言说以后才显示诚信、发怒了才显示威严，这是用人之精诚来感化的；施舍了恩惠还不显仁慈、信誓旦旦还不显诚信、大发雷霆还无威严，这是做表面文章造成的。所以用“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少，也足以感化民众；没有以“道”来统帅，法令即使很多，也不足以安定民众，反而不断地出乱子。

     修身，最重要的是修养精神，其次才是修养形体；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形成感化，其次才是严明法令。精神清明，心志平和，全身血脉都安顺，这才是养性的根本；养得肌肤肥胖、脂膏满腹还嗜欲不断，这是养生的末节。人民互相谦让、争处卑下地位、分配利益时争着拿少的一份，并努力工作争着做辛苦的事，每天向善上进却不知怎么变化的，这才是上等的统治；用物质利益来激励人，并经常宣传说教劝人向善，使百姓畏惧刑法而不敢妄为，上面执法严明，下面百姓服服帖帖，这是下等的统治术。上古时代注重养性根本，而末世则注重枝末细节，这就是太平世道难以重现的根本原因。想治理好社会的圣主并不是每个世代都会出现的，而那些能够辅佐圣主治理社会的贤臣也是万人中难觅一个；万人中难觅一个的贤臣要想碰上不是每世代都出现的圣主，那就更困难了，所以说贤臣和圣主的结合真的是千载难逢。

     水性柔和而清澈，那些幽谷中不流动的积水会长满青苔，这是因为没有疏理水的本性而造成的。如果挖深谷口水道，使之通畅，并用土堵塞不必要的水潭，使之不让积水，这样，谷水就能顺高势向下流动，这样即使有杂物和腐骨浸泡，也不会使水质污染。水的本性没有改变，这水的混浊变质和水的清澈甘甜，其原因在于这水是流通还是不流通。社会风俗也是如此。如果开导疏通民众的善良天性，堵塞人们萌生邪恶的念头，开启他们向善从善的正道，堵塞其邪道，使之朝着一条正道上发展前进，这民性就会善良，社会风气就美好。

     因此人们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看重扁鹊根据病情调配药方，而是看重扁鹊他的切脉息而了解病因知道病根。同样，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看重圣人根据罪行来量刑，而是看重圣人了解这产生动乱祸害的缘由这一点。如果不治理社会风气培养良好风尚，放纵邪恶泛滥，而到了邪恶泛滥之时再动用所谓的刑法去惩治，这刑法即使能铲除奸贼邪恶，但仍无法从根子上禁绝邪恶。禹用了夏朝的法度，称王天下；桀也是用了夏朝的法度，却遭灭亡；汤用了殷代的法度，称王天下；纣王也用了殷代的法度，却遭灭亡：这不是因为法度有还是没有的原因，而是纪纲没有得以伸张，社会风俗已经败坏的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法度并没有亡佚，但后来的世道却不能治理好，这是因为以后没有三代圣王那样的智慧；音乐中的六律仍然存在，但没人能够听得懂，这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度虽然存在，但一定得等到圣人出现以后才能治理好天下；音律虽然没有变，但一定得由名乐师去辨别它。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有了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也并不是没有法，而是社会中没有贤人。晋献公想讨伐虞国，但宫之奇在那里，晋献公为此寝食不安，因而不敢轻易派兵攻打虞国。后来晋献公用宝玉和骏马来贿赂虞国国君，向虞国借路讨伐虢，宫之奇知道其中有诈，劝谏虞君，虞君贪宝玉和骏马不听宫之奇的劝谏。宫之奇见自己的劝阻无效，就越出国境逃走了。荀息在灭掉了虢国以后顺路又将虞国灭掉了，这样兵不血刃又将宝玉和骏马带回晋国。所以防守不仅仅依靠壕堑的坚固，攻城不单单凭借冲车的高大，而是取决于是否得到贤人来辅佐。因此，臧武仲用他的智慧保住了鲁国，使天下诸侯无法灭掉鲁国；蘧伯玉用他的仁爱安宁了卫国，使天下诸侯无法危害卫国。《易经》说：“空旷一间屋，草席盖顶，从门缝往里看，空寂无人。”所谓“无人”，并不是说没有普通百姓，而是说没有圣人统理。

     民众如果没有廉耻之心，就无法治理他们；如果不修治礼义，廉耻之心就无法树立起来。民众不知礼义，法令也无法使他们走正道。不推崇好的风尚，废除丑恶现象，民众就不会遵循礼义。没有法当然难以治理国家，但民众不懂礼义，这法也无法推行实施。刑法能杀掉不孝之人，但却不能使人像孔子、曾子那样讲孝道；刑法能惩治偷盗者，但却不能使人做得像伯夷那样廉洁。孔子的弟子中有贤人七十人，学生有三千人，这些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门讲敬爱的，言辞都符合礼义法度，行为都规规矩矩可作表率的，这些都是教育形成的。墨子有门徒一百八十人，都能够为义赴火蹈刃，义无反顾，这些都是教化造成的。刻肌肤、刺皮肉、受伤流血，是最难做到的，可是越人就以刻字文身来求得荣耀。圣王处君位，明确好恶的是非标准并公布于众，规定诽誉的标准并加以引导，亲近贤才并举用他们，轻视不贤者并黜退他们，人们没有受伤流血的痛苦，而有出人头地、尊贵显达的名声，这谁不想听从呢？

     古时候法令颁布，却无人去触犯它，刑罚设置，却无人去使用它，这不是本该用刑而不去用刑，而是因为百官都想着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各项工作都兴盛成功，礼得以建立并任用贤能有德之士，使刑法没有可用之处。所以推举天下的高才来担任三公，举荐一国的高才来担当九卿，选举一县的高才来做二十七大夫，推荐一乡的高才为八十一元士。因此，智慧超过万人的称之为“英”、智慧超过千人的称之为“俊”、智慧超过百人的称之为“豪”、智慧超过十人的称之为“杰”。明了天道、审察地理、通晓人情，心胸博大足以容纳众人、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诚信足以统一差异、智慧足以应付变通，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实施教化、行为足以暗合道义、仁慈足以得人爱戴、英明足以照耀下层，这种人就是人中的“俊”。行为足以为人师表、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公平分配财物、诚信足以遵守信约，做事值得效法、说话合符道理，这种人就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工作而不荒废、为人正义而不结党营私、遇见危难而不苟且躲避、看到利益而不贪得，这种人就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以他们自己的才能大小安处在恰当的位置，各得所宜。这样就能由本流末、以重制轻，在上位的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应和什么、上面行动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追随什么，四海之内，人心所向，背弃贪鄙而向往义理，这样来教化民众，就如同风吹草木，草木随之伏倒一样。

