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齐俗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为义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构而多责。夫水积则生相食之鱼，土积则生自冗之兽，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羡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礼义之生，货财之贵，而诈伪萌兴，非誉相纷，怨德并行。于是乃有曾参、孝己之美，而生盗跖、庄蹻之邪。故有大路龙旌，羽盖垂緌，结驷连骑，则必有穿窬拊楗，抽箕逾备之奸；有诡文繁绣，弱緆罗纨，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

    夫虾蟆为鹑，水虿为莣，皆生非其类，唯圣人知其化。夫胡人见黂，不知其可以为布也；越人见毳，不知其可以为旃也。故不通于物者，难与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木著>，炮烙生乎热斗。子路撜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

    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圣人不以为民俗。

    广厦阔屋，连闼通房，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阻，深林丛薄，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积水重泉，鼋鼍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猿狖之所乐也；人上之而栗。形殊性诡，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昭誋，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齿，筐不可以持屋，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夫明镜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如箪；牺牛粹毛，宜于庙牲，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

    由此观之，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夫玉璞不厌厚，角<角乔>不厌薄，漆不厌黑，粉不厌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则均，其用一也。今之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升堂则蓑不御，此代为常者也。譬若舟、车、楯、肆、穷庐，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贤”者，言不致鱼于水，沉鸟于渊。

    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风之遇箫，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去而缘。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

    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皆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于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芜濊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

    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观之，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

    夫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淄则黑；缣之性黄，染之以丹则赤。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圣人能遗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极也。有以自见也，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惑营。譬若陇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谓颜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于我也亦忘。虽然，汝虽忘乎吾，犹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故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名传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故尧之举舜也，决之于目；桓公之取宁戚也，断之于耳而已矣。为是释术数而任耳目，其乱必甚矣。

    夫耳目之可以断也，反情性也；听失于诽誉，而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则难矣。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是故贵虚。故水激则波兴，气乱则智昏；智昏不可以为政，波水不可以为平。故圣王执一而勿失，万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圣人托于无适，故民命系矣。

    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见不过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乐弗能给也。无天下之委财，而欲遍瞻万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故厘负羁之壶餐，愈于晋献公之垂棘；赵宣孟之束脯，贤于智伯之大钟。故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故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其于养，一也。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于服，一也。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今之国都，男女切踦，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猃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夫鸟飞成行，兽处成群，有孰教之！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倨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晋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威立于海内。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

    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倮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而仁发恲以见容。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悲哀抱于情，葬薶称于养，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于适，诽誉无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蹀采齐、肆夏之容也，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管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于音。非不能竭国麋民，虚府殚财，含珠鳞施，纶组节束，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敛盖藏而已。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俭侈之适者也。

    乱国则不然，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淫，崇死以害生，久丧以招行，是以风俗浊于世，而诽誉萌于朝。是故圣人废而不用也。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义者宜也，礼者体也。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翣，其乐夏龠、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礼乐相诡，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亲疏之恩，上下之伦。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瑟也。故明王制礼义而为衣，分节行而为带。衣足以覆形，从典坟，虚循挠，便身体，适行步，不务于奇丽之容，隅眦之削；带足以结纽收衽，束牢连固，不亟于为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

    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所谓聪者，非谓闻彼也，自闻而已；所谓达者，非谓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故圣人财制物也，犹工匠之斫削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动于心，枝于手，而愈丑。夫圣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离之散之；已淫已失，复揆以一；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还反于朴。合而为道德，离而为仪表。其转入玄冥，其散应无形。礼仪节行，又何以穷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

    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蓟而已。夫有孰贵之！


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插，知三年非一日，是从牛非马，以徵笑羽也。以此应化，无以异于弹一弦而会棘下。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仪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迁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

    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耳。故狐梁之歌可随也，其所以歌者，不可为也；圣人之法可观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辩士言可听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剑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可贵也。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内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

    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闳者，不可与论至。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斫。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夫禀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炙，齐味万方，其本一牛之体。伐梗柟豫樟而剖梨之，或为棺椁，或为柱梁，披断拨檖，所用万方，然一木之朴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汤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礼，桀、纣之所以亡，而汤、武之所以为治。

    故剞劂销锯陈，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炉橐埵坊设，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则？游乎众虚之间。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无弦，虽师文不能以成曲；徒弦，则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若夫工匠之为连釠、运开，阴闭、眩错，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师之放意相物，写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于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术也。故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也。其于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故萧条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矣。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韩子闻之曰：“群臣失礼而弗诛，是纵过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宾有见人于宓子者，宾出，宓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攓也；谈语而不称师，是返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宾之容，一体也，或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所自视之异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亲；身疏，即谋当而见疑。亲母为其子治扢秃，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从观者异也。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豕，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员，于杯则隋，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员、有所隋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若转化而与世竞走，譬犹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于虚，则有不能为虚矣。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复迷惑也。故终身隶于人，辟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故圣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则几于免矣。

    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偿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商无折货，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圣人总而用之，其数一也。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轻物，不污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阴闭，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渊，不可以为世仪。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制可与权用也。夫待袅、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驽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观之，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噣，兽穷则{角牛}，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故趋舍同，诽誉在俗；意行钧，穷达在时。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搢笏杖殳以临朝。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放蔡叔，诛管叔，克殷残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应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匡乱也。故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退诛于国以斧钺；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退行于国以礼义。桓公前柔而后刚，文公前刚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权制诸侯钧者，审于势之变也。颜阖，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凿培而遁之，为天下显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

    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非才下也，时弗宜也。故六骐骥、四駃騠，以济江河，不若窾木便者，处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简于行而谨于时。今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栉为戆。吾以为各致其所极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乐直行尽忠以死节，故不为也。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故不务也。许由、善卷，非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乐推诚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从箕子视比干，则愚矣；从比干视箕子，则卑矣；从管、晏视伯夷，则戆矣；从伯夷视管、晏，则贪矣。趋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乐其务，将谁使正子？曾子曰：“击舟水中，鸟闻之而高翔，鱼闻之而渊藏。”故所趋各异，而皆得所便。故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鹈胡饮水数斗而不足，鳝鲔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澹，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慊。由此观之，则趣行各异，何以相非也！

    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节者见难不苟免，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此相为论，譬犹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合！若以圣人为之中，则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飞鸟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趋舍行义，亦人之所栖宿也。各乐其所安，致其所蹠，谓之成人。故以道论者，总而齐之。

    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则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参无所施其善；孟贲、成荆，无所行其威。

    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

夫乘奇技、伪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饥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发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故仕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败军之卒，勇武遁逃，将不能止也；胜军之陈，怯者死行，惧不能走也。故江河决，沉一乡，父子兄弟相遗而走，争升陵阪，上高丘，轻足先升，不能相顾也。世乐志平，见邻国之人溺，尚犹哀之，又况亲戚乎！故身安则恩及邻国，志为之灭；身危则忘其亲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扣门求水，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所有余也。故物丰则欲省，求澹则争止。秦王之时，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


译文：
     遵循天性而行叫做道，得到这种天性叫做德。天性丧失以后才崇尚仁，道丧失以后才崇尚义。所以仁义树立起来也就说明道德蜕化。礼乐制定施行也就说明纯朴散逸；是非显示反而使百姓迷惑，珠玉尊贵起来致使人们为之互相争夺。所以说，仁义、礼乐、是非、珠玉这四者的产生，说明世道衰落，是末世所利用的东西。

     礼原本是用来区别尊卑、分别贵贱的；义原本是用来协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间关系的。但今天讲礼节的人，外表恭敬而内心嫉恨；讲义理的人，施舍他人却希望得到回报。君臣之间互相非难，骨肉之间互相怨恨，这样就失去了原本提倡礼义的目的和意义，反而使人们因结怨而互相责难。水积聚得深广就会产生能互相吞食的大鱼，土堆积成山则会产生互相伤残的猛兽，礼义的制定和施行则会产生伪善君子。尘土飞扬、灰尘蒙脸却不想眯眼，过河涉水却不想打湿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远古时代，人们混沌幼稚不知“东南西北”，憨厚质朴无虚伪表情，言词诚实而不夸夸其谈。他们衣着朴素只求保暖，兵器迟钝无需开口，歌谣直抒欢乐不用婉转修饰，哭泣只为表达悲哀故无需故意放声。他们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大家无需用美物来互相赠送以笼络感情，也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馈赠。亲戚间不互相毁谤也不互相赞誉，朋友间不互相怨恨也不互相感恩。但一到礼义产生，有了货物财产的价值观念后，这欺诈伪善就产生了，诋毁赞誉就纷纷兴起，怨恨感恩就结伴而行了，于是也就有了曾参和孝己的所谓“美德”，也就产生了盗跖、庄的所谓“邪恶”。所以是，有了绣龙、垂缨伞盖的大车和结驷连骑的马车，也就有了翻越墙壁、撬门入室、盗墓翻墙的偷窃奸恶行为；有了穿锦绣衣服的人，也就必定有了衣冠破烂不堪的人。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高低互相依存、长短互相形成的道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虾蟆变成鹌鹑，水虿变为蜻蜓，这是不同类之间的变化。也只有圣人知道这之间的变化的道理。胡人看到粗麻，不知道可用它来织布；越人见到毳毛，不知道可用它来制作毛毡。所以不能通晓物性的人，就很难和他来谈论变化。

     以前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分别受封后见了面，太公问周公：“你打算怎样来治理鲁国？”周公回答说：“尊敬尊长，亲爱爱人。”太公说：“鲁国从此要衰弱了。”周公问太公：“那你又打算怎样来治理齐国呢？”太公说：“我要举荐贤能，崇尚功绩。”周公说：“齐国后代一定有被篡夺弑杀的君主。”从那以后，齐国一天天强盛，一直到齐桓公称霸，传二十四代时国政被田氏篡夺；而鲁国日益衰弱，到三十四代亡国。所以《易经》上说：“踩在深秋的薄霜上，便就知道结硬冰的寒冬就快到了。”圣人就是能从开头细微的迹象预见到事物发展的结果。所以，酒糟堆积成山肇始于用象牙为筷，炮烙之刑肇始于用熨斗烙人。子路救起溺水者而接受主人答谢的牛，孔子对此事评论说：“鲁国一定会兴起助人为乐的好风气。”子赣用钱财赎救出奴隶而不接受官府的钱财，孔子对此事评论说：“鲁国再也不会有自己掏钱财来赎救人的事了。”子路接受谢礼而能鼓励人们修养善德，子赣推辞赏钱却停止了人们行善。孔子之所以伟大，是能从小处看到大处，从近处看到远处，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真是一位通晓事理的圣人。由此看来，廉洁也有它所适用的范围，而不可不分场合机械地推行。所以上述讲到圣人行为要齐同当时当地的礼俗是有道理的，这样可以处事更随顺。同样，圣人应按能力将事处理得更缜密一些，这样办事也可更容易些。反过来说，如装出一副矜持、以虚伪的廉耻模样来欺惑世人，行为上又自视清高、违背民俗，这些行为，圣人认为不是一种齐同习俗的行为。高大的大厦、开阔的房屋、相通相连的房，这是人们安居的地方，但鸟儿飞入以后，就会感到忧虑不安；高山、险阻、深林、草丛，这是虎和豹的乐园，但人进入以后，就会产生畏惧；山涧湖泊、渊潭重泉，这是鼋鼍自由翔游的地方，但人一旦跌入其中就会淹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这是人喜欢的乐曲，但鸟兽闻之就会受到惊吓而逃跑；深溪峭岸、大树长枝，这是猿猴喜欢的地方，但人一旦攀登上去就会感到心惊肉跳。这正是形殊性异，人类引以为快乐的，鸟兽则以为是哀悲的，鸟兽以为安全的，人类则认为是危险的。好在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亮，才使万物各便其性、各安其居、各处其宜、各为其能。所以，愚者也有他的长处，智者也有他的不足；木柱是不可以用来剔牙的，发簪是不可以用来撑屋的；马是不宜驭物的，牛是难以追速的；铅不能用来铸刀，铜不能用来制弩；铁不能用来造船，木不能用来制锅。这正好说明事物各有它所适宜的范围，只有将它们放在适宜的地方，才能发挥它们的有用性，而在它们的有用性这点上来看，它们又是一致的。所以对物不能说长道短、厚此薄彼。明镜用来照人是再好也不过的，但将它放在甑里用以蒸食物，其功效就不如炊箅；牺牛毛色纯一，用来作为祭祀的牺牲是再合适不过了，但用它来求雨，就不如神蛇了。由此看来，事物无所谓贵贱，如从它们的有用性、可珍贵这一点来断定它们的贵重，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贵重的；如抓着它们的无用性、低贱性来判断它们的低贱，那么就没有什么不是低贱的。对于玉璞，人们希望它越厚越好，对于角，人们希望它越薄越好；同样，对于漆，人们不会嫌它黑；对于粉，人们不会嫌它白。这四样东西，人们对它们的要求完全相反，但当人们急需用到它们时，就有用性来说又是一致、一样的。这就好比裘和蓑，对人来说哪一件更急需？这要看情形而定，下雨了就用不上裘衣，而一进屋室就用不到蓑衣。这是因为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它们的更替使用。这也就像船、车、楯、肆、穷庐本来就有它们所适宜的地方一样。所以《老子》说“不要崇尚贤能（即不要有意识创导某种东西）”的意思是说不要将鱼赶到树上、把鸟沉到深渊。

     所以尧帝治理天下，是任命舜为司徒，主管教化；任命契为司马，主管军务；任命禹为司空，主管工程建筑；任命后稷为大田，主管农业；任命奚仲为工师，掌管百工。尧帝就是这样，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让住水边的从事渔业，让住山林的从事林业伐木，让住川谷的从事牧业，让住平原的从事农业。各种地方均有适合它的行业，各种行业又有适合它的器械工具，各种器械工具又均有它的适当用途，各种用途又有适合使用器械的人。湖泽地区的人编织鱼网，捕鱼捉虾；丘陵地带的人耕种田地，生产衣食。这样就能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去换回自己所没有的物品，用自己能够生产的物品去换回自己不会生产的物品。因此，离叛的人少而听从的人多。这就好像将棋子和弹丸倒撒在地上，圆形的滚入低洼处，方形的停留在高处，它们各自有了自己的适宜安稳归宿，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如同疾风吹过箫管，忽然振动空气，使长短不一的竹管发出高低、清浊不同的乐音。那猿猴得到一片茂密的树林，就不愿舍弃而去打洞；貉与豪猪有了在堤防上挖的洞穴，就不愿离开再去攀援树木筑巢建窝。万物都不会避开对自己有利的、而去接受对自己有害的东西。所以会有邻国居民互相张望、鸡犬之声相闻、足迹无须踏进邻国、车辆不必达到千里、人民各自按本性舒适生活的状况。所以混乱的国家好像很兴盛，政治安宁的国家好像很空荡；将灭亡的国家总感不足，长存的国家总觉得有余。空空荡荡，并不是人烟稀少，而是人们都在各自持守着他们的本职；兴盛热闹，并不是人丁兴旺，而是人们都在离开本职追求末业。觉得有余，并不是财富特别多，而是人们的欲望相当有限和节制，浪费的事也很少发生；感到不足，并不是说国家财物匮乏，而是人们的欲望相当大且无法控制，浪费的事也经常发生。所以先王的法典，并不是他们凭主观创造出来的，而是他们因循事物的规律制定出来的；他们的禁止、惩罚的措施，也不是任意编造的，而是在严格遵守某种客观实际而设定的。

     万物的生存发展，不在于万物本身，而取决于土地；而治理土地又不在于土地本身，而取决于人；同样治理人本身不在于人，而在于君王；君王要调治的是欲念，而摒弃欲念不在于消极地压制欲念，是在于对性情的修养；修养性情不限于性情本身，而是想达到“德”的要求和境地；达到“德”的境地还不是最高的境界，能与道体融合才是最好最高的境地。追究一下人性的发展变化，可以知道，人性变得杂乱污浊而不清净洁明，是在于受到外界灰尘的污蒙。羌、氐、僰、翟，他们生出的婴儿哭声相同，但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只能通过翻译才能互相通话，离开翻译就不能沟通，这是由于他们从小受的教养和习俗的不同。由此看来，衣饰礼仪风俗，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而是接受外界的影响后形成的。竹子的特性是能浮于水面，但一旦被砍削成竹简，捆成一束扔入水中，就会沉下去，这是因为经过砍削破坏了竹子中空的特性。金属物入水便沉，但将它们放在船上，有船依托就会随船飘浮水面，这是因为金属物有了船的依托所致。原本洁白的绢绸，用涅染过便变黑，原本黄色的绢绸，用朱砂一染就变成了红色。人的本性本来清正无邪，但长期处于坏的习俗中就会濡染而改变，一旦改变也就遗忘掉了原本的本性，反而能和他周围的人群合拍了。所以说，日月总是想发光明的，但浮云遮盖了它；河水原本应是清澈的，但泥沙污浊了它；人的天性应是平和的，但欲念扰乱了它。正因为这样，只有圣人能抛开外物的诱惑而归回到原本平和的本性。乘船夜航迷失方向而不辨东西南北，在看到了北斗星和北极星后才醒悟。这人的平和淡泊的本性是人心中的北斗星和北极星。能够发现自己的平和 淡泊本性，就不会丧失事物的常情和常理；不能发现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会在外 物的诱惑下迷乱。就好像陇西之游，越急躁越沉重。孔子对颜回说：“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虽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还有可值得记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这说明孔子是一个懂得返归根本之“道”的人。如果放纵贪欲而丧失本性，行为举止就不会端正。用这种贪欲来修养心性就更危险，用这种贪欲来治国就会乱套，用这种贪欲来治军就会失败。所以不懂“道”的人，是没办法返归本性的。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体本性，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声留传后世，德泽遍及四海。所以凡办事处事，一定先要平心静气。只有平心静气才能正确处事办事，这就像用玉玺按印泥一样，按端正了，留下的图形是正的，按邪歪了，留下的图形也是邪歪的。所以，尧举荐舜，取决于尧用眼睛对舜的观察，齐桓公任用宁戚，取决于齐桓公用耳朵对宁戚哀歌的倾听。如果从上述两件事中得出可以抛弃术数只凭耳目就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那么就一定会出大乱子。要知道凭耳目能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必须要返归道体本性。如果听觉迷惑于诽谤和赞誉，眼睛沉溺于五颜六色，却还想将事情办好，这是不大可能的。内心充满哀情的人，即使听到欢歌也会流泪哭泣；内心充满喜悦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会发笑高兴。面对欢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还是高兴，这是因为内心所怀的感情使他这样子。从这喜悲对立反复的现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虚静平和的心态是多么地重要啊！所以是水流激荡就兴起波浪，神气惑乱就会头脑昏庸，头脑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国家，这就像动荡的水不能做水准一 样。所以圣人君主是抓着这一“道体”根本而不丧失，于是万事万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归顺降服。这说明这一“道体”根本是何等地珍贵啊！掌握就能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圣人君主依据这无敌于天下的治国法宝，所以广大民众才肯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

     提倡从事仁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提倡实施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距离不过十来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这仅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积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满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这仅靠这些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喜怒哀乐之情，都是人们有了感触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所以哭声发之于口、泪水出之于眼，这都是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外部的表现，这就好比水往低处流，烟往上边冒一样，又有谁去人为地推动它？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哭得精疲力竭，也不会显得悲哀；勉强做出亲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脸上堆满了笑容，也不会显得善和。这些都说明只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声音和行为才会表现得真诚而不虚伪。所以厘负羁馈赠的一壶水泡饭要远远强过晋献公的垂棘之璧；赵宣孟的一束干肉脯要远远胜过智伯的大钟。这都说明礼物的丰厚不足以反映爱心，而赤诚的爱意倒足以使远方的人都为之感动而归顺。所以公西华奉养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处那样随和；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尽管不同，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所以，胡人盟誓用头骨装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这里，表现的形式各异，而在表现真诚信义上是一致的。三苗人束发，羌人领口打结，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发，在这里，他们装饰打扮各异，但服饰和装扮的实用性是一致的。古代颛顼帝时有法规定，如果妇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达的道口驱除邪气。而如今的大都市里，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间摩肩接踵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在这里，古今礼节尽管不同，但各有其风俗习惯这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表现在尊崇君王、爱护亲人、敬重兄长上却又是一样的。而猃狁的风俗则相反，表现出对子孙相当慈爱，对父辈却相当威严。那飞鸟成行、兽类群处，这又是谁教它们的？所以鲁国采用儒家礼节，施行孔子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削减，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但在太湖一带战胜吴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使泗水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管辖的边远小国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和匈奴，衣服胡乱缠裹，披头散发，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说话叽哩呱啦，但国家不会灭亡，这是因为我们看似无礼，实质他们有他们的礼节。楚庄王身穿宽衣长袍，照样发号施令于天下，并终于称霸诸侯。晋文公衣着粗布，身披羊皮，皮带系宝剑，但照样威名天下。由此看来，哪能说邹鲁的儒家礼节才一定算礼节？所以到了别的国家就该遵随他们的习俗，到了人家家里就应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违反当地的禁令，也不要触犯当地的习俗，这样你就是到了像夷狄这样赤足裸体的落后国家、荒远异域，也不会感到窘困。

     礼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感情的表现形式；而仁慈的行为则是内心恩德的真实效验。所以礼仪是依据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爱在人 容颜上的流露。正因为这样，礼仪形式不可能超出实际感情，而仁慈的行为也无法超越内心仁德的范围。这是治世的一般道理。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这就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而人们为了做到这点，就只能以虚假的感情来应付这三年之丧；实际上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三个月倒是切合人性：人们在这三个月中能充分表达哀情。这正说明，儒墨两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动的规律，硬是制定出违反人之常情的礼节，并硬性规定丧服等差和期限。表达悲哀的仪式要合乎实情，安葬父母的葬礼要对得起养育之恩。不强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强行阻绝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礼仪形式的规定要恰如其分，这样就不太会受人非议。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尊卑谒见礼节，跳《采齐》《肆夏》那样的舞蹈，而是认识到用这种繁文缛节旷日烦民，实在毫无意义，所以制定礼仪只要能表达真情实意就行。古人也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旄、纵情欢乐，而是认识到这样太浪费财物、扰乱政事，所以制定乐礼只要能抒发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庆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古人也并不是不会消耗国力、劳民伤财，为达官贵人举行葬礼，让死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用绵丝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认识到这样做只能使百姓更穷困、事业受破坏，而对死者的枯骨腐肉毫无益处，所以安葬只求能够收埋掩盖就行。过去舜南巡去世于苍梧，就地埋葬，而且也无国葬仪式，都市店家照样开门营业；禹视察江南死后埋于会稽山，农民照常在田间耕作劳动。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道理，也 通晓奢侈和节俭之间的界限。乱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现不一样；礼仪形式花头花脑，音乐花俏而失去节度；看重死者而损害活人，而服丧三年以孝行哗世则更是束缚人的本性行为。因此世风浑浊，诽谤朝政的事也就时有发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废除他们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谓“义”，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为适宜；所谓“礼”，就是为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仪式。“义”本来的含意就叫“宜”（适宜），“礼”本来的含意就是体现情感。过去扈氏就是死抱着过时的“义”而被启杀害，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义”还要适合时宜；鲁国是以孔孟儒家的礼法来治国的，但结果国力日益衰弱，这是因为鲁国国君不知道“礼”是要体现真情实意的。有虞氏的礼法是：他们用土堆成社神，季夏六月祭祀宅神，人死后埋于耕地下面，音乐则有《咸池》《承云》和《九韶》，而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是：他们用松木做成社神，于春天祭祀户神，丧葬时灵车棺柩四周围上帐幔，并装饰着翣扇样的饰物，音乐则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而服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法是：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在秋季祭祀门神，有在坟上种上松树的丧葬礼法，音乐则有《大濩》和《晨露》，而服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法是：他们用栗木做成社神，在夏季祭祀灶神，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的习惯，音乐则有《大武》《三象》和《棘下》，而服饰崇尚赤色。这上述四代的礼乐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变化，同样服饰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礼法都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的人伦。现在如果死抓住一国之礼法或一君之法籍，以它来否定、非难世代变化了的礼俗，这就好像胶住弦柱而想调瑟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制定礼仪就像做衣裳，规定节行就像做衣带。衣能遮身就行，合乎常规即可，能宽松舒适、行走方便就更好；不必追求奇异的外表和裁剪上的花哨。衣带能够打成纽结、束紧衣襟就行，不必讲究绣上什么别致的花纹图案。所以说，制定礼义的根本要求，是帮助人规范思想、道德；在这意义上说，我们也没有必要拘泥于儒墨的那一套伦理了。

     所谓“明”，不是说能看清别人，而是说能认识自己。所谓“聪”，不是说能听见声音，而是说能倾听自己的心声。所谓“达”，不是说能了解别人，而是说能自知之明。所以说只有自己的身心才是“道”所依托的寓所，身心修养得通体透明，那么道也就必定能定居下来。“道”如能与你身心融合，那么凭着它就能视察清晰，凭着它就能聆听聪灵，凭着它就能言论公正，凭着它就能行动顺畅。所以圣人处理事物，就如同巧匠砍削木榫，良厨分解牲畜，砍削分解得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但笨拙的工匠则不然，木榫砍削得不是大就是小，大的则壅塞而不入，小的则空落不严实。正是心神不宁则手势散乱，越折腾越离谱。圣人处理事物能判剖自如，处置有序；散乱了则有办法使它整合，离开了则有办法使它复归，雕琢过的可以使它返归质朴。整合而为道德，离散而为仪表。这样就能转入玄冥之中，散应一切而不留痕迹。而靠礼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

     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明事理者，实际上大多是离开这一“道德”根本的，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谈治国方略的。所谓礼义，实际上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典和习俗，各适合于他们的时代。这就好比祭祀时用的刍狗和祈雨时用的土龙，开始扎塑它们的时候，用青黄色彩涂上装饰，然后用锦绣包裹和丝帛镶边，再用红色丝线缠扎起来，尸祝穿上黑色的祭服，大夫戴着礼帽，非常庄重地迎送它们。但等到使用过它们之后，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样被扔掉，还有谁贵重珍惜它们？所以，在舜的时代，有苗不归服，于是舜修治德政，并停止战争讨伐，将盾牌和大斧用于歌舞之中。在禹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禹命令民众堆聚土壤和积集柴草，选择丘陵高处居住。武王讨伐纣王时，用车载着去世不久的父亲的灵柩前去讨伐，等消灭纣王后，海内还没安定下来，所以武王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发扬文王的美德，这样才有了服三年之丧的做法。禹时天下洪水成灾，禹忙于修筑陂塘水库，所以只得早上死人晚上即安葬。这些均是圣人为了顺应时代和客观情况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今天如果只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锄锹之舞，只知道三年服丧而非议一日丧期，这就好像只赞美牛而非难马一样，也像用徵音来取笑羽音一样。以一种呆板凝固的礼法来对待日益变化的社会，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弹奏出《棘下》的乐曲没有什么不同。而根据时世的变化而制定的礼法，再用于变化了的时世，就很难做到恰当适宜；如不变化礼法，就会像冬天穿葛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样可笑。所以调整一次弓弩上的瞄准器是不可能用它来发射一百次的，同样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一年穿到头。这说明瞄准器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不断调整，人穿的衣服也必须根据气候的变化不断更换。所以说是“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因此，圣人是根据世道来制定法规，随应时代来治理国家。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祭过天，在梁父山上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法度各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时代社会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那些现成的法令，而应该是效法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而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世不断改变法令。能够根据时世变化 而不断变法，这就是最可贵的精神之所在。所以，古代狐梁的歌是可以学着唱的，但他唱得如此动人的奥妙却是难以掌握的；古代圣人的法规是可以观摩的，但他们制定法规的缘由却是难以探究的；古代雄辩之士的辩词是可以模仿的，但他们如此善辩的内涵却是难以揭示的。淳钩之剑是不值得爱惜的，可爱惜珍贵的倒是欧冶的铸剑技术。那王乔和赤诵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忘却形骸、摒弃智虑、抱守素朴、返回真纯，遨游于玄眇境地，与上天相通而成仙。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成仙之道，只模仿他们的一吐一吸、时伸时屈的动作，而没有掌握他们涵养元气、修炼精神的奥妙，要想腾云驾雾升天成仙是不可能的。五帝三王他们轻天下，渺视万物，齐生死和同变化，他们怀着无所不容的圣明之心来观照事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友，下和造化作伴。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处世之道，只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而没有他们那种清静玄冥的精神境界，要想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得十把利剑，不如掌握欧冶的铸剑技术；得百匹骏马，不如掌握伯乐的相马技术”。

     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玄妙的“道”是无法度量的。所以天是圆的，而没有什么圆规能够度量它；地是方的，而没有什么方矩能够丈量它。古往今来叫做宙，四方上下称做宇。道在宇宙间，但不知它的具体所在。所以目光不远大者，是不可以和他谈论大的；智慧不宏大者，是不能和他谈论道的。以前冯夷得了道后便潜入河中成河神；钳且得了道后便升上昆仑山成仙人；扁鹊靠着道来治病，造父凭着道来驾御车马，羿凭着道成了神射手，工靠着道成了能工巧匠。在这里，他们所做的具体事情各不相同，但得道用道是一致的。秉受了道而通晓万物事理的人，彼此间是不会产生矛盾和非议的，这就好像用同一个水塘的水来灌溉农田一样，所得到水源是相同的。现在屠宰牛而制作牛肉，有的做成酸的，有的做成甜的，煎熬烧烤，做出各种各样醇美之味，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条牛。砍下楩楠豫樟，剖开加工，有的做成棺，有的做成柱，剖开锯断，做出各式各样的木器，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树木这原料。所以百家的言论，旨趣相反，但合乎道理是一致的，这就好比丝竹金石各种乐器合奏乐曲，曲子和弹奏不管怎样变换，但它们都不可能脱离曲谱和乐曲本身。同样，伯乐、韩风、秦牙、管青，他们相马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了解马性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令典籍尽管有差异，但他们都得民心是一致的。所以商汤推翻夏朝以后则用夏朝的基本法规，武王推翻殷朝以后则用殷朝的基本法礼，夏桀和殷纣王用这些礼法导致灭亡，而商汤和武王则凭着这些礼法治理好了天下。所以有了各种雕刻的工具，没有优秀的工匠来用它处理木材，还是白搭；有了各种冶炼铸造的设备，没有灵巧的工匠来用它铸炼金属，还是不行。屠牛吐一早晨宰杀九头牛，可是他的刀还是能锋利得可以剃下毛发；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可是刀刃还像刚开过口的新刀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他们掌握牛体骨骼的规律，使用刀时根本不会碰到骨节，游刃有余。至于那些规矩钩绳，只是发挥技巧的工具，而它们本身并不会产生技巧。所以说，瑟如果没有弦，即使是师文这样的高明乐师也不可能弹出乐曲来；但如果光有瑟弦，又不能使人悲伤。所以，瑟和弦只是弹奏悲曲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产生悲曲。高明的工匠制造各种机械，其中有明暗机关，错综连通，进入到神奇莫测的境地，运用心神和手的配合来使用工具，根本不须用眼睛去接触具体物件，这种出神入化的技巧就是父子相传也是不可能的。盲乐师靠想象观察事物，运用乐舞的形式来表达它们的神态，配合乐曲的节奏，这种出神入化的技术，即使做兄长的也无法传授给弟弟。现在一般人都用水准仪器来测准水平，用墨绳来测定直线，如果不使用这些仪器来测平取直，这就不是人人都会的技术了。所以叩击宫音而另一只的宫弦也就随之应和起来，叩击角音而另一只的角弦也就随着应和起来，这是同音律应和的现象。如果改调成一种与宫、商、角、徵、羽不相对应的音调，当弹奏起这种音调时，另外的同一音调的弦照样会产生应和现象，其中的奥妙道理是无法用言语传授的。所以说虚静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而一旦进入到这种静寂的状态，那就什么细微的声音都能感知。

    天下是非没有固定的标准，世人各自以自己的是当成是，把自己的非当成非。他们所认为的是与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由此看来，事情符合自己心意的就是“是”，这“是”未必是真正的“是”；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就是“非”，这“非”未必是真正的“非”。所以，追求“是”（正确）的人，不真是在追求真理，而只不过是在找符合自己意思的东西；寻找“非”（错误）的人，不真是在剔除错误，而只不过是在排除违逆自己心意的东西。所以说，违逆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心意；符合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遭世俗所非难。最正确的“是”是不存有错误的，最荒谬的“非”是无正确可言的，这才是真正的“是”与“非”。如果“是”在此是对的，而在彼则是“非”的；如果“非”在此是错的，而在彼则是“是”的，这就叫或是或非，是非相对。这种是与非，只适用于一隅、部分；而真正的“是”与“非”则适用于整个宇宙。现在我想选择对的（“是”）来遵循保持它，确定错的（“非”）来避开它，可又不知道世人说的是与非，到底哪是“是”，哪是“非”。《老子》说“治理大国如像烹制小鱼 一 样”。这意思是说，为政宽和的人不会老去翻搅，他懂得翻搅过多会搅烂小鱼的；而为政苛刻的人就一定要做得符合自己的口味才罢休，别的什么也不管。晋平公讲话不妥，师旷举起琴撞击平公，琴掠过平公的衣襟撞到墙上，平公身边的人准备将撞破的墙补上，平公说：“算了，别补了，留着它可以记着寡人的过失。”孔子听到此事后，说：“平公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想要用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来鼓励群臣的进谏。”但后来的韩非却作这样的评价：“群臣失礼而不惩罚，这是在纵容过失。以后平公之所以不能称霸就是由此引起。”有位门客给宓子贱引见一位宾客，宾客离开后，宓子贱对他的门客说：“你引见的宾客有三条过失，第一他看到我就嘻皮笑脸，这就是傲慢无礼；第二在谈话中不称我老师，这是违背师道；第三他和我交情浅却无话不谈，这是说话没有分寸。”但门客却这样说：“他看到你便笑，这是恭敬而平和；谈话中不称你为师，这说明他通达；交情浅却无所不谈，这说明他忠厚。”那位宾客的容貌举止就这样，但有人认为他是君子，而又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各人都从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由此引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志趣投合，言语越忠恳则越亲近；关系疏远，计谋越恰当则越被猜忌。亲生母亲为儿子治头疮，弄得鲜血流到耳朵上，看见的人 认为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关爱；若是继母做这件事，看见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继母在嫉恨儿子。事情原本就是这样，但由旁观者看来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从高处城墙上看 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羊只有小猪那么大，这是由于观察者从高处往下看造成的。在水盆中看脸的形状是圆的，而在杯子里的脸则是椭圆的。这是由于用来照脸的器具不同造成的。现在我想端正自身而处世待人，但不知道世人又是怎么看待我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趋附世俗，这就好像躲避下雨，实际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会不被淋湿的。你经常想处于虚静的状态，可它不是靠人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不是靠人为力量，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虚静状态，是一般人所羡慕而难以达到的虚静状态。也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达到这种虚静状态。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车轴，自己并不运转而是随车毂的转动运行千里，运转于无穷无尽的境地。而不通达“道”的人就像心神迷惑，你告诉他东西南北，他在这地方明白方向，但拐个弯进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这种人就像风标随风转动，一辈子为人所奴役，没有片刻的宁静。而圣人是与“道”融为一体，返归本性，以不变之“道体”应付万变之世界，这样也就达到免受世俗奴役的境地。

     在治世，人们坚守本职岗位，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它的礼仪也容易实施，人们间的债务也容易偿还。所以，一人不兼任多种官职，一官也不兼任多种事务，士农工商各行其职，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内容。因此，农夫们在一起谈论劳动力之强弱，士人们在一起讨论德行的高低，工匠们在一起研究工艺技术的精巧，商人们在一起交流生意经。是时，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农夫没有白费的劳动，工匠没有伪劣的产品，商人没有亏损的买卖，各行各业都安于本性，不得互相干扰。所以伊尹兴建土木工程时，腿长的被安排去踩锹，背力强的被安排去背土，独眼的被安排去测水准，驼背的被安排去铺抹地坪，各种特性特点都被用得恰到好处，所以此时人性无贵贱优劣之分。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泛舟。具体的形状种类不同，如改变他们不熟悉的事情，就会乱套；丧失他们应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而得到适当的位置，就会变得十分有用。圣人能综合他们的情况，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使人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能够先知先觉、深谋远虑，这自然是人才中的杰出人物，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苛求人们。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这同样是聪明人中的精英，这圣明的君主同样不能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下属百官。高傲自负，不和世俗同流合污，这是士人的高洁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却不能拿这样的品行去教化民众。制造连运开的神奇机械，并不留雕凿的痕迹，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样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这种技巧。所以苌弘、师旷，他们能预先知道祸福，提出的建议也无大失策，因而他们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做同一种工作；公孙龙能言善辩，分辨同异、分析坚白，因而他们不能和众人一样掌握同一种学说；北人无择非议指责舜的德行而自投清凉之渊，但这不能以此作为世人的榜样；鲁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鸟，并使鸢鸟在天空飞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让他们做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高尚的品行，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俗。那些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圣人也无法来任用他，而只能采用秤来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无法任用他，而只能采用仪器来测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长期依赖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仪器倒是可以世代相传和使用的。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而指挥军队打仗则要靠权变的策略来完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么天下人就别想乘车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么终身也别想成家了。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现古代那样的俊才，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只是要广泛网罗并充分利用即可。骐骥这样的骏马能一日千里，但这千里路，一般性的马也能在数日里走完。由此看来，治理国家无须专靠特殊人才，而以“道”术治理国家则可以普遍实施长期适用。而乱世治国的用人方法就不是这样，它将标准提得极高，并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它将任务定得很重，并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它将事情复杂化和困难化，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广大民众被上述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责难弄得窘困万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来欺诈上面，也必然要用邪道来避免惩罚。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有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这些邪门奸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所定的那些标准和要求。所以谚语这样说：“鸟到穷困时会啄敌，兽到穷困时会触顶，人到穷困时会使诈。”

     以道和德作为事物的规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广至江南河北而不改变方向，驰骋千里之外而不变更行迹。而人们所取舍的礼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处，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皋陶来裁决，也无法确定其方位。所以同样的一种取舍，是得到诽谤还是得到赞誉，取决于习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穷困潦倒还是腾达显赫，取决于时世。像汤武那样广积善行，这是人们都能做到的事，但他们碰到像桀纣那样的乱世而得以大显身手，这恰恰是天赐的机遇。如果只有汤武那种志向，无桀纣那样的乱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业，也只能是空想。过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战胜殷朝建立周朝，以后便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上朝视事。武王病逝后，殷遗民乘机背叛周朝，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东宫代行天子职权，背靠屏风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参与叛乱的蔡叔，诛杀作乱的管叔，降服叛乱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不是志向改变了，而是为了顺应时势；周公放逐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所以事情合于时世便能成功，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过去齐桓公会合诸侯时用的文车，回到国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会合诸侯用的兵车，回到国内又用礼义治理国家。这齐桓公先柔后刚，而晋文公先刚后柔，可他们都能做到号令天下，控制诸侯，这是因为他们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有，鲁国的隐士颜阖，鲁国君想用他为相，颜阖不愿意，鲁君又赠给他重礼以想使他转意，但颜阖却凿穿房屋的后墙而溜之大吉，并成为天下著名的人物。鲁君也没有追究他的违逆行为。假使颜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这样的法家人物，必定会遭到诛灭三族的惩罚，更何况颜阖自身呢！世人都称颂古代的圣贤，并推崇他们的德行，而对同时代也具有的这种圣贤人都不知道爱崇他们，这倒不是现代圣贤比不上古代圣贤，而是他们的才德不合时宜。所以驾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来渡河，倒不如用一条独木舟来得便当，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所以能建立功绩事业的人，必定行事简约、合于时世。而今的世俗观点是，以完成功业与否作为贤能的标准或尺度，以战胜祸患与否作为聪明的尺度或标准；以为遭灾的必定愚笨，认为死于节义的必定愚戆；但是我们认为以上各种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所谓优劣和贤愚。

     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样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就是乐意以直行尽忠来为节义献身，所以他不像箕子那样装疯卖傻。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奉禄、官职来建功立业，但他们就是乐意用高洁的品行远离尘世以绝世俗，所以他们不接受高官厚禄。许由、善卷不是无能力安抚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们就是羞于因外物搅乱平和的本性，所以不肯接受帝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天伦之乐，让妻儿平平安安来苟且偷生，但他们就是乐意忠诚赤胆，为主人献身，所以不留恋人间生活。今天如果我们从箕子的角度来看比干，那么比干就显得愚蠢了；从比干的角度来看箕子，那么箕子就显得低卑了；从管仲、晏子的角度来看伯夷，那么伯夷就显得愚戆了；从伯夷的角度来看管仲和晏子，那么管仲、晏子就显得贪婪了。人们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爱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为欢乐，在这里又有谁能使他们改弦易辙？又有谁能对他们所做的事定是非、别优劣？所以曾子这样说：“同是因敲击船板而发出的声音，鸟听了高飞而去，鱼听了藏入深渊。”这说明行动各不相同，而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惠施带着百辆车子经过孟诸泽时，正在钓鱼的庄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把自己钓到的鱼都倒到水里去了。鹈胡饮水数斗都不够，而鲔只须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够了；智伯拥有三晋还不满足，林类和荣启期衣衫破烂得像蓑衣都毫无遗憾。由此看来，人们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么必要互相责难和非议呢？看重生命的人，不会为了利益而损害自己；坚持名节操行的人，不会看到危难而苟且逃避的；贪得无厌的人，看到利益就会不顾一切；而珍爱名声的人，是不会随便取获不合道义的东西。将这些相比较而论，真好比是炭与冰、钩和墨绳，真不知什么时候能使它们吻合相容呢？假使让圣人来仲裁，就有可能将此调和、兼容、并蓄、覆盖为一体，无所谓肯定此、否定彼。飞鸟习惯筑巢而栖息，狐狸习惯洞穴而歇宿；在这里，无论是筑巢栖息还是洞穴歇宿，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而社会中的人们取舍什么、行动什么，也都想找一种寄托和归宿，各人都在找一个自己乐意舒适的安身之处；而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就算是完人。所以，从“道”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就会将它等而视之、总而齐之。

     盛世太平国家的治理方法是，君王没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没有烦琐的政务，士人没有虚伪的品行，工匠技艺没有淫巧的成分；事务合乎常规而不混乱，器物完美而不雕饰。而乱世就不是这样。饰伪品行的人互相吹捧抬高身价，施行礼义的人互相虚伪造作；车辆极力雕琢，器物竞相刻镂；求取财物的人争抢难得之物，并把它们当作宝贝；以文辞互相诋毁的人纠缠于冗长烦琐的事中而自以为聪明。官吏们互相争吵诡辩，将政务工作久拖而不处理，这些对治理国家毫无益处；工匠们处心积虑要制作奇异的器具，累月经年才完成，却不适合于使用。所以古代神农的法令这样说：“成年男子如果不从事耕种，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饿；年轻妇女如果不从事纺织，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冻。”因此神农自己亲自耕种，他的妻子亲自纺织，为天下人作出了榜样。神农教导人民，不要有意地珍贵难以得到的货物，不要过分器重无用的物件。所以那时代男子非得努力耕种不可，否则将要饿肚子；女子非得勤奋织布不可，否则将无法遮蔽身体；有余和不足，都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自身；丰衣足食，邪奸就不会产生，大家安居乐业而天下太平。所以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参那样的善人没有地方好行善，使得孟贲和成荆这样的勇士没有地方好显威武。而衰败的社会风俗完全不同，大家凭着智巧而弄虚作假，矫饰各种无用的器物，有意珍贵远方的奇货，珍惜难以得到的财宝，却不积聚生活必需品；淳厚的民风被破坏得乱七八糟，纯朴的民性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牛马被关进栏圈后也没人管理；百姓被弄得心神不定，是非被颠倒，清澈变混浊，人们就像风中蓬草，被刮得飞扬躁乱；忠诚信义的品德流失殆尽，人也跟着失去善良本性。于是社会出现了另一幅情景，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美丽的花纹图案来迷惑人的眼睛；以牛羊犬猪、面米细粮 和 各 种 风味小吃来满足人的食欲；用钟鼓管箫、丝竹金石等乐器来淫荡人的耳朵；又以讲究礼仪形式、各种流言蜚语来搅乱人的心神。这样，百姓被搅得纷扰狂乱，日夜为利益奔波追逐，人变得烦躁浅薄，礼法和道义相违，德行和利益冲突，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十个管仲也无法治理好。