     现在反过来让愚者去教化民众、让不贤者凌驾贤者之上，即使刑法酷严，民众也不会服帖，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所以，圣明的君王举用贤能者来建立功业，无能的君主则任用和自己一样的人。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称王天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称霸天下：这都是举用贤能建立功绩的事例。夫差信用太宰礱而招致亡国，秦帝王任用李斯、赵高而导致灭亡，这就是任用与自己相同类型的奸佞之徒的例子。所以只要看帝王君主举用何种人才就可知道社会治乱的状况了，只要观察这些人和何种人结党就可知道他们是贤还是不贤了。

     圣人常常是以曲求伸、以枉求直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尽管行走在邪僻幽暗的路上，但那是为了振兴大道、完成事业，这就如同穿过深山密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者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安宁，于是充当起厨师，调和五味，背着鼎锅和砧板四处奔波，曾五次去见桀、五次去见商汤，为的是要把混浊的世界变得清澈起来、将危亡的社会变得安定起来。周公作为周王朝的股肱大臣，辅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协同纣王之子禄父图谋作乱，周公为了捍卫王室，诛杀了他们以平天下，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管仲担忧周王室衰败，诸侯国之间互相攻打，夷狄异族侵犯中原，人民不得安生，所以他蒙受囚禁的耻辱而不自杀，是因为担忧夷狄异族的祸患和想要平定夷狄异族的暴乱。孔子要想实行王道，东南西北地不停奔走，游说了七十位君王都没有一个愿意采纳他的主张，所以想通过卫灵公夫人南子和卫灵公宠臣弥子瑕的门路来实行自己的主张。他们这些人都是想要平定危亡、铲除污秽、使冥暗社会走向光明，所以行为尽管属于变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统帅的。

     观察赛跑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状况；考察行走的人，要看他到达终点的样子。虞舜尽管流放了兄弟、周公尽管杀掉了兄长，但他们仍不失为仁者；晋文公尽管闹过种米而欲长苗的笑话、曾子尽管做过给羊戴枷不让牴人的蠢事，但他们仍不失为智者。当今世界上，丑恶的人必定假托善行来为自己辩解、邪僻的人必定披上正直的外衣来为自己开脱。他们游说不看是什么国家，求官不论是什么官职，行为也从不避污浊，还说这是符合伊尹之道。分家时争夺财物，亲戚兄弟为此结怨，骨肉互相残害，还说这是符合周公之义。行动不讲廉耻，为了活着宁愿受辱，还说这是符合管仲志向。施行贿赂，巴结权势，立私废公，结党拉派，博取上层欢心以求宠幸，还说这是符合孔子之术。这样就使君子、小人界限混淆不清，无法弄清谁是谁非。所以百川并流，不能东注入海的就不能算河流；都在经营忙碌，不归善良的就不能算君子。所以好的理论是看它是否能实践，好的行为是看它是否合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视爵禄而珍重自身，不因嗜欲而伤害生命、不以利益而拖累身形。李克竭尽全力辅佐国君，统领管理百官，使万民和穆，使国君活着时没有废弃不办的事、死后也没有遗留的忧虑。这就是具体行为各异而目的都想归向善道的事例。张仪、苏秦家庭没有固定的住处，自身也没有固定的君王来事奉，干出的是合纵连横、颠覆他国的事情和阴谋，将社会搞得翻天覆地、乌烟瘴气、混浊不堪，使诸侯晕头转向、无方向，使人民百姓无法安生休息。或者合纵，或者连横，或者联合众多弱小国家，或者辅佐几个富强的国家。这些具体做法不同，但归属于邪恶则是相同的。所以君子的过失，就像日月亏蚀，怎么能伤害其本身的光明呢！小人也有可取之处，但这就像狗在白天吠叫、猫头鹰黑夜能看见，这对善行有什么益处！

     所以智者不盲目行动，选择了善事去做，考虑到合义才去行动，所以事情办成功后这功效足以依赖，人死去后这名声足以能称道。所以即使有聪明才智，也必定得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才能发挥聪明才智干出一番事业来。聪明能干的人都在经营忙碌，种种事情纷纷涌现，而圣人只能拿仁义作唯一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和事，符合的叫做君子，不符合的称作小人。是君子的即使死去，他的名声都不会灭破；是小人的即使得势，他的罪恶都无法抹去。假若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图，而右手拿着刀刎颈自杀，这样即使是傻子都不会去做，因为生命远比据有天下来得珍贵。但是如果有人为了君亲之难而牺牲生命、视死如归的话，那又是值得称道的，因为道义比生命更珍贵。据有天下这利益与生命相比，这利益又显得相当小；生命是贵重的，但与道义相比，这生命又显得相当轻。人们敢于抛弃生命，正是为了保全道义。《诗经》上说：“平易近人的君子，追求幸福不违背正道。”说的就是君子要以诚信正义来作为处世的准绳。

     想要完成霸王功业的人，必定是能获得胜利的人。能获得胜利的人，必定是个强者。能有强大力量的人，必定是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必定是个得人心的人。能够得人心的人，必定是个自身修养有收获的人。所以人心性的修养是自我修养的根本，自我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世上没有自我修养有所收获而失去人心的，也没有放弃自我修养却得人心的。所以治国的根本，务必在于安定民生；安定民生的根本又在于使人民财物充足；而财物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能侵夺农时；不侵夺农时取决于减少徭役兴建之类的事；而减少这类的事又取决于人的节欲观念。而节欲观念的形成建筑于人对清淡恬静天性的返归。没有摇动了树的根部而树梢却静止的事，也没有弄浑浊了水源而让流水清澈的事。所以了解人性真情的人是不会去做人性所不允许做的事；懂得命运实情的人是不会忧虑命运中无可奈何的东西的。所以不修建高大宫室，原因不是爱惜木材；不铸造大型钟鼎，原因不是珍惜铜铁等金属，只不过是遵循天性命运的真情来做事而已，这样的制度就可以成为万民的榜样。现在人是眼睛爱看五色、嘴巴爱尝五味、耳朵沉溺于五音，这眼、耳、鼻、口争着享受、舒服，以至伤损了人的本然天性，每天产生邪念来摧残自己的身体。自己身体都治理修养不好，又能把天下怎么样？所以将自身的修养掌握好了，那么教化民众就可以得民心。