     富人的车辆外用彩绣的车衣围裹，马则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装饰，车上的帷幕和褥垫都配用绣绘丝织品，各种色彩交错着，无法形容它的华丽。而穷人夏天穿着粗布短衣，索着粗麻绳，吃豆类食品，喝凉水来填饱肚子，以便能熬过酷暑；冬天则穿着破烂的羊皮衣，粗布衣袍无法遮蔽身体，只得蹲在灶炉口取暖。所以同是编入户籍的人，会出现如此大的贫富差别，就如同君主和仆人的差别，这真的使人无法比较和言说。那些凭着奇异技巧、伪诈歪邪门道的人，却能在世上过着富裕的日子；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苟且得利的人，却免不了饥寒的灾患，在这种社会不公平的情况下，要想使人民摒弃末业、返归农业根本，这就像掘开了水源却又堵塞了水流一样。社会有意导向雕琢刻镂，必然迫使农民弃农从工，妨碍了农业生产；社会讲究服饰秀美，必然致使妇女精于刺绣，也必然妨碍了一般意义上的纺织业。这农事荒废、纺织受损，必然会有饥寒出现。饥寒一旦降临，人们能不触犯法令和禁令，这是从古到今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所以说人的仁或鄙取决于时势而不取决于个人行为，人得利或受害取决于天命而不取决于人的智力。败军中的士卒，一旦败下阵来，连勇敢的也跟着败逃，这时将领统帅怎么制止都制止不了；胜军的队伍，一旦获胜，连胆怯的也会跟着冲锋陷阵，拼死前进，生怕赶不上趟。所以江河决堤，一乡的父子兄弟弃亲人而不顾，各自逃命，争先恐后跑上高坡山丘，腿脚灵便的先上去，也不顾别人；盛世太平的时候，人们心平气和，看到邻国的人溺水，尚且同情相助，更何况是自己的亲人溺水呢！所以由此可见，自身安稳，恩情就会施及邻国，躁乱的自私心态也会随之消失；反之如自身处在危难之中，就会连亲人都不顾，外人就更不可能去帮助解救了。正在忙于游水的人是不可能去解救溺水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手脚都忙于划水，没有空闲时间。被火灼伤的人是不可能去救火的，因为他自己受伤疼痛万分。由此推出，人民丰衣足食就会互相谦让，而人民衣食不足就会互相争抢。互相谦让则礼义产生，互相争抢则暴乱兴起。过路人敲门讨水喝，主人没有不给的，因为有的是水。在山林中柴薪难以出售，在湖区鱼虾不易出让，因为这种地方有的是这类东西。所以说物质丰富了，人们的贪欲会减省；要求得到满足，争夺的事就会止息。秦始皇时代，有人宰食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物财不足；当今刘家执政，独身男子也能收养孤儿，这是因为财物富裕。所以，天下太平，小人也能规规矩矩过日子，因为没有什么物质利益能驱动他去做坏事；但如世道混乱，君子都会做越轨之事、犯法之事，这时法令也无法制止他。

卷十二 道应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太清问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弗知也。”又问于无为曰：“子知道乎？”无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太清又问于无始曰：“乡者，吾问道于无穷，无穷曰：‘吾弗知之。”又问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吾所以知道之数也。’若是，则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孰是孰非？”无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浅；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叹曰：“然则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为弗知，弗知之为知邪？”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吴、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渑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然则人固不可以微言乎？”孔子曰：“何谓不可？谁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于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谓也。

    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已成而示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说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此之谓也。

    田骈以道术说齐王，王应之曰：“寡人所有，齐国也。道术难以除患，愿闻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为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为材。愿王察其所谓，而自取齐国之政焉已。己虽无除其患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可陶冶而变化也。齐国之政，何足问哉！”此老聃之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问者，齐也；田骈所称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义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听也。九日，叶公入，乃发大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夫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也；不能为人，又无以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也，何以异于枭之爱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阏于曰：“无恤贱，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为人也，能为社稷忍羞。”异日，知伯与襄子饮，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稷忍羞。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知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知伯，破其首以为饮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谿。”

    啮缺问道于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视，天和将至。摄女知，正女度，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而道将为女居。憃乎若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继以仇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实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无心可与谋。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达。能无以无知乎！”

    赵襄子攻翟而胜之，取尤人、终人。使者来谒之，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今一朝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劲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惠孟见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说者，勇有功也，不说为仁义者也客将何以教寡人？”惠孟对曰：“臣有道于此，人虽勇，刺之不入。虽巧有力，击之不中。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孟云：“夫刺之而不入，击之而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意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意也。夫无其意，未有爱利之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心。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对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此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孟出。宋王谓左右曰：“辩矣！客之以说胜寡人也。”故老子曰：“勇于不敢则活。”由此观之，大勇反为不勇耳。

    昔尧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尧、舜、武王于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资也。故人与骥逐走，则不胜骥；托于车上，则骥不能胜人。北方有兽，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后，趋则顿，走则颠，常为蛩蛩駏驉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负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斫者，希不伤其手。”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赫对曰：“臣之所言不可，则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无割，故致数舆无舆也。”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赣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受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受教顺可施后世，非独以适身之行也。今国之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金，则不复赎人。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矣。”孔子亦可谓知礼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

    魏武侯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而数胜。”武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其独以亡，何故也？”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憍，以憍主使疲民，而国不亡者，天下鲜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疲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刎于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甯越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甯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及至，从者以请。桓公赣之衣冠而见，说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问之而故贤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也。以人之小恶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听必有验，一听而弗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合也，权而用其长者而已矣。当是举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太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无以财物为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弗为。皆勉处矣！为吾臣，与翟人奚以异？且吾闻之也，不以其所养害其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谓能保生矣。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故老子曰：“贵以身为天下，焉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詹子曰：“不能自胜，则从之；从之，神无怨乎！不能自胜而强弗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是故“用其光，复归其明也。”

    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任于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桓公读书于堂，轮扁斫轮于堂下。释其椎凿，而问桓公曰：“君之所读者，何书也？”桓公曰：“圣人之书。”轮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轮扁曰：“是直圣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读书，工人焉得而讥之哉！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然。有说。臣试以臣之斫轮语之。大疾则苦而不入，大徐则甘而不固，不甘不苦，应于手，厌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为轮。今圣人之所言者，亦以怀其实，穷而死，独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徐冯曰：“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书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于是王寿乃焚书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令尹子佩请饮庄王。庄王许诺。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许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庄王曰：“吾闻子具于强台。强台者，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左江而右淮，其乐忘死，若吾德薄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无礼焉。厘负羁之妻谓厘负羁曰：“君无礼于晋公子，吾观其从者，皆贤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晋国，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厘负羁遗之壶馂，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饭而反其璧。及其反国，起师伐曹，克之。令三军无入厘负羁之里。故老子曰：“曲则全，枉则正。”

    越王勾践与吴战而不胜，国破身亡，困于会稽。忿心张胆，气如涌泉，选练甲卒，赴火若灭。然而请身为臣，妻为妾，亲执戈，为吴兵先马走，果禽之于干遂。故老子曰：“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亲之，故霸中国。

    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围之。未合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治城，城治而后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故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良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马者，若灭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马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臣有所与供儋缠采薪者九方九堙，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伯乐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而果千里之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吴起为楚令尹，适魏。问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之为人也。”屈子曰：“将奈何？”吴起曰：“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闻之，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是变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闻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闻之，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惑吾王之数逆天道，戾人理，至今无祸。差须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爱而笃行之。”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三击之。”王俯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不可伐也。”夜还师而归。老子曰：“能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祸且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谁为君乎？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命；岁饥，民必死矣。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尽矣！子韦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再拜曰：“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奚以知之？”对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赏，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岁。臣请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请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

    昔者，公孙龙在赵之时，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龙不能与游。”有客衣褐带索而见曰：“臣能呼。”公孙龙顾谓弟子曰：“门下故有能呼者乎？”对曰：“无有。”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后数日，往说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来。故曰：圣人之处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是谓袭明。”

    子发攻蔡，逾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子发辞不受。曰：“治国立政，诸侯入宾，此君之德也；发号施令，师未合而敌遁，此将军之威也；兵陈战而胜敌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劳，而取其爵禄者，非仁义之道也。”故辞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晋文公伐原，与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军吏曰：“原不过一二日将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与大夫期，尽而不罢，失信得原，吾弗为也。”原人闻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闻，亦请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此明于为人为己者也。故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

    大司马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钩芒。大司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于弗用也，而以长得其用。而况持而不用者乎？物孰不济焉！故老子曰：“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纣闻而患之，曰：“余夙兴夜寐，与之竞行，则苦心劳形，纵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太子发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俭而知时。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冠虽弊，必加于头。及未成，请图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献于纣。因费仲而通。纣见而说之，乃免其身，杀牛而赐之。文王归，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乃为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文王乃遂其谋。故老子曰：“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成王问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而敬顺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不善则吾仇也。昔夏、商之臣反仇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无惧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跖之徒问跖曰：“盗亦有盗乎？”跖曰：“奚适其无道也！夫意而中藏者，圣也；入先者，勇也；出后者，义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之。”由此观之，盗贼之心，必托圣人之道而后可行。故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愿以技赍一卒。”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之礼？”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与。”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却。楚贤良大夫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市偷进请曰：“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则夜解齐将军之帱帐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将军之帷，使归之于执事。”明又复往，取其枕。子发又使人归之。明日又复往，取其簪。子发又使归之。齐师闻之，大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头。”乃还师而去。故曰：无细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资也。”

    颜回谓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异日复见，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也。”仲尼曰：“可矣。犹未也。”异日复见。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洞于化通。是谓坐忘。”仲尼曰：“洞则无善也，化则无常矣。而夫子荐贤。丘请从之后。”故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至柔，能如婴儿乎！”

    秦穆公兴师，将以袭郑。蹇叔曰：“不可。臣闻袭国者，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为其谋未及发泄也，甲兵未及锐弊也，粮食未及乏绝也，人民未及疲病也。皆以其气之高与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敌能威。今行数千里，又数绝诸侯之地；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图之。”穆公不听。蹇叔送师，衰绖而哭之。师遂行，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秦师而宾之。三师乃惧而谋曰：“吾行数千里以袭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备必先成，不可袭也。”还师而去。当此之时，晋文公适薨，未葬。先轸言于襄公曰：“昔吾先君与穆公交，天下莫不闻，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吊吾丧，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请击之。”襄公许诺。先轸举兵而与秦师遇于殽。大破之，禽其三帅以归。穆公闻之，素服庙临，以说于众。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

    齐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议。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献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问美珥之所在。因劝立以为王后。齐王大说，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见于外，则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谷之上。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顾见卢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卢敖就而视之，方倦龟壳而食蛤梨。卢敖与之语曰：“唯敖为背群离党，穷观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长不渝。周行四极，唯北阴之未窥。今卒睹夫子于是，子殆可与敖为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宁肯而远至此，此犹光乎日月而载列星，阴阳之所行，四时之所生，其比乎不名之地，犹窔奥也。若我南游乎冈{宀良}之野，北息乎沉墨之乡，西穷窅冥之党，东关鸿蒙之光，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无瞩。此其外犹有汰沃之汜。其馀一举而千万里，吾犹未能之在。今子游始于此，乃语穷观，岂不亦远哉！然子处矣！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若士举臂而竦身，遂入雲中。卢敖仰而视之，弗见，乃止驾，柸治，悖若有丧也。曰：“吾比夫子，犹黄鹄与壤虫也。终日行，不离咫尺，而自以为远。岂不悲哉！”故庄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见也。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观化焉。见得鱼释之。巫马期问焉，曰：“凡子所为鱼者，欲得也。今得而释之，何也？”渔者对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鱼也。所得者小鱼，是以释之。”巫马期归，以报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严刑在其侧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问之以治，言曰：‘诫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术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罔两问于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两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谢，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辉烛四海，阖户塞牖，则无由入矣。若神明，四通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而不可为象，俯仰之间而抚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光耀问于无有曰：“子果有乎？其果无有乎？”无有弗应也。光耀不得问，而就视其状貌，冥然、忽然，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极也。光耀曰：“贵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无矣，未能无无也；及其为无无，又何从至于此哉！”故老子曰：“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

    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于外，智虑之荡于内，则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远，则所遗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牖以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此之谓也。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昔武王伐纣，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柴箕子之门，朝成汤之庙，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破鼓折枹，驰弓绝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剑带笏以示无仇。于此天下歌谣而乐之，诸侯执币相朝，三十四世不夺。故老子曰：“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开也；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

    尹需学御，三年而无得焉。私自苦痛，常寝想之。中夜，梦受秋驾于师。明日往朝，师望之，谓之曰：“吾非爱道于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驾。”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梦受之。”故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

    昔孙叔敖三得令尹，无喜志；三去令尹，无忧色。延陵季子，吴人愿一以为王而不肯；许由，让天下而弗受；晏子与崔杼盟，临死地不变其仪；此皆有所远通也。精神通于死生，则物孰能惑之！荆有佽非，得宝剑于干队，还反度江，至于中流，阳侯之波，两蛟挟绕其船，佽非谓枻船者曰：“尝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对曰：“未尝见也。”于是佽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剑曰：“武士可以仁义之礼说也，不可劫而夺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剑而已。余有奚爱焉！”赴江刺蛟，遂断其头，船中人尽活。风波毕除，荆爵为执圭。孔子闻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弃剑者，佽非之谓乎！”故老子曰：“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焉。”

    齐人淳于髡以从说魏王，魏王辩之。约车十乘，将使荆，辞而行。人以为从未足也，复以衡说，其辞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从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虽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啮其指，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为门，能以门，所以不知门也，故必杜，然后能门”。

    墨者有田鸠者，欲见秦惠王。约车申辕，留于秦，周年不得见。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甚悦之。予以节，使于秦。至，因见。予之将军之节。惠王见而说之。出舍，喟然而叹，告从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见，不识道之可以从楚也。”物故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绳，至所极而已矣。此所谓《管子》“枭飞而维绳”者。

    沣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尘垢，投金铁针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也，鱼鳖龙蛇莫之肯归也。是故石上不生五谷，秃山不游麋鹿，无所阴蔽隐也。昔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乎？”对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对曰：“其为政也，以苛以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譬之犹廓革者也。廓之，大则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谓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可动乎？”晏子默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句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见公曰：“臣非能动地，地固将动也。”田子阳闻之，曰：“晏子默然不对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见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谓忠于上而惠于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

    魏文侯觞诸大夫于曲阳，饮酒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乎？”蹇重举白而进之，曰：“请浮君。”君曰：“何也？”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觞而饮釂不献。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故老子曰：“国家昏乱有忠臣。”

    孔子观桓公之庙，有器焉，谓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贡在侧曰：“请问持盈。”曰：“益而损之。”曰：“何谓益而损之？”曰：“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是故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多闻博辩，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贵广大，守之以俭；德施天下，守之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尝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杀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瞀而载之木，解其剑而带之笏。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蕃，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弇其质，厚葬久丧以亶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


译文：
     太清问无穷：“你知道‘道’吗？”无穷说：“我不知道。”太清又问无为：“你知 道‘道’吗？”无为回答说：“我知道‘道’。”太清又问：“你所知道的‘道’也有特征吗？”无为接着回答：“我所知道的‘道’有它的特征。”太清问：“‘道’的特征是怎样的呢？”无为回答：“我所知道的‘道’可以弱也可以强，可以柔也可以刚；可以阴也可以阳，可以暗也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也可以应对无穷。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道’的特征。”太清又对无始说：“刚才我问无穷有关‘道’的问题，无穷说：‘我不知道。’我又问无为，无为说：‘我知道。’我又问：‘你能说出它的特征吗？’无为说：‘我能说出它的特征。’我说：‘这特征是怎么样的呢？’无为回答说：‘它是可以弱也可以强，可以柔也可以刚；可以阴也可以阳，可以暗也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也可以应对无穷。这就是它的特征。’这样的话，你是否能回答无为知道和无穷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呢？”无始回答说：“说不知道的恰 恰说明他知道的深奥，说知道的恰恰说明他知道的肤浅；说不知道的恰恰说明他知道了它的实质，说知道的恰恰说明他只知道它的外表；说不知道的恰恰说明他知道了它的精粹，说知道的恰恰说明他只知道它的大概。”太清听后仰天叹息说：“这么说来，不知道的却是知道，知道的却是不知道。谁晓得知道的却是不知道，不知道的却是知道 呢？”无 始接着说：“‘道’是不可闻的，能听闻到的就不是‘道’；‘道’是不可见的，能看得见的就不是‘道’；‘道’是不可言说的，能言说规定的就不是‘道’。谁晓得生成有形物体的是无形的‘道’？”所以《老子》说：“天下人都知‘善’之所以‘善’时，也就会显出不‘善’来。”所以说“智者不言，言者不智”。

     白公问孔子：“人可以密谋吗？”孔子不回答。白公又问：“假若像石头一样扔到水里，怎么样？”孔子说：“吴越地区善于潜水的人可以把它捞起来。”白公又说：“假若像水一样泼入水中，怎么样？”孔子说：“菑水和渑水汇合一起，但辨味专家易牙能尝辨出来。”白公于是说：“这么说来，人就根本不能和他们密谋了？”孔子说：“怎么说不可以啊！那些能明白你说话意思的人就可以和他密谋呀！但话又说回来，那些能明白你说话意思的人，你不去和他说，他也会明白。”争夺鱼的人没有不湿衣服的，追逐野兽的人没有跑得慢的，他们并不是乐意这样做，而是利欲之心驱动他们这样做。所以，最高妙的话是不说出来别人就已领悟，最好的行为是不做什么却能样样成功。那些才智浅薄的人才会去争夺那些枝末小利（才会想到与人密谋这样末流的事）。白公就是不懂这其中的道理，所以导致最后因事败走投无路而自缢于浴室之地。所以《老子》说：“言论有宗旨，行事有根据，因为人们无知顽钝，所以也不理解我说的道理。”这无知顽钝的人说的就是白公啊。

     惠施为魏惠王制定国家法令，制定出来后拿给德高望重的各位年长儒生征求意见，儒生们都称赞法令制定得好，惠施于是将法令上呈给魏惠王，惠王十分高兴，拿去给墨煎看。墨煎说：“很好。”惠王说：“既然法令制定得好，那么就拿出去颁布实行了吧？”墨煎说：“不行。”惠王说：“好却不能颁布实行，这是为什么？”墨煎说：“如今那些扛大木头的人，前面的呼喊‘嗨哎’，后面的也同声应和。这是人们在扛举重物时为鼓劲而唱喊的歌声。现在难道没有郑国、卫国那样的高亢激越的乐曲？有的，但就是不用它，这是因为它不如那种号子歌声来得适用。同样，治理国家，在于礼法的实际内容和有效性，而不在于这法令的文辞修饰如何。”所以《老子》说：“法令越详明，盗贼就越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田骈用道术游说齐宣王，齐宣王回答说：“我所拥有的是齐国。你向我说的道术难以消除当前齐国的祸患。所以我倒希望听到一些好的治政高见。”田骈回答说：“我说的道术尽管不直接涉及政事，但可以运用到政事。这就好比说树林里没有成材的树木，但它可以培育出好的树木，供人们使用。所以希望大王能仔细考察我说的话的旨意，能否从中领悟出些能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来。虽然我说的道术中没有关于消除齐国祸患的内容，但是天地之间、六合之内都可以用‘道’来陶冶变化，那你齐国的政事又何足道呢？这就是老子说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像你大王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齐国，而我田骈所说的也不过是树木的培育而已。而实际上树木比不上树林，树林比不上雨水，雨水比不上阴阳，阴阳比不上中和之气，而中和之又怎么比得上这‘道’呢！”

     白公胜取得楚国的政权后，不肯将府库内的粮食和兵器分发给民众。七天以后，石乞进见白公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不义之财，又不肯将不义之财布施给民众，我看祸害必定会降临。既然不肯布施给民众，不如用火一烧了之，千万别叫人家利用这些东西来害我们。”白公胜不听。到了第九天，叶公子高从方城攻入楚都，立即将府库里的财物和兵器分发给民众，依靠民众的向心力攻打白公胜，等到第十九天就彻底打败白公胜。这国家本不该白公胜所有而白公胜却想占有它，这可以说是最贪婪的了。不能为他人着想和谋利益，又无能耐保住自我，这可以说是最愚蠢的了。白公胜的吝啬，与枭鸟爱养其子最后被长大的枭子吃掉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老子》说：“执持盈满，不如作罢；锤尖太细，难保长久。”

     赵简子选中庶子无恤，即以后的赵襄子为继承人，董阏于说：“无恤低贱，现在选立他为继承人，这是为什么呢？”赵简子回答说：“无恤这个人，以后一定能为国家忍辱负重。”后来有一次智伯与赵襄子一起饮酒，智伯趋着酒兴向赵襄子头上猛击一掌，赵襄子手下的人请求杀了智伯，赵襄子却说：“先君立我为继承人时说我将会为国家社稷忍辱负重，却未曾说过我好杀人啊！”过了十个月，智伯举兵将赵襄子包围在晋阳，赵襄子分兵出击智伯军，大败智伯，并剖开智伯的头颅作壶器。所以《老子》说：“虽然知道什么是刚强，但却谨守柔弱。甘心处于天下的低卑处。”

     啮缺向披衣问“道”，披衣说：“端正你的形体，集中专一你的视觉，这样天然和气将降临。敛藏你的智慧，端正你的思虑，神明就会留宿在你心中。德将为你显得更美，道将留居你身上。你将纯朴得像新生的牛犊，不探求所有事物的缘由。”披衣的话还没说完，啮缺还是像先前那样显得目光呆滞不言不语。披衣唱着歌而离去，说：“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真实地知道了天道，不以智巧故作矜持；看上去混混沌沌毫无心机，不能与他谋议什么，那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老子》说：“悟彻明白事理，能不使心机（智）掺杂其间吗？”

     赵襄子派兵攻打翟国获胜，夺取了尤人和终人两座城镇，使者前来报告赵襄子，赵襄子正准备吃饭，听后露出忧虑的神色。他身边的人看到后就说：“一个早上就攻下两座城镇，这是人们所高兴的事。现在您反而显得忧愁，这是为什么呢？”赵襄子回答说：“长江黄河发大水，也不过三天就退下去了；狂风暴雨，太阳当头照，也都是片刻的现象。现在我们赵氏的德行没有积累多少，而这么轻松夺取两座城镇，衰败也大概会接踵而来了吧？”孔子知道此事后说：“赵氏将要昌盛了。”取得胜利后反而忧虑、反思，这恰恰说明会进一步取胜和昌盛；而为了一点胜利就沾沾自喜则说明非但不会进一步取胜，还会导致失败。取得胜利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保持胜利。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能保持胜利，并将所缔造的胜利果实传给后代。而历史上的齐、楚、吴、赵四国都曾战胜过诸侯，称霸过天下，但最终都走向衰亡，这是因为四国君主都不懂如何保持胜利果实的道理。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果实。孔子的力气大得能拉开城门的门栓，但他却不愿意以力大而著称；墨子善于守御攻城，这种技术连公输般都不得不佩服，但是墨子就是不愿意以善于用兵而出名。所以，善于保持胜利的人，尽管处于强势，但却表现出柔弱，以防止物壮则老。所以《老子》说：“道体虚空，但它的作用无穷无尽。”

     惠孟拜见宋康王，康王跺着脚、咳嗽着，大声说：“我所喜欢的是勇猛有力的人，不喜欢那些讲仁义的人。你这位客人对此有何高见指教我？”惠孟回答说：“我这里有一种道术，能够让你有这种功夫：再骁勇的人也刺不进你的身体，再有力的人也击不倒你。大王难道不想具有这种功夫吗？”康王说：“好。这种功夫我倒想听你介绍介绍。”惠孟于是接着说：“刺你而刺不进身体，击打你而击不倒你，但这还是使受刺击的你感到是一种侮辱。我这里的一种道术，能够让你有这种本事：再骁勇的人不敢刺你，再有力的人不敢击打你。但不敢刺你，不敢击打你，不等于他没有这种想刺击你的意图。所以，我这里还有一种道术，能够让你有这种品行：使别人就根本没有这种想伤害你的意图。但是没有这种想伤害你的意图，不等于说他就有一种爱护你、使你得利的心。由此，我这里再有一种道术，能够使你有这种德行，即别人非但没有伤害你的意图，还无不欣喜愉悦地爱你，使你得利。这种德行要远远超过勇武有力，在这四种情况中属于最好的一种。大王难道不想获得这种德行吗？”康王听后说：“这正是我想获得的。”惠孟接下说：“孔子、墨子就是具有这种德行的人。所以，他们尽管没有任何领地但却成为众人敬仰的精神领袖，他们尽管没有任何官职但却能 成为人们的主宰。天下男男女女无不伸长脖子踮着脚跟仰望他们、并希望他们平安幸福。今天你大王是一个大国的君主，如果你真有孔墨这样的德行，那么，全国范围内的人、包括你自己，都能得到利益，这不比孔墨强多吗？”听了之后，宋康王无话可答。惠孟出去之后，宋康王对身边的人说：“这位客人很会说话，他的辩说使我十分佩服。”所以《老子》说：“勇于柔弱就不会陷于死地。”由此看来，大勇反而成了不勇了。

     过去尧帝的辅佐大臣有九个人，舜帝的辅佐大臣有七个人，武王的辅佐大臣有五个人。尧帝、舜帝和武王跟他们这些辅佐大臣相比，并不具有辅佐大臣那样的本事，但却能相当轻松地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尧、舜、武王都能善于充分利用各人的能力。所以人和千里马赛跑是跑不过千里马的，但乘坐在由千里马拉的车子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北方有一种兽，名叫“蹶”，前肢短如鼠脚，后腿却长如兔，快步走就会叩倒，跑起来就会跌倒，常常为善走而不善觅食的蛩蛩駏骢采摘甘草，但反过来如“蹶”碰到祸害时，蛩蛩駏骢就会背着“蹶”逃跑。这二种兽都以自己的长处能力来帮助、弥补对方的短处不足。所以《老子》说：“那些硬代替工匠去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自伤其手的。”

     薄疑拿着王道之术游说卫嗣君，卫嗣君对他说：“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千乘小国，希望先生能拿治理小国的方法指导我。”薄疑回答说：“大力士乌获能举起千斤重的东西，又何况这一斤重的东西呢？”杜赫拿着安邦天下的方法游说周昭文君，周昭文君对杜赫说：“我只希望学习安定周朝的具体方法。”杜赫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说的安邦方法不管用，那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安定周朝了；如果你认为我说的安邦方法可行，那么周朝就自然会安定。这就是所谓的认为不能安邦的方法恰恰是可以安邦的。”所以《老子》说：“用大道治理天下无所伤害”，“所以过多地计较称誉不称誉反而得不到称誉”。

     鲁国的法律规定，鲁国人中有给诸侯作臣妾的，可以将他们赎身为平民，所需的赎金可以由国家的金库来支付。子贡从别的诸侯国那里赎回了作臣妾的本国人，但回来后推辞不受国库的赎金。孔子知道后说：“赐这样做就不对了。圣人做事情，能够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他的行为所起的教化作用能够影响到后世，并不是自以为品行高尚就行了。如今我们鲁国是富人少而穷人多，赎回了臣妾而拿国库的赎金和奖金，自然会被人们看轻，认为是不廉洁。但问题是，大家都赎回了臣妾后不接受赎金和奖金，以后谁还会去赎人呢？由此也可推知，鲁国将不会再有从诸侯那里赎回臣妾的人了。”事情也正如孔子预料的那样。所以说孔子也可以算得上一个懂得事物变化发展的人了。这就是《老子》说的：“能观察细微的叫做‘明’。”魏武侯问李克：“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李克回答说：“屡战屡胜。”武侯问：“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气，吴国偏偏为此而灭亡，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李克解释说：“经常打仗，百姓必然感到疲惫不堪；而屡战屡胜必然导致君主骄傲；让骄横的君主去指挥役使疲惫的百姓，不亡国这样的事情是很少见的。君主骄傲就会放肆，放肆纵欲就会穷奢极欲；百姓疲惫就会产生怨恨，怨恨多了就会去动足脑筋谋求摆脱疲惫痛苦，以致会用到谋反的手段。这样上下都将事物推向极端，吴国现在才灭亡已经算晚的了。吴王夫差就是因为这个才败在越王勾践手下，自杀身亡的。所以《老子》说：“功成名就，引身告退，这才符合天之道。”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以便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穷困得没有办法去齐国见桓公，于是给去齐国经商的商人赶运货车，晚上停宿在齐国都城外。这时，齐桓公去郊外迎接客人，打开城门后，随从让宁戚赶的那辆车回避到一边去；桓公一行人所举的火把将四周照得如同白昼，而随从的人又很多。在车旁给牛喂草料的宁戚看了后，悲从心中起，于是敲击着牛角唱起悲凄激越的歌曲，桓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悲曲，情不自禁地拍着仆人的手说：“奇妙，那唱歌的人一定是位不寻常的人。”于是命令随从的车将宁戚载返回去。到了朝廷，随从人员就宁戚的事请示桓公。桓公赐给宁戚衣裳和帽子，并接见了他。宁戚拿治理天下的道理游说桓公，桓公听了后大喜，打算任用宁戚。大臣们纷纷规劝：“这位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我们齐国不远，君王你不如派人到卫国去查访一下，如查访的结果说明宁戚是位贤者，再任用他不迟。”桓公说：“不妥。去查访他只不过担心他有什么小毛病而已；而因人家的小毛病却忽视人家的大优点，这正是贤明君主失去天下士人的原因。”大凡听一个人说话，必定会产生某些心理反应；如与人谈话一次后，便不再去深究其人的底细，这正说明这人的言谈投合听者的心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再说，人无完人，只要经过权衡认为说话者的长处能发扬就行。在这件事上，桓公做对了，因此他果真得了一位人才。所以《老子》说：“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宇宙间的四大，而王居其中之一。”这是说君王应像天地大道那样包容一切。

     大王亶父住在邠的时候，翟国人经常来侵扰。于是大王亶父拿着皮革、布帛和珍珠玉石赠送给翟国人以求和好太平，但翟人不肯接受，说他们要的是地盘而不在乎财物。大王亶父向百姓解释说：“和人家的兄长一起生活而杀死他的弟弟，和人家的父亲一起生活而杀害他的儿子，这样的事情我是做不出的。大家都好好地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吧！当我的臣民和当翟国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况且我听说了，不能因贪得养生之物而伤害性命。”于是大王亶父拄着手杖离开了邠地，百姓们成群结队地跟随着他离去，后来在岐山下建立了周朝。大王亶父可称得上保重生命的人。即使富贵，也不因财物而伤害自身；即使贫贱，也不因为贪利而拖累形体。现在有人从祖先那里接受了爵禄，就生怕会丧失，而对来之不易的生命却轻易地抛弃，这难道不糊涂吗？所以《老子》说：“看重自身而为天下人，有这种美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爱惜自身而为天下人，有这样美德的人可以将天下寄托给他。”

     中山公子魏牟对詹何说：“我虽身处江湖过着隐居避世的生活，但心中还是老惦记着朝政，我该如何办才好呢？”詹何回答说：“就珍惜生命吧！能珍惜生命也就能轻视利欲。”中山公子魏牟又说：“我虽然知道这个重生轻利的道理，但还是无法战胜这名利的欲念。”詹何回答说：“你不能自制欲念，那么就听其自然、顺随它。听其自然、顺随它，你的精神就不会出毛病。反过来，你既不能自制欲念，又要勉强压制不愿顺随，这才会受到双重损伤；如受到这双重损伤的人就不会长寿。”所以《老子》说：“知道保持平和纯厚之气的道理叫做‘常’，懂得这种‘常’的称为‘明智’。纵欲贪生就会有灾殃，欲念支配淳和之气就会逞强。”因此，运用涵蓄着的“光”，返复到观察细微的“明”。楚庄王问詹何：“怎样才能治理国家？”詹何回答说：“我只明白修养自身，而不知道怎样治理国家。”楚庄王又说：“我现在能够登位为君执掌朝政，希望学习一些持守国家的方法。”詹何于是接着说：“我还没有听说过自身修养得很好而国家却乱哄哄的事例呢！我还同样没有听说过自身不修养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例呢！所以治国之本在于治身养性，我不敢以一些枝末的内容来回答您。”楚庄王听后说：“说得好。”所以《老子》说：“修养好自身，他的‘德’就会纯真。”

     齐桓公正在堂上读书，一位做车轮的工匠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手中的椎子和凿子，问齐桓公：“君王您正在读的是什么书？”桓公说：“是圣人的书。”这位叫轮扁的工匠又问：“这位圣人还活着？”桓公回答说：“已经死了。”轮扁马上说：“那您读的只能是圣人的糟粕了。”桓公听了，一下变了脸色，怒道：“我读圣贤书，你这工匠凭什么讥笑我？你说出理由来也就罢了，如说不出理由来，就处死你。”轮扁不慌不忙地说：“好的，我说出道理来。我试试拿我做车轮的体会来说说这其中的道理：如果榫头大，榫眼开小了，就会涩滞安不进去；如果榫眼开大了，榫头做小了，太松滑动不牢。不松不紧，得心应手，达到神妙境界的技术，我无法传授给我的儿子，而我的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学到这技术；所以我尽管年逾古稀、年老无力，但还得亲自做车轮。由此可见，圣人的话中如果有高深神妙的精华，但由于不能言传，所以也必定会随着圣人死去而带走，而只有那些可以言传的糟粕留下来。”所以《老子》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

     从前，司城子罕辅佐宋君，一次他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理，均取决于君王施行赏罚。这爵禄的赏赐，是人民所喜爱的，就请您国君亲自执掌；那诛杀刑罚，是人民所怨恨的，就由我来担当这角色。”宋君听后说：“好。我受百姓赞美，你受百姓怨恨，这样一来我知道诸侯们就不会嘲笑我了。”但实际上宋国人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后，大臣们就亲附子罕，百姓们都畏惧子罕，不到一年时间，子罕就将大权旁落的宋君杀掉而篡夺了宋国的政权。所以《老子》说：“鱼不可脱离池渊，国家的‘利器’不可随便让人知道。”

     王寿背着书走路，在周国的大路上碰到隐士徐冯。徐冯说：“人的行为应随变化而变化，变化产生了时机。所以识时务者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为。书记载着人的言论，言论当然出自智者，但有智慧的人是不藏书的。”王寿听了徐冯的开导说后将自己的藏书全部烧掉，然后轻松地手舞足蹈起来。所以《老子》说：“议论太多，反而使人无所适从，自己也会感到困惑，所以不如持守虚静之道。”

     楚国的令尹子佩请庄王饮酒，庄王答应了。于是子佩在强台这个地方准备了酒席，但庄王又不肯前往了。第二天子佩赤着脚拱手站在殿下，问朝南坐的庄王：“先前君王答应出席酒宴，但又不践约前往，我想大概我有什么地方不对了？”庄王回答：“我听说你将酒席设在强台。这强台是南望料山，靠近方皇湖，左边是长江，右边是淮水，这样好的自然环境能使人高兴得忘掉死的悲哀。像我这样德行微薄的人是无法消受这种欢乐的。我还害怕去了以后会留连忘返呢！”所以《老子》说：“不去看或不去接触那些能惹人之欲望的事与物，以致使人的心神不散乱。”

     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经过曹国，曹国君对他很不礼貌。这时，厘负羁的妻子对厘负羁说：“我们的国君对晋公子重耳相当不礼貌。但我观察到跟随重耳公子流亡的几位都是贤人，如果这些人能帮助重耳公子回到晋国执掌朝政，必定会讨伐我们曹国的。你为何不乘现在先给晋公子重耳施加恩德呢？”于是厘负羁遵照妻子的话给重耳他们一壶稀粥和璧玉。重耳他们接受了稀粥而将璧玉退回给厘负羁。等到重耳他们返回晋国并执掌朝政后，就发令讨伐曹国，在攻克曹国以后，特地命令三军不许侵扰厘负羁所居住的里巷。所以《老子》说：“委曲反能保全，屈就反能伸直。”

     越王勾践与吴国交战失败，国家破残，人民伤亡，自己又被围困在会稽。这时勾践是内心愤恨、胆气豪壮，激情豪气像涌泉，训练选拔士兵，决心赴汤蹈火与吴国决一雌雄。但经过大臣文种的劝说，以屈辱条件和吴国达成协议，勾践亲自为吴王作臣仆，妻子为吴王作奴仆；又亲自执戈为吴王牵马开道，经过这样多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在干遂将吴国打败，并擒获吴王夫差。所以《老子》说：“柔可以胜刚，弱可以胜强，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没有谁能够亲自实施。”而越王勾践亲自去实行了，所以他最终称霸了中原。

     赵简子死后还没落葬，中牟的守将就叛变投靠齐国了。赵襄子将父亲简子下葬料理停当后，第五天发兵征伐中牟城，但包围还没完全合拢，中牟城的城墙突然自行倒塌十来丈，赵襄子下令鸣金收兵。军吏们劝谏说：“君王亲率兵马征讨中牟守将的罪行，城墙自行倒塌，这说明老天爷帮助我们去讨伐这些天理难容的罪人，为什么我们要撤退呢？”赵襄子解释道：“我听叔向说过：‘君子不该在自己有利的形势下去欺凌别人，君子也不该在别人处险境时去逼迫他。’所以让他们将城墙修好后我们方开战进攻吧！”中牟城内的守将听到赵襄子这番如此仁义的话后，便请求投降。所以《老子》说“正因为不与别人争，所以天下也没有人能争得过他”。

     秦穆公对伯乐说：“你的年纪很大了，你的同族的子弟中有可以派去相马的人吗？”伯乐回答：“一般的良马，可以凭马的外貌骨架来识别。但真的要识别天下难得的良好，就得注意到马身上存在着的若隐若现的神韵，就不能光注意到马的形体和骨架。像这样的马，真是绝世超尘，奔驰如飞，不留痕迹。我的儿孙和弟子，都是下等人才，可以相一般的良好，但没有相千里马的功夫。我倒有一位在一起打过柴的朋友，叫九方堙，此人相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让我来引见给您君王。”秦穆公于是接见了九方堙，并让他外出寻找千里马去。三个月以后，九方堙回来禀报秦穆公，说：“我已找到一匹千里马，在沙丘那个地方。”秦穆公问：“是怎么样的马？”九方堙回答道：“是一匹黄色的雄马。”秦穆公派人去沙丘牵马，一看却是一匹黑色的雌马。秦穆公不高兴了，召来伯乐责问：“败兴得很。你那个朋友相马连毛色和雌雄都分不清，又怎么能相千里马？”伯乐听后叹息说：“九方堙的相马术竟到了这种神妙境地？正说明他的本领要超出我不知多少倍。像九方堙这样的相马术，相的是马原本所赋有的内在灵性和实质。他正是相中了马的内在精华而忘却了马的外表粗疏，他看到的是马的素质而不强调马的外形。九方堙只注意应该注意的地方，而那些不重要的地方，他根本不去注意它；他只强调应该强调的地方，而那些不必注重的地方，他根本不去强调。像他这样的相马术，本身就比千里马珍贵。”这马经过骑试，果然是千里马。所以《老子》说：“最直的好像是弯曲的，最灵巧的好像是笨拙的。”

     吴起任楚国的令尹，一次到魏国去，对流亡魏国的屈宜咎说：“君王还认为我很贤能，任用我做楚国令尹。先生试试看我吴起怎么样来做好这个令尹。”屈直咎问道：“你打算怎样做呢？”吴起说：“我打算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损有余以补不足；精心训练军队，等待机会和各国争霸天下。”屈直咎说：“我屈直咎听说过，以前善于治国的人是不改变原有的制度和常规的，你吴起今天要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和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损有余以补不足，这实际上是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和常规。我屈宜咎又听说：‘激怒是违逆天德的事；兵器则是杀人的凶器；而争斗又是该抛弃的。’你现在阴谋策划违逆天德的事，又好用兵器，并挑起人们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最大的倒行逆施。再说，你先前任鲁国的将领，不应该动用鲁军打齐国，而你却以打败齐国来满足你的意愿。你又指挥过魏军，做过魏国西河郡守，本不应该动秦国的脑筋，而你却使秦国不敢东犯魏界，这样又实现了你的志愿。我听说过，不危及别人，也就不会给自己带来祸害。我现在就感到纳闷，我们的君王屡次违逆天道，背弃人理，怎么至今还没遭受灾祸。唉！这灾祸可能正等着你呢！”吴起听了后惊惧地问：“还可以改变吗？”屈直咎说：“已经形成的局势无法改变。你不如现在真心实意地做些敦厚仁慈的事，或许能有所改观。”所以《老子》说：“不露锋芒，超脱纠纷，敛和光耀，混同尘世。”

     晋国讨伐楚国，连续推进九十里地还不停止。楚国的大夫们请求楚庄王与晋国正式交战，楚庄王说：“先王在世时，晋国不敢征伐楚国，现在到了我执政，晋国却不断地征伐楚国，这说明我存在着错误。怎么能让诸位大夫跟着我蒙受屈辱呢？”众大夫说：“前朝的大臣在世的时候，晋国不敢进犯楚国，现在轮到我们当大臣了，晋国却敢进犯我们楚国，这是我们群臣的罪过啊！请君王下令反击晋军吧！”楚庄王听了难过得低头而泣，泪水都沾湿了衣襟，起身揖拜各位大夫。此事被晋国人知道后议论说：“楚国的君臣争着承担过失的责任，而且楚王还很谦恭地对待大臣，这样的国家我们不可继续征伐下去了。”于是晋军连夜撤兵回国。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的屈辱，这才配称国家的君主。”

     宋景公的时候，荧惑星停留在心宿的位置，景公很害怕，召见太史子韦询问这件事：“荧惑在心宿，这是怎么回事？”子韦说：“荧惑是表示上天惩罚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正因为这样，所以灾祸将要降落到君王身上。虽然如此，但可以将灾祸转嫁到宰相身上的。”宋景公说：“宰相是任命来治理国家的，把死转移到他身上，不吉利。”子韦又说：“那可以转嫁到百姓身上。”景公马上说：“老百姓都死光了，我当谁的君主？我倒情愿我自己一个人死了。”子韦又说：“可以转移到年成上。”景公接着话题说：“年成是百姓的命根子，年成不好闹饥荒，百姓必定没活路，做人君的让百姓的死来换取自己的性命，那还有谁要我做君主？好了，我的性命也注定要完结了，你也不必再说转嫁灾祸的事了。”子韦听了这话后，起身转向北面，对景公行了个大礼说：“我谨向你表示祝贺，苍天在上能听到人间的一切，君王刚才讲了做人君的应该如何对待臣民的三条原则，上天也必定会给你三个赏赐，今晚荧惑星一定会移动三舍（心、氐、房），你也必定会延年二十一年。”景公不解地问：“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子韦说：“你讲的做君主的三条原则，所以上天也必有‘三’赏，荧惑星移动三舍，每移动一舍就经过七个星座，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能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我愿爬伏在陛阶下等候着，如果荧惑星呆在原处不移徙，我情愿替君王去死！”景公说：“可以。”当天晚上，荧惑星果然移徙三舍。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祸殃的，才配做天下的君王。”

     从前，公孙龙在赵国的时候，对弟子们说：“一个人如果无技能，我是不会和他交往的。”这时，有位身穿粗布短衣，腰际索着粗麻绳的客人来见公孙龙，说：“我能大声呼喊。”公孙龙回头问弟子：“我门下可有能大声呼喊的弟子吗？”弟子们回答：“没有。”于是公孙龙说：“那么就让这位客人入我门下吧！”几天以后，公孙龙带着弟子前往燕国游说。到了黄河边，看到渡船在河对岸，便叫那位能呼喊的弟子呼喊摆渡船上的艄公，此人只呼喊一声，渡船便摇了过来。所以圣人处世，不拒绝每一位有一技之长的人士。这也就是《老子》说的：“人没有无用的人，物没有废弃的物，这就叫做含藏着的聪明智慧。”

     楚将子发率军攻打蔡国，胜利而归。楚宣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子发，封给他百顷良田和执圭的爵位。子发推辞不接受，说：“治理好楚国的国政，使各诸侯都来楚国朝拜，这是君王的德行所致；发号施令，军队还没会合上去敌军就逃跑了，这是将军的声威所致；兵卒上阵打败敌军，这是百姓的力量所致。利用百姓的功劳而取得爵禄，是不仁义的。”因此子发是坚持推辞不接受。所以《老子》说：“功成业就而不居功夸耀，正因为不居功，所以这功绩也就不会泯灭”。

     晋文公征伐原邑，和大夫们约定三天攻克。但打了三天，原人还没投降，于是文公依约下令撤兵离去。身边的军官们就说了：“再坚持一、二天原人就会投降了。”文公说：“我当初不知道原邑不可能三天内攻克，但我与大夫们约定三天内攻克，现在三天已过，如果继续攻下去，就会失去信用，这样既使得到原邑，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的。”这事被原人得知了，说：“有这样讲信用的君王，还不投降干什么？”于是纷纷投降。温邑人听说原人投降，也就请求投降了。所以《老子》说：“深远幽昧之中，却有它的精质；这精质非常真诚，真诚中有它的诚信。”所以“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取尊敬，美好的行为可以超越众人”。

     公仪休担任鲁国的国相，非常喜欢吃鱼。全鲁国的人都向他献鱼，公仪休一律谢绝不收。他的弟子劝他说：“先生你喜欢吃鱼，又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为什么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你收下了别人送的鱼，就有可能被君王罢免相位，这样反倒吃不到官府供给的鱼；不接受别人献的鱼，也就保着了相位，反倒能长期吃到官府提供的鱼。”这位公仪休真算是懂得为人也为己的人。所以《老子》说：“置自身于最后，结果反而能占先；置自身于度外，结果反而能安存。这不正是由于他没有私心？所以能成就他的私心。”换一种说法是：“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侮辱。”

     狐丘的一位老人对孙叔敖说：“人有三件容易招怨恨的事情，你知道吗？”孙叔敖说：“哪三件？”老人回答说：“爵位高了，士人就会嫉妒他；官做大了，君王便会嫌恶他；俸禄丰厚了，怨恨就会找上门来。”孙叔敖说：“我爵位越高，我的态度越卑恭；我官做得越大，我的心欲越小；我的俸禄越丰厚，我的布施越广泛。我用这种方法来避免三方面怨恨，你看可以吗？”所以《老子》说：“尊贵必以贱卑为根本，高大必以低下为基础。”

     楚国的大司马有位捶制钩的工匠，年纪已经八十岁了，可是制造出来的钩仍然锋芒锐利。大司马问他：“你是有技艺呢？还是有别的道术呢？”老工匠回答说：“我是坚守着一种信念的。我从二十岁起就喜欢上捶制钩了，这样，我对别的事物均不关心，除了钩我什么都不留意。”所以这位工匠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捶制钩上来，这样也就能长期管用，何况又把握了无论什么都管用的道，那么什么事情不能从“道”那里得到帮助？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的，便同于‘道’。”

     周文王还是诸侯的时候，就磨砺德行，修明政事，只三年功夫，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就归顺了他。纣王知道后忧心忡忡地说：“我如果起早摸黑地和他竞争，那就会费尽心思，劳累形体；我如果对此放纵他置之不理，又担心他以后会讨伐到我的头上来。”这时崇侯虎说：“周伯姬昌仁慈仗义而且智足多谋，他的大太子姬发勇敢且果断，二太子姬旦恭谦节俭且知道时变。如果我们任其发展，那就难以忍受他们的祸殃；如果我们对他们放纵和宽容，以后我们必将遭受危险和灭亡。帽子再破，还得戴在头上。所以还是趁他们还没形成大气候时，请尽快制止他们。”于是纣王让屈商把文王拘囚在羑里的大牢中。这时候，周臣散宜生用重金来收买天下的珍奇宝物，收得驺虞、鸡斯良马、玄玉百玨、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白虎毛皮上千盒，通过费仲疏通，送到纣王手里。纣王见了礼物十分高兴，于是赦免了文王，并杀牛赏赐文王。文王回去后，便用玉来装饰屋门、修筑起灵台、并挑选了不少美女，经常在灵台上奏乐寻欢，以此来等待纣王的进一步失误。而此时的纣王被假象所迷惑，却说：“周伯姬昌终于改弦易辙了，放弃了野心，我不必担忧了。”于是更加荒淫无耻、残暴无道，以致发展到设置炮烙酷刑、挖比干心、剖孕妇腹，杀死直言劝谏的大臣。此时，文王终于可以实施他的计划了。所以《老子》说：“虽然知道什么是荣耀，却安守卑辱，甘愿处于天下低微的地位。”

     周成王向太史佚请教为政之道说：“我要具备怎样的德行，才能使百姓亲附我？”尹佚回答说：“用民要适合时宜，而且要恭敬谨慎地对待他们。”成王接着问：“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敬慎呢？”尹佚说：“好像面临深渊，犹如行走在薄冰上。”成王说：“做个君王，如此可怕！”尹佚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你善待百姓，他们就会热爱你顺从你；你不善待百姓，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你的仇敌。过去夏商的臣民起来反抗桀纣而自愿臣服汤武，宿沙民众自发起来攻打宿沙君王而归顺神农，这些历史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怎么能不害怕这民众的力量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人们所畏惧的，也不能不畏惧”。

     盗跖的门徒问盗跖：“强盗也有道术吗？”盗跖说：“到哪里会没有道术？能够猜中人家家中有什么财物，就是圣明；带头进入人家，就是勇敢；最后一个离开现场就是有义气；分赃平均，就是仁爱；知道行动是否成功，就是智慧。这五条道术不具备而能成为大盗的，天底下还没有。”由此看来，盗贼的用心只有依托圣人之道然后才能实行。所以《老子》说：“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才能获得百倍的利益。”

     楚将子发喜欢网罗有一技之长的人士，楚国有位擅长偷窃的人前来会见子发，他对子发手下的人说：“我听说子发将军要寻求一技之长的人士，我呢，是楚国集市上的小偷，愿以这偷窃的技艺充当子发手下的一名小卒。”子发听到禀报后，来不及束好衣带、戴正帽子就出来以礼接见这位小偷。子发身边的人看见后说：“小偷是天下公认的盗贼，将军你为什么要如此礼待他？”子发解释说：“这不是你们所能预知的事。”这事过了没多久，齐国兴兵攻打楚国，作为将领的子发率兵抵御齐军。然而楚军接连败退。楚国的贤良之士和大夫们都献计献策，竭尽诚心地想打退齐国，挽回败局，可是齐军就是越战越勇，日益强大。在这关键时刻，那位集市上的小偷来到子发的军帐中请缨说：“我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愿为将军你表演表演。”子发说：“好。”也不问清小偷说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派他去了。当天夜里，小偷就将齐军将领用的帷帐拆了来，连夜献给子发。第二天子发就将这帷帐派人送回齐军将领，并传话说：“我们楚军中的一位士兵外出打柴，得到了将军的帷帐，特派人送还。”是夜，小偷又潜入齐军将领的营帐中偷走了他的枕头。天明时候，子发又派人将枕头送还给齐军将领。第三天晚上，小偷照例偷回了齐将的簪子，子发还是照例派人送还。这事一下子在齐军传开，引起一片惊慌，将军与手下的军官们商量，说：“今天我们如果还不撤军，楚军恐怕就要来取我们的脑袋了。”于是立即撤兵回国。所以，人的技艺和能力无所谓高低贵贱，就看你人君如何使用罢了。所以《老子》说得好：“就是不好的人也能作为一面镜子，可供我们借鉴。”

     颜回对孔子说：“我近来颇有长进。”孔子问道：“这话怎么说？”颜回说：“我忘掉了礼乐了。”孔子接着说：“好啊，但还不够。”过了几天，颜回又去拜访孔子，说：“我颜回又有新的长进了。”孔子问：“此话又如何解释？”颜回说：“我忘掉了仁义了。”孔子还是这样回答：“好啊，但还是不够。”过了若干天，颜回又去拜访孔子，说：“我已经达到坐忘的境界了。”孔子猝然变了脸色说：“那你说说什么叫‘坐忘’呢？”颜回回答说：“我静坐时忘掉我自己，无所闻也无所见，好像远离形体，无知无觉、浑然一体，这就叫‘坐忘’。”孔子说：“无知无觉，浑然一体就不会有嗜欲，融道为一体就不拘泥于常理。由此看来，你的境界已远远超过我们，我也只能跟随在你的后面了。”所以《老子》说：“精神与形体浑然一体，能不相分离吗？积聚精气以致柔顺，能像无欲的婴儿吗？”

     秦穆公发动军队，准备去袭击郑国。蹇叔说：“不能这样做。我听说凡要袭击他国，都应该是用兵车行军不得超过一百里，而士兵步行不得超过三十里，这是因为只有这样行动计划才不会泄露，部队官兵才不至于过分疲劳，军队的给养也不至于耗尽，国内的百姓也不至于疲惫不堪，前线后方都能斗志高昂，部队战斗力旺盛，到这时候去攻击敌人，就能消灭他们。现在我军行军数千里，还得多次穿越其他几个诸侯国的地盘，这样去袭击郑国，我不知道行得通行不通。我提请君王慎重考虑此事。”秦穆公不听蹇叔的意见。蹇叔只得到郊外给部队送行，他披麻戴孝、哭哭啼啼，部队在这种气氛中出征了。部队经过周都向东进发，郑国商人弦高假借郑国君的命令，拿出十二头牛来犒劳秦军，并代表郑国君用宾客礼节欢迎他们。秦军的三位将领以为事情已经败露，惊恐地一起商量：“我军行走千里来偷袭人家，还没到达目的地，人家郑国已经知道，他们也一定事先有准备，看来我们不能再去袭击了。”于是率军回撤。正在这个时候，晋文公刚去世，还没下葬，晋军主帅先轸对晋襄公说：“早先我们先君与秦穆公交好，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的，诸侯中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的。现在我们先君去世还没下葬，秦国非但不派人来吊丧，而且偷袭郑国途经我国也不借道，这无异是欺侮我们新君孤幼。请允许我率军伏击他们吧。”晋襄公答应了。于是先轸领兵在殽山与秦军相遇，经过一番激战，大败秦军，并俘获秦军三位将领，胜利返回。秦穆公听到部队惨败，穿着丧服来到祖庙哭告，以获取大家对他的谅解。所以《老子》说：“知道自己不知道，是好的；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就不好了。”

     齐威王的王后死了，想立一位新王后，但一直无法确定。于是便让群臣来商议此事。薛公很想迎合威王的心意，于是献上十枚玉珥，并特意说明其中哪一枚玉珥为最好的玉珥。第二天，薛公打听到被赐予最好的玉珥的妃嫔是谁，便认定这位获得最好玉珥的妃嫔就是威王最宠爱的，于是就劝威王立这位妃嫔为王后，而这也正合威王之意，威王十分高兴，从此就更加看重薛公了。所以，君王的意图和欲望轻易流露在外，被大臣们掌握后，君王就会受到臣属的挟制。由此《老子》说：“塞着泄露欲念的通道，关闭接触外物的门户，便能终身不受劳疾困扰。”

     卢敖漫游到了北海，经过太阴，进入玄阙，到达蒙谷山。发现有个人在那里，此人眼眶深陷，鬓发乌黑，脖子粗短，双肩耸起像老鹰，上身丰满，下身瘦削，正迎着风翩翩起舞。此人回头看见了卢敖，慢慢放下手臂停止舞动，逃避到山脚后面。卢敖走近去观察，此人正蹲在龟壳上吃蛤蜊。卢敖于是上去与他搭话：“唯有我卢敖离乡背井，远离人群，观览遍六合之外的所有地方，这样的人恐怕难找第二个吧？我卢敖从小喜欢周游四方，长大以后这种兴趣也没改变。我游遍了四方极远的地域，只是还没见过北阴。今天我在这里突然与你相遇，不知你愿意与我为友吗？”这时这位人士露齿而笑说：“嘿嘿，您是中原人，竟然远道来到这个地方。不过这里仍然日月照耀，满天星辰，阴阳运行，四季变化，这儿与那个叫不出名称的地方相比，还只是个小角落。像我向南游过的无边无际的空旷之地，在北方休息在寂静幽暗的地方，向西跑遍幽深边远的地方，往东一直来到日出之处。这些地域是下无地而上无天，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清任何物件。此外还有水天相连的海洋的边岸，我尽管一动就是千万里，但我还是无法达到那里。现在你才游历到这里，就认为看尽了一切地方，与我上述说的那些地方比，你不觉得差远了吗？不过你呆在这里好了，我与汗漫先生已约好在九垓之外会面，所以我无法在这里久留陪你。”说完，此人一举臂、一耸身便飞入云端。卢敖仰面瞭望，已看不见此人的身影了；于是卢敖停下了马车，惊惧困惑，若有所失，自言自语说：“我和这位先生相比，就如同黄鹄与小虫一样。我整天奔波不停，却还在咫尺之地漫游，但我却自以为很遥远了，这不是显得很悲哀吗？”所以《庄子》说：“寿命短的不了解寿命长的，小聪明不理解大智慧，朝生暮亡的菌类不知月的晦朔，蟪蛄不知一年中的春和秋。”这是说视力好的也有他无法看到的东西。

     宓子贱治理亶父三年，孔门弟子巫马期穿上粗劣的麻布衣，化装前去察访宓子贱的教化情况。巫马期看到有人捕鱼，但捕到鱼后又放回水中去，就上前询问：“你之所以来捕鱼，是为了捕到鱼。今天你将捕到的鱼又放生回水，这是为什么呢？”渔夫回答说：“宓子贱不希望人们捕捉那些没长成的小鱼。我刚才之所以将捕到的鱼都放回河中，因为捕捉的都是小鱼。”巫马期回去将此事报告给孔子，说：“宓子贱的品德教育达到这么好的程度，他能让人暗中做事都不敢胡来，就像刑法放在他身边一样。他是怎样达到这种效果的呢？”孔子说：“我曾经询问过宓子贱的治政方法，他告诉我：‘诚爱之心一旦扎根于内心世界，就会在任何其他事情上体现出来。’宓子贱一定是实施了这种方法。”所以《老子》说：“去彼取此。”

     罔两问影子：“那明亮的日光就是神明？”影子回答：“不是。”罔两又问：“你怎么知道的？”影子说：“太阳每天从扶桑升起又从西边落下去，它照耀在宇宙间，那明亮的阳光照耀四海。可是将门窗紧闭，阳光就无法照射进来。但那神明却能四通八达，无所不及，上至九天，下居大地，生育万物而不露痕迹，仰俯之间便能抚及四海之外，这明亮的日光哪有这样的神通？”所以《老子》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穿越于最坚硬的东西中。”

     光耀问无有：“你果真有呢？还是果真没有呢？”无有不吭声。光耀听不到无有的回答，于是上前去观察无有的模样，只觉得是：黑呼恍惚，看它看不见形状，听它听不到声响，触摸它又触摸不到，一眼望不到头。光耀于是说：“珍贵啊，有谁能达到这种神奇的状态？就我光耀来说，还只是达到‘无形’和‘无声’，只能给人以抓不住和听不见的感觉，还不能达到连光都没有的状态。至于达到无一切的状态，那又是怎么样达到这样的呢！”所以《老子》说：“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能渗透穿越没有间隙的东西，我因此知道‘无为’的益处。”

     白公胜欲报杀父之仇，一心想发动兵变，退朝后站立不走，手中拿的马鞭倒拄着自己的面颊，以至于鞭梢的尖针穿透了面颊，血流到地上都不知道。郑国人听到这件事以后说：“白公胜连自己的面颊都给忘了，还有什么不会忘掉呀！”这是说人的精神一旦脱离开人的心身，而智虑又在内心激荡，那么人就不能充实气血、调理形体。因此，精神思虑的范围越远，那么就越不能顾及近在咫尺的形体。所以《老子》说：“不出门外，能知天下事；不望窗外，能认识天道。越向外竞逐，知道得越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秦始皇得天下之后，唯恐江山守不住，于是派遣大量的民兵守卫边疆，并修筑长城，建造关口津梁，设置要塞障碍，装备驿站车马，派遣边疆官吏。然而刘家夺取秦之天下，却如同翻转轴锤那样便易。以前武王讨伐纣王，在牧野打败了纣王，推翻殷朝，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于是修整了比干的坟墓，旌表商容的故里，保护了箕子的旧宅，朝拜了商汤的宗庙，散发了巨桥的粮食和鹿台的财物；砸破战鼓、折断鼓槌、松开强弓、拉断弓弦；搬离房舍、露宿野外，以示生活简朴；松懈佩剑，带着笏板，以示不再有仇敌。这时候天下百姓都编出歌谣来庆贺天下太平，诸侯均带着厚礼前来朝拜，江山传了三十四代也没被篡夺。所以《老子》说：“善于关闭的，不用门闩却使人无法打开；善于捆缚的，不用绳索却使人无法解开。”

     尹需拜师学习驾御术，三年过去还是没有收获，内心十分痛苦，经常是睡觉时还在思虑这件事。一天半夜时分，他从梦中学会了“秋驾”的技术。第二天，尹需去拜访老师，老师望着他说：“我不是舍不得将驾御术传授给你，只是怕你没有能力学会它。今天我就教你秋驾技术吧。”尹需听后，兜了一个圈子，朝北向老师行了再拜礼，说：“我有天赐幸运，昨天夜里我已在梦中接受了老师教的秋驾技术了。”所以《老子》说：“致虚与守静的主体修养工夫，要做到极点和专笃。万物都在生长发展，我从而可以观察其往复循环。”

     以前孙叔敖三次得到令尹的官职而不露喜悦之情，三次失去令尹的官职而没有忧愁之色；延陵季子，吴国人要立他为王，但他坚决不肯；许由，尧准备将天下让给他，但他不接受；晏子与崔杼盟誓，面临着死亡威胁而不改变他的原则。这些人都能对事物作长远思考。人的精神能够认识到死生之分，那么还有什么外物能诱惑他！楚国有位佽非，在干遂得到一宝剑。返回时渡长江，船到江中心时，波浪涌起，两条蛟龙挟持缠绕着船。佽非对船艄公说：“你见过在这种险境中逃生的人吗？”艄公回答：“没见过。”这时佽非怒目圆睁、血气勃涌、捋起衣袖、拔出宝剑，喝道：“武勇之士可以用仁义之礼来说服，但不能威逼强夺他的志向。人总是要变为腐肉朽骨的，就是弃剑而能保全性命也没什么意义，所以生命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说完便跳入江中搏杀蛟龙，终于将蛟龙的头斩断，使一船的人全得以保全性命，风浪也平息下来。楚王于是封给了佽非执圭爵位。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好啊！不因为吝惜生命而弃掉宝剑，佽非称得上这样的人。”所以《老子》说：“只有那不贪生怕死的人，才胜过厚养生命的人。”

     齐国人淳于髡用合纵策略游说魏惠王，魏惠王认为淳于髡的辩说有道理。于是为他准备了十乘车子，派他出使楚国实施合纵。但在淳于髡告辞将要出发之际，他又觉得合纵策略不是十分完善，于是又用连横策略游说魏惠王。言辞同样说得雄辩有理。但魏惠王却认为淳于髡有些反复无常不可信，就不让他出使楚国了，并有意疏远了他。这样，淳于髡既没有实施合纵的意愿，也无法施行连横的策略，这正是他的鄙陋之处。这说明说话要有宗旨，办事要抓着根本；失去了宗旨和根本，就是有再多的技能也无济于事；还不如技能少些为好。因此周朝的鼎上铸有工倕的像，还特意让他咬着自己的手指头，是想告诫人们过分智巧不可取。所以《慎子》说：“工匠知道做门，但如果不知道怎样使门能开能关，这就等于不知道做门的关键所在。所以一定要知道这门之关键所在，才能算会做门。”

     墨家弟子中有位叫田鸠的人，想见秦惠王，他套好车、绑好车辕来到秦国，可是在秦国一呆就呆三年还未见到秦惠王。有位门客于是将田鸠引荐给楚威王。田鸠到了楚国见到楚王，楚王很喜欢他，并赐给他将军的符节，派他出使秦国。田鸠到了秦国，见到了秦惠王，秦惠王也同样十分喜欢他。田鸠离开秦惠王的馆舍后，深深地叹息，对他的随从人员说：“我呆滞在秦国三年而不能见到秦王，当时还真不知道会见秦王的门路可以从楚国这里打通。”所以说，事物有时想接近它却反而疏远了它，疏远它却反而接近了它。因此，有大家风范的人，他的行为不会死守一定规矩、机械呆板，只要能达到最终目的就行。这就是《管子》一书中说的：“鸟飞虽不必像绳之直，意南而南，意北而北，但最终会集期于它们的栖宿处。”沣水深达千仞，不受尘垢污染，河水深清得丢一根金属针都可以现出形状来，不能说它不清不深，但正因为这样，鱼鳖龙蛇都不肯在那里生活。因此石头上不长五谷，这光秃秃的山上就没有麋鹿出没游动，因为那里无法掩蔽藏身。

     从前赵文子问叔向：“我们晋家的六将军，你看他们哪家先灭亡？”叔向回答：“中行氏和智氏两家。”文子又问：“这为什么呢？”叔向答道：“这两家处理政事，将苛求当作明察，把严厉当成英明，以苛刻当作忠君，以计多当作功劳。这就好比扩撑皮革，死劲地扩拉，大是大了，但这同时也正是撕裂皮革的蠢办法。”所以《老子》说：“政治宽容，人民就淳厚；政治严苛，人民就狡诈。”

     齐景公问太卜：“你的道术有何能耐？”太卜回答：“能使大地震动。”这时晏子前去见景公，景公说：“我曾问太卜：‘你的道术有何能耐？’他回答：‘能使大地震动。’地真的能叫它动吗？”晏子听了默不作声。出去后去找太卜，说：“早先我观察到客星处在房、心二宿之间，大概要地震了吧？”太卜回答说：“是这样的。”晏子走了以后，太卜连忙赶到景公那里，说：“不是我能叫地动，而是大地本来就要震动了。”齐臣田子阳听到这件事后说：“晏子默然不回答景公，是不想太卜因谎言而被处死；又去见太卜，是想叫太卜自觉承认说谎以免使景公受蒙骗。晏子真可谓称得上忠于君主又爱护下属啊。”所以《老子》说：“行为方正而不绝情，虽有棱角而不伤人。”魏文侯在曲阳设酒宴招待诸位大夫。酒兴正浓时，魏文侯深深叹息道：“我偏偏没有像豫让这样的忠烈之士来作大臣么！”这时蹇重捧着一杯罚酒敬给魏文侯，说：“请罚君王一杯。”魏文侯不解地问：“为什么罚我？”蹇重回答说：“我听说，命运好的父母不知道什么是孝子，有道的国君不知道什么是忠臣。那豫让的君主又怎么样呢？”文侯接过罚酒一饮而尽，不再回劝对方饮酒，表示认罚，说：“这是因为智伯没有管仲、鲍叔那样的贤才辅佐，所以才有了豫让誓死为他报仇的功名。”所以这也如《老子》说的：“国家昏乱，才会有忠臣。”

     孔子参观鲁桓公的庙堂，看到庙中有一器具，叫做宥卮。孔子说：“好啊！我能够看到这种器物真荣幸。”回头对他的随行弟子说：“取水来吧！”水随即取到，灌入宥卮之中，灌得适中的时候，这宥卮就平平正正，但一旦灌满时，这宥卮就倾倒了。这时，孔子突然神情严肃地说：“这宥卮器具告诉了我们对待盈满的态度了。”子贡马上问：“请问这盈满的态度是什么？”孔子回答：“这器具告诉我们，盈满了就得减损。”子贡又问：“为什么盈满了就得减损呢？”孔子解释说：“事物兴盛了就会转向衰败，这就好像乐极生悲一样；自然界也是这样，太阳到正午后便西斜，月亮圆后便慢慢残缺。所以，聪明有智慧，要靠愚笨来持守；见多识广口才好，要靠寡闻孤陋来持守；勇武刚强有力气，要靠怯懦胆小来持守；富贵宽裕，要靠朴素节俭来持守；德泽施及天下，要靠退让谦逊来持守。这五方面是先王用以保住天下而不丧失的法宝。违背这五方面，没有不危险的。”所以《老子》说：“遵循此道的人不求盈满，正因为不过分盈满，所以才能做到虽敝旧却能更新成功。”

     周武王问姜太公：“我兴兵讨伐夺取纣王的天下，这是臣杀君、下伐上的事情。我担心以后这类的战争将会继续下去，人们相互间的斗争就不会停止，对此你看怎么办？”太公说：“好！君王你提的问题很重要。这真是没有获得猎物时唯恐射杀野兽不力；但一旦获得猎物时又唯恐射杀野兽太厉害，影响猎物的质量。君王你如果想长久地持有天下，唯一的办法是堵塞人民的眼耳口鼻，不使他们有任何欲望产生，引导他们做些无用的事情，并施以烦琐纷扰的说教，让他们乐于本业，安逸于现实生活，使他们由清醒明白转向糊涂愚昧。这样就可能摘下他们的头盔、给他们戴上鹬冠，解下他们的宝剑、让他们带上笏板上朝。又制定守丧三年的礼制，让他们不能繁衍后代；提倡推崇人们之间的互相谦让，使之不争斗。用酒肉使他们心情通畅，以音乐让他们自娱自乐，用鬼神使他们敬畏，用繁文缛节来掩盖他们的本质，以厚葬服丧来耗尽他们的家财，用一些贵重的随葬物使他们贫穷，用深挖墓穴、高筑坟地来耗尽他们的体力。这样家族贫穷、部族衰弱，图谋作乱的人便少了。用上述这些方法来改变世俗，就可以保住天下而不丧失。”所以《老子》说：“自然变化到贪欲萌发，我就用‘道’的真朴来镇服它。”

卷十三 汜论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蛰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

    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椁，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暗，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彟之所周者也。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

    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中权亦明矣。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

    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橜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詹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

    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员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

    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希，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其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于中，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所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

    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

    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绐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

    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徵，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之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

    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妇，皆能论之。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湣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

    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

    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贵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潘尫、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礼，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奋体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故礼者，实之华而伪之文也，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途，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少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乾鹄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盖，经营万乘之主，服诺诸侯，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于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是故圣人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以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

    誳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有争国之名；然而周公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

    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鳝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

    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宁其危，解其患。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体大者节疏，蹠距者举远。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霸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易偿则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颣。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于天下，则难矣。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夫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势有以内合。

    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则？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夫物之相类者，世主之所乱惑也；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则论人易矣。夫乱人者，芎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此皆相似者。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纯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

    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赵襄子围于晋阳，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曰：“晋阳之难，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社稷危，国家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礼。”故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愿忠于其君。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子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与晋惠公为韩之战，晋师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穆公之骖，获之。食马肉者三百余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遂克晋，虏惠公以归。此用约而为德者也。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无怨者也。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此之谓也。

    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馀，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盗管金，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网其奸邪，勒率随其踪迹。无愚夫蠢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何则？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也。夫今陈卒设兵，两军相当，将施令曰：“斩首拜爵，而屈挠者要斩。”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而后被要斩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也。

    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齐人有盗金者，当市繁之时，至掇而走。勒问其故，曰：“而盗金于市中，何也？”对曰：“吾不见人，徒见金耳。”志所欲，则忘其为矣。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过也；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霤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卮。故人心犹是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

    叔孙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爵禄不能累也；荆佽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怪物不能惊也。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

    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掩其气也。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雏鷇，毛者为驹犊，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磷，人弗怪也。山出枭阳，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闻见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独明达也；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为之立禁；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付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而不可传于后世，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詟之。相戏以刃，太祖付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则不待户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禨祥，而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车为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两玦以为之豫。两玦相触，破乃逾疾。乱国之治，有似于此。

    夫鸱目大而示不若鼠，蚈足众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存之亡也，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为贵。何以明之？天子处于郊亭，则九卿趋，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齐。当此之时，明堂太庙，悬冠解剑，缓带而寝。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矣，所在而众仰之。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尔。帝者诚能包禀道，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


译文：
     远古时代，君王尽管衣冠不整齐，但却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严，他给予百姓财富而不聚敛民财，所以天下也无人来讥笑非议他的服饰，而纷纷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归服。在那时候，阴阳二气平和，风调雨顺，万物繁衍生息，乌鸦喜鹊低处筑巢也不会有人去掏窝伤害它们，禽兽驯服得只须用绳系着就可牵走，那时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宽带，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时候人住在水乡泽国，于堤岸山崖上打洞栖身，冬天难以忍受霜雪雾露的侵袭，夏天难以忍受暑热和蚊虫的叮咬。于是圣人就为百姓筑土构木建成房舍，这样上有瓦梁，下有屋檐可以用来遮风挡雨、躲避寒暑，百姓从此得以安定。伯余开始制作衣服、搓麻绳、捻麻线，手缠指绕编结成像罗网那样粗糙的衣服；后来又发明了织布机，这样就方便人纺织布帛，使百姓得以遮体御寒。古时候人们磨利石头当犁来耕地，又磨快蛤蜊当锄头来除草，用木钩刀来砍柴，抱着瓦瓮来汲水，这时的人既劳累辛苦又获利微薄；后来发明了耒耜锄头来耕翻土地播种，又制造出斧头砍柴，利用桔皋来汲水，人既轻松又获利丰厚。古时候河流深谷阻绝交通道路，人们交往不方便，于是人们挖空树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产得以运输，互通有无。又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非常劳累，于是发明了车子，用马牛拉拖，这样人坐车到远方也不显得劳累；还因为猛兽凶禽伤害人，无法防御抵抗，于是人就熔铸金铁，铸成兵器、刀具，这样凶猛的禽兽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艰难就会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被祸害困扰就会发明防备的器具，人们是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避开有害的东西，趋于有益的东西。既然常规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袭，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按照古代的各种礼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虞舜不禀报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这是不符合古礼的；确立嗣子要立长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样，古代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武王，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代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而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朝人死后则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些都是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人死后用瓦棺，夏后氏时代人死后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后用椁，周朝人死后用的灵柩还需用布帐装饰成扇的形状，这些都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时代人在黄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则在早晨祭祀，这些都是祭祀习俗的不同。尧帝时用《大章》，舜帝时用《九韶》，夏禹时用《大夏》，商汤时用《大瞉》，武王时用《武象》，这些都是音乐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的德泽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都能名扬四海流传百世，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来制定礼乐，就好像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没有尺度来衡量，却无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制作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内心世界有一个谱作主宰，因而能对规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当合适。

     鲁昭公有位奶妈，昭公十分敬爱她，奶妈去世以后，昭公破例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为奶妈守孝的礼节。阳陵国侯杀死了蓼侯，并抢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由此看来，先王的制度，不适宜的就废除它；而近代的处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继承发扬。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礼乐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

     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道”残缺才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根据理由；而这些言论的根据和理由，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行动不擅自决定，办事不自作主张；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胜任，生怕有所闪失，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年幼，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责，以摄政王的身份处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乱，诛杀惩处了谋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诸侯的朝拜，诛杀赏赐、处置决断都由他亲自做出，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这真可谓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作风，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做他所喜欢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这种不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原则叫道，所做的叫事。这道就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调就无法改换；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的东西。所以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倒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察人才，以省察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对其使用与否，对于这类的事情，即使每天有变动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顺应天地，协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时候，人们淳朴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坚固耐用精致美观，商贾诚实不欺诈，女子纯真稳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社会道德日益衰败，民风习俗日益浅薄，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败的民风，就像不用马嚼子和马鞭去驾御烈马那样困难。过去神农氏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却自觉服从，唐尧虞舜时代尽管制定了法令但无人触犯刑罚；夏朝人说话守信用，殷朝人通过发誓、周朝人通过歃血为盟来达到守信。而到今天这世道，人反而习惯忍受耻辱，为贪得财物而不顾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用神农时代的方法来治理，那就必定要乱套。过去伯成子高不愿做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归乡隐居种田，天下人都称赞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绝做官，就会被乡里人瞧不起，这哪能相提并论啊！古代兵器，只是弓和剑，木矛没有铁枪头，长戟没有锋尖。而近代的兵器，冲车做得高又大以备攻城，沟堑和幨帐用来防御，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战斗。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

     神农伏羲不实施赏罚，人民也不会去做坏事，而现在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去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虞舜执干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现在带兵征伐的将领却哪能可以放弃武器去制止暴乱。由此看来，制定法度，是用来反映百姓的习俗，应当宽严缓急适度；器械用具同样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使之适宜使用。

     圣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约；贤人确立礼节，使无能的人拘泥于礼节。受法制约的人是不可能有远大行为的；拘泥于礼节的人是难以适应变化的。耳朵听觉不能分辨清浊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调整音律的；内心不明白国家治乱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制定法令的。具有能听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的听觉和能看别人难以看到的东西的视觉的人，才能随心所欲择道前进。

     殷朝改变了夏朝的礼法，周朝改变了殷朝的礼法，春秋各国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三代的礼法各不相同，哪还有什么古礼法可以遵从呢！如果遵从古礼法，就像长辈立法、晚辈遵从照搬。如果知道法治产生的缘由，那么就有可能应时而变法；如果不明白法治产生的根源，那么因循守旧，套用古礼古法，就有可能最终导致大乱。现在的法典已经根据时势变化而变化了，礼仪也已经随习俗变化而变化了。而那些学者还是因袭旧业，死守法典旧教，以为离开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这实在是像拿着方榫头去装圆榫眼，还想套装牢固适宜，那就难了。现在的儒、墨、言必称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实施，这无疑是在宣扬一套根本行不通的东西。现在的儒、墨，非议眼前的现实，但又不去改变它，这实际上是听任不合理的东西存在下去。这真是称赞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做的却是他们认为错误的事，因此整天用尽心思伤透脑筋却对治国毫无益处，劳损形体竭尽智力，如此却无补于时。如今的那些画匠总爱画鬼怪而讨厌画狗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现，而狗与马倒是能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马）难啊！挽回危局、治理乱世，没有聪明才智是无法做到的；但只是复述古人、称道古代，即使让笨蛋来做也是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方法和法规，圣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听取的。

     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阴阳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决，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威猛而又仁慈。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为得道之根本。积阴过多则沉，积阳过多则飞，只有阴阳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

     墨绳作为一种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来怀抱一团，又可以牵直伸长来测直瞄准。所以圣人亲身体现这种墨绳能伸能曲的特性。虽长但不横阻，虽短但不穷尽，虽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被遗忘，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性吧？所以只用恩德来治政便显得懦弱了些，因为懦弱就没有了威信；只靠严厉来治政便显得凶猛了些，因为凶猛就没有了和睦；只以仁爱来治政便会放纵，因为放纵就无人听从命令；只用刑罚来治政便显得暴虐了些，因为暴虐就无人来亲附归顺。过去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柄，而一味宠信大臣将领，以致使他们形成威势，结党营私，而导致国家的正式条令无法贯彻下去，让陈成常、鸱夷子皮能够实现了篡政的阴谋，使太公吕望传下来的齐国断了继嗣、亡了国家，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这正是齐简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后果。郑国子阳刚毅而好刑罚，他实施刑罚，非常坚决，一旦抓获该惩罚时从不宽赦。子阳门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断了，他惧怕因这过错而被处死，就趁街市人们追杀疯狗的机会将子阳杀死了。这正是刚毅凶猛造成的悲剧。如今一些人不知道处刚柔之间为得道根本的道理，看到柔弱懦怯会被人侵凌，就追求起刚毅凶猛来；看到刚毅凶猛导致灭亡，就强调起柔弱懦怯来。这实际上是这些人内心根本没有这种处刚柔之间为道之根本的观念，让外界的所见所闻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辈子都摇摆不定，无固定的归宿。这就好比不懂乐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时沉浊滞凝而不婉转悠扬，唱高音时脆弱枯涩而不圆润激亮。但像韩娥、秦青、薛谈、侯同、曼声这些歌手，他们无论是随便的哼吟，还是合乐的歌唱，都能在内心积聚着感情，这种充盈于内心的感情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因此没有不合音律、不和谐动人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着一个根本的东西作主宰来确定音调的高低清浊，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能自成标准法度。现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别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别人让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况好些的话，碰到君子引路会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况不好的话，碰到小人引路会引他走进深沟陷阱中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外界事物。所以是，魏国两用楼瞙、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土地，齐湣王专用淖齿一人而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这些都在于没有权术来驾驭下属大臣；周文王同时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庄王专用孙叔敖一人而称霸天下，这些都在于有权术驾御下属大臣。

     以弹琴唱歌击鼓跳舞算作“乐”，用回旋周转作揖谦让来讲“礼”，用丰厚陪葬长期服丧来送别死者，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对的；互相亲爱、推崇贤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杨子是反对的；保全本性的真纯，不以外物拖累形体，这些都是杨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对的。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每人只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所以确定是与非是离不开一定条件和环境的，处在一定条件和环境里是对的，离开了一定条件和环境就变得错了。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这些九州之外的国家，他们的是非观念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礼节相处、支使。在这里是正确的，到那里就可能是错误的；在这里是错误的，到那里就不一定是错误的。这就好像斧刀椎凿各有各的用处一样。

     夏禹的时代，依据五音来处理政务，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来接待四方之士，并发布命令说：“拿道来指教我的请击鼓，用义来教诲我的请敲钟，有事情要告诉我的请摇铎，有忧愁事想告诉我的请击磬，有官司诉讼的请摇鞀鼓。”在那时，夏禹吃一顿饭有可能被打断十次，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拧干头发起来处理事务，他就是这样劳累、忧虑为人民服务；这样做还不足以为人民行善效忠的话，那就是才能不足的问题了。秦始皇时代，垒筑高高的台榭，修建大型的苑圃，驰道通向四方远道，铸造金属铜像，调派囚徒戍守边疆，强行收缴草料供部队使用，征收人头税来搜刮民财，运进皇帝私库以供享用。被征调服役、守边防的青壮年，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台，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壮年多得可以填满沟壑。当时，尽忠进谏的人被看成扫帚星，讲仁义的人被当成疯子。而到汉高帝起兵时，使将衰败的东西得以保存，使将绝嗣的族种得以延续，发扬了天下正义，手执兵器，振臂高呼，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个时候，天下英雄豪杰，风餐露宿于荒原野外，冲杀时冒着迎面而来的利箭和飞石，撤下后退时冒跌落深沟的危险，这真是经历了百次的死亡才换得一次生存的机会，以争取夺得天下的统治权，奋发勇武精神，激励忠诚之情，豁出生命以决一死战。在这样的时代，那些穿着丰衣博带，谈论儒、墨的人，是被认为无能之辈的。等到暴虐的秦朝灭亡后，天下安定下来后，汉高帝继承文治的事业，建立了雄伟勇武的功绩，登上了天子宝座，当年的委貌冠以“刘氏冠”而风靡天下，聚集起邹、鲁的儒墨学者，贯彻古代圣人的遗教，树立起天子大旗，乘坐天子的大车，建置九旒旗，撞击大钟，敲响鸣鼓，演奏《咸池》乐曲，举着盾牌大斧起舞。在这个时候，谁要是继续提倡武力，会被人怀疑居心叵测。这期间，文治、武功交替主宰时局，这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而现在的尚武派非议文治者，或文治者非议尚武派，他们之间的文武互相指责非议，实在是不懂文与武各适宜于一定时局。这些人只看到一个角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极之天下广大。所以是朝东看，就不知西墙；朝南望，就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倚某一方，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知。

     国家之所以能长存，是在于得道；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在于悖理。尧原先都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原先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但后来却拥有了天下；禹原先连十个人的势力都没有，汤原先也没有哪怕是七里大的封地，但后来还是称王于诸侯。周文王原先处在的岐周一带，土地方圆也不过百里，可是最终立为天子。诸如此类都是因为“得道”和实施“王道”。夏桀、殷纣原本十分强盛，凡是人的踪迹所到之处、车舟所通之地，没有不成为他们的郡县属地的。但是最终他们却死在别人手里，还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因为他们行不仁而造成的后果。所以圣人是通过观察细微迹象来知道事物变化的徵兆的。德政的兴盛和衰败，最先的变化苗子是从社会风气中显露出来的。因此，实施王道德政的尽管开始弱小，但最终会强大起来；有灭亡迹象的尽管暂时成功，但到头来必定失败。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终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汤，三年后夏桀果然灭亡；殷朝将要破败的时候，朝中的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顺了周文王，一年之内殷纣王果真灭亡。所以圣人总是能在存亡、成败转变之际就能发现衰败的迹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纣王那样，非得等到出现了鸣条之野、甲子之日时才知道身处绝境、大祸临头。现在有人认为强大的就必定会胜利，于是就一门心思盘算着怎样扩地增人；认为富有的必定会获利，于是就醉心于积粮聚钱；如按这样的逻辑来说，那么千乘小国将永远无法称王称霸了；万乘大国则永远不会灭亡了；国家的存亡道理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那么社会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为理论家了。

     赵襄子只是凭借着晋阳小城就称霸于天下，而智伯拥有三晋却被俘虏消灭；齐湣王并不因为有偌大的齐国而不死于非命，田单并不因为只有一座即墨城而不立大功。所以说，一个国家要灭亡，即使国家再大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反之一个国家实施王道，即使国家再小也不可轻视它的变化发展。由此看来，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得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广大；国家的灭亡取决于失道，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狭窄。《诗经》上说：“天帝顾视西方岐山，这里周人居住最适宜。”这是说连上天也要将气数已尽的殷王朝抛弃而转向周朝。所以乱国的国君只追求对领土的扩张而不谋求施行仁义，只追逐提高自己的权位而不谋求实施道德，这就是抛弃了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据而制造了国家走向灭亡的条件。所以到夏桀被关押在南巢时，还不能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而只是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将汤杀死；殷纣王被围困在宣室，也不知道反省过去所做的坏事，而只是后悔没有将周文王杀死在羑里。假如这两位君王能处在势力强大之时，实施或遵循仁义之道，那么商汤、周武弥补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还有功夫图谋什么！反之，如果上乱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民众之心，即使没有商汤、周武王，谁个不能夺取天下呢？现在夏桀、殷纣王非但不审察自己身上的责任，还反而防备别人夺取天下。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商汤和周武王，杀掉了商汤和周武王，还必有人接踵而起，继承他们的事业。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处在弱下地位而最终称王于天下，是在于他们手中有道义。夏桀、殷纣王之所以处在强势地位而最终天下被人夺取，是在于他们无道。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纳前人之所以称王于天下的经验，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可能导致自己灭亡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走向灭亡。