     所谓拥有天下，不是说只拥有天子君位权势、得到传国玉玺和图籍、获得帝王之尊号，而是说还要能够充分运用天下的力量并得到民众的支持。纣王掌握的地域国土，东到东海，西至流沙，南到交趾，北至幽都，军队从容关可以布防到浦水，士卒达十万之多，可是这些士兵最终调转弓箭、倒戟攻打纣王。周武王左手握着黄钺，右手掉动白旄指挥士兵，纣王的部队就土崩瓦解，败逃投降。纣王徒有南面称王的虚名，却无王者君主应有之德，这就是纣王失去天下的原因。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看，桀、纣算不上是真正的王，汤、武赶他们下台也不算是放纵犯上。周国处在酆、镐之地，面积不过百里，可是在牧野誓师讨伐纣王，攻占殷都朝歌，朝拜成汤的庙堂，旌表商容的故里，修固比干的坟墓，将箕子从囚禁中释放出来，推翻纣王的统治以后就折断鼓槌、毁坏战鼓、收起各种兵器，放走从军的战马和解放运输的牛，使之能用到生产劳动中去，插上笏板而治理天下，老百姓纵情歌唱庆贺，诸侯带着珍禽前来朝贡，这就是由于周武王得民心的缘故。

     吴王阖闾征伐楚国，五次攻入楚都郢城，焚烧粮仓中的粟米，砸破刻有九龙的编钟，鞭打楚平王的坟墓，阖闾还住进了楚昭王的宫殿。昭王随之逃亡随国，国内的百姓父老兄弟们扶老携幼跟着昭王逃难，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与敌人吴军对抗，同心协力为昭王拼命战斗。在这个时候，没有将领来统帅布阵指挥，百姓们都各自拼死搏击，最终击退吴军，收复失地。楚灵王修筑章华台，发动乾谿战役，引起国内外震动，百姓疲惫不堪，王子弃疾利用了百姓怨声载道的机会，拥立公子比为楚王，百姓们都甩手背离了楚灵王，楚灵王在乾谿挨饿，只得吃野草、喝路边的污水，最终倒在田野里死去。楚国的江山没有改变，土地面积也没有缩小，百姓的性情也无大的改变，在楚昭王统治时代，人们愿为昭王这样的君主献身，但在灵王统治时期，人们却背弃了灵王离开了他，这是因为一个得民心一个不得民心的缘故。所以如果天子得道，这边远的四夷都成为天子的藩卫；如果天子失道，就以诸侯国为边防了。如果诸侯得道，四周的邻国也都会保护他；如果诸侯失道，就只能以自己的边境为边防了。所以商汤处在亳这个地方时，土地方圆只有七十里，文王处在酆这个地方时，面积不过百里，但他们都能使天下人令行禁止。到了周王室衰败的时候，戎族敢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掳劫凡伯而去。所以得道的君王能凭借仅有的百里地盘对诸侯发号施令；失道的君王就是占据整个天下还会害怕像冀州这样的一个州的诸侯。所以说：别指望人家不侵夺你的天下，如自己站稳了，你所治理的社会就不易被人侵夺。反过来说，你自己走的是一条通向绝亡的道路，却还要非议别人的反抗行为是篡位弑君作乱，这对保护天下到底有何益处呢？

     人所以能生存，是依赖于衣和食。现在将一个人囚禁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即使用美味佳肴来供养他，用绣丽的衣服给他穿，他也不会欢乐，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耳朵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寂寞无聊。假若在黑暗的房间里挖个小孔，能让他看见外面下雨的雨点滴落，他都会快乐地笑起来，更何况敞开房门打开窗户，让他能看到光明世界呢！从原本一片黑暗中看到外界的光明世界都喜不自胜，更何况让他从黑暗的房间里走出来到敞亮的厅堂上，看到日月的光辉呢！见到日月的光辉都心情开朗快乐，更何况登上泰山，站在石封上，眺望八方极远的地方，仰望犹如车盖的天穹，俯视犹如彩带的江河，万物尽收眼底，这样的快乐难道不是更大么！

     那聋子，长着耳朵却不能听见声响；那盲人，生有眼睛却看不到物形。语言，是用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听闻，是让自己了解他人思想情感的。哑巴不能说话，聋子听不见声响，又哑又聋，就无法和人们交流沟通。所以患有聋哑病的人，即使是倾家荡产出钱求医也在所不惜。难道现在只有身体上的聋哑者吗？不，实际上人的心志思想上也有聋哑的表现。手指痉挛弯曲，没有人不想将它弄直的；可是有些人心眼思想上有堵塞、聋哑，却没有人设法将它打通：这种人就是不知道以类相推的方法。观察研究六艺的广博崇高，又详细穷尽道德的深邃妙旨，让自己的思想境界达到无上顶点，下至无底的界限，远达无际的极限，翱翔在无形之中，比四海广宽，比泰山崇高，比江河更丰富，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间无所乖隔，怀着这样的胸襟眼界来看世界，哪能不伟大！人所知道的事情很肤浅，而事物的变化又是无穷的，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知道了，这并不是智慧增长的缘故，而是通过学问增加知识的缘故。事情经常见到就能认识它，事情经常做就可以学会它。所以经常被祸患所困扰就懂得如何防范它，经常遭受困难就知道如何处理它。一个人能够在短暂的一生里学到千年的知识、通达古今，虽然这些知识从未改变过、历来如此，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些掌握千年知识、通达古今者是没有道术的人？