     武王消灭殷王朝后，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宫殿，周公马上说：“不可。这太行山区是固塞险阻之地，如果我们能够实施德政，那么天下各地来朝拜进贡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们前来；如果我们实施暴政，那么就使讨伐我们的正义之师难以完成他们的使命。”这就是周王朝延续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夺的根本原因。而周公也真可谓是一个能正确处理盈满而不覆的人。

     以前，《周书》上有这样几句话：“经典之言，为臣下采用；权变之言，为君王采用。这经典之言说的是正常的道理；而权变之言说的是权变的道理。”这些关乎到国家的生存灭亡的学问，只有君子圣人才知道权变的道理。说话一定要恪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约言并付诸行动，这是天下公认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检举证实了父亲的偷盗行为；尾生和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但女子失约，而尾生为了守信约，站在桥下任上涨的河水淹死。正是直躬为正直而检举父亲、尾生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他们虽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谁来推崇看重他们的行为？作战中伪造命令、假传军令，这是错误中最大的一种。但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时，经过东周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贩牛，在途中碰到了秦军，于是弦高假托郑国君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礼待秦军，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知道这次偷袭计划而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撤退，从而保存了郑国，使之不至于沦为秦国的“殖民地”。所以说，当紧急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不知道权变，忠厚老实，反而会酿成大错，而像弦高那样欺诈一下倒能立下大功。什么叫失礼却反有大功劳？过去楚恭王在鄢陵与晋国交战，被晋将吕瞡射伤眼睛后被俘，这时楚国的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冒死冲入敌军中将恭王抢出；而这时的恭王已吓得瘫在地上失去威仪，黄衰微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仪，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脚，恭王猛然清醒，并被黄衰微的失礼行为所激怒，挣脱了众人的搀扶而站立起来，于是四大夫簇拥着恭王上了战车逃了回来。还有，以前的苍吾绕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就将妻子让给了兄长哥哥。这种“爱兄”方法和上进“忠君”的做法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但是知道权变的圣人就能根据事情实际情况，能随之伸缩俯仰，没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框框，时而屈曲时而伸展。当应该柔弱时，他就柔弱得像蒲苇一样，但他这柔弱并不是慑于威势；而当应该刚强猛毅时，他就刚强猛毅得能气冲云天，但他这刚强猛毅也绝对不是狂妄骄暴。他的这两种态度均是为了应对时势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君臣相见，臣屈膝下拜，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礼；而到特殊情况下（如恭王面临祸患时），黄衰微抬腿踢君王的身体，天下人就不必非议他了。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礼法是不能阻止他尽忠的。孝子侍奉父亲，真正是做到神情和悦，体态谦卑，为父亲穿衣系带、提鞋穿鞋；但一旦碰到父亲溺水的时候，他为了救父亲性命，顾不了这么多，就直接揪住父亲的头发将其拉上岸来，这种揪发硬拉就不能算骄横侮辱父亲，他实在是为了救父亲性命。所以这种将溺水父亲揪发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时称父为“君”是一样的，是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这也就是“权变”的地方。所以孔子说：“可以在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获得真理；可以一同获得真理的，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的，不一定可以一样知道通达权变。”通达、运用权变，只有圣人才具有的独到胆识。所以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合意的，叫做懂得权变；反之先是一切顺利而后接连不断的倒霉的，叫做不懂得权变。不知权变的，好事也会被他做坏。所以礼仪形式就像果实之花一样，是人为的修饰，当人们处在紧急困窘的情况下，这礼仪形式是一点都没用的。所以圣人只是将礼仪形式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而以实际的态度来做该怎样就怎样的事，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不凝固呆板，所以是失败的事少，成功的事多，政令通行于天下而不被人非议。

     猩猩知道过去而无法预见未来，干鹄能预见未来而无法记起过去的事，这是它们的长短优劣的区别。过去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历数的官员，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度数，苌弘他无所不知，然而他却就是不能预见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终还是死于非命，被人斩于刀下。苏秦原是一个出门只靠步行的平民百姓，经常是脚蹬草鞋、肩背行囊，周旋游说在诸大国之间，想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诸国采纳他的合纵策略，但最终还是难免车裂的祸害。徐偃王亲自推行实施仁义慈爱，天下朝拜他的国家多达三十二个，然而最终还是身死国亡、子孙灭绝。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越国报仇雪耻，还生擒吴王夫差，使越国的疆域扩大了数千里，但最终还是死在属镂利剑之下。应当讲，这些人都是通晓国家治乱的计谋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却不懂怎样保护自己。所以可以这样讲，苌弘是只知天道而不懂人道，苏秦是只懂权谋而不知避祸，徐偃王是只懂仁义而不知时宜，文种是只知尽忠而不知谋退、留生路。而圣人就不是这样，他能分析世上各种事情，权衡这其中的利和弊，然而才决定权谋计策，所以能做到施展开来可以充塞天下而不显得空旷，紧缩起来可以身处窄狭而不显得壅塞。假若到天下荒乱、礼义弃绝、纲纪废弛、以强凌弱、武力征讨、君臣倒置、贵贱无序、甲胄生虱、燕雀处帷幄而兵卒无休息之时才想起实施恭谨俭朴的儒家学说，那么必定会被压抑消灭而不得兴盛。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顺和睦、君臣王相亲善，在这时你如果显露骄横气焰、展示蛮横暴力，那么也必定难逃法律的制裁。因此，所谓圣人是既能阴又能阳，既能弱又能强，顺随时势而动静，根据资源而行事；同时圣人还能在事物一运动起来就能知道事物的转向，事物稍有萌芽苗子就能察觉事物的变化；变化了的事物，圣人能知道它的变化形象，运动了的事物，圣人有办法应对它。因此圣人是终生顺利而无困窘。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说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说但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有些事情是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这里所谓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是指取舍；有些事情可以说而不能做的，是指欺诈；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是指事业；有些事情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是指名声。这四方面的策略，只有圣人有独到的见解并且时刻留意。小事委曲、大事伸张，圣人是这样的处事原则；小处可以弯曲，大处必须站直，圣人是这样的行事原则。周公有杀害亲兄弟管蔡的精神负担，齐桓公有和公子纠争夺国政的恶名，但是周公以匡扶周室的正义行为弥补了杀害兄弟的缺憾，齐桓公用称霸天下的功绩抵消了他的丑事恶名，所以两位还都算是圣贤者。假使因为其人有些小的过失而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天下就再也难以有圣王和贤相了。所以，眼睛稍有疵点，但只要不妨碍看东西，就不必用火炙烤；咽喉稍有不适，只要不妨碍呼吸，就不必凿开喉管。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尽管小土丘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但这一地带仍不失平坦；水流急得会激起波浪，有时浪头高达数尺之高，但河水仍不失平静。过去曹沫为鲁国带兵打仗，屡战屡败，丢失国土数千里。假使曹沫不作长远打算，不转身往后撤退，拔剑刎颈自杀，那么他就永远是个败军中的败将。然而，曹沫并不为一时的失败而害臊，他所感到的耻辱是不能很好地建立功绩。于是他在后来的齐鲁柯地会盟中，拿着三尺宝剑，逼着齐桓公归还夺走的土地，这样使他在多次战争中丧失的土地于片刻之间便收了回来。他的大智大勇也传遍天下，并为鲁国立下了功绩。管仲辅佐公子纠并不成功，是不能说他聪明的；管仲又在公子纠和小白争权斗争失败后自顾逃命，不能为公子纠而敢于牺牲性命，这就不可以称他为勇敢的；管仲在被小白关押期间，并不感到这是耻辱，这就不能称他为贞节的。有了这上述三种行为，一般的平民都不愿意与他交朋友。君子更不愿意以他为臣子了。但管仲却能使自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并受到齐桓公的重用，执掌了齐国大政，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假使管仲在当初身处绝境，身陷囹圄之时就献出了生命，不从长计议，那就哪会有以后助桓公称霸天下的功绩！

     今天如果君王评价他的下属，不考虑他的功绩，不看到他的主要优点，而只是计较他的小节问题，这便是失去贤才的做法。所以其人只要有大德，就不必非议计较他的小节；如果有他的可称赞的地方，就不必对他的不足之处吹毛求疵。牛蹄踩出来的水塘是长不出鱼来的，蜂巢里是容不下鹅蛋的，这说明狭小的东西是容不下大东西的。人之常情是谁人没有短处？如果他的大处主流是好的，即便有些小错误，也不应成为他的累赘。反之如果他的主流大处不好，就是有一些被乡邻称赞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颜喙聚曾是梁父山中的大盗，但最终却成为齐国的忠臣。段干木原是晋国的一名市侩，后来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孟卯娶嫂子为妻，还生下了五个小孩，但后来却做了魏相，替魏国排除了不少危难。景阳一生好饮，沉溺于酒色之中，常蓬头散发混迹于女人群中，但后来却率领楚军救助燕国，声望威震天下。以上这四人，都有着短处和不足，可就是功名留传后世，这是因为他们的好的长处得到了施展。季襄、陈仲子品行高尚，坚守节操、行为清高，不肯混迹于污浊的朝廷，还不肯吃乱世的粮食，结果却活活饿死，不能拯救衰亡的社会、延续将要断绝的宗祀，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只注意了小节的保持而将大的才干忽略了。所以在小事上处处谨慎的人是不会有大作为的，而那些专爱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也大都不为众人所容；身体魁梧的人骨骼自然大，腿长脚大的人步子也必定大。

     从古到今，三王五帝，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易经》上说：“小的过失无伤大体，照样吉利亨通。”是说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只是不要将小错铸成大错就可。

     尧、舜、汤、武是君王中的杰出者，齐桓公、晋文公则是春秋五霸中的英豪。然而尧有不慈爱儿子的名声，舜因贬抑父亲而遭人非议，汤和武有放逐、弑君的反叛行为，春秋五霸则要负起以暴力挑起战乱的责任。所以人无完人，君子就不可以对人求全责备。君子端正耿直但不锋芒毕露，有棱有角但不刻薄尖切，博学多才但不嘲讽讥刺，文武双全但不因此苛求别人。他委以别人的任务时是根据其人的能力大小来决定的，而对自己则是以道德修养上来要求的。根据别人的能力来委以任务，别人就容易完成；而要求自己具有道德修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做的事而去做，就显出品行的高尚，容易完成任务，也就使要求得到满足。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无瑕斑的，就连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无疵点斑痕，但天下人就是十分珍贵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这些小毛病无损于它们整体的长处和美感。假若老记着别人的缺点而忘记别人的优点长处，要想求得天下贤才是相当难的。过去百里奚喂过牛、伊尹曾做过厨师、姜太公操过屠刀、宁戚为谋官而唱过悲切的歌，但他们身上都有着更美好的品质。但一般性人只看到他们地位低微，又干过不光彩的事，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而没看到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而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担任了诸侯的贤相时，人们才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伊尹实在是从砧板、灶边锅旁发迹的，姜太公是从屠宰场显身的，管仲是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后立下功绩的，百里奚从牛棚中兴起的，在用香汤沐浴洗尽身上的污垢，举行祓除仪式消除身上的晦气后，被提拔到朝廷，封给三公高位，委以重权，对内无愧于国家，对外无愧于诸侯；他们之所以能在卑贱低微时被人看中，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品质的显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时代的特征。所以能在尚未显山露水之时就被人发现识别是贤才，尧发现舜就是这种类型；如果等贤人显山露水、建功立业后才被识别是贤才，这就像市民百姓认识舜一样。如果按上面说的贤才大都出自民间、出身低微，我们也就放弃评判识别人才的标准，一头钻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寻找贤人，那会失掉更多的选才机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只是摹仿君王寻找贤才的做法，而不知道选贤才的标准和原则。

     事物中的相似性，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有些事物彼此酷似、疑惑难明，令一些人眼花缭乱。有些刚愎自用的人，貌似聪明，实际上并不聪明；愚昧的人好像仁慈，实际上并不仁慈；戆头戆脑的人看似勇敢，实际上是鲁莽。假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像石头和美玉、葵菜和苋菜那样明显，那么识别评判人的优劣就容易得多了。使人迷惑不清的是，好像芎和藁本、蛇床和蘼芜，都是那样地相似。所以普通的铸剑工匠都因宝剑像莫邪宝剑而感到困惑，而只有欧冶这样的工匠才能识别出它们的不同种类；普通的玉工又常将一般的玉当成碧庐美玉，而只有专家猗顿才能不混淆它们之间的差别；同样，昏庸的君主也常常把伪装成君子的小人奸臣当成君子，而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不被蒙骗，并能从细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所以根据蛇抬起头的高度，可以推知它的长度；根据象牙的长短，可以推知它的大小。薛地的烛庸氏之子，只要看到爪甲那么长的短剑，就能知道其剑的利纯情况。淄河与渑水混在一起，臾儿和易牙只要尝一口水，便能根据河水的甜苦来分辨出哪是淄河水、哪是渑河水。所以圣人也能根据人的行为表现，知道人的贤与不贤。孔子连廪丘封邑都推辞了，那么据此可以认定孔子不可能会去偷刀钩一类的小玩艺；许由连天子都不要做，据此可以断定许由绝不会稀罕封侯之类的事。所以，不曾被火灼伤的人是不敢去抓火的，是因为他看到过火是会伤人的；不曾被刀剑伤过的人是不敢去抓刀刃的，是因为他看到过刀刃是会伤人的。由此看来，可以从已经知道的现象中推知还未显露发生的事，以观察小节来推知大体。所以识别评判人的方法是：对地位等贵者是观察他怎样兴办事情的，对富有者是观察他怎样施害人家的，对穷困者是观察他不受什么，对卑贱者是观察他不愿意做什么，对贫穷者是观察他不拿取他人的什么。将他处于危难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他的勇气如何；用他喜好的东西去打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操行如何；将货物钱财交付给他，就能观察到他的仁爱如何；用恐惧的事物来触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气节如何；这样从多方面来对一个人的反复观察考查，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大概情况了。

     古代善于奖赏的君王，花费少但激励的人多；善于惩罚的君王，刑罚简省而能禁止奸邪；善于赐予的君王，费用不多而感受恩德的人多；善于获取的君王，收得多而没有人怨恨。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内，突破包围后赏赐五位有功之臣，第一位就是高赫。身边的人说：“晋阳危难之时，高赫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现在他却奖赏得最多，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之危难的时候，国家、社稷处在危险关头，大臣们无不对我流露出骄纵轻侮之意，而只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之礼节。”所以赵襄子赏赐高赫，就是要使他手下的大臣无不对他们的君王尽忠到底。这就是叫奖赏少数、激励多数。齐威王在厅堂前摆了一只大鼎，列举数落无盐县令的罪状：“称赞你政绩的好话每天都能传到我的耳朵里，但去视察你的政绩却见到田野荒芜、仓廪空虚，而监狱牢房人满为患。你这是在用奸诈之术欺骗我。”于是下令烹了无盐县令。这样使齐国在以后的三十二年中真的是“路不拾遗”，社会清平安定。这就是叫刑罚简省而奸邪禁绝。秦穆公外出游玩，马车坏了，右边的服马挣脱了缰绳跑了，被山里人捉去。穆公带人随后追到岐山南边，山里人正把那匹马杀了煮着吃。穆公对他们说：“吃这种骏马的肉，如果不喝酒，是会伤身子的。我特地赶来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吃伤了身体。”说完就让随从人员拿酒给他们一一喝过以后才离开。过了一年，秦穆公和晋惠公在韩源交战，晋军包围了穆公的指挥车，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牵住了穆公指挥车两边的马，正要活捉秦穆公。这时，去年吃穆公骏马的一伙人率着三百多号人，都冒死为保卫秦穆公而在指挥车周围拼杀，终于战胜了晋军，保卫了秦穆公并俘虏了晋惠公凯旋而归。这真可谓是费用不多而得到的回报却不少。齐桓公准备出兵征伐诸侯中的叛乱者，但一时铠甲兵器不足，于是发布命令，让犯重罪的人每人出一副犀牛皮铠甲和一支戟抵罪，让犯轻罪的人按犯罪轻重程度拿出不同分量的铜铁赎罪，而让输了官司的人出一束箭。这一命令发布后，百姓们都很高兴，纷纷将箭竹加工成箭，将铜铁熔化后铸成各种兵器；齐桓公就用这些武器征讨了不义之君和无道之国，终于称霸了天下。这就是叫征收得多却没有人怨恨。所以英明的君主是根据民众的喜好来劝他们向善从善的，依据民众的憎恨来禁绝奸邪的，所以能奖赏一人而天下人都称赞、惩罚一人而天下人都惧怕。所以说最有效的赏赐是不浪费的，最有效的惩罚是不泛滥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孔子杀少正卯而堵塞了鲁国的歪门邪道，子产杀邓析而禁绝了郑国的奸邪活动；他们都能够由近喻远、由小知大。所以圣人是掌握要领持守简约，但却能收到广泛的效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没有比做善事更容易的了，而做坏事却很难。所谓做善事，只要清静无为便能做到；所谓做坏事，是说躁动而多欲。性情安适，去除多余的欲望，不受诱惑，依循本性，保存纯真，不让自己变异，就能为善，所以说做善事容易。而做坏事要翻越城墙，穿过险要的关卡，偷盗符节、印章、钥匙，又要篡位杀人、伪托君命、编造谎言，这些事情都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做坏事也不易。现在有人之所以被关押或蒙受刑罚的磨难，是因为这些人欲望无限膨胀、不知节制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颁布的国法是：“盗墓的处死，偷盗的判刑。”这些是执法的范围。这法令针对着奸邪之徒，法网随时追寻着这些奸邪之徒的踪迹，即使是愚昧的男女都懂得触犯刑法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违反禁令是不能免除惩罚的。但就有一些不成器的人，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冒着有可能被判死罪的危险去干坏事，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蒙受刑罚的耻辱。因而每年在立秋以后，司法机关执法人员会接连不断地来到牢房提取死囚，将其处死，以致使被处死的人血流满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这些死囚被利欲之心冲昏头脑，因而看不到死亡的祸患正等着他呢！现在假设战场上两军对阵，两方将交战，将领于是下军令：“冲上前去斩下敌首的授予爵位，后退逃跑的腰斩。”但是阵营中的士兵都不冲锋前进争立斩敌首的功劳，却后退蒙受腰斩的惩处，这是害怕冲上前去被敌人杀死，却往往忽视违反军法也是要处死这点。所以说利和害是相反相成的，祸与福是互相承接的，这个道理不能不弄清楚啊！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你本想得到它，但恰恰因此而失去了它；有时你想避开它，但恰恰因此而碰到了它。楚国有个人在乘船过江时遇上了大风，波涛汹涌，此人十分惊恐，为了避开劈头打来的浪头竟自己跳入了江中。他并不是不贪生和怕死，但在一时怕死的念头冲昏头脑时反而忘了怎样活命这一点。所以说人的嗜欲也如同这样。有个齐国人偷金子，在街市正繁华热闹的时候，看到金子拿着就走，被捉住后问他：“你怎么敢在集市里偷金子？”那人回答说：“我没看到人，只看到金子。”这正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在干什么。所以圣人是明察动与静的变化，恰如其分地掌握接受和给予的分寸，理顺爱与憎的情感，调和喜与怒的情绪使之有节制。如果动静得当，祸患就不会降临；接受和给予适度，罪孽就不会来纠缠；爱憎理顺，忧虑就不会产生；喜怒节制，怨恨就不会侵犯。所以通达于道的人，是不随随便便捞取好处的，也不会无故推辞应得的福利；自己该有的不放弃，不该有的不索取；这样永远充实而不溢出，恒常虚空而易满足。因为有满足感，所以屋檐漏下的水就足够装满盆盂酒壶；因为没有满足感，所以就是有江河之水也不足以装满盆盂酒杯。人心就是这样。人并要自觉地用道术来衡量：只求吃饱穿暖就足以怡养你的七尺之躯了；反过来说，你如不用道术来衡量、检束自己，那么即使给你万乘之国的权势，你也会嫌不尊贵；即使给你天下所有的财富，你也不会感到高兴。孙叔敖三次失去令尹的官职而没有忧伤的神色，这是因为爵禄不能拖累他；荆佽非在两蛟龙挟持缠绕他所坐的船的危急情况下，神志不动摇，这是因为怪物不能吓倒他。所以圣人是心志平静，精神内守，外物不能惑乱他的神志。

     喝醉酒的人，会低着头走进城门，他还以为走进了七尺高的房门呢！而渡过长江淮河，他还以为是过一条几尺宽的小水沟呢！这些表现都因为他醉得不省人事而造成的。胆小的人，晚上看见立着的圭表，还以为是鬼；看见地上躺着的石头，还以为是老虎。这些都因为恐惧吓散了他的魂魄，何况这种人真的碰上天地间的怪物呢！雌雄相配、阴阳交迫，羽翼类的生成雏鸡、小鸟，毛类的生成驹犊，柔软的是皮肉，坚硬的是齿角，这些人们见了并不感到奇怪；老槐树会发天火，人死后血气会发出磷光，这些人们见了也不感到奇怪。但山里出现山精枭阳，水中出现水精罔象，树木中产生木精毕方，井里生出土精坟羊，人们就会感到奇怪了，这是因为平时看得少、听得少，对这方面事物的认识比较浅薄。天下的怪异之事物，只有圣人能认识；利害之间的转化，只有聪明的智者能看透。

     而那些似同似异，难以分辨清楚的事物，真把世俗的平庸人给弄糊涂了。在这个社会中，有些事情不便公布于海内外，有些消息对老百姓来说又不是十分明确，因此就借助于鬼神吉凶祸福等迷信的观念来定出种种禁戒，并汇合各种情形，加以类推，为民众提供解释现象、传闻的徵兆依据。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例如世俗社会说：“祭祀祖先神灵的牺牲，猪是上等的祭品；安葬死者时不可将裘皮随着陪葬；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拉开他的臂肘；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这些说法在法令中都没有记载，但在圣人间倒有口传。祭祀祖先神灵以猪为上等祭品：并不是说猪就一定比麋鹿之类要好，但神明偏偏享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猪这样的牲畜为一般人家普遍饲养，并容易得到，所以是因其方便易得而提高了猪的尊贵地位。同样，裘皮不可以随死者埋葬于地下，并不是它没有丝绵帛绢那样的保暖性，而是世人认为裘皮是难以得到的昂贵物品，可以世代相传，它对死者毫无益处，倒可以用来给生者保养身体，所以根据它的作用而订出忌讳它作随葬衣服。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开他的臂肘：这是因为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难免失手伤人，因失手而互相伤害，这样的祸患就大了；再加上双方都无血海深仇而要争斗，只因闹着玩这样的小事而陷于刑杀之中，实在不应该。而愚昧的人却不懂这个道理，不忌讳这种事，于是就搬出祖宗神灵来吓唬他们，让他们有所禁忌。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假若鬼神能变化莫测，那它就不必一定要通过门窗而进来；如果鬼神是循空虚而入，也就不会踩着门槛上的你。那么为什么要订出这样的忌讳呢？这是因为门窗过道是风所通过的必由之路，而风又是阴阳激荡冲突的，遭门风吹袭就要生病，所以人们借助鬼神踩头的说法来达到告诫的目的。凡此种种说法，当然不可能载入法典书策而收藏在官府之中，所以利用吉凶观念来解释它们，为的是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危害性，于是借助鬼神的威严神圣来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实际上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而愚昧的人却又以为真有鬼神致吉凶福祸的事，那些根本不信鬼神的人又认定这是假的而加以否定。只有得道的人才能了解它的意义。

     如今世上人们祭祀井神、灶神、畚箕扫帚神、门户神、杵臼神等，并不是这些神真能享受到祭祀，只是平时过日子的人们每天要没完没了地麻烦辛苦它们，所以碰到过年过节，人们就会感念它们的好处，用这种祭祀的方式来表示不忘它们的功德而已。高山地带的空气接触冰凉的岩石就会凝成水珠，并形成云气产生雨带，用不了多少时间这雨就会降临大地，这种情况只有像泰山这样的高山地带才会发生；大旱三年都不会断流，泽水灌溉百里滋润着大地草木，这只有长江、黄河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天子将天下的山川都列入祭祀范围。按照这种观念，凡在危难中挽救过主人的战马，其死后人们就用被褥蒙裹后埋入地下；同样，耕牛一生为人们勤劳耕作，所以牛死后人们用大车拖着掩埋掉。牛马有功劳，人们尚且能不忘怀，更何况人本身呢！这就是圣人为什么要人注重仁爱恩德的原因。所以炎帝因教会人们使用火，所以他死后被尊为灶神；大禹为天下操劳，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土地神；后稷因教会人们种庄稼，所以他死后被尊为谷神；羿为人们除掉了害人精，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宗布神。以上这些便是产生鬼神观念的原因。

     北楚有位行侠义的人，他的子孙多次劝他不要再做行侠的事了。他不听。有一次县里发生了盗贼偷盗事件，官府彻底搜查了他的住宅，他和盗窃案有牵连的事被察觉，于是这位侠士吓得连夜逃跑。官府的差吏追踪搜捕他，在半路上追赶上了他，但那些平时接受过这位侠士恩德的人都为他抗拒追捕，使他免遭逮捕，安全地返回了家里；到家后的侠士对他的子孙说：“你们多次阻止我行侠，现在有了灾难，果然靠那些受过我接济的人免去了祸患，说明你们平时劝我的话是不能听从的。”这位侠士正是只知道怎样免除灾祸，而不知道怎样从根本上不发生灾祸。像他这样看问题，怎么会不迷惑呢？

     宋国有一个人嫁女儿，他对女儿说：“这桩婚事我看未必能保持长久，假若夫家把你遗弃，赶你出门，你就不能不早点作准备多私藏些钱财。私藏的钱财多了，到时候被赶出门后再去嫁人也容易些。”他女儿果然听从了父亲的计谋，在婆家经常偷窃夫家的钱物藏起来。后来这女子的公公发现了这媳妇的偷盗行为，就将她赶出了家门。而她的父亲非但不觉得这件事做错了，反而自以为得计。这位父亲只知道为防女儿被遗弃而教其偷藏财物，却不知道正是偷藏财物才导致被遗弃这点。像这位父亲那样考虑问题，哪能不荒谬呢？现在有人租用车子来运货，他将货车装得满满的，想最大限度地使用车子和牛的气力，还为了怕压断车轴，专门备了一副车轴和车辕放在车上，但这样一来，更加重了车的重量；他不知道正是这加上去的一副车轴和车辕加重了车的重量而导致车轴折断。楚国国君身佩戴着一块玉玦去追赶兔子，在追赶兔子过程中碰碎了玉玦；以后他为了防备奔跑中碰碎玉玦，就佩戴两块玉玦来预备其中一块破碎，谁知因为是两块玉玦，所以在奔跑中两块玉玦互相碰撞，碎得更快。使国家混乱不堪的做法，就像这种情况。

     那鸱鸟的眼睛很大，但视力不如老鼠；盚虫的脚很多，但不如无脚的蛇走得快。事物本来就有大的不如小的，多的不如少的情况。至于说到从强变弱，由弱变强，危转为安，存变成亡的这些情况，不是圣者，谁能看得清！大小尊卑，是不能笼统而论的，只有道的存在才是最珍贵的。怎么说明这一点呢？天子处在郊外行宫的时候，九卿、大夫都为此奔走忙碌着，坐着的人就得为天子到来而趴伏在地，而原本可斜靠一会的人也不得不赶紧站得整整齐齐，毕恭毕敬。而这个时候，留在朝廷值班的官员们倒可挂上宫帽，解下佩剑，放松衣带而安舒躺下。这不是说郊外的行宫比朝中的明堂太庙更大、更尊贵，而是因为至尊的天子在那里居住。这道的尊严，不只是像天子尊严那样只当天子出现的时候民众才敬仰他。这道的尊严能使蛰伏着的昆虫和巢穴中的喜鹊都向着它，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和调啊！帝王君主如果能禀受到天道，融合和谐，那么禽兽草木就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更不用说千千万万的广大民众了。

卷十四 诠言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分而为万物，莫能及宗，故动而谓之生，死而谓之穷。皆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故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圣人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不为事任，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欲福者或为祸，欲利者或离害。故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义列于德而见，故人视之。人之所指，动则有章；人之所视，行则有迹。动有章则词，行有迹则议。故圣人掩明于不形，藏迹于无为。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棓，子路菹于卫，苏秦死于口。人莫不贵其所有，而贱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贵，而极其所贱。所贵者有形，所贱者无朕也。故虎豹之强来射，蝯狖之捷来措。人能贵其所贱，贱其所贵，可与言至论矣。

    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知足者，不可以势利诱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詹何曰：“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员；身者，事之规矩也。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慧识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胜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则五无殆，五见则德无位矣。故得道则愚者有余，失道则智者不足。渡水而无游数，虽强必沉；有游数，虽羸必遂。又况托于舟航之上乎！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故广成子曰：“慎守而内，周闭而外，多知为败。毋视毋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善游者，不学刺舟而便用之，劲者，不学骑马而便居之。轻天下者，身不累于物，故能处之。泰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币珠玉而不听，乃谢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从之，遂成国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无以天下为者，必能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天也。厌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尊君也。辟地垦草者，后稷也；决河濬江者，禹也；听狱制中者，皋陶也；有圣名者，尧也。故得道以御者，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方船济乎江，有虚船从一方来，触而覆之，虽有忮心，必无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谓张之，一谓歙之，再三呼而不应，必以丑声随其后。向不怒而今怒，向虚而今实也。人能虚己以游于世，孰能訾之！

    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乱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于失宁。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者弗得，所杀者非怨，则几于道也。

    圣人不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也；不能使祸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来，信己之不攘也。祸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穷而不忧；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祸福之制不在于己也，故闲居而乐，无为而治。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以待敌之可夺也。舜修之历山，而海内从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风。使舜趋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犹弗能保，何尺地之有！

    故治未固于不乱，而事为治者，必危；行未固于无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无祸，利莫美不丧。动之为物，不损则益，不成则毁，不利则病，皆险也，道之者危。故秦胜乎戎，而败乎殽；楚胜乎诸夏，而败乎柏莒。故道不可以劝而就利者，而可以宁避害者。故常无祸，不常有福；常无罪，不常有功。

    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不求所无，不失所得，内无旁祸，外无旁福。祸福不生，安有人贼！

    为善则观，为不善则议；观则生贵，议则生患。故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故圣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见誉。法修自然，己无所与。虑不胜数，行不胜德，事不胜道。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故《诗》曰：“弗识弗知，顺帝之则。”有智而无为，与无智者同道；有能而无事，与无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后觉其动也；使之者至，然后觉其为也。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为正也。故功盖天下，不施其美；泽及后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伪灭也。

    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道胜人则名息矣。道与人竞长。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则危不远矣。故世有盛名，则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为善，欲为善者必生事，事生则释公而就私，背数而任己。欲见誉于为善，而立名于为质，则治不修故，而事不须时。治不修故，则多责；事不须时，则无功。责多功鲜，无以塞之，则妄发而邀当，妄为而邀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事之败也，不足以敝身。故重为善若重为非，而几于道矣。

    天下非无信士也，临货分财，必探筹而定分，以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无心者也。天下非无廉士也，然而守重宝者必关户而全封，以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无欲者也。人举其疵则怨人，鉴见其丑则善鉴，人能接物而不与己焉，则免于累矣。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邓析巧辩而乱法，苏秦善说而亡国。由其道，则善无章；修其理，则巧无名。故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以慧治国者，始于治，常卒于乱。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胜则质掩，邪巧则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

    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若内治而待时。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事以玉帛，则货殚而欲不厌；卑礼婉辞，则论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以事人，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为全。若诚外释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离，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为义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执一则治，无常则乱。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

    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一人之身，既数变矣，又况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径衢，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则乱，甚于无君之时。故《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澹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穷术也；好勇，则轻敌而简备，自负而辞助。一人之力以御强敌，不杖众多而专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术也。好与，则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仇。少取多与，数未之有也。故好与，来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观之，贤能之不足任也，而道术之可修明矣。

    圣人胜心，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于性。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接而说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宁于体，听之不合于道，视之不便于性。三官交争，以义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饮毒药，非不苦也；然而为之者，便于身也。渴而饮水，非不快也；饥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为者，害于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必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观之，欲之不可胜，明矣。

    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岂若忧瘕疵之与痤疽之发，而豫备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昆山之玉瑱，而尘垢弗能污也。圣人无去之心，而心无丑；无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亲不求福，飨宾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处尊位者，以有公道而无私说，故称尊焉，不称贤也；有大地者，以有常术而无钤谋，故称平焉，不称智也。内无暴事以离怨于百姓，外无贤行以见忌于诸侯，上下之礼，袭而不离，而为论者莫然不见所观焉，此所谓藏无形者。非藏无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

    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未有使人无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无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己者也。此两者，常在久见。故君贤不见，诸侯不备；不肖不见，则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则民用可得；诸侯弗备，则天下之时可承。事所与众同也，功所与时成也，圣人无焉。故老子曰：“虎无所措其爪，兕无所措其角。”盖谓此也。鼓不灭于声，故能有声；镜不没于形，故能有形；金石有声，弗叩弗鸣；管箫有音，弗吹无声。圣人内藏，不为物先倡，事来而制，物至而应。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为人赣，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宁而能久。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而为受名。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利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寄也。能不以天下伤其国，而不以国害其身者，为可以托天下也。

    不知道者，释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虑以行曲，故福至则喜，祸至则怖，神劳于谋，智遽于事，祸福萌生，终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则忧，中未尝平。持无所监，谓之狂生。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受诛，怨无所灭，谓之道。道胜，则人无事矣。

    圣人无屈奇之服，无瑰异之行，服不视，行不观，言不议，通而不华，穷而不慑，荣而不显，隐而不穷，异而不见怪，容而与众同；无以名之，此之谓大通。升降揖让，趋翔周游，不得已而为也，非性所有于身，情无符检，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构耳，岂加故为哉！

    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胜，平心定意，捉得其齐，行由其理，虽不必胜，得筹必多。何则？胜在于数，不在于欲。駎者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载，马力必尽矣。何则？先在于数，而不在于欲也。是故灭欲则数胜，弃智则道立矣。贾多端则贫，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条，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无术，虽钻之不通；有百技而无一道，虽得之弗能守。故《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其仪一也，心如结也。”君子其结于一乎！

    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县，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每一守，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使人为之也。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后，虽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为祝，无害于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为仆，无害于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张琴，小弦虽急，大弦必缓。

    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今与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虽怨不逆者，后也。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愚，必从旁而决之，非以智，不争也。两人相斗，一羸在侧，助一人则胜，救一人则免，斗者虽强，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斗也。由此观之，后之制先，静之胜躁，数也。倍道弃数，以求苟遇，变常易故，以知要遮，过则自非，中则以为候，暗行缪改，终身不寤，此之谓狂。有祸则诎，有福则嬴，有过则悔，有功则矜，遂不知反，此谓狂人。员之中规，方之中矩，行成兽，止成文，可以将少，而不可以将众。蓼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舂，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

    心有忧者，筐床衽席，弗能安也；菰饭刍牛，弗能甘也；琴瑟鸣竽，弗能乐也。患解忧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由是观之，生有以乐也，死有以哀也。今务益性之所不能乐，而以害性之所以乐，故虽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不免为哀之人。凡人之性，乐恬而憎悯，乐佚而憎劳。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游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自乐于内，无急于外，虽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日月廋而无溉于志，故虽贱如贵，虽贫如富。大道无形，大仁无亲，大辩无声，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无弃，而几向方矣。

    军多令则乱，酒多约则辩；乱则降北，辩则相贼。故始于都者，常大于鄙；始于乐者，常大于悲；其作始简者，其终本必调。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争盈爵之间反生斗，斗而相伤，三族结怨，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

    《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徵音非无羽声也，羽音非无徵声也，五音莫不有声，而以徵羽定名者，以胜者也。故仁义智勇，圣人之所备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廪。见所始则知终矣。席之先蕈，樽之上玄酒，俎之先生鱼，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适于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而后末。圣人之接物，千变万轸，必有不化而应化者。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烁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寒暑之变，无损益于己，质有之也。圣人常后而不先，常应而不唱；不进而求，不退而让；随时三年，时去我先；去时三年，时在我后；无去无就，中立其所。

    天道无亲，唯德是与。有道者，不失时与人；无道者，失于时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无以为而天下远，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志；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乐，静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

    自身以上，至于荒芒尔远矣，自死而天下无穷尔滔矣，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龟三千岁，浮游不过三日，以浮游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可与言道矣。君子为善，不能使福必来；不为非，而不能使祸无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内修极而横祸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积其德，狗吠而不惊，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万乘之主卒，葬其骸于广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


译文：
     天地浑然未分，整个地呈现出未分的混沌整体，当时还没有形成生出有形的万物，这种状态称之为“太一”。万物都出自于这个“太一”状态，成形以后各不相同，有飞禽、走兽、游鱼，这就称之为“分物过程”。以后又可根据不同的种类将它们区分开来，它们的物种、群体和生命形态也各不相同，但表现为有形这点上是一致的。各类物种因种类不同而互相阻隔不贯通，于是显示出它们的千差万别，并再也无法返回到它们原本那种混一的状态。所以万物均处于它们的生命运动状态，这也就有了“生”，而“死”便是万物生命运动的终结。这些物种无论处在何种生命状态下都属有形物体，而不是虚无的物质，创造物的东西，造物者似乎已消失在万物之中了。

     考察天地未分的时候，人类从无中产生，表现为有形，一旦有了形体，就受物质的制约。如果能够再返回到产生人的根本境地，就像没有形体的人那样，这样的人就叫“真人”。真人是尚未与“太一”分离。圣人不做名誉的承受者，也不做谋略的储藏者，不做事情的执行者，更不做智谋的主人；他隐蔽时没有形体，行动时没有影迹，遨游时没有徵兆。他不为福先也不为祸始；他保持着无形状态，行动完全出于自然。想要获得幸福的人有时却获得了灾祸，想要获得利益的人有时却遭受了损害。所以不如“无为”，“无为”倒能使人安宁，失去“无为”倒反而危险。这就像无事治理天下，有事天下混乱一样。星辰排列在天空上闪闪发光，所以人们能够对它指指点点；义通过品行道德表现出来，所以人们总关注着它。人们所指点的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人们所关注的行义，行动有它的规矩。因为星辰运行有它的轨迹，所以就引起人对星辰的评论；因为行义有它的规矩，所以就引起人对行义的议论。而圣人则将自己的光辉掩藏在无形之中，将形迹隐藏在无为之中。王子庆忌因勇武死于刀剑之下，后羿因喜猎而被桃木棍子打死，子路则因勇忠而被人剁成肉酱，苏秦因摇唇鼓舌被人杀害。人没有不是推重张扬他的长处，而掩盖看轻他的短处的；因而常常沉醉得意于他自以为的长处和优点，而掩饰遮盖自以为低贱的短处和缺点。那些值得推重张扬的长处往往因表现出来而显得有具体特征，而那些短处缺点因被掩饰遮盖而不为人所见。然而正是由于推重张扬长处，显得有具体特征而导致祸害：虎豹就因具有勇猛强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射猎，猿猴就因具有敏捷灵巧的长处和特征而招致捕捉。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能推显他的短处而不张扬他的长处优点，就可以和他谈最高深的“道”的理论了。

     自信的人是不能用诽谤赞誉来改变他的志向的，知足的人是不能用权势利益来诱发他的欲望的。所以通达天性的人是不会追求天性所做不到的事情的，懂得命运的人是不会担忧命运本身所无法左右的事情的，通晓道体的人是没有外物能够搅乱他的内心和平的。詹何说过：“还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好而国家治理得很差的事，也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差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矩尺不正就不能划出方形，圆规不标准就无法画出圆形来。自身的修养就像上述说的矩尺圆规，没听说过自身不正而使别人端正的事。溯源天性、端正心术、理顺好憎感情、调适情性，那么治国之道就通畅了。溯源天性就不会被祸福迷惑，端正心术就不会喜怒无常，理顺好憎感情就不会贪求那些于本性无用的东西，调适情性这欲念就不会没有节制。不被祸福所迷惑则行为就能动静循理，不喜怒无常这赏罚就不会出偏差，不贪求于本性无用的东西就不会因物欲而伤害本性，欲念有节制就可怡养天性而知足。这四个方面，都不能从外界求得，也不必借助别人的力量，只须立足自身就能得到。天下的事情是不能单凭智力就能做成的，也不能单靠聪明就能认识清楚的，更不能只靠人的本事能办成的，同样不能只以仁术就能使人归顺的，单凭强力取胜更不可能。这智力、聪明、本事、仁术、强力五项都归属人的才能范畴，但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德行不高，就不能做成每一件事情。只有德行修养好了，这五项才能也就随之能发挥作用；反之只强调突出这五项才能，那么德行修养也就被忽略了。所以只有获得了“道”，就会使愚笨无能的人都会感到力量无穷；反之失去了“道”，就会使聪明者都感到力不从心。这就好像泅渡江河而没有游泳技术，即使身强体壮也一定会沉没；而有了游泳技术，即使身体瘦弱也一定会顺利渡过，更何况托身于舟船之上呢！

     治国的根本，务必要使人民安定；安定人民的根本，在于衣食充足；衣食充足的根本方法，在于不失农时；使人民不失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徭役；减少徭役的根本，在于节制物欲；节制物欲的根本，在于归返虚静平和的天性；归返天性的根本，在于抛弃内心世界那些多余的精神压力；去掉抛弃了这些精神压力，心胸就会虚静；心胸虚静就平和；平和是道的基本素质，虚静则是道的居所宅舍。能够拥有天下的天子，必定不会失去诸侯国；能够拥有诸侯国的诸侯王，必定不会失去他的家族；而能够治理好自己家族的，也必定不会不注意自身的修养的；能够自身修养的人，也必定不会忽略自身的心性；而能够使自己心体返归本原的，必定不会亏损本性；不亏损本性的人，必定不会迷失“道体”的。所以广成子说：“谨慎地持守着你的内心，周密地封闭与外界的接触，智慧过多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看不要听，以虚静平和的心态拥有精神，那么形体就会自然端正。”不能把握自身的虚静平和而能通晓道体，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易经》说：“收束口袋，没有过错也不会有赞誉。”能够称霸成王的人，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人，一定是个强大的人；而能够强大，一定是利用了民众的力量；能利用民众的力量的人，也必定是得人心的；能得人心，也一定自身修道得道的；而能够得其道的，一定是以柔弱处世处事的。强硬尽管能胜过不如自己的人，但碰上力量与之相等的人就互相抗衡而难以取胜了。而柔弱可以胜过比自己强大的人，它的无形的柔性之力是无法计算的。所以能从多次失败中转变为大胜利，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善于游泳的人，不学撑船技术，只须运用游泳术便能渡河了；脚力强健的人，不学骑马技术，凭着强健脚劲便能行走了；看轻天下的人，因不受外物的诱惑，所以能安然处之。泰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族人常来骚扰，亶父拿出皮革、帛币、珍珠玉器来进贡给狄人，但狄族人照样不断地侵扰。亶父于是辞别了邠地的父老长者迁移到岐周，百姓们扶老携幼跟随他，终于在岐周建立了国家。由亶父这种志向意愿推论，经过四代人的努力终于拥有了天下，这不是也相当合时宜的事吗？这也说明不将占有天下作为目的的人，就必定能治理好天下。霜雪雨露，它使万物生长死亡，这些并不是上天有意而为，只是一种自然过程，而人民照样尊重上天。操持日常事务，主持执行法令，管理百官民众，这些是具体官员、有关部门做的事，君王并没有做这些事，但人们还是尊崇君王。拓垦荒地、开辟耕地的是后稷，挖决黄河、疏导长江的是大禹，审理刑狱、裁决公正的是皋陶，但是有圣王之名的却是尧帝。所以掌握道术，以此来驾御天下的君王，他自己即使没有才能，但一定能使有才能的人为他服务、使用；而没有道术的人，技能就是再多也无济于事。乘着筏船渡江，有条空船随风飘来，把筏船撞翻，这时筏上的人尽管恼怒万分，但也没法向人泄愤怒。现在假设那空船上有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出河道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出难听的话来。这前一种情况无处发怒，后一种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种情况是空船，后一种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放弃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欲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欲而危险的；只有以欲治国而乱天下的，没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做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物因春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道”了。