     人想知道高低但又无法知道高低，这时你教他使用管状水平仪来测量高低，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轻重但又无法知道轻重，这时你教他使用秤来称轻重，他就会很高兴；人想知道远近但又无法知道远近，这时你教他使用望远镜，他就会很快活；更何况能应付万方而不穷尽、遇到大难而不惧怕、碰到烦缪而不迷惑，晏然自在，这样的快乐高兴，又哪里是一丁点的快乐所能比拟的。那“道”，有形的事物都由它产生，它如同万物之父母，与物关系密切；世上吃谷、食气者都受“道”的支配，它如同明君，给予的恩惠实在是多；诸多的聪明人都学习“道”，它如同良师，给人的知识实在渊博。射箭者多次射箭都射不中，这时人教他使用瞄准仪，他就会很愉快，更何况制造生产仪器的人呢！

     人没有谁不知道学习是有好处的，但就是不去做，这是因为平时的嬉戏娱乐害成这样子。人又大都以无用的事来妨害有用的事，所以才智无法广博且一天天贫乏起来。如果用开凿养鱼池的力气去耕辟田地，这田野也一定会开辟得很好；如果用堆土积山，修筑高台的功夫去修建堤防，这水也一定会治理得很好；如果以饲养狗马鸿雁的巨资来供养士人，这名声也一定相当荣耀；如果以平时射猎博弈的时间来诵读《诗》《书》，这学问知识一定相当广博。所以说，学习与不学习相比，就像正常人和聋哑人相比一样，差距甚大。

     凡是学习的人都能够明白天人关系，通晓治乱之根本，用平和的心态、清静的头脑来思考，观察事物的来龙去脉，这样也可谓掌握了事物的要略了。天地自然所营造化育的是禽兽草木；人类社会所制定的是礼节制度，还建造了房屋宫室，制作了舟船车辆一类的器具。作为治国的根本是仁义；作为统治的枝末则是法度。凡是人们用来求得生存的是根本，而那些促使人们走向衰败的则是枝末。本和末是建成一体的，对两者都珍惜是人之天性。将“本”放在首要地位，把枝末放在次要位置的人可算是君子；而用枝末的东西损害根本的东西的人称之为小人。君子和小人在其天性上没什么差别，不同的只是一个“先本后末”，一个则是“以末害本”。草木常常以粗大的为根本，细小的为枝末；禽兽又常常以大的为头、小的为尾。草木如果枝末比根本粗大，就会折断；禽兽如果尾大于腰，这尾巴就摇摆不动。所以动物从口中进食就会全身肥壮；草木灌溉它们的根部，就会枝繁叶茂。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是有本有末，养育它们又是有先有后，人对于社会的治理难道就能够没有头绪？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根本，现在如果人们不懂得致力于根本，却致力于枝末的话，那就等于是放弃对树根的浇灌而去浇灌枝叶，做的是一件蠢事。

     再说法度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现在如果我们看重法度而轻视仁义，那就好像看重鞋子帽子而忘记头足，做的也是一件蠢事。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厚实基础，想不加厚基础就扩建房屋，这房屋是要毁坏的；想不加宽基础就增高房屋，这房屋是要倾倒的。秦始皇赵政不增强德政却在一些枝末事上积累加码，所以被推翻；智伯不施行仁义却致力于拓展地盘，所以也被消灭。《国语》上说：“不加强它的栋梁，就承受不住重压。没有比国家更重的了，也没有比德更大的栋梁。”一国君主和他的臣民的关系，就像城墙和墙基的关系，又像树木和根基的关系，根扎得深这树木就牢固，墙基砌得好这城墙就坚实。

     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普天下适用的法则，是治国的准绳。现在看来，商鞅的《启塞》，申不害的“三符”，韩非子的《孤愤》，张仪、苏秦的纵横说，都是一些随手捡取的权宜之术，适用于一时，不是治国统治的根本方针、不反映社会世事的一般规律，也无法被人广博采纳和广泛流传的。楚国令尹子囊以败逃保全了楚国，但是败逃不能成为保全国家的一般规律；弦高以欺诈保全了郑国，但欺诈不能成为保卫国家的常用手法。现在那《雅》《颂》等诗歌，其诗的辞言都是人在真纯情感基础上抒发写成的，所以君臣学习它们便能和睦相处，父子学习它们便能亲密相处。所以那《韶》《夏》等古乐，其乐声浸泽金石、滋润草木。现在如果取用怨思之声，用管弦乐器弹奏出来，听的人就会不是淫乱就是悲凄。这样淫乱就打乱了男女界限、悲凄就感染了悲思气氛，这哪里好称得上是音乐呢！赵王迁被俘虏后流放到房陵深山中，因思念故乡而创作了《山木》这首诗歌，听了这诗歌的人无不落泪流涕。荆轲西去秦国行刺秦始皇，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在易水之滨慷慨悲歌，听的人无不两眼圆睁、怒发冲冠。如果因此就将这类诗歌作为乐歌在宗庙里演唱，这哪里算是古代说的雅乐呢！所以皮弁冠冕和大车，可以使用而不宜过分喜爱；大羹的味道，可以食用但不宜过分嗜好；红色丝弦穿底的琴瑟弹奏出的乐曲，一唱而三叹，可以听而不宜沉浸在欢快之中。所以无声的乐音是用来修正悦耳的乐曲的；无味的清水是用来调和味重的食品的；淫荡的音乐虽然听起来悦耳清新，美味的食品虽然吃起来爽口舒服，但这些都不值得珍贵。所以不以道德为本的事，是不能拿来做榜样仪表的；不符合先王之道的言论，是不能拿来作真理的；和《雅》《颂》不协调的音乐，是不能当作正乐的。所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张仪、苏秦五位先生的言论，只是一些便于巧辩而随手拾取的、适宜一时的权宜之术，算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义。