     圣人不做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道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处置各种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做出不能打赢的样子，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做出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性，那么连他自身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乱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按“有为”去做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道”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处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流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点。所以不有意显美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道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做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是不能用来进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身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干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道”无处不通，与“道”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尽管功盖天下，却从不夸耀自己的美德；恩泽传及后代，却从不拥有名声。所以是“道”的理通达了，人为做作的事就灭绝了。

     名声与“道”不能同时彰显，人如爱名声，这“道”就不被重视；“道”战胜人的欲望，这“名声”就消失。“道”与名声竞相争长，人如显身扬名，这“道”就被止息。所以人名彰显，“道”就止息，这样离危险也就不远了。因此，世上到处张扬名声的时候，也就是“道”衰败之日将到来。想要获取名声的人，就一定要去做善事，而一做善事也就必定会生出事端来，事端一旦滋生，就会放弃公道而迁就私情，背理而自私。想通过做善事来获取赞誉，想通过表现贤能来树立名声，这样办事中因渗透了私心就不会遵循事理，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因为办事不遵循事理，被人指责就会多起来；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就会徒劳无功。指责多而功劳少，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就任意乱来以求得成功。但以乱来而取得的成功，也不足以改变所遭受的责难和非议；如果乱来而使事情没有成功，那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要谨慎地对待行善和谨慎地对待行恶，如能明白这点，就离“道”不远了。

     天下并不是没有诚实的人，但面临分配钱财、货物时就一定要用筹码来确定份额，因为人们总认为人心公平总不如无心客观的筹码来得公平。天下并不是没有廉洁的人，但看管重宝的人总将门窗关好，并加上密封条，因为人们总认为人不管怎样廉洁总不如原本就没有物欲的门窗封条来得廉洁。别人如指出这人就毛病，这人就会怨恨人家，但镜子如能清楚地照出这人的毛病，这人就会认为这镜子是一面好镜子。人如果在和外物接触时能像对待镜子的态度一样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私心成见，那就能免却很多麻烦。公孙龙善于辩说而扰乱了名实关系，邓析辩说乖巧而搞乱了法律问题，苏秦善于游说而丧身。所以遵循“道”，那么就不会张扬特长；遵循“理”，那么巧诈就不会显示。所以，用巧诈来斗力的，常常是始于善、终于恶；以智慧来治国的，常常是始于治、终于乱。让水往低处流，你不用干涉它，它就能做到。但要使水激扬而往上喷涌，不用机械、巧妙的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说明一旦文采、花头花脑的东西占上风，那么质朴也就被掩盖了；奸邪机巧被施用，那么正直也就被阻塞了。

     德可以用来自我修养，而不能用来使人暴虐；道可以用来治理自身，而不能用来使人昏乱。即使有做圣贤的资质，但如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是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为汤、武的贤圣而残暴的，汤、武倒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所以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等待一定的机遇才行。机遇就是指遇到时机能把握它，这不是靠智能的追求所能做到的。君子修行而不谋求善名，施舍而不张扬仁爱，所以做到士人行善而不知“善”是从哪里来的，民众得到了利而不知“利”从何处出的，所以是“无为而自治”。反过来说，谋求善名就容易导致士人们争夺名声，知道“利”之本源就容易引起民众间争夺功劳；争名夺利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有贤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会的。所以明白这种道理的君王大多是行善不留痕迹、施仁不留名声。

     对外交好以求得援助，事奉大国以求得安定，不如将国内的事治理好以待时机到来。大凡侍奉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家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侍奉别国，就是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低三下四、态度谦卑、好话说尽也未必能和别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是签订条约、立誓结盟，但说不定哪一天毁约撕盟。即使只拿出极少的钱财侍奉别国，但如果自身没有可依赖的基础，也还是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如果放弃对外交结的策略，一心一意治理好国内的事务，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国家积累，勉励人民不怕牺牲以巩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同一志向，团结广大民众保卫社稷国家，人民效死力也不离弃，那么想张扬名誉的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得利益的不必去攻打难以取胜的对手，这才是保全国家的较好方式。

     人民有了前进的道路便会一齐走在这道路上，有了法规就会一同遵守。当然单靠义理不能使人民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同样单凭威势也不能使人民紧密地集聚在一起，所以要设立君王来使民心统一。君王掌握“一”就能治理好天下，如没有常规天下就大乱。君王治理国家之道，不是靠有所作为，而是靠无为。那么，什么是“无为”？即是聪明的人不借用权位来生事，勇武的人不凭靠权势来施暴，仁慈的人不利用地位来施恩惠，这些可以称为“无为”。做到这种“无为”，就算得到“一”。“一”是万物的根本，所向无敌的法宝。大凡人的禀性是年轻时浮躁妄为，年壮时凶狠逞强，而到年长就追求起私利钱财来。这可说人一生中是经历多次性格改变，又何况一个君主多次改更法令、一个国家多次更换君主呢！每人都是从自己的地位立场出发来表达自己的爱憎，这种爱憎观因社会的错综复杂而变得五花八门，是难以一一理顺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就会乱套，这种乱套比没有君主时的混乱更厉害。因此，《诗经》上这样说：“不出差错，不忘过去，按照老规矩行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王如果喜欢运用智术，就会违背时令而放任自我，抛弃道理而运用心计。但实际上天下的事情广博而人的智术浅薄，用浅薄的智术去应对广博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好事情的。只想依靠个人的智慧来办事，失误必定不少。所以“任智”、“崇智”，是死路一条。同样崇尚勇武，就会轻视敌人而忽视防备，只凭自身力量而拒绝相互间的帮助。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抵抗强大的敌人，不凭借众人的力量而只凭自身力量，必定不能胜任。所以崇尚勇武，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喜欢施舍，但无一定的标准，上面的分配没有标准，下面的奢望就没有止境。如果多施舍而增加赋税以充实国库，这实际上是与百姓过不去。但如果是赋税收得少，施舍却又多，这国库里的财钱数量就不足以开销。所以喜欢施舍，是一种招致怨恨的做法。因此，仁、智、勇、力虽说是人的美好才能，但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贤能是不值得依靠利用的，而道术却是可以遵循和发扬广大的。

     圣人凭心处事，众人以物欲行事。君子施行正气，小人施行邪气。内心观念符合本性，外在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而行动，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叫“正气”。热衷于滋味、沉溺于声色，喜怒无常，行动不考虑后果，这就叫“邪气”。邪气与正气互相伤害，物欲与本性互相损伤，二者不可并立，一方树立，另一方必废弃，所以圣人是抛弃物欲而依顺本性。眼睛喜看美色、耳朵喜听音乐、嘴巴爱尝美味，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它们，这就是不懂嗜欲的害处；贪吃暴食不利于身体安宁，听淫声不合于大道，看美色不利于天性。这口、耳、眼三种器官争着接受物欲，而能制约它们的是义理，即“心”。割除毒疮不是不痛，喝下有毒性的药汤不是不苦，但是病人愿意忍受，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渴了喝下生水也很痛快，饿了大吃一顿也很惬意，但是人们不这样做，这是因为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以上四种情况，耳、目、鼻、口这些器官是不知取舍的，只有用“心”才能够控制它们，让它们适可而止，各得其所。由此看来，欲望不可任用，以物欲行事是不行的，这十分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大凡调养身体保养天性，就要做到调节起居、适量饮食、平和喜怒、劳逸结合，让这种养生之道始终落实贯彻，这样邪气就很难入侵到你的身体中来，哪像因担心肿瘤产生、毒疮发作而预防着那样伤神费心！那能够盛下整头牛的沸腾大鼎，蚊蝇是不敢靠近的；那昆仑美玉纹理精细，尘埃是无法污损的。圣人丑不内萌而心灵纯洁、美不外致而心灵善美。所以祭祀只是为了思念亲人而不是为了祈求神灵降福，宴请只是为了对宾客表达敬意而不是为了回报，唯有不汲汲追求才能够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有公道而没有私见，所以称他为尊，而不称为贤。拥有大地的人，因为遵循常规而不玩权谋，所以说他公平，而不说他聪明。对内没有残暴的事情招来百姓的怨恨，对外不以贤能的行为招致诸侯的猜忌，上下礼节遵循而不偏离，想评说的人因为看不到想看到的形迹而无法评头品足，这就叫做藏匿于无形之中。如果不是藏匿于无形之中，谁不能知道他的情况呢？夏商周三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因顺。所以大禹疏导江河，是因顺水性；后稷种植谷物，是因顺地力；汤武平定暴乱，是因顺时势。所以天下可以得到但不是靠强力来夺取，霸王的地位可以接受但不可强求。任用智慧则容易导致与人争讼，任用武力则容易导致与人竞争。不能使他人没有智慧，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智慧；不能使他人不崇尚武力，但能使他人无法在你身上使用武力。这两种情况崇尚的就是无形不现。所以君王的贤能不显露则使诸侯不戒备；不贤的事情不显露则使百姓怨恨无从产生。百姓不怨恨，那么民众的力量你就可以利用、得到，诸侯不戒备，那么夺取天下的时势就可以利用。事情是与众人一起做的，功业是靠时势运用而生的，而圣人就要在这其中销声匿迹，看不出他参与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老子》说“老虎用不上它的利爪，犀牛用不上它的尖角”。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鼓不藏身于声，所以敲击时会发出声音；镜不没形于其中，所以外物照镜时会映出影像。金钟石磬可以发声，但不叩击它就不会鸣响；管箫可以发音，但不吹奏它就不会有乐音。圣人深藏不露，不做倡导的事，事物来到时才加以控制，外物降临时才作出应对。修饰外表会伤害内质，放纵情感会伤害精神，表现文采会遮蔽质朴。一刻都不忘掉表现贤能，这必定会困扰本性；走一百步路一直注意自己的步态仪容，这必定会劳累他的身体。所以羽毛翅翼美丽的飞鸟，因善飞而伤损它的骨骸；枝叶繁茂的树木，因枝叶消耗而损害它的根部，能够两全其美的，整个天下都难以找到。

     天本有明，不忧虑百姓在黑暗中生活，而百姓也自会开门户、凿牖窗，从天上采光照亮房屋；地本有财，不忧虑百姓的贫穷，而百姓自会伐木砍草，从大地获取财物丰富生活。得道的人就像山丘、巍然不动，而行路人将它作为目标来攀登。这巍然不动的山丘只是自然而然地自给自足，它也不对人有过什么有意的施与，取用山丘财货的人也不必以为受了山的恩德而要去回报它，所以这山能安宁长久。天地也是这样不赐予，所以也就无剥夺；就像日月那样无恩施，故也不招惹怨恨。喜欢施恩的必定多怨恨，喜欢施予的必定会剥夺。唯有在无为中隐匿自己踪迹、顺随天地自然的人，才能理解这个道理而不爱名。名誉兴盛起来这道就行不通，道行得通则人就无须名位。所以称誉产生，这诋毁也就随之而来；善行显示，这恶恨也就跟着而至。利是害的开始，福是祸的先导；唯有不追求利的人没有害，唯有不追求福的人没有祸。是诸侯却要去谋求当霸主，就会连诸侯都保不住；是霸主却要想统治天下当天子，就会连霸主的位子都保不牢。所以国家以保全自己为长久之计，称王称霸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人生也以活命为长久之计，大贵大富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能够不因为拥有天下而伤害国家，能够不因为拥有国家而伤害身体，这样的人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不懂“道”的人，放弃自己已拥有的，而去追求自己所没有得到的，煞费苦心玩弄智巧邪行，幸福来临就高兴，灾难临头就恐怖，策划计谋弄得疲劳不堪，事务纠缠得智困虑苦，灾祸由此产生也终身不悔，一切是自作自受，却反而埋怨人家。不是沾沾自喜，就是忧心忡忡，心里总是不平衡，行为没有原则标准，这就叫做“狂妄之徒”。

     君主如果喜好仁慈，就会对无功者奖赏、将有罪者释放；君主如果喜爱刑罚，就会废弃有功者，诛杀无罪者。而没有偏好的君主，如施行刑罚就没有人怨恨，如施舍恩德就没有人感戴；因为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被覆盖和承载？所以将万物融合起来使之平平和和是君主的职责，制裁和诛杀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惩罚而不表示怨恨遗憾，这就说明事情处理得合乎天道。道能占上风，这人间社会省却不少麻烦事。圣人不穿奇异服装，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不引起众人的议论，他的行为不引起众人观察，他的言论不引起众人的评论；通达时不浮华，困窘时不沮丧，荣贵时不炫耀，隐逸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诞，仪容和普通人一样。难以用名称来命名他，就叫做“大通”。升阶下堂的举止，拱揖谦让的礼节，小跑疾走，盘绕周旋，都是不得已而去做的，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内心的情绪并不同这些举止行为符合。做到这种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这样做的，哪里是特意这样安排的？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是难以表露悲情的；不得已而跳舞的人，是不会努力展示优美舞姿的。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优美舞姿，都是由于内心没有真情。善于博弈的人，不一心想赢，他不担心不会赢，只是平心定意，投箸落子符合心意，行走棋子遵循规则，虽然不一定最后胜利，但得到的筹码一定不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博弈的胜负取决于术数技艺，而不取决于人主观愿望。同样，善于赛马的人，不贪求跑在最前边，他也不害怕单独落在最后，只是通过双手调节快慢，驾御者的意图和马匹协调，虽然不一定跑在最前面，但马匹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跑马领先，是在于技巧而不在于主观愿望。因此，消除欲念这技术就能发挥出来，同样抛弃智慧这道术就能确立起来。商人多方钻营就会失败、工匠技艺太繁就会困窘，这是因为他们心不专一。所以树木粗大妨碍它的高度，水流阔广影响它的深度。有智慧而没有权术，即使钻营也不能通达；有百种技艺而没有纯一之道，即使获得了也不能持守。所以《诗经》上说：“贤人君子，他们的仪态总是一定不变的。仪态不变，因此诚心坚定不渝。”君子的诚心大概就是这样专一坚定的。

     舜只需弹奏五弦琴吟诵《南风》诗歌，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周公则进餐时还要忙于政务，钟鼓悬挂着不解下来，辛勤地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子守着百亩土地，没有空暇时间，也无法摆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君王一人执掌天下，时间还有剩余，政事不够他处理，因为他将事情分派给百官去办了。处于尊位的君王就像尸主，处在官位上的百官就像祝宰。尸主虽然会扎刍狗烧猪，但他不去做这些归他人的事，即使不会做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损失；俎豆摆放顺序、黍稷上供先后，尸主尽管知道也不去指指点点，即使不懂这些规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一定要做到，不懂“祝”的人，不能让他担任祝者，但并不妨害他做尸主；不会驾车的人，不能让他担任御手，但并不影响他处于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贵就越安逸，身份越高杂事越少。这就像弹琴，小弦虽然音调急迫，而大弦声音一定舒缓。

     无为是道的本体；处后是道的功能。无为驾驭有为，叫做“术”；处后制约占先，叫做“数”。效仿“术”就强大，审察“数”就安宁。现在将卞氏之璧给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是先得到它的人；寻求才得到它，虽然埋怨却不反悔，是最后得到它的人。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两人为事争吵起来。争吵双方都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对方的话。另外一人虽然愚钝，也一定会从旁判定谁是谁非，这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没有卷入这其中的争吵。同样，两人斗殴，另一瘦弱者站在旁边，如果他帮其中的这个人忙，这个人就必定会获胜；如果他将两人中的一人拉开，这场相打就此平息。参加斗殴的双方都十分强壮，但却都受这一瘦弱者制约，不是因为瘦弱者骁勇，而是因为瘦弱者本身没有参与这场相打斗殴。由此看来，后来的制约着居先的，文静的胜过躁动的，这是一种规律。背道弃数而寄希望于偶然，改变常规更易旧俗，凭小聪明来碰运气机会，有了过失就责难自己，侥幸碰中机会就认为是掌握了时机，行动愚昧且又荒谬更改，一辈子都不醒悟：这就叫做“狂妄”。有了灾祸就屈服，有了一点福就自满，有了过失就追悔，有了功劳就骄傲，始终不知返回心意，这就叫做“狂人”。

     圆阵符合圆规，方阵符合方矩。行军排成兽阵，站立形成列队，这样可以率领少量人马而不能统率千军万马。蓼菜长成行，瓶瓯有底座，量粟而舂，数米而炊，这样的人可以管家务而不能治理国家。洗净杯盘进食，洗好爵来饮酒，洗涤干净以后侍候长辈用饭，这样的人可以在家赡养长者，但不能管理三军的伙食。不平易不能办大事，不简约不能聚合众人。大型的音乐必定平易，重大的礼仪必定简略。平易简约能成天地。大型音乐平易而没有怨伤，重大礼仪简略而不受责难，四海之内都能统领，所以这样的人能成为天子皇帝。

     心里有忧愁的人，即使有安适的床榻松软的垫席也不能让他安睡；即使有菰米饭牛羊肉吃也不能使他感到甘甜；即使有琴瑟竽的吹奏也不能使他快乐。而一旦内心的忧愁消除，就吃得香甜、睡得安稳、住得舒适、玩得快乐了。由此看来，活着有它的乐趣，死去有它的哀伤。现在有些人致力于增加人本性所不乐意的东西，而损害了本性快乐的东西，因此即使富有得拥有天下，尊贵到做了天子，但还是免不了成为悲哀的人。

     大凡人的天性，喜欢恬愉而讨厌忧虑，喜欢安逸而讨厌辛劳。内心始终保持无欲，可称为恬愉；身体保持无事，可称为安逸。身心处于恬愉舒适之中，身体处于安逸闲适之中，等待天命的安排，内心自寻快乐，不着急身外的琐事，虽天下之大也不足以变易他的生活模式，日月隐藏也不能干扰他的生活态度。所以虽然低贱但他觉得尊贵，虽然贫寒他觉得富足。大道无形象，大仁无偏爱，大辩无声音，大廉无贪心，大勇无矜夸，这五者被保存下来，就差不多接近正道了。

     军令多变或不统一就会导致部队混乱，酒令太多或混乱就会导致酒席吵闹发生争执。部队混乱就容易临阵败逃或投降，酒席吵闹发生争执就容易互相伤害。所以事情常常是开头美好，最终却变得丑鄙；事情常常是开头快乐，最后以不高兴收场。简简单单的事，最终变得繁琐不堪。现在有人准备好美酒佳肴宴请宾客，以卑恭的态度和委婉的言辞接待客人，想以此来交结朋友欢聚一场，但在饮酒过程中却以饮酒多少而发生了争执，并打斗起来造成伤害，为此双方族人结下仇怨、变成仇人，出现了原本不想见到的局面，这就是酗酒在坏事。《诗》的偏差在于后来的邪僻，《乐》的失误在于后来的怨刺，礼的偏差在于后来的苛责。徵音中并不是没有羽音掺杂，羽音里也并不是没有徵音掺杂，五音中没有哪种声音不掺杂，但仍然以“徵”、“羽”等等来给五音定名，因为五音分别以本音调为本体来确定的。所以仁义智勇四种品质，圣人都具备，然而对具体某个圣人用一种名号命名，是针对他身上的那种品质特别突出而言的。阳气在东北方产生，到西南方消失；阴气在西南方形成，到东北方衰弱。阴气和阳气在产生之初都是协调和适的，又非常相似的。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各自增长本身的成分，以至渐渐拉大它们的差距，或者阳气极盛时热得沙石烤焦，或者阴气极盛时冷得河水结冰。因此圣人是谨慎地对待事物量的积累。河水发源于高山而最终流注大海，庄稼生长于田野而最终收入粮库，这就是看到它们的开始便知道它们的归宿了。祭祀时，崇尚草编的席垫、装在樽中的玄酒、放在俎上的生鱼、盛在盘中的肉汁，这些物品是既不赏心悦目，也不合人胃口，但先王们就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先王们重视的是祭祀之根本而不看重一些枝末的东西。圣人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圣人一定掌握着能应付千变万化的不变之道。那寒与暖正相反，当大寒冻裂大地滴水成冰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不因此降低它的热度；当大暑高温热得能使金属熔化的时候，燃烧着的火却也不因此增加它的热度。寒暑的变化对火本身没有影响，这是因为火有它自己的特质。

     圣人常处后而不争先，常应和而不倡导；既不前进追求，也不退后谦让。跟随时间三年，时去我走；离开时间三年，时在我后。没有离开也没有趋就，居中站于应处的地位。天道没有偏心私情，它只帮助有德之人。有道之人，不失时机地去帮助他人；无道之人，丧失时机被人剥夺。自身正直而等待天命，时机来到不能迎上去而违逆它；拦截时机而强求合时；时机离去不能追上去而拉住它。所以一般不说我无所作为天下离我这么远，也不说我不想得天下天下不会落在我手里。古代那些会保存自我的人，乐于道德而忘却贫贱，所以名誉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乐于道体而忘掉贫寒，所以利益不能改变他的心性。名利就是充斥天下，都不足以牵动他的心，所以清廉而能快乐，虚静而能知足。所以这样修心养性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道体的。从自身现在往上推算到上古时代，时间是够久远的了；又从自身死后往下推算世界，无穷无尽也够遥远的了。以一个几十年仓猝的一生，去忧虑天下的治乱，就像担心黄河水会减少、以泪水去增加它的水量一样。神龟寿长三千年而蜉蝣不过活三天，以短命蜉蝣去替神龟养生条件担忧，这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嘲笑。所以不必要忧虑天下的治和乱，只以自身颐养为乐事就够了；如能这样，便可与他谈论道体了。君子行善，不一定能使福必到；君子不做坏事，也不一定能使祸不降临。福的到来，不是靠自己追求的，所以得到幸福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祸的降临，不是自己招惹的，所以遭受不幸也不后悔自己的行表。内在的心性修养遵循一定的准则，如横祸降临，那就是天意了，不是人为的。所以应时常内心静漠恬淡，不要因外物牵累对德的修养；做到狗吠而不惊，对自己纯真的性情充分相信。所以懂得道的人不迷惑，知晓命运的人不忧虑。万乘大国的君主死后，人们将他的尸骸埋在旷野地里，而在庙堂上祭祀他的神灵，这是因为精神比形体贵重。所以精神处于制约地位，形体就服从精神，如形体制约精神，精神就会耗尽。聪明虽然管用，但还必须返归到精神上来，达到这种虚静中和境界的叫做“太冲”。

卷十五 兵略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

    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故圣人之用兵也，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使夏桀、殷纣有害于民而立被其患，不至于为炮烙；晋厉、宋康行一不义而身死国亡，不至于侵夺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过而莫之讨也，故至于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

    故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曰：“毋伐树木，毋抉坟墓，毋烧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傲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之所以诛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帅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以县。”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百姓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此汤、武之所以致王，而齐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夫有谁与交兵接刃乎！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

    晚世之兵，君虽无道，莫不设渠堑，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广壤也。是故至于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为之故也。夫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战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

    夫圆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圆而无端，故不可得而观；地方而无垠，故莫能窥其门。天化育而无形象，地生长而无计量，浑浑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无朕。所以无朕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轮转而无穷，象日月之运行，若春秋有代谢，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莫能得其纪。制刑而无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胜而不屈。刑，兵之极也，至于无刑，可谓极之矣。是故大兵无创，与鬼神通，五兵不厉，天下莫之敢当。建鼓不出库，诸侯莫不慴慑沮胆其处。故庙战者帝，神化者王。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时也。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

    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而合四时，叫呼而比雷霆，音气不戾八风，诎伸不获五度。下至介鳞，上及毛羽，条修叶贯，万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润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莫不顺比。道之浸洽，滒淖纤微，无所不在，是以胜权多也。

    夫射，仪度不得，则格的不中；骥，一节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战而不胜者，非鼓之日也，素行无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车不发轫，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招义而责之，大国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猎者逐禽，车驰人趋，各尽其力，无刑罚之威，而相为斥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济于江，卒遇风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忧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民之为用，犹子之为父，弟之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也。用其自为用，则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为己用，所得者鲜矣。

    兵有三诋，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之数，维枹绾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

    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务修其本，释其根而树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而胜亡焉。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将之所以必胜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难以众同也。夫论除谨，动静时，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忘遗，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辎治，赋丈均，处军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凡此五官之于将也，犹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择其人，技能其才，使官胜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飞鸟之有六翮，莫不为用。然皆佐胜之具也，非所以必胜也。

    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

    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然而兵殆于垂沙，众破于柏举。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然怀王北畏孟尝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还。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然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牢甲利兵，劲弩强冲也，伐棘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筡，奋儋，以当修戟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为之麋沸螘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势位至贱，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积怨在于民也。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然而前无蹈难之赏，而后无遁北之刑，白刃不毕拔而天下得矣。

    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

    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汤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穷武也。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智侔则有数者禽无数。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矣。

    夫有形埒者，天下讼见之；有篇籍者，世人传学之。此皆以形相胜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贵道者，贵其无形也。无形则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诈也，不可规虑也。智见者，人为之谋；形见者，人为之功；众见者，人为之伏；器见者，人为之备。动作周还，倨句诎伸，可巧诈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动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进退诎伸，不见朕，鸾举麟振，凤飞龙腾。发如秋风，疾如骇龙。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若以水灭火，若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在中虚神，在外漠志，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与飘飘往，与忽忽来，莫知其所之；与条出，与间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风雨，若从地出，若从天下，独出独入，莫能应圉。疾如镞矢，何可胜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绪！未见其发，固已至矣。

    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击其犹犹，陵其与与，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声之与响，若镗之与鞈，眯不给抚，呼不给吸。当此之时，仰不见天，俯不见地，手不麾戈，兵不尽拔，击之若雷，薄之若风，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敌之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故鼓鸣旗麾，当者莫不废滞崩阤，天下孰敢厉威抗节而当其前者！故凌人者胜，待人者败，为人杓者死。

    兵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故纣之卒，百万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专而一。故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故计定而发，分决而动，将无疑谋，卒无二心，动无堕容，口无虚言，事无尝试，应敌必敏，发动必亟。

    故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故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鸟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诚从其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故下不亲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将，其形不战。守有必固，而攻有必胜，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机固以形矣。

    兵有三势，有二权。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硖路津关，大山名塞，龙蛇蟠，却笠居，羊肠道，发笱门，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此谓地势。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暍，推其，挤其揭揭，此谓因势。善用间谍，审错规虑，设蔚施伏，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

    权势必形，吏卒专精，选良用才，官得其人，计定谋决，明于死生，举错得失，莫不振惊，故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兵接刃而敌破，明于必胜之攻也。故兵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为苟发。故胜定而后战，铃县而后动。故众聚而不虚散，兵出而不徒归。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如此，则野无校兵，国无守城矣。

    静以合躁，治以持乱，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则威可立也。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彼若有间，急填其隙，极其变而束之，尽其节而仆之。敌若反静，为之出奇，彼不吾应，独尽其调。若动而应，有见所为，彼持后节，与之推移。彼有所积，必有所亏。精若转左，陷其右陂。敌溃而走，后必可移。敌迫而不动，名之曰奄迟，击之如雷霆，斩之若草木，耀之若火电，欲疾以遬，人不及步鋗，车不及转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虽众多，势莫敢格。

    诸有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是以圣人藏形于无，而游心于虚。风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开闭，以其无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贯金石，穷至远，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黄卢之下，唯无形者也。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容未可见，以数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敌人执数，动则就阴，以虚应实，必为之禽。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麋鹿不动，不离罝罘；飞鸟不动，不絓网罗；鱼鳖不动，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是故圣人贵静，静则能应躁，后则能应先，数则能胜疏，博则能禽缺。故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止如丘山，发如风雨，所凌必破，靡不毁沮，动如一体，莫之应圉。是故伤敌者众，而手战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罴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势胜火，章华之台烧，以升勺沃而救之，虽涸井而竭池，无奈之何也；举壶榼盆盎而以灌之，其灭可立而待也。

    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也，而欲以少耦众，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众。”此言所将，非言所战也。或将众而用寡者，势不齐也；将寡而用众者，用力谐也。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以少胜众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然必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夫地利胜天时，巧举胜地利，势胜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诱也，仁者可夺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谋也。将众者有一见焉，则为人禽矣。由此观之，则兵以道理制胜，而不以人才之贤，亦自明矣。

    是故为麋鹿者，则可以罝罘设也；为鱼鳖者，则可以网罟取也；为鸿鹄者，则可以矰缴加也；唯无形者，无可奈也。是故圣人藏于无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观；运于无形，故其陈不可得而经。无法无仪，来而为之宜；无名无状，变而为之象。深哉周々，远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变化消息，无所凝滞，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渊，虽有明目，孰能窥其情！

    兵之所隐议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及至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未必能万全，胜钤必多矣。下将之用兵也，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

    今使两人接刃，巧诎不异，而勇士必胜者，何也？其行之诚也。夫以巨斧击桐薪，不待利时良日而后破之。加巨斧于桐薪之上，而无人力之奉，虽顺招摇，挟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无势也。故水激则悍，矢激则远。夫栝淇卫箘簵，载以银锡，虽有薄缟之詹，腐荷之矰，然犹不能独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势，则贯兕甲而径于革盾矣。夫风之疾，至于飞屋折木，虚举之下大迟，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势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员石于万丈之溪，天下见吾兵之必用也，则孰敢与我战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贤于万人之必北也。况以三军之众，赴水火而不还踵乎！虽誂合刃于天下，谁敢在于上者！

    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所谓地利者，后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谓人事者，庆赏信而刑罚必。动静时，举错疾。此世传之所以为仪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仪表者，因时而变化者也。是故处于堂上之阴，而知日月之次序；见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圣人达其至。故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水不与于五味，而为五味调；将军不与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故能调五音者，不与五音者也；能调五味者，不与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将军之心，滔滔如春，旷旷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夫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清音浊。观彼之所以来，各以其胜应之。是故扶义而动，推理而行，掩节而断割，因资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举，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轻来；合如兕虎，敌故奔走。夫飞鸟之挚也，俯其首；猛兽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见齿。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若雷之击，不可为备。所用不复，故胜可百全。与玄明通，莫知其门，是谓至神。

    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并行，是谓至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是故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斗者，积恩先施也。故四马不调，造父不能以致远；弓矢不调，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其丑，以服其威；察其劳佚，以知其饱饥。故战日有期，视死若归。故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故其死可得而尽也。故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险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

    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偿其二积，而上失其三望，国虽大，人虽众，兵犹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乐，劳者必得其利，斩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后必赏，四者既信于民矣，主虽射云中之鸟，而钓深渊之鱼，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投高壶，兵犹且强，令犹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

    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者，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嚂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谓至于，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发必中铨，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疾如广弩，势如发矢。一龙一蛇，动无常体，莫见其所中，莫知其所穷。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

    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为埴，则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为丝，则不能织文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异为奇。两爵相与斗，未有死者也；鹯鹰至，则为之解，以其异类也。故静为躁奇，治为乱奇，饱为饥奇，佚为劳奇。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代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杀以应，故能全其胜；拙者处五死以贪，故动而为人禽。

    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故善用兵者，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隐之天者，无不制也。何谓隐之天？大寒甚暑，疾风暴雨，大雾冥晦，因此而为变者也。何谓隐之地？山陵丘阜，林丛险阻，可以伏匿而不见形者也。何谓隐之人？蔽之于前，望之于后，出奇行陈之间，发如雷霆，疾如风雨，扌搴巨旗，止鸣鼓，而出入无形，莫知其端绪者也。故前后正齐，四方如绳，出入解续，不相越凌，翼轻边利，或前或后，离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陈者也。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禨祥，此善为天道者也。设规虑，施蔚伏，见用水火，出珍怪，鼓噪军，所以营其耳也。曳梢肆柴，扬尘起堨，所以营其目者，此善为诈佯者也。錞钺牢重，固植而难恐，势利不能诱，死亡不能动，此善为充榦者也。剽疾轻悍，勇敢轻敌，疾若灭没，此善用轻出奇者也。相地形，处次舍，治壁垒，审烟斥，居高陵，舍出处，此善为地形者也。因其饥渴冻暍，劳倦怠乱，恐惧窘步，乘之以选卒，击之以宵夜，此善因时应变者也。易则用车，险则用骑，涉水多弓，隘则用弩，昼则多旌，夜则多火，晦冥多鼓，此善为设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无也，然而非兵之贵者也。

    夫将者，必独见独知。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神明者，先胜者也。先胜者，守不可攻，战不可胜，攻不可守，虚实是也。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积不服，所谓虚也。主明将良，上下同心，气意俱起，所谓实也。若以水投火，所当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胜相奇者，虚实之谓也。故善战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胜在得威，败在失气。夫实则斗，虚则走，盛则强，衰则北。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南与越战，栖之会稽，北与齐战，破之艾陵，西遇晋公，禽之黄池，此用民气之实也。其后骄溢纵欲，拒谏喜谀，憢悍遂过，不可正喻，大臣怨怼，百姓不附，越王选卒三千人，禽之干隧，因制其虚也。夫气之有虚实也，若明之必晦也。故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善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故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

    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即今国有难，愿请子将而应之。”将军受命，乃令祝史太卜斋宿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趋至堂下，北面而立。主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已受斧钺，答曰：“国不可从外治也，军不可从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以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钺之威，臣无还请。愿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君若不许，臣不敢将。君若许之，臣辞而行。”乃爪鬋，设明衣也，凿凶门而出。乘将军车，载旌旗斧钺，累若不胜。其临敌决战，不顾必死，无有二心。是故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于主，国之实也，上将之道也。如此，则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如驰骛。是故兵未交接而敌人恐惧，若战胜敌奔，毕受功赏，吏迁官，益爵禄，割地而为调，决于封外，卒论断于军中。顾反于国，放旗以入斧钺，报毕于君，曰：“军无后治。”乃缟素辟舍，请罪于君。君曰：“赦之。”退，斋服。大胜三年反舍，中胜二年，下胜期年。兵之所加者，必无道国也，故能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将不夭死，五谷丰昌，风雨时节，战胜于外，福生于内，是故名必成而后无余害矣。


译文：
      古时候人的用兵，不是为了谋求扩大地域的利益和贪图获取金玉财宝，而是为了存亡继绝，平息天下暴乱，铲除百姓的祸害。凡是有生命的动物，有的嘴长牙齿、有的头长犄角、有的脚上生着前爪后距。这样，长着犄角的就用角触撞、长着牙齿的就用牙噬咬、长着毒刺的就用刺螫、长着蹄脚的就用蹄踢蹬。这些动物高兴时互相嬉戏，发怒时互相伤残：这些均为天性。人类也有衣食的欲求本能，但这些物资又不能充分满足，所以人们相聚杂处，分配不均匀，需求又不能满足，于是便发生了争斗。争斗时，强壮的就胁迫弱小的，勇猛的就欺凌怯懦的。但同时人类又没有强健的筋骨和锋利的爪牙，于是就裁割兽皮做成甲胄、熔炼金属制成刀枪。而那些贪婪财物且蛮横残暴的人残害天下百姓，使人民受到侵扰而不能安生。这时圣人挺身而出，毅然兴兵讨伐强暴、平定乱世、铲除险恶、清除混乱，使混浊变得清平、将危亡成为安宁，所以使那些凶恶强暴者不得不停止作恶行为。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那就是黄帝曾经和炎帝打过仗，颛顼曾经和共工发生过战争。所以是黄帝在琢鹿之野打败蚩尤，尧帝在丹水之浦消灭楚伯，舜帝讨伐过叛乱的有苗，夏启攻打过不服的有扈。这说明战争即使在五帝时代也没有停息过，那就更不用说衰乱的时代了。

     战争是用来制止凶暴和讨伐祸乱的。炎帝造成了火灾，所以黄帝将他擒获；共工制造了水患，所以颛顼将他诛灭。对这些事情的处理一般性是这样的：先用道理教育这些坏人，并用德行开导这些恶人，如果不听劝导，就用武力威势震慑他们，武力威势仍然不足以震慑他们，就只能用兵来对他们作出制裁了。所以圣人用兵，如同梳头锄草，清除的是少数害虫，保护的是多数百姓的利益。杀害无辜的百姓来保护不义的君主，祸害之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穷尽天下的财物来满足一个暴君的欲望，灾难之中没有比这更深的了。假若桀和纣危害百姓的事一开始就被及时扼杀，就不会有以后制造炮烙酷刑的事；假若晋厉公和宋康王推行第一件不义的事时就被制止扼杀，就不会有以后侵略别国施强暴的事了。这四位暴君，都是在于只有小过错的时候没有来声讨他们，以至于发展到搞乱天下的地步、祸害百姓的境地。所以，放纵一个暴君的邪恶，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天下的祸乱，也实际上对百姓造成了祸害，因此按天理人伦来说是不允许放纵一个邪恶的暴君的。之所以要确立君主，为的是禁止强暴讨伐叛乱，但现在设立了可统治万民的君主之后却来残害百姓，这实在不应该；如是这样设立残害百姓的君主，这就像给恶虎添翼，为什么不除掉他。

     养鱼的人都知道只有清除池塘里的猵獭才能养好鱼，养家禽家畜的人也知道只有消灭豺狼才能养好家禽家畜，更何况是治理百姓的君主呢！所以能够称霸的诸侯用兵，用伦理来考虑，用策略来谋取，用正义来扶持，目的不是用来消灭存在着的国家，而是用来保存将要灭亡的国家。所以当听到敌国君主有对人民实行暴政的事，就发动军队来到该国边境，谴责暴君的不义行为，列举暴君的罪状过失。部队到达该国国都的郊外，便传令部队“不得砍伐树木、不得挖掘坟墓、不得烧毁庄稼、不得焚毁库存财物、不得俘获人民、不得没收家畜”。接着又向该国的民众发布文告：“你们这个国家的君主傲视天命，欺侮神灵，制造冤狱，滥杀无辜，这就是上天要惩处他、人民仇恨他的原因。今天我们正义之师来到你们国家，就是为了废除不义的昏君，恢复道德，让有德人士执掌朝政。谁要是敢违背天意，保护害民国贼的，一旦抓获，本人处死、家族灭绝；谁能带领全家听从我军命令的，则赐给全家人俸禄；谁率领一里居民顺从我军的，则赏赐全里；谁率领全乡服从我军的命令，就将该乡赐封给领头人；谁率领全县归顺我军，就封他为县侯。”攻克该国不牵连到该国人民，废除该国的昏君、替换该国的公卿、选拔优秀贤良的人士、赈济孤儿寡妇、抚恤贫穷家庭、释放监狱中无辜的冤民、奖赏有功人士。对于这样正义之师、解放大军，百姓是敞开家门等待着，淘好米准备烧饭，唯恐义军不到自己家里来。这就是汤、武能取天下的原因，也是齐桓公能成霸主的原因。所以若一国君主无道暴虐，该国的民众就思念义军的到来，这就像旱天盼及时雨、口渴想饮水一样，又有谁拿着刀枪来抵抗呢！所以义军所到之处，往往不交战就可以达到制止动乱、取得胜利的目的。

     后世用兵打仗，某国国君尽管无道，但民众还是开挖壕沟，依靠城墙来防守，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来进攻的部队不是为了铲除无道废除暴君的，而是借除暴安良的名义来侵占该国的土地以扩大自己的领土。因此仗打得尸横血流、旷日持久，但是能称王称霸平天下的事业还是不能在世上出现，这是因为战争只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缘故。为了扩张领地而发起的战争是不能实现称王平天下的目标的；同样，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发起的战争是不能建立丰功伟绩的。发起战争是为人民的，人民就会帮助他；兴起战争是为自己的，人民就会抛弃他。得到民众的支持，尽管弱小也必定会强大；被民众唾弃，即使强大也必定会灭亡。

     军队失去了道就会衰弱，军队得到了道就会强大；部队将领失去了道就会变得笨拙，得到了道就会变得灵巧；国家得到了道就能长存，国家失去了道就会衰败。所谓“道”，就是体现“圆”又取法“方”，背靠“阴”而怀抱“阳”，左手执“柔”而右手持“刚”，脚踩“幽”而头顶“明”。事物变化没有常规，掌握纯一的本原——“道”，就能应对无穷，这就叫做“神明”。那“圆”是天、那“方”是地。圆圆的天穹没有开端，所以不可能看到它的形状；方方的大地没有界限，所以没法窥视它的门户。上天化育万物没有形迹，大地生育万物无法计量，浑厚而深沉，谁知道其中的蕴藏！所有有形事物均有徵兆，而唯独“道”没有。“道”之所以没有徵兆，是由于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就像车轮转动没有止境，又像日月行空，还像四季更替、日月运动形成昼夜；它是终结了又开始了，明亮了又晦暗了，没有谁能找得出它其中的规律。它制约有形的事物但自身却不受任何制约，所以能完成功业；它产生万物但自身却不归属物类，所以能战胜一切而不失败。

     消灭敌军是战争用兵的最终目的；至于能够做到没有伤亡便使敌军屈服则可称作最理想的结局。所以真正的战争并不造成伤害，这是因为战争的艺术性极高，已能与鬼神相通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秣马厉兵，天下没人敢与之对抗；战鼓用不着推出兵械库，因为诸侯无不闻风丧胆。因此能够在朝廷中通过决策取胜的人可以称为“帝”，能够在精神上感化别人的人可以称为“王”。所谓在朝廷中通过决策取胜，是指效法天道；所谓在精神上感化别人，是指效法四季变化。在国内整治政务，远方的异族就会仰慕你的德政，战争还没发生就已稳操胜券，诸侯也被你的声威所震慑，这是因为国内政治清平安定的缘故。

     古代得道者静时效法天地，动时顺应日月，喜怒变化符合四时规律，呼喊与雷霆相应，声音气脉不逆八风，收缩伸展不乱五行。下至甲鳞之虫，上达羽类飞鸟，欣欣向荣，生意盎然，万物林林总总，从本到末，无不井然有序。因此，进入狭小而不感到逼迫，处于阔大而不感到空荡；它浸润金石，滋润草木；大到宇宙天地，小至毫毛尖端，无不顺应有序。“道”的浸润，柔和细微，无所不在，所以得道者的谋略就多。