     圣明的君主在实施政治教化时，必定审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颁布法令确立规范时，也必定弄清事物的本末关系，不只是依据一事防备一物就算了。看到事物的开始就考虑到它的成功，观察到事物的源头就掌握它的流变，所以能够广泛实施而不会枯竭，又历时久远而不受污损。河水发源于山中而流入大海，庄稼生于田野而储藏在仓库，圣人看见事物的产生便知道了它们的归宿了。所以虞舜把黄金深藏在险峻的山里，是为了堵塞人们贪婪卑鄙的欲念。仪狄酿造出酒，禹品尝以后觉得味道甘美，于是放逐了仪狄并且禁绝美酒，禹王这样做是为了制止沉溺美酒的风气流行。师涓为晋平公演奏朝歌北鄙的歌曲，师旷听了在一旁说：“这是纣王时的亡国之音”，并叹息着按住师涓的手不让继续弹奏下去，这是为了防止淫邪风气的流传。所以人民读懂了书、道德就会衰败，懂得了术数、纯厚就会变薄，知道利用券契、信用就会衰退，掌握了智巧、诚恳就会衰亡。巧诈藏于胸中，纯白洁净的品性就不完备、神圣清静的德行就不完整。

     琴瑟本身不发乐声，但它的二十五根弦则各按自己的音调而应和；车轴自己不运转，但车轮的三十根辐条则各用自己的力量使车轮运转。琴瑟的弦有它的粗细紧松，这样才能弹奏出动听的乐曲；车子的各部位有它的劳逸动静的功效，这样才能使车子长时期运转。使琴弦奏出声音的是不发声的琴身，使车子运转于千里之外的是不转动的车轴。以此推理到社会，君臣异道各司其职，这国家就得以治理；君臣同道职责不分，这社会就会混乱。地位高道术深的，臣民就服从；责任重道术浅的，就有凶险。所以贪图小的快乐伤害义，玩弄小的聪明损害道，小的巧辩危害治，苛刻凶狠伤害德。而伟大的德政无凶险，所以百姓民众容易遵循；最好的统治宽松缓裕，所以下层百姓不相争斗残害；最精诚的忠实返回朴素，所以民众不奸邪。

     商鞅为秦国设置犯罪株连的法令，因而百姓们怨声载道；吴起为楚国制定削减爵禄的法令，因而功臣们纷纷背叛。商鞅之立法、吴起之用兵都是天下最杰出的。但就是商鞅的严刑苛法使秦王朝灭亡，这是因为商鞅只知道依靠法令的条条框框这样的文字来执法，而不懂得治与乱的根本之所在。同样，就是吴起的军事用兵削弱了楚国，这是因为吴起只熟悉布阵打仗的事，而不懂得宫廷的权谋。晋献公攻打骊戎得到他的女儿，这骊姬不是不美艳，但史苏就为此事而感叹，这是因为他已预见到晋国四代将要蒙难。吴王夫差在艾陵打败齐国，又在黄池战胜晋国，这不能不算捷报频传，但伍子胥就为此忧虑，这是因为他预见到夫差必被越王所擒获。齐国公子小白逃亡莒城，晋公子重耳流亡曹国，不能不算困窘，可鲍叔跟着小白，咎犯跟随重耳，并辅助他们，这是因为鲍叔和咎犯知道小白和重耳终有一天能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退守栖身会稽山修政处事毫不松懈，谋划复兴从不停止，这是因为勾践知道祸会向福转化。赵襄子伐狄连胜两场却面露忧色，这是因为襄子担忧这福会转变成祸。所以齐桓公丢失汶阳却反而称霸，智伯兼并晋国却反遭败灭。圣人能从重重叠叠的现象背后看到祸福的转化，并能考虑到曲折乖戾处的祸患。

     原蚕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这不是说不想两次获利，但国家法令明文规定禁止这样做，因为两次收获会影响桑树的正常生长。离谷比稻谷先成熟，但是农夫就是锄掉它们，这是因为不要因获小利而影响大的收获。家里老人吃不同的饭菜，用不同的餐具进食，小辈儿媳赤脚送食物到厅堂，跪着给老人长者斟倒羹汤，这样做不是不费功夫，但就是不省略这些礼节，这是因为省略这些礼节就会伤害义理。由媒人说媒订婚约，男女双方聘纳礼品后才能娶走媳妇，男方家人还得穿着礼服去迎亲，这样做不是不烦琐，但就是不能变更这些礼仪，这是因为用这些礼仪来防止淫乱的。让百姓们互相暗中监视，谁犯法便马上报告，用这种方法来举报案情，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好采用，但就是不采用这种方法，这是因为采用这种方法会损伤到百姓间的和睦关系，并使仇怨由此结下而无法解开。所以有些事情一旦开凿一小孔就会导致由此产生的百处缝隙，这就好像种下一树苗便会长出千枝万叶来一样。开凿出一小孔不足以会引出什么事来，但随之引出的百余处缝隙就足以将整个事情搞坏；栽下一树苗不足以有什么收益，但随之生出的繁枝则足以引起麻烦。愚蠢者常常被小利所迷惑，从而忘记有可能带来的祸害。菖蒲虽然能除去跳蚤和虱子，但人们不用它来编席子，因为它会招引蛉穷虫；狸猫能捉老鼠，但人们不会让它在院子里挣脱跑开，因为它会吃掉鸡子。所以有些事利小而危害大，有些事是这里有所得而那里有所失。因此有时候下棋，贪吃了对方两子，反而使自己无路可走，但有时候让对方一着棋，反而取胜了。

     贪利占小便宜的行为是不可以算作德行的，同样，依靠智巧心计办事也不能算作法则的。所以仁和智是人的美好资质。所谓仁，就是爱人；所谓智，就是了解人。爱人，就不可能滥用酷刑；知人，就不易引发动乱。根据礼仪法度治国，就不会发生荒谬之事；不滥用刑法，就不会有暴虐的行为。上面没有烦琐杂乱的管理，下面没有怨声载道的情绪，那么社会各种灾害容易被消除，而中正平和的局面就会兴起。这就是三代昌盛的原因。所以《书》说：“能够既圣明又惠仁，黎民百姓就缅怀追随他，哪用为讙兜忧虑，哪用迁徙有苗！”智伯有五种过人的才能，但仍免不了死在他人手里，这是因为他对人不仁爱。齐王建有三种过人的技巧，但仍被秦国俘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贤能。所以没有比爱人更伟大的，智没有比了解他人更大的；仁和智都不具备，即使审察聪慧敏捷灵巧，勤劳辛苦，也不免出乱子。