     射箭如要领掌握不得法，就不能射中靶心；千里马如对它驾驭不好，就不能日行千里。同样，战争不能取得胜利，原因不在于交战时有什么不妥，而在于平时治军训练就长期没有搞好。所以得道的军队，其军事行动是战车不必启动，马匹不必套鞍，战鼓不振动尘埃，军旗不必展开，铠甲不遭箭射，兵刃不沾血腥；官员不必更改职位，商人不必离开店铺，农夫不必离开田地；举示正义而斥责不义，这样大国必定归服朝拜，小国必定不战而降。顺应民众的意愿，凭借人民的力量，铲除残暴奸贼。所以说利益一致的人就会拼死相报，情感相投的人会互相成全，愿望相同的人就会互相帮助。遵循天道而行动，天下人就会向往应和；按人民的意愿而行事，天下人就会为之奋战。打猎的人追逐禽兽，马车急驰，随从奔跑，各尽其力，这里并没有刑罚，命令威逼，却能齐心协力追捕，堵截猎物，这是因为大家利益一致——能共享猎物。同船渡江，突遇风浪，平时素不相识的乘客都纷纷拿桨操篙，齐心协力帮助船工摆脱困难，这期间大家配合得就像左右手那样默契，他们并不是为了互相报恩德，而是因为共处危难忧虑之中。所以英明的君王用兵，是为天下百姓除害，和万众百姓共享战争的利益，民众也为之前赴后继，这就像儿子为父亲，弟弟为兄长那样；这样产生的战争能量、威势加到对方敌人头上，有如山峰崩塌，河堤决口，哪个敌军能抵挡得住！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是会让士兵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不善于用兵的人，是让部队为君主将帅的私利而卖命。让士兵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可以被利用的；让部队为君主私利而卖命，那么所能得到的支持是少之又少。

     用兵打仗大致有三种基本情况：治好国政，理顺要事，施行仁义，广布恩惠，健全法制，堵塞邪道，群臣亲附，百姓和睦，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臣服于他的威势，天下感怀他的恩德，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就能使千里之外的敌军不敢进犯，从容指挥、轻松自如而天下纷纷响应，这是用兵的最高境界。地广人多，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纪律严格，号令严明，两军对阵，双方鼓碄都能看清，但还没冲杀交手敌军就吓得奔走逃亡，这是次一等的用兵境界。知道作战区域的相适环境，熟悉有利的险要地形，懂得灵活机变及正面交锋的变化，审察行军布阵，明白兵力分散和集中的规律，然后击鼓进军，刀刃相拼，飞箭迸撞，踩着血水，踏着伤亡者流出的肚肠，抬回牺牲者的尸体，扶下伤员，流血千里，尸骸遍野，经过这样残酷的恶战才决出胜负，这是用兵的最下等的结局。如今天下人都只知道致力于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下策，而不懂得下功夫抓好精神感化和以德服人的根本方略，这真是砍去了树根而栽种树枝。

     战争取胜的因素很多，但战争必胜的决定因素却很少。铠甲坚固，兵器锋利，战车结实，马匹精良，储备丰富，给养充足，士卒众多且年轻体壮，这些都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但战争胜利并不取决于这些条件。同样，知晓日月星辰运行规律、阴阳刑德变化道理、用兵诡秘之术、行军列阵、安营扎寨的方位选择等，这些对战争取胜都有帮助，但战争取胜仍然不决定于这些因素。优秀的将帅打仗之所以常常取胜，总是因为有不可深究的智谋和不可言传的法术，是很难和普通人一样的。那选择任命军吏谨慎、动静适合时宜、军吏士卒管理有方、兵器铠甲装备齐全，这是司马的职责。军队行伍什佰编制齐整、组织严明、战鼓令旗明确，这是尉官的职责。了解部队行军前方是否安全、敌军是否难以对付、始终不忘侦察瞭望敌情，这是候官的职责。保持道路畅通、及时运输辎重并使之安全到达、军垒大小均平、营帐搭扎安稳、军灶水井齐备，这是司空的职责。做到部队收容断后、转移驻扎时保证无人员离散、无流失的军车和无遗失的辎重，这是军舆的职责。这五种官员的职责对于将帅来说，就像身体和手足的关系，一定要挑选恰当的人来担任，使被挑选的人的才能能胜任其职责，并保证做好这些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告诉他们的政务，向他们申述其军令，使他们像有爪牙的虎豹、有健翅的鹰鸟来为将帅效力。然而这些仍然是取得胜利的辅助因素，而不是必胜的决定因素。战争的胜负，根本在于政治。政治能够驾驭民众，人民能亲附君主，那么军队也必然会强大；反之民众反对其现实政治，百姓又背叛君主，那么军队也必然会弱小。所以德政、道义最为关键，德政道义足以感怀天下百姓，其事业就足以能应对天下的当务之急，选用的贤才足以得到天下贤士的拥戴，计谋智虑足以掌握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这些才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

     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不足以成为强国；铠甲坚固、兵器锋利，不足以成为取胜的条件；高大城池、深深壕堑，不足以说明牢固；政令严酷、刑罚繁苛，不足以说明威严。而实行仁政，即使是小国也必定能长存；实施暴政，即使是大国也必定要灭亡。从前楚国的地盘：南方席卷沅水、湘水，北方有颍水、泗水环绕，西边包含巴郡、蜀郡，东面包裹着郯、邳；把颍水、汝水当作壕沟；将长江、汉水当作护城河；把邓林险塞当作城墙；用方城作为环绕北疆的屏障；高山耸入云端，深溪不见日影。地理形势十分有利，士卒百姓又非常勇敢。用蛟龙犀牛的皮制成甲胄，长矛短枪整齐排列在前，连发的弓弩陈放在后，纹彩的战车护卫在旁，冲锋有如飞箭，集合如同雷电，散开有似风雨。然而楚军却在垂沙陷入险境，又在柏举遭受挫败。楚国的强大，如果丈量土地、计算人口的话，可算占天下的一半。然而楚怀王北面畏惧齐国的孟尝君，又背弃社稷而将自身委于强悍的秦国，结果兵败地削，自己到死都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秦二世胡亥，论权势则身为天子，论富裕则拥有天下，凡人迹能到的地方、舟船通航的处所，都成为秦国的郡县。但是二世放纵声色贪欲，穷尽奢侈糜烂的各种生活，不顾百姓的饥寒贫乏，调动万乘车辆修建阿房宫，征调贫苦百姓戍守边防，收敛天下一大半的财富作为赋税，百姓不断被捕处死，以至于拉着车子服劳役死在路上的，每天不计其数。天下百姓的痛苦煎熬，如同在火上烧烤，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人奄奄待毙；这时全国上下都不安宁，小官吏和百姓一样不得安生。戍卒陈胜被迫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振臂高呼号召反秦，自称“大楚”，天下于是纷纷响应。开始的时候，起义军没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强劲的弓弩和坚固的战车，他们砍下酸枣树作矛柄、按上椎子凿子作矛刃，挥舞着削尖的竹竿、扁担、锄头去抵抗秦军的长戟和硬弩，但起义军照样能攻城掠地，所到之所，没有不能攻克的。天下也因此沸腾动荡起来，起义军如风卷残云，席卷震撼几千里。陈胜当时的地位极低贱，而且部队的器械也十分简陋，但是就他陈胜能登高一呼，使天下为之响应，这是因为百姓们的心头早就积满了对秦王朝的怨恨和愤怒。

     周武王讨伐纣王，向东进发而迎着太岁，到达汜水时遇大洪水，到达共头山时遇山崩。接着又有彗星出现，其星柄指向殷，好像要助殷人一臂之力。两军交战时，战斗异常激烈，真是天昏地暗、狂风乱作、骤雨肆虐。但是武王的部队硬是在前无“蹈难之赏”后无“遁北之刑”的引诱和威逼之下奋勇杀敌，使得许多后到的将士来不及拔出刀剑，天下就被武王得到了。所以，善于防御的人无须设防，善于战斗的人无须动真格。知道禁塞邪恶扶助正气的治国之道，充分顺应时势，因顺民众的愿望，天下便能取得。

     所以善于为政者是注意积蓄仁义德行，善于用兵者是注重积聚民众愤怒；仁义德行积蓄得多民众就可以使用，愤怒积聚得充分威严就可以确立。因此，文治（仁义德行）对民众的影响浅少，这威势所能产生的慑服力就小；恩德施予的面广泛，这威势所能产生的慑服力就广。威势慑服的面广，那么我方就强大，敌方就弱小。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是先使敌方衰弱，然后方与敌方交战，这样就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商汤原先的领地只有七十里，但却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修德政的缘故。智伯拥有千里领地，但却被消灭，这是因为穷兵黩武的缘故。所以千乘小国如能施行仁政就能称王天下，万乘大国如好战就必然会灭亡。因此胜利之师总是在政治上胜过对方后才开战的，而败军总是一味诉诸武力以求获胜，而实际结果并非如此。交战双方的德政相同，这时人多的一方能战胜人少的一方；交战双方的兵力相等，这时有智谋的一方能战胜愚蠢的一方；交战双方的智谋相似，这时懂术数的一方能战胜不懂术数的一方。大凡用兵作战，一定先要在朝廷内谋划好：双方君主哪个贤明？双方民众哪方亲附？双方将领哪方能干？国家政权哪方稳定？双方积蓄储备物资哪方充足？双方士兵哪方精悍？双方铠甲兵器哪方精锐？双方器械装备哪方完善精良？诸如此类都将一一在朝廷计算谋划好，这样才能决定千里之外的战场胜利。

     有形迹的东西，天下人都能看得见它；记载在书籍文章里的内容，世人都能学习并能流传它：这些都是以形来取得胜利的，而高明者是不会效仿它们的。人们之所以看重“道”，是在于“道”的无形。因为“无形”，所以也就难以制迫它，也难以度量它，更不能用智巧来欺诈它，也无法来规划谋算它。一般而言，你的智慧表现出来，人家也就会用智谋对付你；你的形迹表现出来，人家也就会以相应的行为来对付你；你的部队稍有暴露，人家就会打埋伏；你的器械装备一亮出来，人家就会做好充分的防备。总之，动作周旋、曲直屈伸、使巧用诈，都不算是高明的。高明的人的行为是，神出鬼没，如星辰闪烁不定，像天体恢宏运行，进退屈伸，不留痕迹；像鸾鸟飞升、麒麟跳跃、凤凰飞翔、神龙腾空；发动时如猋风，而迅猛得又像闪电；以生动灵活的态势击败呆滞死板，以旺盛的气势驾御暮气衰败，以迅猛有力压倒迟缓疲软，以饱满精神制迫萎靡不振，这就像以水灭火、用汤浇雪——这样的神兵哪能会不如愿以偿？哪能会不达到目的？在内心使精神虚静，对外界使物欲淡漠，运动不留痕迹，攻击出其不意。像飘忽的云风那样来往飘惚，谁也不知它要到哪里去；从缝隙中出入倏忽，谁也不知它在哪里停歇。突然得像雷霆，快速得像风雨；像从地下冒出，又像从天而降；独来独往，没有办法应对它；快得像飞箭，没有什么能与之相匹敌？忽暗忽明，谁知道它的头绪？还没看到它出发，但早就来到你跟前。所以善于用兵的人，看到敌方的弱点空虚，就紧紧抓住而不放过，穷追猛打而不舍弃，逼迫而消灭之，绝不让敌人逃离。用迅雷不及掩耳、闪电不及遮眼的气势，攻击及压倒犹豫不决之敌。善于用兵，如同回音的应和，击鼓发出响声，使敌人眼睛被灰尘迷着都来不及搓摸，上气不接下气。从天而降的神兵使敌人抬头看不见天、低头看不到地，完全没了方向，手不知挥动长矛，刀剑来不及拔出；攻击迅猛如雷鸣，逼迫气势如狂风；像火势一样蔓延，像波涛一样汹涌。这样使敌人静止时不知如何防守，行动时不知如何来操作。这样的部队一旦擂响战鼓，挥动军旗来开战，对方还没来得及抵挡就土崩瓦解，天底下还有谁敢向这样的部队扬威抗衡、阻挡它前进！所以，能够驾驭对方的部队必胜，消极待敌的部队必败，成为人家攻击目标的部队只有死路一条。

     军队安定就稳固，上下一心就有威力，官兵职责确定就勇敢；部队里官兵相互不信任就会导致失败，兵力分散就会削弱战斗力。所以能分散敌军的兵力，使敌军内部产生疑惑，那么用少量的兵力就能绰绰有余对付敌军了。反之，不能分散敌军兵力，不能使敌军内部产生疑惑，那么用数倍于敌的兵力去对付敌军也是不够用的。所以纣王的士卒，百万人是百万条心；武王的部队，三千人是拧成一股绳，凝成一颗心。这样，千人同心就能发挥千人力量，万人异心则抵不上一个人的作用。将帅和士卒、官吏和百姓如能同心同德，互相配合行动像人体各器官那样协调，就可以对付敌军，与敌军决战。所以计划制定之后就要坚决执行，任务明确之后就要付诸实施。将帅计谋不犹豫、士卒思想无异心，行动就不会懈怠；将帅没有不切实际的口号，处事果断坚决，对付敌军就必定敏捷灵活，行动也必定快速。所以将帅将民众当作自己的身体，而民众把将帅看成是自己的心脏；心诚则肢体亲附心脏，心疑则肢体背离心脏；心不专一则躯体就不能有节奏地活动；将帅不诚信，士卒就不会勇敢。所以良将的士卒，就像老虎的牙齿、兕牛的犄角、鸟雀的羽毛、百脚虫的脚，能行、能飞、能咬、能顶；强劲而不互相抵斗、众多而不互相伤残，这是因为它们都受同一颗心的支配控制。所以如果民众都听从将帅的命令，那么即使兵力少也不必害怕；如果民众都不听众将帅的指挥，那么即使兵多将广也等于势单力薄。所以下层民众在战争期间不和上层将帅一条心，民众的心不能凝聚也就形成不了战斗力；下层的士卒不敬畏将帅，将帅没有威信也就不能使士卒奋勇作战乃至献出身躯。防守有它必定牢固的条件和因素，进攻也有它必定胜利的条件和因素，不必等到两军交战、刀枪相见时才分出胜负，胜败存亡的徵兆早已就表现出来了。

     用兵有“三势”和“二权”。“三势”是“气势”、“地势”和“因势”。将领充满勇气并且藐视敌人，士卒果断勇敢并且乐于参战，三军人马、百万雄师，壮志凌云、豪气冲天，声如雷霆，积聚忠诚之情，并在气势上压倒敌军，这就叫“气势”。山峡险道，渡口关卡，大山名塞，像龙蛇蟠踞，似斗笠排列；羊肠小道，像鱼笱似的险隘，一人把持隘口，千人莫想通过，这就叫“地势”。乘敌军劳累疲倦、松懈混乱、饥饿干渴、挨冻受热之机，将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敌军逼到死境，这就叫“因势”。善于使用间谍侦察敌情，使用反间之计，然后措施审慎周密，规划行动慎重，设置疑阵、布置伏兵，隐藏部队的形迹，行动出乎敌人的意料，使敌人的部队难以适应和防范，这就叫“智权”。排兵布阵严整，队列行军整齐，进退步调一致，队伍行距紧凑，前后不互相践踏，左右不互相干扰，使之受伤的少、杀敌的多，这就叫“事权”。“二权”和“三势”都充分表现出来，军官和士兵都忠诚精悍，选用良才，用人恰当，计划明确，谋划决断，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避免牺牲，军事行动适应时势，这样的部队，没有谁不被震撼。所以进攻不一定非要冲车和云梯才能使敌城池被攻下，战斗不一定非要刀剑相接才能使敌军败退，只要掌握上述这些战争要素然后进攻就能必胜。所以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就绝对不和敌军开战，进攻没有必胜的把握就绝对不发动进攻。因此一定要料定能胜才开战，不打无准备之仗，审度权衡之后才行动。这样，部队集积就不至于无功而散，部队出击就不至于空手而归。部队要么不行动，一旦行动就要惊天动地，能撼动泰山，翻荡四海，吓走鬼神，惊散鸟兽，这样的话，那就野外无露营的军队、国家无需要防守的城池了。

     以静对付躁，以治对付乱，用无形来制约有形，用无为来应付变化，这样即使不能战胜敌人，但也可使敌人不能取得胜利。敌方如先于我方行动，就会暴露他们的形迹；敌方如急躁而我方如宁静，这就会使他们精疲力尽。敌方形迹如暴露，那么我方就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敌方如精疲力尽，那么我方就在此时发挥我军的威力。针对敌方的行动，我方也相应变化；观察敌方的“奇正”形势，来控制他们的命运；用敌方想要得到的东西作诱饵引他们上钩，并调动他们，使之疲于奔命；敌方如露出破绽，就要赶紧抓着机会、乘虚而入；让敌方的变化招数使尽，然后才束缚他们使之无法动弹；等敌方精疲力尽之时才想法将他们打倒。但反过来，敌人由运动返归宁静，那么我方就非得出奇招不可了；敌方如对我方奇招不理不睬，那么我方就可独自完成自己的调整；如果敌方有了反应，那么我们也就能在这当中观察到他们的意图了；如果敌方后于我们行动，控制了我方的行动，那么我方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与他们周旋之中摆脱困境；敌方如集聚部队追打我方，那么他的后方也必定虚空；敌方的精锐部队在左方，那么我军就可攻击他的右方。如敌方溃败逃走，那么敌方的后阵必定可以击破。敌方如受我方的强大压力而龟缩不动，这就称之为淹留迟滞，我方就尽可用雷霆之势猛攻猛打，像割草伐木一样毫不留情地消灭他，像火烧雷电一样毫不留情地击穿烧毁他；这时的攻击行动务必神速，要使敌方都来不及开拔、战车来不及启动，兵器像插在地上的木头、弓弩像长在羊头上的角，来不及拔和来不及拿，这时敌方即使人多也无法抵挡着这攻势。只要有动向形迹表现出来的敌人，没有不能战胜的；只要暴露形迹，就有办法对付他。正因为这样，所以圣人就将自己隐藏在无形之中，并且让心神处于虚静之中。风雨可以遮挡，是因为它们有形，而寒暑无法关闭控制，是因为它们无形。能够薄滑柔和，精细隐微，贯穿金石，穷尽最遥远的区域，寄身于九天之上，蟠伏在黄泉之下的，只有那“无形”的道。

     善于用兵的人，必定会攻击那些阵脚混乱的敌军，但不会去攻击那些整肃的敌军，也不会去攻击那些气势威严的敌军，更不会去攻击那些阵容整齐的敌军。敌方的情况还未摸清之前，就用各种方法与之相持周旋；敌方一旦露出致命的弱点，就因势消灭他。敌方如果掌握术数、准备周密，我方妄动就是自寻凶险；敌方以“虚”来对付我方的“实”，我军也必定会被敌军擒获。虎豹隐伏不乱跑是不会跌入陷阱的；麋鹿安详不乱动是不会触上罗网的；鸟儿停着不乱飞是不会被罗网系绊的；鱼鳖不乱游动是难以被钓钩钩上嘴唇的。万物无不因为妄动而被制约的。所以圣人贵“静”。因为“静”能制“动”，“后”能制“先”；周密能够胜过疏漏，完备能够制服残缺。

     所以优秀的将帅带兵，能使士卒同心协力。优秀的将帅带兵能使勇敢的人不会只身逞强冲杀前进，也不使胆怯的人独自一人后退怯阵；优秀的将帅带兵，静止时像山丘那样纹丝不动，冲锋时又像风雨那样迅猛；遭到这样部队的攻击，也必定会溃不成军，没有不崩毁灭亡的。这样优秀的将帅带出的部队，行动时有如一个有机的整体，试想天下谁能抵挡得着！所以是杀伤敌人的多，而遭遇短兵相接的情况少。五根手指交替着弹击，就不如重拳狠狠一击；一万个人一个一个地上去，不如一百号人一起临战。现在那虎豹虽然敏捷，熊罴虽然力大，但人还是能吃它们的肉，用它们的皮做垫席，这是因为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沟通思想、统一力量。水是能够灭火的，但是当章华台楼失火时还用勺子、升子盛水来灭火，即使舀干深井大池里的水，这火还是难以扑灭；但如果用大盆般的容器盛水灭火，这火也就能立刻扑灭。现在人之间的差距尽管没有水火那样的性质差异，但却想以少胜多，那么不能取得胜利也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军事家说“少可以胜多”，但要知道，这话是针对将帅如何带兵这一战略问题来说的，而不是指具体的每一次战斗。有些将帅统率的人多，但战斗力却很弱，这是因为没有将士兵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有些将帅带的兵并不多，但战斗力却很强，这是因为将士兵的力量协调一致的缘故。假若一支能协调众人力量的大部队，被一支小部队所打败，这大概是从古到今都没听说过的事。

     用兵打仗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即揆度谋虑天象、绘测地理图形、客观评议人事，而用来决定战争胜利的是权变和气势。所以高水平的将帅用兵是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再能运用机变，以气势因势来发动进攻，因此部队不会吃败仗。次一等的将帅用兵是既不懂天道又不懂地利，而只靠人和与气势因势，这不一定能保证全胜，但取胜的谋略却还是不少的。下等水平的将帅用兵是被道听途说的东西搅乱自己的正常思维，智谋多又不能决断、疑疑惑惑，平时患得患失、怕这怕那，战时又犹豫不决，这样稍有行动就被人窥破意图、被人擒获。现在让两人持刀相打，两人武艺不相上下，但勇敢的一方取得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勇敢诚意，所以必胜。用斧砍伐小树，不待吉日良辰就能砍断劈开小树；如果只是将斧头放在树枝上，却不用力气去砍伐，即使现在北斗星柄指向吉日良辰，且又占阴阳刑德的变化有利条件，但还是不能砍断劈开，这是因为不用力气的斧头没有砍伐力。所以水流激荡就凶猛有力、箭被激发就射程远广。现在有了良箭，再涂饰银锡，但即使是薄绢做成的车帷，腐叶烂草做成的盾牌，这涂饰银锡的衣箭还是不能自动穿透它。但如果用上硬弓，再借助弓弩的弹力发射出去，那么即使是犀牛皮做成的铠甲、皮制的盾牌也能被射穿。那狂风的猛烈，能掀飞房顶、折断树木；然而空车脱离大路又上高坡，就要人来用力推动它。所以善于用兵的将帅，他所带出来的兵，其气势如冲开决口的积水从千仞高的堤坝奔腾而下，又像滚动的圆石冲下万丈深的溪谷。天下别的军队看到我军官兵这种气贯长虹的气势，还有谁敢与我军交战！所以百把号人抱着拼死的决心，就能击溃一万人心思不齐的军队，更何况拥有赴汤蹈火不回头的三军人马呢？即使向天下挑战寻找交战对手，又有谁敢挡在前面！

     所谓天数是指二十八宿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的天体运行规律。所谓地利是指处后则生处前则死，暴露（牡、阳）则凶隐蔽（牝、阴）则吉。所谓人事是指赏罚分明说到做到，行动要适时，措施贯彻要坚决。以上这些世代相传的东西被认为是军事法则，这当然没错，但这些还不能算作基本的军事法则。基本的军事法则应该是“因时而变化”。所以观察堂前的阴影移动而能知日月运行的位置，看到瓶中的水结冰而知天下寒暑的变化。

     事物各自形成、变化的迹象都是相当微妙的，只有圣人能够达到认清这种变化的程度。所以鼓不参与也不产生五音，但它却是五音的主宰，水没有味道，但却能与五味调和，将军不直接参与五官的事务，但却是五官的总督。所以能协调五音的是那奏不出五音的“鼓”；能调和五味的是那没有五味的“水”；能督促管理五官各自完成事务的，是难以揣度估量的。因此将军的心，和暖如春，清朗如夏，寂寥如秋，凝固如冬，因顺形势变化而变化，随着时势推移而推移。

     物体是曲的，影子就不可能是直的；声音是清脆的，回声就不可能是浊的。观察对方的行动意图，用我方的各种优势条件来对付他们。所以战争行动要靠正义来扶持、用事理来推动，打乱对方的部署使其失去主动权，依靠我方的优势条件去获得成功；让对方看到我方的出现，但却不让他们知道我将隐入何处；让对方知道我方的行动，但却不让他们知道我将怎样集聚。战争开始时要像狐狸那样细心弱小，于是对手就会轻率出战；一旦战争爆发，就要像猛虎那样凶猛，所以敌人就必溃退。那飞鸟准备攫取猎物时，总缩着脑袋装成若无其事，猛兽捕捉猎物时也总是藏匿着它的利爪，虎豹是不轻易暴露它的利牙，噬狗也不随便外露它的利齿。所以用兵的策略，有时故意向敌方显示我军的柔弱，但真要开战时，就用刚强给予迎头痛击；有时故意向敌方暴露我军的弱小，但在关键时刻，就用强硬的势态将敌方压倒；有时故意向敌方示以收敛的姿态，但当对方进犯时，却大张旗鼓并配以强盛的气势给予敌方沉重的打击；有时想往西进，却故意制造成东去的假象。先处逆境，然后达到最终目的；先在黑暗中摸索，然后有光明的前途；用兵要像“鬼”那样来无踪去无影，又要像“水”那样渗透深入不留痕迹。所以军事上有这种情况，即外表上的趋向并不是他真要去的地方，表露出来的迹象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意图，所以一举一动很难吃准这到底是为什么。由此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像晴天炸雷，你没法防备；而且一定记着军事招数不可重复使用，这样才能稳操胜券；与神奇的光明相通，但却不知它的门径。这就叫做用兵如神。

     军队之所以强大，是在于得到民众的拥戴；民众之所以用牺牲自己来换取战争胜利，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正义之所以能为民众信仰，是在于君王将帅具有崇高的威信，且与民众利益一致。所以用文德来团结人民，用勇武来整齐士兵，这样就能必定胜利；正义和威信同时发挥作用，这是最强大的。一般来说，人都是喜欢活着，憎恨死去的。但是，面对高高的城墙、深深的壕沟、矢箭如雨，平原广泽短兵相接厮杀时，士兵们仍然争先恐后抢在前面与敌军交战，不是他们不怕死、高兴受伤，而是因为君王将帅奖赏守信用、惩罚严明的缘故。

     所以君王如果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子女，那么民众就会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父亲；君王如果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兄弟，那么民众就会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兄长。君王如能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子女，那么也就必定能统治天下。民众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天下也就安定团结。君王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兄弟，那么民众就不会把为人民牺牲生命当作难事；民众将君王看成是自己的兄长，那么民众就不会把为君王牺牲生命当成难事。因此部队中官兵亲如父子兄弟，敌人就无法与之相斗的，因为这样的部队君王将帅平时就爱兵如子的。所以驷马动作不协调，即使有造父也无法驾车赶远路；弓和箭不相配，即使是羿也无法用来百发百中；君臣离心离德，即使是孙武也无法率领部队与敌交战。因此，君王一定要内修清明政治，广积恩德；外塞丑行恶迹，树立威信；体察民众的疾苦，以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这样，一旦爆发战争，民众就会和君王将帅同心同德，面对残酷战争会视死如归。所以将帅真与士兵同甘苦、共饥寒，那么到战时士兵的牺牲精神就会体现出来，也使部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古代善于带兵打仗的将帅一定是身先士卒，各方面都起到表率作用；酷暑也与士兵一样不张伞盖，寒冬也与士兵一样不穿皮衣，以体察士兵的寒暑；遇险要关隘也不骑马，上山爬坡也必下车步行，以体验士兵的劳逸；部队饭菜做好后才敢用餐、部队水井凿通后才肯饮水，以体验士兵的饥渴；两军交战时也与士兵一样随时有可能被箭射中，这样与士兵共安危。所以良将用兵，常常以这种恩德来凝聚部队的战斗力去迎战怨气极盛的敌军的；又用仁爱去团结部队去迎战内部充满仇恨的敌军的。这样，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君王要求民众做到的是两条：要求民众为他辛劳，要想民众为他牺牲生命。而民众对君王的期望不过三点：饥者有食，劳者能息，有功者施予恩赏。假若民众已经履行了君王所要求的两条职责，而君王却没有满足民众的三点期望，那么，国家再大、人口再多，这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弱小的。假若辛苦者事后能就得到快乐，劳累者必能得到一定利益，立功者一定得到奖赏，为国牺牲者的后代一定得到抚恤，这四方面都能兑现、取信于民，那么君王即使去射猎云天的飞鸟、垂钓深渊的游鱼，弹琴奏瑟、鸣钟吹竽、掷六博、投高壶、安逸清闲万分，但他的部队照样强大，军令照样能贯彻执行。这样，君王将帅令人景仰，下属百姓士兵随时听候使用；这说明德政施行的足以使人敬慕，那么这君王的威信也就随之树立。

     将帅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三隧、四义、五行和十守。所谓“三隧”是指将帅必须上知天道、下熟习地形、中体察人情。所谓“四义”是指将帅是为国家利益而不是依仗兵权谋私，是为君王尽忠而奋不顾身，面对危难而不怕牺牲，处理疑难问题时不怕承担责任。所谓“五行”是指将帅能柔软但不卷曲，能刚强但不折断，秉仁慈但不可侵犯，有信誉但不容欺骗，具勇敢但不可凌辱。所谓“十守”是指将帅神志清澈而不混浊、谋略深远而不易仿效、节操坚定而不迁移、智慧明达而不受蒙蔽、不贪钱财、不沉溺于物欲、不贪求花言巧语、不贪图名声、不易被引逗喜悦、不易被激怒。将帅如能做到上述这些，也就叫达到了深远奥妙的境界，有谁能知道他的真情！行动则必定符合明确的目标，言论则必定符合道理和规律；行为必定顺应时宜，分析必定有条有理。通晓动和静的奥妙，明白开和塞的时机；审察行动的利和害，如同符节相合；快得像发动满弦的弓箭，气势如同离弦的飞箭；像龙那样腾飞、像蛇那样游行，行动没有一定的形态。看不清所要攻击什么目标，也不知道最终的归宿是什么；要进攻时就使你无法防守，要防守时就使你攻不破。

     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必定先从自我修养做起，然后才要求他人也能这样；先做到不可被战胜，然后才争取去战胜别人。自我都没修养好，还得依靠别人；自身的条件都不具备，却只想寄希望于敌人自己出乱子而取胜他，自己的部队混乱不堪却想乘敌人出乱之机去战胜他的做法，就像用火救火，用水堵水一样，哪里能制服？如果让陶工自己变为粘土，那么他就再也不可能用粘土来制造盆盎了；如果让女工自己变为丝线，那么她就不可能再用丝线织成锦缎了。这说明相同的东西是不能达到治理目的的，而只能用与众不同的奇招、异招才能制服对手。两只麻雀相斗，是不大可能出现其中一只将另一只斗死的，但一旦老鹰飞到，这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因为鹰和雀是两种不同的种类。所以用安静之兵对应急躁之兵就显示出奇异来了，用治理整齐之兵对付混乱之兵就显示出奇异来了，以饱食之兵来对付饥寒之兵就显示出奇异来了，以逸待劳也同样显示出奇异来了。奇正相对就像水火、金木相对一样，互相相克而显示出胜负来了。善于用兵者，就掌握着五行相克相生的道理来应对敌人，所以能取得胜利；而不善于用兵者，就不能掌握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故常被人制服而被俘。

     所以，用兵贵在于谋略不被测度，部队行动隐藏不露，常常能出其不意使对手无法设防。这说明谋略如果被对手掌握，那么就要陷于困境；行动如果被对手掌握，那么就要陷入被动。所以真正能用兵的人是，上利用天象隐蔽自身，下利用地形藏匿自我，中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自身。如果用天象来隐蔽自我，就没有什么敌人不能被制服。那么什么叫利用天象隐蔽自我呢？就是利用大寒酷暑、狂风暴雨、大雾昏天这样一种天气条件来因顺变化、迷惑对方。那么什么叫利用地形隐蔽自我呢？就是利用山地丘陵、丛林险阻这些地形条件来藏隐部队以作埋伏袭击。又什么叫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自我呢？就是在敌手前进的道上埋伏，或尾随敌军跟踪观察，或出奇兵冲入敌军阵营，这攻击的迅猛如雷霆，推进的速度如风雨，一旦达到目的就偃旗息鼓悄然离去不见踪影、不留形迹，没有人知道他的来龙去脉。

     所以队伍前后整齐严正、四面像墨线那般笔直，队伍进退有分有合、有散有聚，隔而不断，互不超越；两翼轻捷，四边便利，或前或后，离合散聚，不乱队形：这就是善于训练管理的行军队列和布阵。明白奇正、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占星、龟策、祭祀，这就是善于运用天道。制定计划、布设埋伏、运用水攻、火攻；制造奇异假象，让士兵鼓躁呐喊来搅乱敌人的听觉；拖着树枝扬起尘土来迷乱敌人的视觉：这就是善于运用欺诈佯装战术。意志观念像碄钺那样坚定厚重，毫不动摇，难以恐吓倒，权势利益不能诱惑，死亡威胁吓不退：这就是善于鼓舞士气坚定信念。刚猛快速、英勇果断、藐视敌人、行动神速、瞬时一闪即逝：这就是善于运用轻骑兵来出奇制胜。观察选择地形，安排宿营地址，修筑军营围墙，审察查明路障，驻扎高坡山地，营地能进能退：这就是善于利用有利地形。利用敌军饥冻渴热，疲劳困倦，松懈混乱，恐惧困窘之机，派出精锐干练的部队，在深夜对敌人实现偷袭：这就是善于利用时机来应对变化的环境。平坦的地方用战车，险峻的地方用骑兵，渡水时用弓，险隘之处用弩，白天作战用旌旗壮大声势，夜晚作战用篝火营造气氛，阴暗多雾天气多用战鼓：这就是善于利用各种器械装备来为战争服务。以上总共八种战术方法，不能缺少一样，但这些还不是用兵打仗中最重要的方面。

     用兵打仗中主要的方面是，将帅一定要有独到的见解和胆识。所谓独到见解是指能够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所谓独到胆识是指能够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能够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这叫做“明”；能够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这叫做“神”。这神明就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如能这样，那么防守时就不易被攻破，交战时不易被打败，进攻时就容易取胜，这就是虚和实的关系道理。上下级之间有间隙矛盾，文官武将关系不融洽，处事不公正，士兵内心充满怨气，这就叫“虚”。反之，君王圣明，将领精良，上下同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就叫“实”。如果像泼水灭火，敢抵抗的即将他攻陷，敢逼近过来的即将他迁移，这样刚柔显示出差别，战争的胜败也即表现出来，这就是虚实的不同。所以善于作战的部队不在于人少，善于防守的部队不在于城池狭小；取胜在于有否威势，失败在于丧失斗志。

     如果军队实力强就打，实力不济就走；气势旺盛部队战斗力就强，气势低落则必定败北。过去吴王夫差拥有方圆二千里的土地，统率步卒七十万，向南和越国开战，逼迫越王退守会稽山；向北和齐国交战，在艾陵击败齐军；向西能和晋国对阵，在黄池制服晋国国君，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是在于充分利用了人民士兵的士气和斗志这种实力。后来夫差骄横纵欲、拒绝劝谏、爱听奉承话又暴戾骁悍，从而铸成大错而不能及时醒悟悔过，这时大臣怨恨、百姓离心离德。越王勾践只率精兵三千就在干遂消灭了夫差，这就在于利用了夫差吴王及吴国整个虚弱的气势将他制服。这气势有虚有实，二者会转化，就像光明转向黑暗一样。所以胜利之师也不总是士气高昂、斗志昂扬的，败军也不总是士气低落的。这样，善于用兵的人就要鼓起自己民众的士气以等待敌军出现虚弱气势的时机，以便能击败他；反之不能用兵的人常常是挫伤自己民众士兵的斗志和士气以等待敌军气势旺盛。所以气势的“虚”与“实”，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

     凡是国家有危难，君王便在宫中召见将帅，对他发出诏令：“社稷的命运托付给你，现在国家有危难，希望你能率兵应敌。”将帅接受了君令，就下令祝史、太卜斋戒三天，然后前往太庙，钻灵龟，卜定吉日来举行授旗仪式。授旗那天，君王进入太庙门以后，面朝西边站立；将帅进入太庙门，急步走到厅堂台阶下，面朝北站立。君王亲自拿着大斧，手持斧头将斧柄授给将帅，说：“从现在起，上至苍天，都由将军控制。”君王又拿着大斧，手持斧头将斧柄交给将帅，说：“从现在起，下至深渊，都由将军指挥。”将军接过斧钺后回答君王说：“国家的政事不能由受命在外的武将治理，军队的事务不可由宫廷来干预，臣如怀有二心是不能侍奉君王的；心志疑惑的将帅是不能出征应战的。臣既然已经在君王面前接受了任命，象征权力的鼓旗和斧钺已为臣所掌握，臣行使权力时就不必再回朝请示君王了，但愿君王以后再也不要对臣下达任何军事命令。君王如果不同意臣下的这一请求，臣就不敢率领军队出征。君王如果同意臣下的这一请求，臣就告辞出发。”于是剪短指甲，穿上“冥衣”，打开“凶门”，出城上路。将帅乘坐帅车，插着军旗、斧钺，神情凝重。当他面对敌人决战时，不顾一切，不怀二心。因此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敌人在前头，不怕君王从后牵制；进攻打仗不是为了名利，后退撤离不逃避罪责；一心只想保卫人民，为君王争取利益，这才是国家的珍宝，也是将帅应具有的德行。将帅如能做到这些，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替他出谋划策，勇敢的人就会替他英勇作战，气壮山河，疾速如同烈马奔驰，因此，两军尚未交战，敌军就恐惧害怕了。如果打了胜仗赶走敌人，全军上下都会受到奖赏，军吏也会得到升迁、增加爵禄，分割出土地来调配给立功军吏。在境外就作出决定，全部事情都在军中得到处理。率军返回国内以后，交还军旗和斧钺，向君王禀报战事结果，说：“军中没有什么遗留的事要处理。”然后穿上素白衣服，离开府第居舍，向君王请没有完全尽责之罪。君王说：“免罪。”于是将帅退下斋戒独居。取得重大胜利的将帅经三年后才返回府第居住，取得中等胜利的将帅则二年后才返回府第居住，取得小胜利的将帅则需一年后才返回府第居住。正义战争的矛头总是指向昏君统治的国家，所以能够做到战胜敌国而不遭敌国的报复，夺取土地而不会被敌国反攻，人民将不会有疾病瘟疫发生，将官将不会早死，五谷丰收，风调雨顺；在国外打了胜仗，为国家带来福祉。所以这样的战争必定给君王和将帅带来名声而不会留下祸害。

卷十六 说山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魄问于魂曰：“道何以为体？”曰：“以无有为体。”魄曰：“无有有形乎？”魂曰：“无有。”“何得而闻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闻得之矣。乃内视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见，名不可得而扬。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独何为者？”“吾将反吾宗矣。”魄反顾，魂忽然不见，反而自存，亦以沦于无形矣。

    人不小学，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鉴于沫雨，而鉴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荡也。詹公之钓，千岁之鲤不能避；曾子攀柩车，引楯者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动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伯牙鼓琴，驷马仰秣；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螾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清之为明，杯水见眸子；浊之为暗，河水不见太山。视日者眩，听雷者聋；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无为而治者，载无也；为者，不能有也；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人无言而神，有言者则伤。无言而神者载无，有言则伤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听，终以其无用者为用矣。

    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无。以为不信，视籁与竽。

    念虑者不得卧，止念虑，则有为其所止矣，两者俱忘，则至德纯矣。

    圣人终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诗，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诗也。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是何则？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

    神蛇能断而复续，而不能使人勿断也；神龟能见梦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

    四方皆道之门户牖向也，在所从窥之。故钓可以教骑，骑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

    越人学远射，参天而发，适在五步之内，不易仪也。世已变矣，而守其故，譬犹越人之射也。

    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一渊不两鲛。水定则清正，动则失平。故惟不动，则所以无不动也。

    江河所以能长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天下莫相憎于胶漆，而莫相爱于冰炭。胶漆相贼，冰炭相息也。墙之坏，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

    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见埵堁，远之故也。秋豪之末，沦于不测。是故小不可以为内者，大不可以为外矣。

    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

    夫玉润泽而有光，其声舒扬，涣乎其有似也。无内无外，不匿瑕秽，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镜见眸子，微察秋豪，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出于山渊之精，君子服之，顺祥以安宁，侯王宝之，为天下正。

    陈成子恒之劫子渊捷也，子罕之辞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见黏蝉者，白公胜之倒杖策也，卫姬之请罪于桓公，子见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见之反被裘而负刍也，儿说之为宋王解闭结也，此皆微眇可以观论者。

    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尔行矣。慎无为善。”曰：“不为善，将为不善邪？”应之曰：“善且由弗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

    拘囹圄者，以日为修；当死市者，以日为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也，则中不平也。故以不平为平者，其平不平也。

    嫁女于病消者，夫死则后难复处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墙之傍，不可以立。执狱牢者无病，罪当死者肥泽，刑者多寿，心无累也。

    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夫至巧不用剑，善闭者不用关楗，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类。

    以清入浊，必困辱；以浊入清，必覆倾。君子之于善也，犹采薪者见一芥掇之，见青葱则拔之。天二气则成虹，地二气则泄藏，人二气则成病。阴阳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昼，日不知夜。

   善射者发不失的，善于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钓者无所失，善于钓矣，而不善所钓。故有所善，则不善矣。

    钟之与磬也，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远，远不若近者。

    今曰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濑之流；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盘石之上；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

    水广者鱼大，山高者木修。广其地而薄其德，譬犹陶人为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

    圣人不先风吹，不先雷毁，不得已而动，故无累。月盛衰于上，则蠃蠬应于下，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

    执弹而招鸟，挥棁而呼狗，欲致之，顾反走。故鱼不可以无饵钓也，兽不可以虚气召也。

    剥牛皮，鞟以为鼓，正三军之众，然为牛计者，不若服于厄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庙堂，然为狐计者，不若走于泽。

    亡羊而得牛，则莫不利失也；断指而免头，则莫不利为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则争取大焉，于害之中则争取小焉。将军不敢骑白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

    鸡知将旦，鹤知夜半，而不免于鼎俎。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藿为之不采。

    为儒而踞里闾，为墨而朝吹竽，欲灭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无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

    今夫暗饮者，非尝不遗饮也，使之自以平，则虽愚无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无之矣。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

    申徒狄负石自沉于渊，而溺者不可以为抗；弦高诞而存郑，诞者不可以为常。事有一应，而不可循行。

    人有多言者，犹百舌之声；人有少言者，犹不脂之户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详，谶书著之。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趋。物固有众而不若少者，引车者二六而后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两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处陆则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丝，上有丛蓍，下有伏龟，圣人从外知内，以见知隐也。

    喜武非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医也，好马非驺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概而未得主名也。

    被甲者非为十步之内也，百步之外，则争深浅，深则达五藏，浅则至肤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为道里。

    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中鱼为之殚。故泽失火而林忧。

    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丝，下言若纶。上有一善，下有二誉；上有三衰，下有九杀。

    大夫种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苌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远而不知近。

    畏马之辟也，不敢骑；惧车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虚祸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犹养而长之。

    范氏之败，有窃其钟负而走者，鎗然有声，惧人闻之，遽掩其耳。憎人闻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升之不能大于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岁也，夜在岁之中；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

    先针而后缕，可以成帷；先缕而后针，不可以成衣。针成幕，蔂成城。事之成败，必由小生。言有渐也。

    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则可，下丹而上漆则不可。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水浊而鱼噞，形劳而神乱。故国有贤君，折冲万里。

    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亲。行合趋同，千里相从；行不合，趋不同，对门不通。海水虽大，不受胔芥，日月不应非其气，君子不容非其类也。

    人不爱倕之手，而爱己之指，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己之钩。

    以束薪为鬼，以火烟为气。以束薪为鬼，而走；以火烟为气，杀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后。

    巧者善度，知其善豫。羿死桃部，不给射；庆忌死剑锋，不给搏。

    灭非者户告之曰：“我实不与我谀乱。”谤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犹扬堁而弭尘，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污，譬犹以涅拭素也。

    矢之于十步贯兕甲，于三百步不能入鲁缟。骐骥一日千里，其出致释驾而僵。

    大家攻小家则为暴，大国并小国则为贤，小马非大马之类也，小知非大知之类也。被羊裘而赁，固其事也；貂裘而负笼，其可怪也。以洁白为污辱，譬犹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负彘。

    治疽不择善恶丑肉而并割之，农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岂不虚哉！

    坏塘以取龟，发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龋。桀、跖之徒，君子不与。

    杀戎马而求狐狸，援雨鳖而失灵龟，断右臂而争一毛，折镆邪而争锥刀，用智如此，岂足高乎！

    宁百刺以针，无一刺以刀；宁一引重，无久持轻；宁一月饥，无一旬饿。万人之蹪，愈于一人之隧。

    有誉人之力俭者，舂至旦，不中员呈，犹谪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誉人，反为损。

    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虽死亦不能悲哭矣。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矣。

    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取之。

    以非义为义，以非礼为礼，譬犹倮走而追狂人，盗财而予乞者，窃简而写法律，蹲踞而诵《诗》、《书》。

    割而舍之，镆邪不断肉；执而不释，马牦截玉。圣人无止，无以岁贤昔，日愈昨也。

    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无千金之鹿。玉待礛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无锱锤之礛诸。

    受光于隙，照一隅；受光于牖，照北壁；受光于户，照室中无遗物；况受光于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于其前矣。由此观之，所受者小，则所见者浅；所受者大，则所照者博。

    江出岷山，河出昆仑，济出王屋，颍出少室，汉出嶓冢，分流舛驰，注于东海，所行则异，所归则一。

    通于学者若车轴，转毂之中，不运于己，与之致千里，终而复始，转无穷之源。不通于学者若迷惑，告之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

    寒不能生寒，热不能生热；不寒不热，能生寒热。故有形出于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广大矣！

    雨之集无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发无能贯，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众止。因高而为台，就下而为池，各就其势，不敢更为。

    圣人用物，若用朱丝约刍狗，若为土龙以求雨。刍狗待之而求福，土龙待之而得食。

    鲁人身善制冠，妻善织履，往徙于越而大困穷，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乡。譬若树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钓上山，揭斧入渊，欲得所求，难也。方车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无穷，不可得也。

    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则搏矢而熙；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蝯拥柱号矣，有先中中者也。

    呙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夜以投人，则为怨，时与不时。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

    人有昆弟相分者，无量，而众称义焉。夫惟无量，故不可得而量也。

    登高使人欲望，临深使人欲窥，处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钓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杀罢牛可以赎良马之死，莫之为也。杀牛，必亡之数，以必亡赎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孙氏劫公家，孔子说之。先顺其所为，而后与之入政。

    曰：“举枉与直，如何而不得？举直与枉，勿与遂往。”此所谓同污而异途者。众曲不容直，众枉不容正，故人众则食狼，狼众则食人。

    欲为邪者，必相明正；欲为曲者，必相达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此以善托其丑。众议成林，无翼而飞，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挠椎。

    夫游没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兽，不疾易薮；水居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常。

    信有非礼而失礼。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丧出母，此礼之失者。

    曾子立孝，不过胜母之闾；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饮盗泉；所谓养志者也。

    纣为象箸而箕子希，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故圣人见霜而知冰。

    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矣。今被甲者，以备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则悬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规，物或不可虑，卒然不戒而至，故圣人畜道以待时。

    髡屯犁牛，既犐以牜脩，决鼻而羁，生子而牺，尸祝斋戒以沉诸河，河伯岂羞其所从出，辞而不享哉！

    得万人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呙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适。

    撰良马者，非以逐狐狸，将以射麋鹿；砥利剑者，非以斩缟衣，将以断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乡者其人。

    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晨夜，见黂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暮。

    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弃其招箦，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则可。

    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则同，所以东走则异。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则同，所以入水者则异。故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之同死生，通于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义亡国，国亡者非必仁义；比干以忠靡其体，被诛者非必忠也。故寒颤，惧者亦颤，此同名而异实。

    明月之珠，出于蛖蜄；周之简圭，生于垢石；大蔡神龟，出于沟壑。万乘之主，冠锱锤之冠，履百金之车。牛皮为贱，正三军之众。

    欲学歌讴者，必先徵羽乐风；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此皆学其所不学，而欲至其所欲学者。

    燿蝉者务在明其火，钓鱼者务在芳其饵。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饵者，所以诱而利之也。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好弋者先具缴与矰，好鱼者先具罟与罛，未有无其具而得其利。

    遗人马而解其羁，遗人车而税其羲，所爱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谚曰：“烹牛而不盐，败所为也。”

    桀有得事，尧有遗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故亡国之法，有可随者；治国之俗，有可非者。

    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虽廉者弗释；弊箄甑瓾，在袇茵之上，虽贪者不搏。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

    春贷秋赋，民皆欣；春赋秋贷，众皆怨。得失同，喜怒为别，其时异也。

    为鱼德者，非挈而入渊；为蝯赐者，非负而缘木。纵之其所而已。貂裘而杂，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恶于无常行。

    有相马而失马者，然良马犹在相之中。今人放烧，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两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远矣。

    郢人有买屋栋者，求大三围之木，而人予车毂，跪而度之，巨虽可，而修不足。

    遽伯玉以德化，公孙鞅以刑罪，所极一也。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

    貍头愈鼠，鸡头已瘘，虻散积血，斫木愈龋，此类之推者也。膏之杀鳖，鹊矢中猬，烂灰生蝇，漆见蟹而不干，此类之不推者也。推与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

    天下无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众白也。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必食其蹠数十而后足。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克。物固有以克适成不逮者。

    视方寸于牛，不知其大于羊；总视其体，乃知其大相去之远。

    孕妇见兔而子缺唇，见麋而子四目。小马大目，不可谓大马；大马之目眇，可谓之眇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决指而身死，或断臂而顾活。类不可必推。

    厉利剑者必以柔砥，击钟磬者必以濡木，毂强必以弱辐，两坚不能相和，两强不能相服。故梧桐断角，马牦截玉，媒但者，非学谩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慬者，非学斗争也，慬立而生不让。故君子不入狱，为其伤恩也；不入市，为其侳廉也。积不可不慎者也。

    走不以手，缚手，走不能疾；飞不以尾，屈尾，飞不能远。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见者，乃不见者也；使鼓鸣者，乃不鸣者也。

    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户；一人相随，可以通天下。

    足蹍地而为迹，暴行而为影，此易而难。

    庄王诛里史，孙叔敖制冠浣衣，文公弃荏席，后霉黑，咎犯辞归，故桑叶落而长年悲也。

    鼎错日用而不足贵，周鼎不爨而不可贱。物固有以不用而为有用者。地平则水不流，重钧则衡不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为大用者。

    先倮而浴则可，以浴而倮则不可；先祭而后飨则可，先飨而后祭则不可。物之先后，各有所宜也。

    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妇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阳侯之波。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杀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异。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灭，所以吹者异也。烹牛以飨其里，而骂其东家母，德不报而身见殆。

    文王污膺，鲍申伛背，以成楚国之治。裨谌出郭而知，以成子产之事。

    朱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修人曰：“不知。”曰：“子虽不知，犹近之于我。”故凡问事，必于近者。

    寇难至，躃者告盲者，盲者负而走，两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语，使躃者走，失其所也。

    郢人有鬻其母，为请于买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义而欲为小义者。

    介虫之动以固，贞虫之动以毒螫，熊罴之动以攫搏，兕牛之动以牴触，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所短也。

    治国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堕发，而犹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擏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力贵齐，知贵捷。得之同，速为上，胜之同，迟为下。所以贵镆邪者，以其应物而断割也。几刂靡勿释，牛车绝辚。

    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则惑；为医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药，则勃矣。


译文：
     魄问魂说：“道以什么作为自己的本体？”魂回答：“以‘无’作为自己的本体。”魄又问：“‘无’有形体吗？”魂说：“没有。”魄又问：“‘无’既然没有形体，那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魂回答：“我只是从我所遭遇中知道而已。那就是，看它时没有形状，听它时没有声响，真可谓幽冥。幽冥，只是用来比喻道，它本身不是道。”魄又说：“听你一说，我明白了‘道’是让精神内视照察而返归本原的。”魂又接着说：“凡得道者，其形体就不能见到，名称就不能言说。现在你已经有了形体和名称，所以哪里还能得道？”魄于是说：“那么，你在说话，又怎么能说没有形体？”魂回答：“我就要返归我的本原了。”这时魄回头四顾，果然魂一下子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魄又转身察看自身，也隐没在无形之中了。

     人如果不仅仅只具有小觉悟，并还能大彻大悟，就不会有大的迷惑和糊涂；人如果不仅仅只具有小聪明，并还具有大智慧，就不会干出大的蠢事。人是不能用混浊起沫的雨水照形的，而只能用清澈的河水当镜的，这是因为清澈河水静止而不荡漾。詹何垂钓的技术，能使千年的鲤鱼精都无法逃脱；曾子攀伏在亲人的柩车上悲痛万分，使拉灵车的人都感动得停止了脚步；行乞的老母亲在街上行唱悲歌，触动了离散多年的申喜，使母子相见，这都是精诚所至的缘故。瓠巴奏瑟，使得江中的游鱼引颈倾听；伯牙鼓琴，使得驷马仰头嘶笑；介子推唱龙蛇之歌，使晋文公重耳为之流泪。所以出产玉的山中，草木必定滋润茂盛，出产珍珠的深渊，岸边草木必定不易枯萎。蚯蚓虽然没有强健的筋骨和锋利的爪牙，但却能上食干土、下饮黄泉，这是因为它用心专一的缘故。清水透明，只须一杯清水就能照见到你的眼睛；浊水浑暗，就是有黄河那么大的水域也照映不出泰山来。望太阳使人眼花，听响雷使人耳鸣。人无为则太平无事，有为则易受伤害。无为而治的人，思想上信奉“无”，行动上施“无为”。有为者就不能没有好憎情欲，有好憎情欲就不能恬澹静漠，有所作为。人闭口少言就能保全精神，爱说话者就容易损伤精神；人闭口少言保全精神而信奉“无”，爱说话会损伤精神而无法达到“道”的境界。鼻子之所以能呼吸，耳朵之所以能听音，是在于凭借着它们空空的又似乎无用的洞孔来发挥作用的。天下事物无不凭借着其中的空洞“无用”来发挥作用的，如果认为这种说法不真实，请看看籁和竽是怎样凭着这“管”的中空洞孔来发音的吧！思念忧虑者是难以入睡的；要想不思念忧虑，就得想法来抑止它。如果这两者都抛开，去掉所有思念忧虑，那么就可达到纯粹的精神道德境界。

     圣人一辈子都在谈论治国修身平天下，但他实际上运用的并不是他说的那些言论，而是运用他说这些话时所依据的思想和精神。歌唱的人有诗句作歌诗，然而使人感到动听的并不是这些诗句而是那动人美妙的旋律。鹦鹉能说些简单的话语，但是不能让它讲有关教令法典方面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鹦鹉只能学舌效仿些人说的话，而它自己不具备语言的功能，也就不能达人意。所以只会循着人家脚印走路的人是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的。神蛇能够在被砍断后重新再生复活，但是不能使人不再砍断它。神龟能在宋元王的梦中显灵而不被捉获，但是它却不能逃出渔人的笼子。四面八方都有“道”的门和窗，就看你从哪个门窗中去观照“道”体。所以善于垂钓者可用钓鱼原理教人骑马，善于骑马者可用骑术教人御术，善于驾御者可用御术教人撑船。越人学习远射技艺，仰头望着天空发射，箭只落在五步之内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不懂射术的缘故。世道已经变化，如还守着老一套的东西，这就好比越人学射术。月半时节月亮圆满，和太阳东西相望成直线，地球处处其中，太阳无法给月亮光亮，这时属阴的月亮驾御不了这属阳的、发光的太阳。太阳出来，这星星就隐匿不见，这是因为不能和太阳争光。所以枝末是不可以强过根本的，手指是不可以粗过臂膀的。下轻上重，必然要倾覆。一个深渊中是不能同时有两条蛟龙的。水静止时就清澈平稳，流动起来就失去平和。所以唯有不动，就能无所不动。江河之水之所以能成为百谷之长，是因为它能处低洼之处，唯有能处低洼处，所以能为“上”。

     天下没有比胶和漆更不能相容的了，没有比冰和炭更相爱的了。胶漆互相败坏而冰炭互相生息。墙壁倒塌，比它立着更长久、自在；冰块溶解，比它凝固时更好，为什么？这是因为都返归根本的缘故。

     泰山的容貌和形状，巍巍高耸，但离它千里之远望去，泰山不过是个小土堆，这是因为距离间隔得远的缘故。秋毫之末这样细微的东西，能够深入到无法测量的小空间。所以事物小可以小到没有内部极限、大可以大到没有外部边界。兰草生长在幽深的山谷中，并不因为无人佩戴它而变得不芳香；小船停泊在江河上，并不因为无人乘坐它而不漂浮；君子行义，并不因为无人知道而停止下来。美玉润泽有光彩，发出的声音都舒缓柔和，鲜明光亮与君子的秉性相似；无论内外，都不藏匿瑕疵污垢；靠近它则显得湿润，远望它则显得深沉。照镜能看得到眼珠子，秋毫之末能够明察，光明能够照亮黑暗。所以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由高山深渊的精纯之气孕育而成，君子佩戴它，和顺吉祥而安宁。侯王珍视它们，作为天下公正的象征。

     陈成子桓胁迫子渊捷，子渊捷不屈从；子罕辞让他所不想要的宝玉，因而获得廉洁不贪的美名；孔子见到佝偻人粘蝉的技术，悟出精诚专一的道理；白公胜倒柱鞭杖穿刺了腮帮而无知觉；卫姬向齐桓公请罪救卫国；曾子见到子夏就问：“为什么长得这么胖”；魏文侯看到过路人反穿皮衣而悟出毛依附皮的道理；兒说为宋王解开闭结的死结。这些事情都很微妙，但可以通过观察而弄清其中的道理。有人出嫁女儿时告诫女儿说：“你要出嫁了，到婆家后千万不要轻易做善事。”女儿问道：“不做善事，那么要做不善的事吗？”父亲回答：“善事尚且不可做，更何况不善的事呢？”这位父亲讲的是保全自己因顺自然天性的道理。囚禁在监牢里的人觉得时间长，判死刑而将要处死的人感到时间短。每日的时间是有一定标准的，处在一定境况下的人感到短，处在另一定境况下的人觉得长，这是由于心情不稳定的缘故。所以用不平稳的心态去看平正的事情，他所感觉到的自以为正确的公正印象，实际上是不正确和不公正的。嫁给患消渴症男人的女子，丈夫死后其女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一是，傍人以为其女子为妨夫，不敢娶她；二是，该女子因丈夫患消渴症而死，会以为天下男子皆患消渴症而不敢复嫁。所以破毁的房屋下面坐不得，倾斜将倒的墙边站不得。执掌牢狱的人不易得病，已判死刑的人反而养得肥胖红润，接受宫刑的人长寿，这是因为到了此时他们反而没了任何杂念和情欲的拖累了。良医总能够医治尚未显露症状的疾病，所以受治疗的人不易得病；圣人总能够及时治理隐患，所以社会不易爆发灾祸。最高明的工匠是不用钩绳度量的，善于锁门的人是不用门闩的，淳于髡告诉邻居提防失火，就是属于这一类情况。

     德行清纯者陷进污浊物欲之中必定会受到困扰和侮辱，污浊的物欲侵入德行清纯者内心，清纯者必定遭覆灭。君子对于行善是一丝不苟，看到地上一棵小草便拾起，见到一棵青草也连根拔起。天上阴阳二气冲突便生成虹，地上阴阳相干犯就影响冬藏，人体内邪气侵犯正气则生病。阴气只可盛于冬天而不可盛于夏天，阳气只能旺于夏天则不可旺于冬天。月亮不知白昼，太阳不知黑夜。善于射箭的人发必中目标，这对于射技来说是好的，但对被射中的对象来说则是不好的；善于钓鱼的人总有收获，这对于钓术来说是好的，但对被钓上的鱼儿来说则是灾难。所以事物总是有所善，有所不善，有其正面也必有其负面。钟和磬相比较，近处听钟音洪亮，远处听则磬声清扬。所以事物总是存在着近不如远或远不及近的现象。现在人们说稻必须长在水田里，但是稻却不能长在湍急的水流中；紫芝生长在高山上，但是紫芝却不能生在石头上；磁石能吸铁，但磁石却不能吸铜。

     水深而广的鱼长得大，山高林深的树木长得长；但一心想扩大领地却削弱了他的美德，这就像陶工制陶器，揉土持坯使之变薄，越薄越破得快。圣人不事先站在风口召风吹，也不事先呆在雷易击的地方等雷击，圣人不得不动时才顺物而动，所以没有负累和灾祸。月亮在天空上发生圆缺朔望的变化，下界的螺蚌就会相应地变化，这是因为它们同气相动的缘故，这种同气相动不会因为相隔天地之远而不发生。拿着弹弓要鸟儿飞过来，挥动着短棍来唤狗，本想要靠近它们，但反而是吓跑了它们。所以钓鱼没有鱼饵是不行的，捕兽不可以用空的猎具来捕捉。剥下牛皮加工成皮革做成鼓，用鼓可以指挥三军将士，但站在牛的角度来看，不如让它套上轭头来服劳役。狐狸腋下的白毛做成皮衣，可供天子作礼服穿上坐在朝廷上，但替狐狸着想，不如让它自由奔跑在草泽上。丢失了羊而得到了牛，那么就没有人不愿意丢失东西的了。断了手指而能保全性命，那么就没有人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人之常情是，总是在利益之中争取最大的利益，而对危害总力求降到最低限度。将军不敢骑目标明显易召攻击的白马，逃亡的人夜里不敢举火把，酒家不敢豢养凶猛的恶狗。公鸡知道报晓，仙鹤知道半夜鸣叫，但都免不了成为鼎锅砧俎上的佳肴。山中有猛兽，林木因此不易被砍伐；园中有螫虫，藜藿因此不被采摘。身为儒生却在街市胡闹，称为是墨家弟子却到朝歌去当吹竽手；想不留下脚迹却在雪地上行走，想要拯救溺水者却又不想沾湿衣服，这叫作做的事情不是自己所想做的，而想做的事情又往往顾虑重重做不了。现在那些在黑暗中饮酒的人没有不将酒溢出的，假若他能将此持平，那么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不会有失误。所以，不能将一切保持平和的人，却能做成大事，这在天下还没听说过。

     人不美却要追求美是得不到美的，人美不用追求美自然是美的；人不丑却要丑化是丑化不了的，人丑却要说不丑还是丑的；不刻意追求美也不刻意追求丑，那么就无所谓美和丑，这才叫做与天道和合。申徒狄背上石头自己沉入深渊，但不能认为凡是自溺的行为都是高尚的；弦高靠欺骗而保存了郑国，同样不能认为凡欺骗的事都是合理的。事情有时适用于一时但不能照此滥用。有人非常饶舌，就像百舌鸟那样，这又有什么用呢？有些人沉默少言，就像转动灵活的门枢，开关不出声。六畜生下来多长了耳朵和眼睛，是不祥的征兆，这在预测吉凶的谶书中有记载。上百号人同举一只瓢，不如一个人拿着它走得快。事物本来就有多反而不如少来得好的情形。两部分人拉车，其中拉车的人多反而落在拉车的人少的后面。事物本来就存在着相对立而相成的情形。两个都不会游水的人一起溺水，就不能互相救助；只有其中一人在岸上，才有办法救助落水者。所以同道同类的难以治理，一定要异道异类才能相治成功。千年的古松，其地下根部必生有茯苓，地表上必长有兔丝草；地上长有丛生的蓍草，地下必藏伏着神龟；圣人就能从外表推知内里，根据显象推知隐情。喜欢武术的人并不一定是侠士，爱弄墨舞文的并不一定就是儒生；爱好医方的人并不一定是医生，喜欢马匹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御手；懂得音律的人并不一定是乐官，会调味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厨师。这些人都只是知道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具备那一行当的专业知识。射披戴盔甲者的水平，在近距离之间是难以区分出来的，只有在百步开外才能比试出射手的高低水平：高水平的射手能射穿铠甲深入内脏，水平低的射手只伤及他人皮毛。这“生”和“死”的差别，是无法用里程来计算的。楚庄王养的猿猴走失了，逃进树林里，楚庄王为了寻找这猿猴，将这片树林砍伐得乱七八糟；宋国君的珍珠掉进了池塘里，宋国君为寻找珍珠，搅得池塘里的鱼不得安生。所以沼泽地失火，附近的林子就会担忧。君主要木料，下属的臣子就滥伐树木；君主要叫鲜鱼，下属的臣子就放干河水来捉鱼；君主找船桨，下属的臣子就早早地送上了船；君主说话像细丝，下属臣子的话就像丝绳；君主有一优点，下属的臣子就竭尽全力赞美。这真是“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曰“上有三衰，下有九杀”。越国大夫文种懂得怎样使越国强盛，但却不懂怎样保全自己；苌弘知道怎样保存周朝，但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丧身的。这真是只知远大的事，不知身边细小的事。因为害怕马惊狂奔而不敢骑马，又因为害怕车要颠覆而不敢乘车，这些都是用虚无的可能的祸患来拒绝这种公认的骑马乘车的便利。不孝的子女有的会打骂父母，生育他们的父母没法一定保证子女尽孝道，但尽管这样，还是将他们育养长大。范氏被打败之时，有人偷了他家的钟，背着就走，但钟却发出??声，这窃贼怕人听到，竟捂着自己的耳朵。怕别人听到钟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捂着自己的耳朵以为钟声不存在，则是相当荒谬和愚蠢的。“升”之所以不比“石”大，是因为“升”包含在石之中；夜不能比年长，是因为夜包含在年之中；仁义的作用不比道与德大，是在于道与德是主宰包括仁义在内的一切事物。先针后线，才能缝制帷帐；先线后针，就别想能缝成衣服。一针一针缝下去才能缝成帷帐；一筐一筐垒起来才能筑成城墙。事情的成败，都必须从小处开始，这就是说的量之积累而导致事物渐变的过程。染织物时先染成蓝色后再改染成黑色是可以的，但如果已染成了黑色再要改染成蓝色便不可能了；漆匠在底色上漆上黑漆，然后再漆上红色是可以的；但如果底色漆红色，然后再漆上黑漆，这红色就被掩盖了。万事均是如此，它们都有一个先后、上下的次序，不能不搞清楚。

     水浑浊则鱼群便露嘴出水面，形体劳累则精神迷乱。所以国家有贤君，就能决战胜于万里之外的敌人。靠媒人说亲而嫁娶，但嫁娶并不完全靠媒人来促成的；靠人介绍而与他人交往，但不完全靠介绍人才与他人结交亲密的。志趣性格相合，就是远隔千里也能亲密无间；志趣性格不相同，就是住在门对门也不来往、沟通；海水虽大，却还是不容纳丁点腐肉。日月不与不同气的事物感应，君子不容忍不同类的人。人们不珍惜工倕灵巧的手而爱惜自己的手指；不珍惜江河里的珍珠而爱惜自己身上的玉钩。有人将户外成束的柴火当作鬼，把野地里的火烟当作妖气。把束柴误以为鬼而吓得逃跑；把火烟误以为妖气，杀猪宰狗来祈福禳灾。不等弄清真相就做出这种事情，不如慢慢将事情弄明白。灵巧的人善于度量，聪明的人善于预见和预防。羿死于桃木杖下而来不及拔箭自卫，庆忌死于刀剑之下而来不及与刺客搏斗。被人误解而遭人非议的人挨家挨户对人表白说：“我实际上没有参与干坏事。”他自己越想表白清楚，却越发引起人们的非议。用言论来制止别人的说三道四，用事端来平息事端，这就好像扬起尘土来平息尘土、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只会越发坏事。用流言去消除洗刷污蔑，就好比将黑泥擦在白绢上。箭在十步之内能射穿犀牛皮制成的铠甲，但在三百步开外就连细绢都无法射透；骐骥日行千里，但当它年老力衰之后，卸下套就倒地不起了。大的家族攻打小的家族，这叫做行暴虐；但大的国家兼并无道的小国，这叫做贤明。小马和大马属同类，但小聪明和大智慧就不可同日而言了。穿着粗羊皮衣做苦工，似乎合于情理；但穿着名贵的貂皮大衣去背运土筐，就显得非常奇怪、不好理解了。用洁白的手去做污秽的活，就好像沐浴干净之后又去清扫猪圈，又像刚薰过香气之后去扛猪。治疗毒疮不分好肉烂肉一起剜掉，农夫不分禾苗杂草一起锄掉，这样做哪还会有实际的收获？毁坏池塘来捕取龟鳖，掀掉房顶来捕捉狸猫，掘开内室来捕捉老鼠，割开嘴唇来治疗牙齿，不论是桀跖这样的凶暴者、还是谦谦君子都不会做这种蠢事的。累死战马而求得狐狸，为救两只鳖而丢失了神龟，折断右臂而去争夺一根毫毛，损坏了莫邪宝剑而去争夺一把小刀，像这样的“智慧”，是不值得推崇的。宁愿被小针刺一百下，也不愿被刀砍一下子；宁可提一下子重物，也不可长时间拿着轻东西；宁可一个月天天吃不饱，也不可连着十天挨饿；一万人跌倒，也比一个人从高处坠入好。有人称赞别人做事力求俭省。有一次这人家里舂谷，舂了整个晚上都没完成定额指标，这人于是就责骂舂谷的人。被称赞的人就去打听了一下，原来舂谷者却是这人的母亲。所以口是心非的小人称赞别人，反而是在损坏别人的名誉。东家的母亲去世了，儿子虽是哭泣但不显悲伤。西家的儿子看到这种情况，回家对母亲说：“母亲，你为什么舍不得快点死？你死了，我一定会很悲伤地哭你的。”想要母亲早些死的人，母亲就是死了，也不会伤心痛哭的；说没有时间读书学习的人，即使给他时间他也不会好好学习的。

     人看到中间掏空的木头能浮在水面而明白了造船的原理，人看到了飞蓬随风转动而知道了造车的原理，人看到鸟的足迹而知道创造文字以著书，这些创造发明都是用类推的大法而取得的。把不义当作义，把非礼当作礼，这就好像赤身裸体跑着去追赶疯子，又好像偷窃财物再去施舍给乞丐，还好像偷来竹简书写法律，还如同傲横无礼者诵读《诗 》《书》。割一下就停下来，即使是莫邪宝剑也无法割下肉来；执著而不放弃，就是马尾也能截断玉石。圣人的修养无止境，使今年胜过往年，今日超过昨天。长得像鹿样的马价值千金，但是天下没有价值千金的鹿；玉靠诸琢磨后才能做成玉器，但是没有价值锱锤的而只有价值千金的玉璧。从缝隙里透射出的一束阳光能照亮一个角落，从窗户中照进的一片阳光能照亮整个北面墙壁，从门里照进的阳光能照亮整间房间中的所有东西，更何况从整个天地发射出的阳光呢？天下没有什么物件不是靠这种阳光照亮的。由此看来，接受阳光少的就照得浅些，接受阳光多的就照得广些。长江发源于岷山，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济水发源于王屋山，颍水发源于少室山，汉水发源于睝冢山，它们分别奔腾流泻注入东海，它们所经过的地方、路线各不相同，所最终的归宿却是相同的。精通学习的人像车轴，安放在车毂中随轮子的转动而运行，他自己不动，却能和车轮车毂一块到达千里之外，终而复始，运转在无穷无尽的地方。不懂学习的人就像迷路客，人家告诉他东西南北时好像明白一切，但一转位置方向又分辨不出东西南北了，因为他不能掌握辨别方向的要领。寒本身不能产生寒，热也本身不能产生热，不寒不热的东西才能产生寒和热。所以有形生于无形，未有天地时的混沌状态才能产生出天地来，这真是深奥微妙、广大无比。雨在降落的时候是不会沾湿物体的，只有等它接触物体停止运动时才会湿润；箭发射过程中是不穿透物体的，只有等它触及物体，穿透物体时它的运动才告结束。只有静止不动才能够制约万物。利用高地修建高台，顺随洼地开掘池塘，各自依顺地势特点，不能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而随心所欲。圣人利用外物，就像用红丝带束系“刍狗”来祭祀神灵，就像做成土龙来求雨；刍狗被用来向神灵求福佑，土龙被用来向天帝求保佑，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有个鲁国人自己会制作帽子，而他的妻子又会编织鞋子，他们搬迁到越国去谋生，结果陷入困境。这是因为他们的特长不能在那个地区得以发挥，所以导致生活窘迫，这就好比在山上种荷花，在井里保存火种一样。拿着钓鱼工具上山，扛着斧说山训头入水潭，却要想得到鱼或柴，这是件困难的事；同样，驾着大车到越国，乘着筏到塞北，要想不走上绝路是不可能的。楚王养了只白猿，他准备亲自射猿来取乐，但还没等楚王动手，这白猿已夺过箭和楚王嬉戏起来了；假若由神射手养由基来射这白猿，可能在养由基张弓搭箭、瞄准白猿而还没发射之前，这白猿就已经抱着柱子悲号起来了，这是由于养由基的非常专业且熟练的射箭架势将白猿吓住了。和氏之璧、夏后氏的玉璜，恭恭敬敬献给人家，人家会非常高兴；但如果在夜里黑暗中将璧和玉璜掷抛给人家，人家就会受到惊吓而产生怨恨。这些就是合时和不合时而产生的不同结果。画出的西施面容，虽然美丽但不动人；画出的孟贲眼睛，虽然大但没有神，这是因为这画仅仅是形似而无神韵的缘故。有一家子，弟兄们分家，因为家中财产多得无法计算，众兄弟因此不计较分多分少，人们也因此称赞他们讲信义。这是因为财产多得无法估计、没有限量，所以才不去计较每人所分得的多少。登上高处使人情不自禁地眺望，面临深渊使人不由自主地探望，这是由人所处的地位环境所决定的。同样，射箭要端正身体，钓鱼要态度恭谨，这是由人所做的什么事情决定的。说杀死老弱的牛可以赎良马一死，那肯定没人会做这样的事。决定杀牛，是因为这牛是该杀；而拿必定要死的去换赎不一定会死的，这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季孙氏胁迫鲁定公，把持了国家政权，孔子做出高兴的样子先顺从季孙氏的所作所为，然后再找机会劝说季孙氏，要季孙氏将国政归还给鲁定公。后来有人评介这件事：“将奸邪之徒举荐给正直的人，奸邪之徒打着正直者的招牌，什么好处捞不到？把正直之人举荐给奸邪之徒，正直者终究不会跟随下去的。”这就叫做从不同的途径和邪恶同流合污。邪恶的势力坐大以后就容不得正直者的立足。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人多势众时就能消灭狼，而狼多时就会吃掉孤身的人。想要做邪恶之事的人，必定先要表现得光明正大。想要做屈曲之事的人，也必定要表现得通达正直。公正之道树立不起来，却能防范私欲的事，这是从古到今都没听说过的事，这是由于奸邪之徒总是用伪装的善良来掩饰他的邪恶行径。众人的流言蜚语可以使平地成林，可以无翅而高飞；经过三个人的流言蜚语的传播，就足以使人相信街市上真有虎在行走，一村子人的流言蜚语的传播，就足以使人相信真有人能将铁椎头扭弯。会游泳潜水的人是不求在澡盆里洗澡的，因为江河池塘已足以满足洗浴的要求了。所以以草为主食的动物是不担忧生活沼泽的改变的，生活在水中的动物是不担忧水域改变的，因为稍微的小变化是不会影响它们的生活习性的。信用有时候会出现差错，礼仪有时候会出现偏差。尾生为了履行信约而淹死在桥下，这就是错用信用导致的后果；子思儿子不为被子思休弃的母亲守孝，这就是礼仪出现偏差的事例。曾子坚持孝道，不肯路过胜母里的门口；墨子主张“非乐”，不肯进入朝歌的城市；孔子保持廉洁，口渴也不喝“盗泉”的水；他们这些人都是注重培养崇高志向的人。纣王用了象牙筷子，箕子由此叹息；鲁国用了木俑陪葬，孔子由此感叹。所以圣人是看到了秋霜便知道了冰天雪地的冬天将来临。

     鸟儿将要飞来，张开的罗网正等着它，鸟儿入网被捉拿，只是绊着一个网眼；但如果只编织一个网眼的网，那就不可能捕捉到鸟。现在人披戴铠甲，是为了防备箭射过来伤身体；假若能事先晓得箭会射中那个部位，那么只需在那个部位上挂一片铠甲就可以了。然而，很多事情是不能事先知道的，很多事物是不能预测的，往往是突然间没有防备的时候来临的，所以圣人是长时间修养好“道”以等待时机的到来。丑陋的杂色牛，既无犄角、又无尾巴，穿上鼻子羁系着它，等它一旦生下牛犊就拿去作牺牲，尸祝斋戒以后，就将牛犊沉入河中。水神河伯哪里会嫌它是头丑陋的杂色牛所产而拒绝享祀呢？得到上万人的军队，不如听到一句高明计划的话；得到隋侯之珠，不如懂得隋侯之珠是怎样产生的；得到和氏之璧，不如明白处事适宜的方法。选择良马的目的，不是为了骑上它去猎取狐狸之类的小动物，而是要骑着它追射麋鹿；磨砺宝剑的动机，不是用它来斩割白绢衣裳，而是要用它来斩杀凶猛的犀牛。所以伟大人物受人敬仰，崇高品德被人效仿，人们向往的就是这种人品。看到弹弓，就马上想到能弹射下鸮鸟烤肉吃；看到鸡蛋，就马上想得到报晓的公鸡；看到粗麻就马上想到织成的布，虽然所想的事合乎情理，也终会实现，但未免太性急了些。大象被取下象牙，但它不会憎恨人们贪得象牙之利；人死后抛弃的床垫木，不会有谁会去埋怨拾捡的人。人能够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来满足他人的某些利益，这是可以的。疯子向东狂奔，追赶的人也顺着这方向穷追，大家都往东跑是相同的，但他们向东跑的原因却截然不同。溺水的人是掉在水里，救他的人也跳入水中，大家都在水里是一样的，但他们入水的原因却完全不同。所以圣人将生死看成一样，蠢人也把生死看得差不多。但圣人将生死看成一样是因为圣人悟出了生死分定的道理；而蠢人将生死看得差不多是因为蠢人不懂生、死和利、害的关系所在。徐偃王因为推行仁义而亡国，但导致亡国的并不都是因为推行仁义；比干因为赤胆忠心而遭纣王杀害，但被杀害的并不都是因为赤胆忠心。所以就颤抖来讲，寒冷也会颤抖、畏惧也会颤抖，这名称相同，但颤抖的实质相异。明月之珠，出自蚌蛤；周朝的美玉，生自丑石；大蔡的神龟，出自深谷水沟；万乘大国的君主，戴的是很轻的皇冠，乘坐的是价值百金的车子。牛皮算得低贱了，但却可以做成战鼓整肃指挥三军。想学习歌唱技术的人，一定得先学五音音律和音乐的教化作用；想演奏好高雅和谐的乐曲，一定得先从《阳阿》《采菱》这样的乐曲练起。这些都是通过先学习那些不起眼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来获得想要学到手的高超水平。

     夜间捕捉蝉，务必将火把烧得通明；河中钓鱼，务必将鱼饵调得芳香。将火把烧得通明，是要借火光来招引蝉自投罗网；将鱼饵调得芳香，是要借鱼饵引鱼上钩。要想引来鱼群，先得疏通河道；要想引鸟安家，先得种植树木。只有水得到积蓄，鱼儿才会来聚集；只有树木茂盛，鸟儿才会来安家。所以喜欢弋射的人总先将生丝和矰箭准备好，喜欢捕鱼的人总先将大小渔网准备好。还没有过不准备好器具就获得收益的事情呢！送给人家马却又解下它的马笼头，送给人家车子却又拆下穿缰绳的环子，这正是车和马都送掉了，又何必舍不得这类笼头和缰绳的小东西呢？所以乡里人有这样的谚语：“烹制牛肉却不舍得放盐，这等于是糟蹋了这牛肉。”

     夏桀虽然是个暴君，但也做过些有益的事情；尧帝尽管圣明，但也有失误之处；嫫母面貌尽管丑陋，但品行却贞正；西施尽管容仪光艳，但品行未必贞正。所以被灭掉的国家，其中也有好的东西（如法律）值得仿效；而政治清明的国家，其中也有些风俗习惯值得批评。琬琰美玉，却处在污泥之中，但清廉的人见了也不会放弃；破旧的竹席甑带，就是放在华贵的毡褥上，贪婪的人见了也不会去夺取。美德存在，即使处在低贱的地位，但世人也不能贬低美德的价值；恶行满身，即使处在高贵的地位，但世人也不会尊重他。青黄不接的春季放贷给农民，到秋季再收赋税，这样百姓就拥护、高兴；反过来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却要征收赋税，而到秋天再放贷，这样百姓没有一个不怨恨的。这放贷和收税数量相同，但引起百姓的喜怒却相反，这是因为时节不同的缘故。如要对鱼讲仁德，不是捕到鱼之后再放入河水中；如要对猿猴讲恩赐，也不是抓到以后再放它归山林；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必捕捉它们，让它们各处该处的地方就行了。毛色驳杂的貂裘还不如皮色纯一的狐裘，所以一个人没有比不具备坚定纯粹的行为节操更令人讨厌的。有相马的，却不能识别出良马来，但是良马并不因此就不存在于这群被鉴别的马中。现在如果有户人家失火，有的是拿着易燃的东西去助长火势，有的却是传递水桶去救火，尽管这两种人都没有达到各自的目的，但受火烧的人家对这两种人的憎恨和感激之情却有天壤之别。

     楚国郢都有个人买房栋梁，想找一根“三围”粗的木料，有人卖给他一根车轴，他跪在地上量了量，粗细差不多，但长度不够。蘧伯玉用道德感化了邻国不来侵犯，公孙鞅实行刑法治理秦国最后获罪被杀，他们治理好国家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实施的方法和各人的下场却又是不一样的。病人卧床不起，医生用针石治疗，巫婆用精米、草垫来赶疫鬼、求神保佑，他们的方法各异，而想拯救对象则是相同的。狸猫的头可以治理好鼠瘘病，芡可以治疗好瘘病，牛虻能消散淤血，啄木鸟能治疗龋齿，这些都可以按照种类来推知。油膏能杀死鳖，喜鹊屎可以杀死刺猬，腐烂的垃圾堆能生出苍蝇来，油漆碰到螃蟹便不会干燥，这是不能按照种类来推知的。有些事情可以推究其中的原因，有些事情则不能推究其中的原因，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好像不对又好像对，谁能通晓这其中的奥妙呢？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但有纯白的狐皮衣，这是选用了众多狐狸腋下白皮毛缝制而成的。善于学习的人就像齐王食鸡，一定要吃上数十只鸡脚掌才能满足。利刀便于剃毛发，至于伐木，就非用斧头不能成功。事物本来就存在着某些长处又恰好成为另一方面的短处的情况。如果从一寸见方的洞眼里看牛，就不知道它比羊大；总起来观察牛的全体，才知道牛的大小和羊相差甚远。孕妇看了兔子，生下的孩子是缺嘴唇，看了麋，生下的孩子是四只眼睛。大马眼睛小，可以说是小眼睛马。事物本来就存在着好像是这么回事又不像这么回事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断一根指头倒导致死亡，而断了一条手臂倒能活下来，这说明事物不能按照这种类比推导的。磨砺利剑一定要用细软的磨刀石，敲击钟磬一定要用柔软的木棒，车毂坚硬一定要用柔软的辐条。两个都是坚硬的东西就不能互相协调好，双方都强大就会互相不服帖。所以木质疏松的梧桐树倒可以击断兽角，纤细的马尾倒可以截断玉石。媒人会说假话并不是受过专门的撒谎训练，但说假话一旦养成习性就会产生不诚实；培养勇敢精神并不是要学会争斗本领，但勇敢性格一旦形成就不会谦虚礼让。所以，君子不肯在监狱里面谋事做，因为管牢狱的事情会伤害到君子仁爱之心；同样君子不肯到街市里去做买卖，因为经商买卖会伤害到君子的廉洁品德。行为的积累是不能不审慎的。

     奔跑不需要用手，但是将两手绑起来就跑不快；飞行不需要用尾，但是将尾巴卷屈起来就飞不远。这说明事物产生功能的部分一定得依赖于不产生功能的部分。所以使你看见的是本身看不见的，使鼓鸣响的是本身不会鸣响的。尝一小块肉，就可知道一锅肉的滋味；悬挂羽毛和木炭，就可知道空气的湿度：这是通过小来知道大的事例。看见一片叶子凋落，就可知道一年快到冬天了；看见瓶中的水结冰，就可知道天气已很冷了：这是以近来推知远的事例。三人肩并着肩，是不能走出门的；其中一人跟在两人身后，就可以畅通无阻。脚踩着地则出现足迹，在太阳下行走就形成身影，留下足迹和出现身影是容易的，而要使脚印正、影子不斜则是困难的。楚庄王诛杀了佞臣里史，孙叔敖便刷净帽子、洗净衣裳准备复职上任；晋文公抛弃旧垫席，怠慢那些跟随他流亡过的、脸色黑瘦的人，咎犯见了便辞官隐退。所以桑叶凋落会引发那些长者悲叹时光的流逝。小小的鼎锅因每天使用而不被人珍贵，周王室内的大鼎从来不用来煮饭做菜却被人重视，看成是传国宝鼎。事物本来就存在着以不用（无用）而来实现它的有用的情况。地势平坦则水不流，重量均等则不倾斜，物体一旦失去平衡就必定会有反应，也必定会被感应，事物本来就存在着以不用而被派大用场的情况。先脱衣服然后洗澡是合乎情理的，但穿着衣服洗澡然后再脱衣服是违背常理的；先祭祀神祖然后吃祭品是合常规的，但先吃掉祭品然后再去祭祀祖宗神灵是不合常规的：事物总有一个先后次序、适当规矩。严肃的祭祀之日却以恶语伤人，娶媳妇的美好良宵却说披麻戴孝之事，设宴喜庆之时却议论上坟的事，渡江涉水之时却说水神显灵：这些都是说话不分时宜的表现。有的说：朝廷将要大赦，赶快多杀些死囚犯人；有的说：朝廷将要大赦，这下能赦免不少死囚犯人了。这希望赦免是相同的，但是这希望赦免当中所包含着各自的害人利人之心却是不相同的。这就好像有时吹火是越吹越旺，有时吹火却将火都吹灭，这是因为他们吹火的目的和方法不一样所导致的。宰牛烹牛来宴请左右邻居，可是同时又辱骂东邻的母亲，这正是所施恩德都没来得及被报答，却又得罪了人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楚文王塌胸，鲍申驼背，但就是这样丑陋的长相却将国家治理得有条有理。裨谌在城里无法施展才智，子产将他带出城外共商国家大事，倒成就了他们的大事。侏儒向高个子请教天有多高，高个子说：“我不知道。”侏儒说：“你虽然不知道天有多高，但总还是比我离天要近得多啊！”所以凡要请教问题，一定要找熟悉这问题的人。战乱开始，兵寇将至，跛子将此消息告诉了瞎子，于是瞎子背着跛子逃跑，两人都幸免于难，这是因为他们二人取长补短，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反过来是由瞎子将此消息告诉跛子，跛子背着瞎子逃跑，那么就无法各自发挥特长。楚都郢城有人要将母亲卖出，他对买主说：“这位老母亲年迈了，请你好好奉养她，别让她受苦。”这真是干了如此忤逆不孝的坏事却还装出假慈悲来宽慰自己的良心。甲壳类动物凭借坚固的甲壳活动生存，细腰蜂等动物依靠毒螫活动生存，熊罴以蛮力来攫取食物，犀牛靠角抵来活动保存自己：这物类没有放弃自己的长处而用其短处的。治理国家如同田间除草，要除去危害禾苗的杂草就是了。尽管洗头会掉不少头发，但人们仍然经常洗头，保持清洁，因为这样还是损失的少，获得好处的地方多。磨刀石本身不锋利，但它能使刀磨快；檠本身不端正，但它能矫正弓弩。所以有不少事物是自身不正却能矫正别的事物，自身不锋利却能使其他事物锋利。用力贵在突发迅猛，智慧贵在敏捷。两者强调的都是以迅速为上；要取胜的道理也一样，迟缓为下。人们之所以珍贵莫邪宝剑，因为它一接触物体就能使物体断裂；就是牛车如不停地摩擦门槛也能将门槛压断。因为孔子曾在陈蔡遭受困厄，就不信孔子，废弃孔子传授的六艺，那就糊涂了。因为医生不能治好自己的疾病，就不看病，不服药，那就荒谬了。