卷二十一 要略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惽々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墬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富，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治五藏，瀸濇肌肤，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鉴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者也。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挢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决渎壅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坚守虚无之宅者也。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贬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樽流遁之观，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明也。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

    《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氾论》者，所以箴缕縩繺之间，攕揳儿啮之郄也。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符严，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说山》、《说林》者，所以窍窕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扃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除结细，说捍抟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偃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以使学者孳孳以自几也。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乘，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澄彻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氾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寤乎昭明之术矣。

    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扌麏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烑，润万物而不秏。曼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

    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申子者，朝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国学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译文：
     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即使这部书不能把深奥玄妙的道理提炼出来，但涉猎广泛，也完全能够观察事物的终始了。如果只是提纲挈领地说明大概的意思，而文章中不去剖析最基本的材料，分清事物的本来面貌，担心别人会对基本理论糊里糊涂地搞不清楚，因此较多地增加了一些文字，广泛地加以阐述说明，又害怕别人脱离根本而迢求未接，所以光谈大道而不谈人事，那么便没有办法和社会一起共处：谈论人事而不谈大道，那么便不能和自然变化一起行止。因此著作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

     《原道》的内容，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万物的形成规律，拟象元气的形状，探测大道的深远，而翱翔在无所不包的领域之内。虽然寄托在小处但包容探广，持守简约但治理广大，使人们懂得祸福发生的先后次序，也可以了解行、止的利害关系。果真能够通达它的旨意，对广博纷烦的事物便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了。要想用一句话来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是尊重天道而保持本性；想见第二句话来通晓其中的道理，就是轻视外物而重视自身；要想用第三句话来探究其中的奥秘，就是抛去外物而返回真情。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可以对内润泽五脏六腑，对外浸渍肌肉皮肤。亲身体验到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和它伴随终身。可以用来应对万方，揽合百变。对待万方百变，就象弄丸掌中，自己也完全可以得到其中的乐趣。

     《俶真》的内容，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包含了微妙的有、无相生的精髓，辨别万物的变化规律，等齐合同生相死的形体关系，使人明白超然物外而返回真性的道理，审察清楚仁义的得失，沟通相同与差别之间的联系，观察最高的道德的领属关系，寻求千变万化的头绪，解说清楚深奥玄妙的符验，通达自然变化的根源。

     《天文》的内容，是用来协调阴阳二气的关系，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掌握发生、禁止的季节变化，排列星辰运行的顺序；知道逆行、顺行的变化，避开忌讳和祸殃的发生；顺从天时规律的对应变化，确定五星之神活动的规则。使人能够尊奉天道、顺应变化，而不会扰乱它的正常规律。

     《地形》的内容，是用来穷究南北的长度，测清东西的宽度，划分山陵的形势，区别大川深谷的流向，明确万物的根本，知道生物繁多的种类，罗列山川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通达通达周详，不可以因外物而妄动，不能够因怪物而惊恐。

     《时则》的内容，是说上面安依循自然运行的时序，下面要尽力发挥土地的潜力；据守六度的法则，实行适宜的节令，符合人类生活的规律，形成十二个月的月令，作为共同遵循的准则，—月一年，终而复始，在没有穷尽地运行着，按照自然法则，依样效法。便知道祸福产生的规律，持守和舍弃，开发和禁止，各自都有鬼神的忌日。国君发布政令，按时教化百姓。这样可以使统治天下的国君，知道所从事的政事。

     《览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最精微之气可以上通九天，最微小的事物可以沦没在无形之中，纯清精粹之屋可以进入最洁净的境地，光明的东西可以通向黑暗之中。于是便可以挹取万物，招引同类。撮持积聚，渐渐形成相类似的事物。万物中能够表明意旨，而用形象摹画出来的事物，于是便同自然界的贯通凝塞，疏决川渎，堵塞险要相关联，引导人们的意志，同无穷无尽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以表明万物种类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说明相同之气可以互相应和，阴阳二气的互相融合，而能使天地之间的征兆显露出来，以便使人用来观察遥远而广博的事物。

     《精神》的内容，用来探讨人类产生的本源，而明白人的形骸、九窍，得到形象是与上天同一的；人体的血液、精气，是和自然界的雷霆风雨相比照的；人体的喜怒哀乐，是和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相变化的。审查死生的分别，区别相同、不问的迹象。调节动静的机关、而返回到性命的根本之处。所用来使人爱护保养他的精神，抚慰宁静他的魂魄，不因为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坚守大道的根本。

     《本经》的内容，是用来彰明圣人的美好德行，通达古代圣贤开创的道德规范，略列哀世道德的颓败和古今道德的变化，用来褒扬先世的隆盛，而贬斥末世的弊政。用来使人废黜耳目的聪明，宁静精神上引起的激动，抑制由于情欲而产生的五种淫逸，调节用来养性的天和，分散帝王所操持的权柄，罗列大小之间的差别。

     《主术》的内容，是讲国君统治天下之事。国君按照百官任职，督察责罚，使群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才能，高明地执掌权柄，用来控制臣下，举出名目，按照实际督责检查，并且互相参照。以便使国君学握权术，抓住要害，不致妄生喜怒之情。他的统治术使邪曲正直，排除私欲而能树立公道。可以使百官象枝条通往树干，如车辐辏聚车轴，各自力求干好本业，人人便可以建立他们的功业，这就是国君统治的聪明之处。

     《缪称》的内容，解析道德的理论，排列仁义的区别，稍微间杂人世间的事情，全部汇集在变化莫测的大道之中；假借外物的形象来取得耦合的例证，以便用来相互比方，就象截断小的竹子作为符节，用来适应小的需求一洋。对于解决人们所用的片面之说和巧辩之论，那么就可以感通应对而不致缺乏理论了。

     《齐俗》的内容，是用来统一万物的长短优劣，齐同九夷的风气，沟通古今不同的论说，贯通万物生存的道理，裁定礼义的适宜内容，规划人世间事情的终始。

     《道应》的内容，选取成功之事的事迹，追寻观察往古之时的印迹，考察祸福利害之间的正反关系；同老子、庄子的学说相验证，以便符合得失的趋势。

     《氾论》的内容，是象用针线穿插在衣缝之间，如同木楔补缀在齿缝之隙。通过捷径使曲道变成正直，以便推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预见得失的变比和利害的正反关系。以便用来使人不盲目沉沦在势利之中，不被事态的变化所迷惑；符合天道运行规律，并且考察时势的变化，而能够与自然—起转移变迁。

     《诠言》的内容，是用来比类人世之事的意旨，解释辨明国家治乱的根本，比较深微之旨的奥妙，用最根本的道理加以解释，而用来补救治政的过失。

     《兵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战胜敌人、攻取敌阵的方法，军事形势的机变，欺诈多变的战术；体察军事斗争的规律，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而用来表明战争的胜负，没有大道是行不通的；知道夺取破阵、坚夺城池，没有德性是不能强大的。如果真正明了这个意旨，前进后退，左冲左突都没有什么失去的；打击危险之敌，乘着有利的形势，来作为凭借，而把清解作为准则。避开实力，攻击虚弱之敌，就象驱赶牛羊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用兵问题。

     《说山》《说林》的内容，是用来开通百事的堵塞，而使万物的障碍畅通无阻。借用比喻来选取对象，联系不同的种类和殊别的形体，用来领会人世间事物的要义，解开纽结，解释疑团，而用来阐明百事变化的征兆。

     《人间》的内容，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按照脉络研究得失的踪迹，揭示事物终终的更替关系。分清各种事物的微小区别，陈述存也、灭亡的机变，使人们知道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失去可以变为得到，成功可以变为失败，有利可以变为有害。果真理解了它的深远意义，那么就可以在世俗之间俯仰曲伸了，而不会被谗佞和坏人所伤害。

     《修务》别的内容，是用来针对有人对“道”没有精深的理解，对旨意观点没有深入探索，只重视那此文辞，反而误把清静作为法则，把淡漠作为根本，就会松懈堕落而放弃学业，放纵情欲，满足安逸，想用马马虎虎、自我放荡，就把大道堵塞。现在疯子是没有忧虑的，圣人也是没有忧虑的。圣人没有忧虑，是用德性来协调；疯子没有忧虑，不知道祸、福的发生。因此通晓大道的人实行“无为”，和根本不懂的人实行“无为”是相同的，他们所用来实行“无为”的原因则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这就是那些称说虚浮不实和没有根据的言论，根本不懂的人能够听从的原因。所用来使求学的人不断勤勉努力，这样自己也就差不多达到要求了吧！

     《泰族》的内容，是研究道旨和德性义系的。“道”充满四方八极，高的至高无上，上面使日月星大放光明，下面使水土和谐。给古今之道规定法则，给伦理关系确定顺序，总括万方的要旨，而把它们归向根本——道。以便用来规划治理天下，管理统治天下之事，于是便要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源流，理顺人的情性。用来安置清净平正的灵魂，彻底澄清变化莫测的精神，以便能同自然祥和之气相结合。用来观览五帝三皇的业迹，含怀着上天的意旨，怀抱着大地之气；执掌公正，饱含和气；大德在内心形成，而凝结在天地之中，引发阴、阳二气；规定了四季的时序，正气传布四方。用它来安抚天下就会安宁，推广它就能得到施行。于是便用来化育万物，流动感化一切生物。就象唱歌就有和声，活动就有跟随—样，天下之内，一个意念而归向一起。因此瑞星山现，吉祥之风来临，黄龙随之降下，凤凰在树上筑巢，麒麟在郊野停息。大德没有在内心形成，而推行他的法令，专门使用法制，天地之神不会响应，幸福吉祥不会来临；四海之内不能宾服，兆亿人不能归顺。因此，道德在内心形成，这是治国的最大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所要表达的内容。

     概括著书的目的，是用来观察大道的开启和阻塞，希望后代能够值得举止措施、取舍的适当办法，在外部和万物交接而不致迷惑，在内部能够用来静处精神颐养元气，温煦最高的和气，而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快乐，这些都是从天地之中得到的。因此谈论人道而不明白事物的始终变化，便不知道学习仿效的对象；谈论事物的始终变化，而不明了天地四时的变化，便不知道回避灾祸和忌讳的事情；谈说天地四时之间的变化，而不去引用譬喻援引类似的例证，便不如道精妙微小的事物；谈论人的最微妙的精气不探索人的神气发生原因，便不知道养生的机变；探索人之常情而不谈论最高的道德，便不知道五种行为之间的差别，谈论天子之道而不说诸侯国君之事，便不知道大小的等次；淡论国君之事而不去陈说譬喻，便不知道掌握动静的适度；谈论陈说譬喻，而不论及习俗的变化，便不知道会合大要；谈论习俗变化而不谈往古之事，就不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而不知道世事的曲折，便不能配合各种变故；知道广博地论说而不知道阐明精微之言，便不能从容不迫；通晓书籍文章而不知道用兵的要旨，便没有办法应付突然变故；知道大要而不知道使用譬喻，就没有办法推论明白事理；了解公正之道而不知道人间曲直，便不能应对祸福；知道人间之事而不了解努力进取，便不能来使学习的人勤奋学业。想尽力减少它的文字，总括的它的要点，但是不经过委婉曲折地引入境地，便不能够穷尽道德的旨意。因此著书二十篇，这样天地之间的道理便探究清楚了。人世间的事情便全部接触了，帝王统治天下的方法已经全备了。书中的论说有的谈论小事，有的涉及大事，有细微之说，也有粗疏之言，每卷旨趣都是不同的，各自都有论述的文字。现在专门谈论道，那么是没有地方不存在的；但是能够得到根本而能知道未节的，恐怕只有圣人了。现在的学习的人没有圣人之才，如果不替他们详细解说，那么就会终身困顿于杂乱昏暗之中，而不知道在光明的道路上醒悟。

     现在《周易》中的乾和坤，完全能够穷尽道术通达旨意了，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道祸福了；但是伏羲还为它演变而成了六十四个卦象，周文上又增加了六爻，所用来探究测度明朗之道，而远溯万物的本源。五音的数量，不过宫商角微羽，但是五弦的琴不能够弹奏，必须有高音、低音的更互相和，然后才能成为曲子。现在画一个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全部画完它的形状，那么就不会怀疑了。现在说到“道”的，就会谈的很多；说到万物的，就会谈的很少，谈到统治之术的，就会议论很广泛；而谈到事情的，就很浅薄。如果用理论来推求，那么便觉得无话可说了。所用来从事教学的人，本来想指引他们，也只好不说罢了。

     大道的学问是最深的，所以要多多的替它说明，以便表达它的实际情况，万物是纷坛复杂的，所以广博他为它论说，以便通达它的意旨。辞语虽然曲折而又很散乱，纷纭交错而又遥远松缓，所用来淘汰清除个人的旧有的牢固观念，使他们没有凝结闭塞，那么掌握大道而不会松散。在长江黄河中的腐烂尸骨是数不清的，但是祭祀的人要从中汲水，因为它广大；一杯白酒，苍蝇淹没在其中，一个人都不去品尝，因为它狭小。果真能够通达二十篇的论述，看到大概得到要领，可以用来通达九野，取道十门，把天地排除在外，开合山川，对于自由往返于人世之间，执宰万物之形，也可以说能悠闲自得了。如果能象这样，到达日月而不会有光亮，润泽万物而不会消耗；漫布大地啊，而润滑万物啊，完全可以用来观览一切了。深远无边啊，可以遨游在广阔无垠之源啊！

     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搜刮民赋没有限度，杀戮无辜不能停止，沉溺于淫乐美酒之中，宫廷之中竟象市场一样；制造了炮烙之刑，挖掉劝谏的贤人之心，剖开孕妇的肚子，天下一心而痛恨他，周文王四代积累善事，修治德行，推行大义。处在岐周之地。土地方圆不过百里，但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向了他，周文王要以卑下弱小的地位战胜强暴的纣王，而为天下人民除去凶残之君，以便成就王道，因此姜太公的兵谋便产生了。

     周文王从事伐纣的事业，刚开始便去世了，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大业，采用太公的谋略，倾注全国的兵力，亲自穿上甲胄，来讨伐无道不义之君。在牧野会合天下诸侯，誓师伐纣，终于踏上了天于之位。天下没有平定，海内没有安宁，武王打算使文王的美德昭明天下，使夷狄各自带着他们的财物前来进献；道路遥远的地方不能按时到达，于是便治理三年之丧，把文王尸体大殓在两个楹柱之间，用来等待远方之人。周武于立国三年而驾崩，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不能执政。蔡叔、管叔辅助约王公子禄父，想要举行叛乱。周公旦继承父兄文王、武王的事业，掌握了天子的权力，用来安定周王室，而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大叛乱。周公担心争斗不停止，臣下危及天子，因此便把军马释放到华山，把牛散放到桃林；把战鼓打破，鼓槌折断，身插笏板而朝见，以便安定周王室，镇压安抚天下诸侯。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便到鲁国受封，用这个办法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

     墨子学习儒家的学说，接受孔子的思想，认为他的礼节烦琐而不简易；丰厚的葬礼，耗费了资财，而使百姓贫困；长久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因此背离周朝的法规而使用夏朝的法令。夏禹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水，禹亲自拿着畚箕和木锹，而给百姓作出表率。疏通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通江而沟沟众多的河流，开通五湖而注入东海。在这个时候，烧火的余烬来不及排除，衣服沾湿了来不及擦拭，死在山陵葬在山陵，死在湖泽葬在湖泽，因此节省财物而简易的葬礼，简单的服饰便产生了。

     齐桓公的时候，天子的地位卑下，势力弱小，诸侯用武力互相征伐。南夷北狄，交互侵伐中国，中国没有断绝，但仅象细丝一样，十分危急。齐国之地，东边背靠大海，北面有黄河作阻塞，地盘狭小，田地很少，而百姓多有智术和巧诈，桓公忧虑中国的隅祸患，苦于夷狄的战乱，想来保存灭亡的国家，继续绝嗣的宗族，使大于的地位尊崇起来，增广文、武的事业，因此管子的著作便产生了。

     齐景公在宫廷内贪恋音乐美色，在外爱好走狗、骏马，射箭打猎便忘掉归来，喜欢贤人但是常常不能辨别。建起豪华的路寝之台，聚集铜铁铸起了大钟，在庭下值击之后，引起远郊的野鸡呜叫。一个朝上便赐给群臣三万斛粮食。梁邱据、子家哙在左右引诱景公。因此晏子的讽谏便产生了。

     战国的时候，六国诸侯地域各不相同，大水阻碍，高山隔绝，各自治理自己的境内，守卫着分割的土地，掌握着他们的大权，擅自发布政令，下面没有诸侯之长，上面没有天子统治。用武力争夺权力，胜利的为尊。他们依仗联合之国，约定能够招致的重兵，剖开符契，连结远方的援兵，用来防守他们的国家，护卫他们的社稷。因此纵横、长短之术产生了。

     申不害，是韩昭王的辅佐。韩国原是由晋分割而建立的。土地贫瘠，而百姓险恶，又介于大国之间。晋国原来的礼仪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重新出现；先君的命令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接着而下。新、旧相反，前后相抵触，百官相背而混乱，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刑名之学便产生了。

     秦国的习俗，贪狠如狼，竭尽武力，缺少大义，而趋向利益。可以用刑法来施行威严，而不可以用教化让他们行善；可以用奖励来勉励他们，而不能用名声来使他们严肃。覆盖险阻而以黄河为带，四周有险关堵塞，地理形势对它极为有利方便，积蓄充足。秦孝公想以处于虎、狼之优势，而吞并天下诸侯。因此商鞅的法家思想便产生了。

     至于象刘氏的著述，观察天地的形象，通达古今的事理，权衡事理而建立法规，度量形体而施予合宜的措施，探索人们的道德规范，使之符合三皇的风气，以便扩大道旨。在幽深微妙之中，探索精妙美好的东西；抛弃了它的混浊，斟取它的精髓。而用来统一天下，治理万物，适应变化，通达不同的方面。不是依循一个车轨形成的路子，恪守一个角落的偏见，拘泥于有联系的事物，而不随世道的变迁而转移，因此放置到寻常之处而不会阻塞，布散到天下而不会有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