卷十七 说林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夫随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虽时有所合，然而不足贵也。譬若旱岁之土龙，疾疫之刍狗，是时为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贵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广大矣。

    足以蹍者浅矣，然待所不蹍而后行；智所知者偏矣，然待所不知而后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扌巿，不得其数，愈蹶愈败。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

    鸟飞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寒将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贻盲者镜，毋予躄者履，毋赏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见百步之外，不能自见其眦。

    狗彘不择甂瓯而食，偷肥其体而顾近其死。凤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

    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腾蛇游雾，而殆于蝍蛆。乌力胜日，而服于鵻礼，能有修短也。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矣。短绠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

    怒出于不怒，为出于不为。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矣；听于无声，则得其所闻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斫，大豆不具，大勇不斗，得道而德从之矣。譬若黄钟之比宫，太簇之比商，无更调焉。

    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发，是故所重者在外，则内为之掘。逐兽者目不见太山，嗜欲在外，则明所蔽矣。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不聋不聪，与神明通。

    卜者操龟，筮者端策，以问于数，安所问之哉！舞者举节，坐者不期而扌弃皆如一，所极同也。日出旸谷，入于虞渊，莫知其动，须臾之间，俯人之颈。

    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皆欲学治人。急所用也。

    解门以为薪，塞井以为臼，人之从事，或时相似，水火相憎，鏏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

    昌羊去蚤虱而来蚙穷，除小害而致大贼，欲小快而害大利。墙之坏也，不若无也，然逾屋之覆。璧瑗成器，礛诸之功；镆邪断割，砥砺之力。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强弩藏。

    虻与骥，致千里而不飞，无糗粮之资而不饥。失火而遇雨，失火则不幸，遇雨则幸也。故祸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岁之荒饥也。

    水静则平，平则清，清则见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为正。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塞，唇竭而齿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

    均之缟也，一端以为冠，一端以为纟末，冠则戴致之，纟末则蹍履之。

    知己者不可诱以物，明于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惧以涉。

    亲莫亲于骨肉，节族之属连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疏远乎！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也。虽不能与终始哉，其向之诚也。宫池涔则溢，旱则涸。江水之原，渊泉不能竭。

    盖非橑不能蔽日，轮非辐不能追疾，然而橑辐未足恃也。金胜木者，非以一刃残林也；土胜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

    躃者见虎而不走，非勇，势不便也。倾者易覆也。倚者易付也。几易助也，湿易雨也。设鼠者机动，钓鱼者泛杭，任动者车鸣也。

    刍狗能立而不能行，蛇床似麋芜而不能芳。谓许由无德，乌获无力，莫不丑于色。

    人莫不奋于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马，则逮日归风；及其为马，则又不能走矣。

    冬有雷电，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势不易，小变不足以妨大节。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终日之言，必有圣之事；百发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与也，其守节非也。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

    近敖仓者，不为之多饭；临江河者，不为之多饮；期满腹而已。兰芝以芳，未尝见霜；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

    舌之与齿，孰先礲也？錞之与刃，孰先弊也？绳之与矢，孰先直也？今鳝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晋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骊戎以美女亡晋国。

    聋者不謌，无以自乐；盲者不观，无以接物。观射者遗其埶，观书者忘其爱。意有所在，则忘其所守。

    古之所为不可更，则推车至今无蝉匷，使但吹竽，使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

    与死者同病，难为良医；与亡国同道，难与为谋。为客治饭而自藜藿，名尊于实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鸡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响浊者，声也。

    情泄者，中易测，华不时者，不可食也。

    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车，虽异路，所极一也。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于目；梨橘枣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

    人有盗而富者，富者未必盗；有廉而贫者，贫者未必廉。蔐苗类絮，而不可以絮；黂不类布，而可以为布。

    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险者不得履绳。羿之所以射远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远者，非辔衔也。海内其所出，故能大；轮复其所过，故能远。

    羊肉不慕螘，螘慕于羊肉，羊肉膻也；醯酸不慕蚋，蚋慕于醯酸。

    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见大，以近喻远。

    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而一顷之陂，可以灌四顷；大小之衰然。

    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

    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皮包>而发痤疽，若珠之有颣，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亏。

    榛巢者处林茂，安也；窟穴者托埵防，便也。王子庆忌足蹑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龟鳖，势不便也。

    汤放其主而有荣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谤，所为之则同，其所以为之则异。吕望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矜，以类相慕。

    使叶落者风摇之，使水浊者鱼挠之。虎豹之文来射，蝯狖之捷来乍。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三寸之管而无当，天下弗能满；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

    以篙测江，篙终而以水为测，惑矣。

    渔者走渊，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则走，夕过市则步，所求者亡也。

    豹裘而杂，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为宝；言至纯之难也。战兵死之鬼憎神巫，盗贼之辈丑吠狗。无乡之社，易为黍肉；无国之稷，易为求福。

    鳖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于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聪也。遗腹子不思其父，无貌于心也；不梦见像，无形于目也。蝮蛇不可为足，虎豹不可使缘木，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秦通崤塞，而魏筑城也。饥马在厩，寂然无声，投刍其旁，争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发矢，弦之为射，百分之一也。

    道德可常，权不可常。故遁关不可复，亡犴不可再，环可以喻员，不可以轮；绦可以为繶，不必以紃。日月不并出，狐不二雄，神龙不匹，猛兽不群，鸷鸟不双。

    循绳而斫则不过，悬衡而量则不差，植表而望则不惑，损年则嫌于弟，益年则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当。

    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奉之。蠹众则木折，隙大则墙坏。悬垂之类，有时而隧；枝格之属，有时而驰。

    当冻而不死者，不失其适；当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适；未尝适，亡其适。

    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黏牡。”见物同，而用之异。

    蚕食而不饮，二十二日而化；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脱；蜉蝣不食不饮，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

    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扬堁而欲弭尘，被裘而以翣翼，岂若适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钻不{难灬}，土中有水，弗掘无泉。

    蛖象之病，人之宝也；人之病，将有谁宝之者乎？

    为酒人之利而不酤，则竭；为车人之利而不僦，则不达。握火投人，反先之热。邻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西方之倮国，鸟兽弗辟，与为一也。

    一膊炭熯，掇之则烂指；万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气异积也。大勇小勇，有似于此。

    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难；植而逾之，上材弗易。势施异也。百梅足以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为一人和。

    有以饭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车为败者，而禁天下之乘；则悖矣。

    钓者静之，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

    见象牙乃知其大于牛，见虎尾乃知其大于狸，一节见而百节知也。小国不斗于大国之间，两鹿不斗于伏兕之旁。佐祭者得尝，救斗者得伤。荫不祥之木，为电雷所扑。

    或谓冢，或谓陇，或谓笠，或谓簦。头虱与空木之瑟，名同实异也。日月欲明，而浮云盖之；兰芝欲修，而秋风败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辄杀之，为堕武也。

    龟纽之玺，贤者以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为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寻常之缠索。

    视书，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类而取之。蒙尘而眯，固其理也，为其不出户而堁之也。

    屠者羹藿，为车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处狭庐。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为。

    毂立，三十辐各尽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辐独入，众辐皆弃，岂能致千里哉！

    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马载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乡，苇有丛。兽同足者相从游，鸟同翼者相从翔。田中之潦，流入于海；附耳之言，闻于千里也。

    苏秦步，曰何故；趋，曰何趋驰；有为则议，多事固苛。皮将弗睹，毛将何顾？畏首畏尾，身凡有几？

    欲观九州之土，足无千里之行，心无政教之原，而欲为万民之上，则难。勺々者获，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

    未尝稼穑，粟满仓；未尝桑蚕，丝满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横。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旁光不升俎，駠駮不入牲。

    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应变。有山无林，有谷无风，有石无金。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

    献公之贤，欺于骊姬；叔孙之智，欺于竖牛。故郑詹入鲁，《春秋》曰：“佞人来。佞人来。”君子有酒，鄙人鼓缶，虽不见好，亦不见丑。人性便丝衣帛，或射之则被铠甲，为其不便以得所便。

    辐之入毂，各值其凿，不得相通，犹人臣各守其职，不得相干。

    尝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尝抱壶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谓不知类矣。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若蹍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

    善用人者，若蚈之足，众而不相害；若唇之与齿，坚柔相摩而不相败。

    清盎之美，始于耒耜；黼黻之美，在于杼轴。布之新，不如纻；纻之弊，不如布。或善为新，或恶为故。靥<面甫>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则讥。

    马齿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见其一本而万物知。石生而坚，兰生而芳，少自其质，长而愈明。

    扶之与提，谢之与让，故之与先，诺之与已也，之与矣，相去千里。

    污准而粉其颡，腐鼠在坛，烧薰于宫，入水而憎濡，怀臭而求芳，虽善者弗能为工。

    再生者不获，华大早者不胥时落，毋曰不幸，甑终不堕井，抽簪招燐，有何为惊！使人无度河，可；中河使无度，不可。见虎一文，不知其武；见骥一毛，不知善走。

    水虿为蟌，孑孑为蚊，兔啮为螚。物之所为，出于不意，弗知者惊，知者不怪。

    铜英青，金英黄，玉英白，黂烛捔，膏烛泽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内。

    象肉之味不知于口，鬼神之貌不著于目，捕景之说不形于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结，时难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终日采而不知；秋风下霜，一夕而殚。

    病热而强之餐，救暍而饮之寒，救经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为恶。虽欲谨亡马，不发户辚，虽欲豫就酒，不怀蓐。孟贲探鼠穴，鼠无时死，必噬其指，失其势也。

    山云蒸，柱础湿；伏苓掘，兔丝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烧。谗夫阴谋，百姓暴骸。

    粟得水湿而热，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阴阳相薄。汤沐之于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虽不能益，犹愈于已。

    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鸟；无饵之钓，不可以得鱼；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

    兔丝无根而生，蛇无足而行，鱼无耳而听，蝉无口而鸣。有然之者也。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尽其乐。纣醢梅伯，文王与诸侯构之；桀辜谏者，汤使人哭之。

    狂马不触木，猘狗不自投于河，虽聋虫而不自陷，又况人乎！爱熊而食之盐，爱獭而饮之酒，虽欲养之，非其道。心所说，毁舟为杕；心所欲，毁钟为铎。

    管子以小辱成大荣，苏秦以百诞成一诚。

    质的张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势所致者也。待利而后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舟能沉能浮，愚者不能加足。骐骥驱之不进，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与我交；訾我货者，欲与我市。

    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听。骏马以抑死，直士以正穷，贤者摈于朝，美女摈于宫。行者思于道，而居者梦于床，慈母吟于巷，适子怀于荆。

    赤肉县则乌鹊集，鹰隼鸷则众鸟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

    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食其实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画不畅，连环不解，其解之不以解。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兽之利而我之害。

    易道良马，使人欲驰；饮酒而乐，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谓之断；非而行之，必谓之乱。矢疾，不过二里也；步之迟，百舍不休，千里可致。圣人处于阴，众人处于阳；圣人行于水，众人行于霜。

    异音者不可听以一律，异形者不可合于一体。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舍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鹄而弋乌，难与有图。寅丘无壑，泉原不溥，寻常之壑，灌千顷之泽。

    见之明白，处之如玉石；见之暗晦，必留其谋。以天下之大，托于一人之才，譬若悬千钧之重于木之一枝。

    负子而登墙，谓之不祥，为其一人陨而两人伤。善举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织而喜采裳，无事而求其功，难矣。

    有荣华者，必有憔悴；有罗纨者，必有麻蒯。

    鸟有沸波者，河伯为之不潮，畏其诚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轻。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则愈，物故有重而害反为利者。圣人之处乱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间，逾易忍也。

    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尺寸虽齐，必有诡。

    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不能正曲直。用规矩准绳者，亦有规矩准绳焉。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嚼而无味者，弗能内于喉；视而无形者，不能思于心。

    兕虎在于后，随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后就利。逐鹿者不顾兔，决千金之货者不争铢两之价。弓先调而后求劲，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

    陶人弃索，车人掇之；屠者弃销，而锻者拾之；所缓急异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开，不如一户之明。矢之于十步贯兕甲，及其极，不能入鲁缟。

    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豪之末，视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贼。巧冶不能铸木，巧工不能斫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

    故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累积不辍，可成丘阜。城成于土，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使然。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正在疏数之间。

    从朝视夕者移，从枉准直者亏。圣人之偶物也，若以镜视形，曲得其情。

    扬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趋舍之相合，犹金石之一调，相去千岁，合一音也。鸟不干防者，虽近弗射；其当道，虽远弗释。

    酤酒而酸，买肉而臭；然酤酒买肉，不离屠沽之家。故求物必于近之者。以诈应诈，以谲应谲，若披蓑而救火，毁渎而止水，乃愈益多。

    西施、毛嫱，状貌不可同，世称其好，美钧也。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圣人者，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涔则具擢对，旱则修土龙。

    临淄之女，织纨而思行者，为之悖戾。室有美貌，缯为之纂绎。

    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抮和切适，举坐而善，过府而负手者，希不有盗心。故侮人之鬼者，过社而摇其枝。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于捌格，在于批伔。

    木大者根扌瞿，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远，体大者节疏。狂者伤人，莫之怨也；婴儿詈老，莫之疾也；贼心{亡虫}。尾生之信，不如随牛之诞，而又况一不信者乎！

    忧父之疾者子，治之者医；进献者祝，治祭者庖。


译文：
     用某个朝代的制度来治理多变的社会，这就好像外乡人乘船，船至江中，这位外乡人的剑掉入水中，他就赶快在剑掉落下的船舷部位刻上记号，等傍晚船靠岸后他就在所刻的记号处下水去找剑，这实际上反映了此人不懂事物已变化很多了。只知道在掉剑的船舷旁打转，而不知道因顺自然遨游，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虽然有时偶然间有所合，但这种“合”不值得珍贵。就好像大旱之年求雨用的土龙，求神保佑疾病痊愈用的刍狗，只是暂时地在祭祀中起主宰作用。也就好像小孩用过的尿布，只有患蝫蛷疮的人视为宝贝，但是它终究不是夏后氏的玉璜。没有古今，也没有始终，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能够产生天地，这就是最深奥又微妙且广大的道。人走路时跨出的每一步都是有限的，但就是不停地跨步踩踏未曾踩踏过的地方才能走向远方；同样，人的智慧每次能掌握的事理也是有限的，但就是不断地认识未曾认识过的事理才能越变越聪明。初学游泳的人用脚乱扑腾、用手乱抓挖，没有掌握游泳的技艺，越扑腾、乱抓挖，越往下沉；而当人一旦掌握了游泳的技艺，就用不了手脚如此慌乱了。鸟儿飞翔再远再高，也总得返回鸟巢；兔子跑得再快再远，也总得返回洞穴；狐狸死时，头总朝着巢穴；寒将水鸟总贴着水面飞翔，它们各自依恋着自己生存的环境。不要给盲人送镜子，不要送鞋给跛子，不要送帽子给越国人，这是因为这些物件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木椎本来安着木柄，但它不能自我敲击；眼睛能看到百步开外，但看不到自己的眼眶。猪狗不管这装食物的器具是什么，它们只顾进食，苟且贪生吃肥了自己，但这样反而是接近了死亡；凤凰高飞在千仞的高空，不随便栖息进食，所以也没什么人能诱它上钩自投罗网。月亮能够照亮天下，却被蟾蜍所侵蚀；腾蛇能够腾云驾雾，却被蝍蛆所制服；乌鸦经得起太阳的灼热，却对付不了?礼鸟：这说明它们各自的能耐有长有短。如果认为没有比夭折归天更长寿的了，那么彭祖活八百岁也算是短命的。短绳的汲水器不能汲取深井的水，容量小的器皿装不下大的东西，这是因为它们胜任不了。愤怒出自不怒之时，有为出于没有作为之前。能看清无形，那么就能看清所有物体；能听见无声之声，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听到的了。最鲜美的味道尝着没有快感，最高深的语辞不讲究文饰，最大的快乐是无笑意，最高的声音不呼叫；最高明的工匠无须砍削，最高明的厨师无须陈列食具，最勇敢的人不以打斗取胜。这些均是掌握了“道”，“德”也就随着而来了，就像黄钟配宫音、大蔟配商音，不可更改这声音的调配。用瓦器作赌注的人心定不慌，以黄金作赌注的人则心神不安，将美玉作赌注的人就内心焦虑。这是因为过于看重这些黄金和美玉这样的外物，导致内心世界的心智变得笨拙起来。这就好像追逐野兽猎物时，眼睛和心志一直盯着这猎物，导致连泰山都看不见了，眼睛被外物所蒙蔽了。听有声之声会耳聋，听无声之声会耳灵；而“道”要求是不聋不聪，这样才能和“神明”相通。

     占卜者拿着龟壳，占筮者拿着蓍草，而要询问占卜的方术，这哪里是他们该问的呢！跳舞者合着节拍起舞，在座观赏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这是因为两者欣赏的观念相同、节拍一致的缘故。太阳从旸谷升起，到虞渊落下，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运行的，片刻之间就偏西了，人只须反转头颈就能看到。人都不想学驾龙技术，而想学御马技术；都不想学习治理鬼的本领，而想学治理社会的本事，因为御马驾车、治人管理社会是急需的事。将门板卸下劈了当柴烧，将水井堵塞作碓臼，人们有时做的蠢事就像这样。

     水火不相容，但是装有水和食物的小鼎锅放在火上却能煮成五味俱全的美食；骨肉亲情，但被谗贼小人从中挑拨，父子都有可能互相危害。为贪养生之物而伤害生命，这就好像削足适履，又好像削尖脑袋去带小帽子。菖蒲能除掉跳蚤和虱子，但却又招来蚰蜒害人，这真是除去小的害虫却招来大的害人虫，贪图小的快活而伤害大的利益。墙壁毁坏倒不如没有墙壁来得好，但总比房屋倒塌好得多。璧瑗能成为玉器，是?诸的功劳；莫邪宝剑削铁如泥，是砥砺的力量。狡兔捕捉到手，猎犬就被烹煮；飞鸟射杀了，这强弓就被收藏起来了。虻蝇叮咬在马身上，随马奔驰而不用飞动，没有干粮供应也不挨饿。失火正好碰上下雨，失火是件不幸的事，但遇上了下雨却又是件幸事，所以说祸中有福。卖棺材的老板希望大家都得不治之症，囤积粮食的奸商希望闹饥荒。水静止就平正，平静就清澈，清澈就能映出物形，使它不能藏匿，所以静水可以作为镜子来帮助整饬衣冠。川涧枯竭则溪谷空虚无水，山丘夷平则深渊填塞，嘴唇翻裂则牙齿受寒；河床之所以深，是水冲刷山崖泥土形成的。将一块白绢分成两半，一半做成帽子，一半缝成袜子，帽子戴在头上，袜子却被踩在脚下。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不能拿物质来诱惑他的，明白生死由命这个道理的人是不能用危难来胁迫他的，所以会游泳的人是不可以用涉水渡河来吓唬他的。亲密关系莫过于骨肉相连，全身的关节筋络将它们紧紧相连；但如果心脏失去对人体的控制，人体的各个器官就会互相残害，更何况关系本身就疏远的事物呢？圣人对于“道”，就好像葵花向太阳，虽然不能和太阳同始共终，但朝向仰慕太阳的心情是真诚的。辟挖出来的水池，久雨积水就会漫溢，天旱就会干涸，而有源头的长江之水，却像深泉那样不会枯竭。伞盖离开盖架的支撑便不能张开遮阳；车轮没有辐条便不能飞快奔驰。但是光靠盖架和辐条又是不行的。说金能克木，并不是说一刀就能砍倒树木；说土能克水，并不是说一块土就能堵塞长江。

     跛子看到老虎不逃跑，不是他勇敢，而是他的腿脚不方便。倾斜的东西容易倾覆，斜靠的东西容易推倒，饥饿者容易得到帮助，空气潮湿容易成雨。捕捉老鼠靠机关发动，钓鱼则要看浮子的飘动，车轮转动则车子发出声响。刍狗能像狗一样站立但不能行走，蛇床草外表像蘼芜但没有芳香。如果谁说许由缺德，说乌获不是大力士，那么他们必定脸色难看不高兴，人没有不竭力来弥补自己不足的。按兔子奔跑的速度，如果让它长得像马那样大，这奔跑的速度一定能追上太阳、赶上风；但兔子真的变成马，就说不定奔跑的速度还不及兔子。冬天有时会打雷闪电，夏天有时会降霜下雪，但这种偶然现象无法改变冬寒夏暑的基本规律，这说明小的变化不足以妨害大的常规法则。黄帝化生阴阳两气，上骈造出耳目，桑林造出手臂，女娲所以能化生七十变而造出人类，靠的是众神的帮助。从早说到晚，一定能说出通达圣明的话；上百次的射中目标，这其中必定有像羿和逢蒙那样的射箭技巧。尽管如此，世人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圣者和神射手，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法度、技巧。牛的蹄子和猪的头颅也是骨头，但世人就是不用它们来灼烧占卜，而一定要用龟甲来占卜凶吉，这是因为龟的年岁经历久远的缘故。住在敖仓附近的人并不因为靠近粮仓而饭量特大，生活在江河边的人也不因为靠近河边而多饮水，他们只求吃饱喝足就行了。兰草、白芷因为芳香，所以不到下霜的季节就被人摘掉了；世人有五月望作枭羹以避凶，所以枭鸟也就活不过五月五日。舌头和牙齿，哪个先磨损？刀癡和刀锋，哪个先破损？缴绳和箭枝，哪个先折断？鳝和蛇，蚕和蛾，形状相似，但人们对它们的一爱一憎，态度各异。晋国用垂棘之璧作诱饵而夺得了虞、虢两国，骊戎用美女嫁给晋献公而使晋国灭亡。聋子不能唱歌，因此没法享受这其中的乐趣；盲人因为眼瞎，所以无法看到外物。观看别人射箭的人忘记了自己所做的事，看书入迷者遗忘了自己的爱好。思想集中在某个地方，就会忘记自己所应持守的东西。假如古代所做的一切不可更改，那么原始的椎轮车就可能一直使用到现在，也不可能有大辂车的出现。

     让倡优吹竽，却叫乐工给他按发音孔，虽然能合节奏音调，但奏出的音调不好听，这是因为两人共奏一只乐器使之失去了主宰。和死者患同一种毛病的医生是难以成为良医的，与灭亡的国家采用相同的治国之道是难以再产生新的治国方针的。给客人准备饭菜而自己却吃野菜，这种人是将名声看得比实际更重要。哺乳时期的母狗敢咬老虎，孵化小鸡的母鸡敢与狸猫斗，这是因为它们将一切都倾注在幼畜身上，而不考虑自己的力量能否斗得过老虎和狸猫。使影子弯曲的是弯曲的物体，让回音浊重的是浊重的声音。真情外露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容易测度；开花结果不合时宜的果实不可食用。

     到越国去的人，有的乘船、有的坐车，虽然交通工具和路线都不同，但是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是一样的。佳人体态各异，美女脸蛋各不相同，但都招人喜欢。梨、橘、枣、栗味道各异，但是人们都喜欢吃。有人是靠偷盗发财的，但发财的人并不一定是盗贼；有因为廉洁而清贫的，但清贫的人并不一定是廉洁的。芦荻花像棉花絮，但是不可以将它当棉花絮来使用；粗麻不是布，但是可以用它来织成布。要穿出林子的人不可能走直道，在险要地方行走的人不可能走直线。羿之所以射中远距离的细微目标，不只是凭着弓箭；造父之所以驾车跑得又快又远，不只是靠缰绳和马嚼子。大海能容纳百川，所以是浩瀚无边；车轮能周而复始地不停转动，所以能走得远。羊肉并没有引诱蚂蚁，是蚂蚁找上了羊肉，因为羊肉有膻味；酸醋并没有招惹蚊蚋，是蚊蚋叮上了酸醋，因为醋有酸味。尝一小块肉，便能知道一鼎锅的肉味；悬挂羽毛和木炭能知道空气的湿度，这是从小可以见大，由近可以知远。十顷大的池塘可以浇灌四十顷的农田，但一顷的池塘就不够灌溉四顷农田，这是因为有大小的差别。明亮的月光，可以用它看到远处的物体，但不可以靠月光来写蝇头小字；大雾迷漫的早晨，可以看清蝇头小字，但却看不清几米以外的物体。绘画者如果只注意到画好毛发这样的细节，就不可能画好人物的全貌；射箭者瞄准有微小的偏差，就会带来很大的差错。为了捉老鼠挖开鼠穴而破坏了宅院，为了挑破叮疱而引发毒疮，这就好像珍珠上有疵点、玉石上有斑点，这疵瑕斑点不去雕掉，珠玉也就完整无损，如一去掉这些疵瑕斑点，这珠玉也就会弄残缺了。在树木丛生的森林里筑巢的鸟儿，将巢筑在树林茂密的深处，因为那里安全。挖洞的小兽将洞穴建在堤防的高处，因为那里方便。王子庆忌双脚能追上麋鹿，双手能搏杀犀牛和老虎，但如果将他关在黑暗的空房间里，恐怕就连龟鳖都捉不住，这是因为环境地势不方便他捉拿龟鳖。商汤放逐夏桀而获得美名，而崔杼却因杀死齐庄公而受到他人的谴责，他们所做的事均为臣犯君主，但冒犯君主的原因却不一样。吕望到晚年才大有作为，这样使得老年人也为之振奋；项托小时就难倒孔子而为孔子之师，这样使得少年们也为之骄傲：这都是因为同类互相仰慕的缘故。

     使树叶飘落的是风在吹动，使水浑浊的是鱼在搅挠。虎豹因长着美丽的皮毛而招致捕杀，猿猴因动作敏捷而遭到刺伤。走一步棋不足以显示智慧，弹拨一下琴弦不足以表达悲哀。三寸长的竹管如果没有底，那么天下再多的粮食也无法填满它；十石大的容器如果有底，那么一百斗粮食就可以盛满它。用竹篙来测量江水的深度，如果竹篙没了顶就以为篙长等于水深，那就糊涂了。渔夫在河边奔走，樵夫在山里兜转，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那里。早上赶集的人走得飞快，傍晚到集市的人则踱着方步，这是因为此时他要购买的货物集市上已没有了。毛色驳杂的豹皮大衣不若毛色纯一的狐裘大衣；白璧有了污点裂缝，就不能变宝贝了：这是说绝对纯粹是困难的。死于战争的人的鬼魂是讨厌神巫的，偷盗之徒是讨厌吠叫的狗的。没有主的社神，随便弄些黍肉就可祭祀它；亡了国的谷神，容易向它祈求降福。鳖没有耳朵，但眼睛却蒙蔽不了，因为它没有了听觉，这视觉就变得特别灵敏；盲人没有了眼睛，但耳朵却无法闭塞，因为他失去了视觉，这听觉就变得特别灵敏。遗腹子不思念他的父亲，因为他心里原本就没有父亲的印象；他连做梦都不会梦见到父亲的形容，因为他从来就没见过父亲是什么样的。蝮蛇不可以给它们添上脚，虎豹不可以让它们爬上树。马不吃油脂类的食物而只吃草料；桑扈鸟不啄食粟粒而爱吃油脂类的东西，它们不吃什么东西，并不表示它们廉洁。秦国修通崤山要塞，魏国便筑起城墙加以防范。饿马呆在马厩里安静无声，而一旦有草料出现在它们身旁，互相间的争夺就发生了。拉弓射箭，没有什么弦箭射不出去；但弦箭的长度与射程相比，不到百分之一。道和德是可以永恒不变的，但是权变就不能永远不变。所以从关卡处偷渡出去的，就再也难以重新来一次；越狱逃跑不可能会有第二次成功。圆环可以用来比喻圆形，就用不着用车轮来比喻圆形了；绦带可以用来作饰鞋的丝带，就用不着用眐带了。太阳月亮不可能同时出现，一雌狐不能配两只雄狐，神龙没有配偶，猛兽不会群聚，猛禽不会成双。照着墨绳弹出的墨线砍削就不会出差错，用秤来称量计算就没有误差，立圭表来观测就不会迷惑。少报年龄就和弟弟相混淆，多报年岁就和哥哥难分清，不如老老实实遵循事理，顺随真情行事。人看不见龙之飞举而能将龙高高托起的，是风雨的帮助。蠹虫多了木头就会折断，缝隙大了墙就会倒塌。悬挂下垂的物体，时间长了就会坠落，长得长长的枝条一类的东西，时间长了也会脱落。在冰天雪地里冻不死的人，有着他的适应能力；在酷暑高温下不中暑的人，有着他的适应能力。从来没有不适应的，也就不知道什么叫适应性。

     洗头的热水准备停当，头上的虮子虱子就会互相吊唁；大厦落成，燕雀就会互相庆贺可以筑巢了，这忧乐各不相同。柳下惠见到饴糖说：“可以用它来赡养老人。”而盗跖见了则会说：“用它可以来粘锁簧。”看到的物件相同，但所得出的观念却不一样。蚕只吃桑叶而不喝水，经二十一天后化为蛾子；蝉喝露水而不吃食物，经三十天后蜕化；蜉蝣既不吃也不喝，只三天就会去。人吃礜石会被毒死，而蚕吃了却不会饥饿；鱼食巴豆会死，而老鼠吃了巴豆却会长胖。事物的道理和缘由不一定弄得清，所以也无法以类相推。瓦是经过火烧后形成的，但直接用火干烧这瓦就会破裂；竹子是靠水生长的，但将竹浸泡在水中这竹子就会死掉。以扬起尘埃来消除尘埃，穿着皮衣却又用扇子来散热，哪里比得上根据不同季节穿合适的衣裳？枯竹能起火，但不钻就不会出火燃烧；地下有水，但不挖掘就不会出泉水。给蚌蛤、大象带来灾难的是珍珠象牙，而这正是人类的宝物；而人的病痛、灾难又有谁当宝贝呢？为了不让卖酒者获得更多的利就不去买酒，那就只好干渴着；为了不让驾车者获得更多的利就不去租车，那就不能到达远处目的地；手握火把去掷击人家，自己反倒烧伤。邻居家的母亲死了倒前去哭吊，而自己的妻子死了却不掉泪，那是在一种怕被人说成溺于情色的胁迫下的表现。

     西方的裸国，鸟兽也不回避人群，那是因为人和它们混和为一，习性相似。一根燃烧着的炭，用手去拿，就会烫伤手指；一万石的炭放在一起燃烧，离它十步之外就烧不伤人，这是因为同是热气而聚散方式不同。大的勇气和小的勇气的情况与这种情况相似。现在有六尺宽的席子，平铺在地上，一般性的人越过它并不困难；但如果将席子竖立起来，就是弹跳力出众的人要跨越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席子摆放的态势不一样。百颗梅子足以调配一百人食用的酸汁，而一颗梅子就不足以调配一个人所需的食用酸汁。如果因有人吃饭给噎着而禁止天下所有人吃饭，如果因有人坐车出车祸而禁止天下所有人乘车子，那就显得十分荒唐了。钓鱼的静静地等待鱼儿咬钩，水中积柴捕鱼的扣舟惊鱼，用鱼罩的下罩捉鱼，用罾具的举罾得鱼：方法各异，但能捕获鱼则是一致的。看到象牙便能知道象比牛要大，看到老虎的尾巴就能知道老虎比狸猫大，掌握了部分，整体也就能推断出来。两小国不在大国面前争斗，两只鹿不在卧伏的犀牛旁争斗。帮助祭祀的人得以尝新，制止打斗的人却受了伤。在不吉祥的树荫下躲雨，会被雷电所击。有叫“冢”的，有称“陇”的，有叫“笠”的，有称“簦”的，名称不同但实物一样。头上“虱子”的“虱”和空心木做的“琴瑟”的“瑟”，二字读音相同，但所指的物体却不同。总想太阳月亮永远光明，但浮云就是遮盖它们的光；总希望兰芝四季生长，但秋风就是使它们枯萎。

     老虎产下的虎子，如果不会搏击猎物，老虎就会将它们吃掉，因为这样传代下去会将虎的威武丧失殆尽。装饰着龟钮的印章，贤者将它当作饰物来佩戴；土壤分散在田里，能干的人靠它致富。丢给溺水者黄金美玉，不如抛给他一段救命的绳索。看书时，看到前有一个“酒”字，就知下面必有一个“肉”字；看到前有一个“年”字，就知下面必有一个“月”字：这是根据它们的类别而推知的。

     蒙上灰尘就会眯起眼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说他不出门就被尘土蒙眯了眼睛，这就不合情理了。屠户杀猪宰羊却吃的豆叶羹，制造车辆的人却用脚步行，烧制陶器的人却用的缺口盆子，盖房造屋的人却住在狭窄简陋的小屋里：这些制造某物的人不一定自己使用，而使用这些物件的人又不从事这类工作。车毂设置三十根辐条，各尽自己的力量，互不妨害；如果让一根辐条联接车毂，其余二十九根辐条都不用，这车哪能行走达到千里之外？黑夜走路的人，眼睛就像被东西蒙住，只好伸手摸索着走；渡江涉水的人只得将原来骑的马装载到船上去：事物总有它适用的范围，也有它不适用的范围。橘子和柚子都有自己的产地，荻草和芦苇各有自己的丛生处，兽类脚爪相同的在一起从游，鸟类翅翼相同的在一起翱翔。田地里的积水最终流入大海；贴在耳边讲的悄悄话最终会传到千里之外。像苏秦这样有争议的人物，他走得慢些，人家就会问：“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他走得快了，人家也会问：“为什么跑得这么快？”这说明有所为人家就要说三道四，好多事就会被别人吹毛求疵。皮都要磨得差不多了，到哪里还能看到毛！畏首畏尾，那么身上还有多少是不怕的呢？要想视察九州大地，但双脚又不作千里跋涉；内心没有治政教化的想法，却想身居万民之上，那就难了。明眼看得见的东西容易抓获，暴露明显的目标容易射中，所以最洁白的东西容易污染，德行最高的人总像空虚不足。未经过辛勤耕种就粮食满仓，未经过采桑养蚕就蚕丝满袋；东西来得不是正道，用起来也必定挥霍无度。大海不接纳漂浮的腐肉，泰山不容许小人攀登，膀胱不能上俎案，杂色斑驳的马不能作牺牲。

     盛夏季节使用扇子很凉快，但到了寒冬还不晓得放下扇子；提着衣裳趟水过河，但上了岸还不知道放下：这样的人就显得相当呆板而不能适应变化着的形势。有的山没有树林，有的山谷没有风，有的矿石不含金属。满堂坐客，看看他们的衣带钩各不相同，但都用来环扣衣带却是一致的。晋献公本来是很贤明的，可是后来被骊姬所蒙欺；叔孙如此聪明，却被竖牛耍弄，竟连自己的性命也不保，所以郑国的郑詹来到了鲁国，《春秋》就记载了“佞人来了，佞人来了”。君子饮酒表示欢乐，鄙陋的人敲击瓦缶表示欢乐，这虽然不见得好，但也不见得丑。人生性以穿丝帛来得舒适方便；但当有人用箭射他时，就以穿上铠甲为好了，这穿上铠甲尽管不轻便舒适，但却能换得防身保命的安全和方便。车辐条插入车毂，各自正对着相应的孔凿口，互相不干扰，这就像臣子各守本职，不得互相干犯一样。曾经因穿着铠甲而免遭箭伤，现在还以为穿着铠甲能到水中去游泳；曾经因有大瓠而得以渡过江，现在还以为抱着大瓠能挡着火：这些人真是叫不懂事物的类别的不同啊！

     君臣处在民众之上，这就像用腐烂的草绳驾御奔驰的马；也就好像踩在薄冰之上，下面有蛟龙等着；也好像进入森林遇到哺乳的母虎。善于用人者，就像盚虫之百脚，多而不会互相伤害；又好像嘴唇和牙齿，尽管柔软和坚硬经常摩擦，但并不互相伤害。清醇的美酒，是来自于耕种后获得的谷物；艳丽华美的衣裳，是来自于纺织织布。新的布帛不如盝麻织的夏布；而盝麻织的夏布破败之后又不如新的布帛。这正是有的东西新的好，有的东西旧的好。酒窝儿长在面颊上很好看，但如果长到额头上那就丑陋不堪了；刺绣的丝织品用来做衣裳很合适，但用它来做帽子就要遭人讥笑了。马的牙齿不是牛蹄，檀树根不是椅枝条。所以看到事物的本源，这各种事物也就能分别看清。石头生来就坚硬，兰草生来就芳香，从幼小时就具备了美好的素质，长成后就越发鲜亮。扶持和掷击，道歉和责备，得到和失去，许诺和拒请，相差十万八千里。弄脏了鼻子而粉饰了额头；死老鼠在庭院的台阶上，却在室内薰香以驱恶臭；要入水中，却又怕沾湿衣服；揣着臭物，却去寻找芳草：这些即使是有能耐的人也无法做到的。重新发芽生长的禾苗是不会有收获的；花开得太早就不会按季节凋谢。不要说不走运，甑终究不会掉到水井里。抽下簪子时会摩出火花来，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让人不要渡江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但已经航行到江中却要人家不渡江，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只见虎皮上的一点斑纹是不会知道老虎的威武的；只看到骐骥身上的一根毛，是不会知道它善跑的。水虿变成蜻蜓，孑孓变成蚊子，兔啮变成虻虫。事物的变化出人意料，不理解的人惊奇，了解的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铜的光泽呈青色，金的光泽呈黄色，玉的光泽呈奶白色；麻杆火光昏暗，油脂灯光明亮。由微暗衬托明亮，由外表了解内质。象肉的味道，谁也没有尝过；鬼神的模样，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对鬼神的捕风捉影的讲法，是不可能在内心留下深刻印象的。冬天的坚冰会消融，夏天的树木会衰败，时机难以掌握而容易失去。树木正茂盛时，即使整天采伐也不显衰败凋敝；而秋风一刮，寒霜一打，一夜间树叶都落光。患伤寒症的人被强迫进食，抢救中暑者却让他饮冷水，搭救自缢者时却又递给他绳索，拯救溺水者时却递给他石头，这本身想救助他人，但却反而害了他。即使要谨慎，丢失马后也不必非得拆掉门槛来寻找；即使要预防，喝酒时也不必一定要抱着席子，以防醉倒时可以躺下。勇士孟贲用手掏鼠洞，老鼠虽然会随时被抓获，但也必定会咬伤勇士的手指，因为伸入鼠穴捉老鼠，使勇士本身的优势无法发挥出来。

     山中云雾蒸腾，柱子石墩湿润；伏苓被挖掘，兔丝草则枯死。一家失火，百家被烧；进谗者玩弄阴谋，百姓就暴尸荒野。粟被水浸泡就会发热，甑在灶锅上受火烧煮就会冒汽滴水，水能生热，火能生水气。迅雷能劈开石头，这是阴阳二气相交的自然现象。洗澡水倒入河中，会增加河水，但相当有限；雨水和积水注入大海，虽然无法使海水水位升高，但还是改变了原来的状态。一个网眼的罗网是不可能捕到鸟儿的；没有鱼饵的垂钓是难以钓到鱼的；对待士人无礼是不能得到贤才的。兔丝草无根而能生长，蛇无脚却能爬行，鱼没有耳朵却能听到声音，蝉不长嘴而能鸣叫，这些都有着它们的一定合理性和原由。仙鹤寿长千年，因此能游遍天下；蜉蝣虽朝生暮死，却也能享尽生命乐趣。纣王把梅伯剁成肉酱，周文王就和诸侯计划要推翻纣王统治；桀肢裂劝谏的忠臣，商汤就派人去吊唁。狂奔的马不会撞到树上去，疯狗不会自己跑入河里去，即使是最没有理性的兽类都不会自取灭亡的，更何况人呢？喜欢大熊却喂它吃盐，热爱水獭却让它喝酒，这真是想要饲养它们，但却违背事理。心里喜欢就会毁掉船来做船舵；内心想要就会不惜毁熔大钟铸铃铎。管子是忍受了无数次小的耻辱才得以成就大荣耀的；苏秦是说了无数次的谎话才实现“合纵”想法的。箭靶一张开就招来箭矢射聚，树木一茂盛就招人砍伐，这并不是它们想召引人们，而是客观形势所致。等到得到好处以后才去救溺水者，那么时间一长，也必定有人以借溺水者而谋利。一艘破损易沉的船只，就是连愚蠢者都不会去乘坐；一只赶它不前进、勒它不停止的千里马，那么君王是不会用它来赶路的。讽刺我的品行的人，是想和我交往的；贬低我的货物的人，是想和我做生意的。用白开水掺和白开水，是清淡无味没什么好吃的；单根弦的琴瑟是弹不出好听的曲子来的。骏马因为受遏抑而死去，鲠直之士因为正直而受困窘；贤能的人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美女则在宫内被冷落。远行的人在旅途思念家人，家人则在睡梦中和远行者相会；慈母在北国燕地叹息，亲生儿子则在南方楚地怀念母亲。新鲜的肉悬挂起来，乌鸦喜鹊就会纷纷飞来啄食；而老鹰鹞子搏击食物，众鸟就会四处逃散。物类的聚散，是互相感应造成的。吃他的食物不会捣毁盛放食物的器皿，吃树上结的果实不会折断树枝；堵塞源头水流就会枯竭，损坏树枝树木就会枯死。错综交叉的线条不流畅，连环相套的环子不易解，解开它的方法是不解。临河羡鱼，不如回家织网以便打鱼。明月之珠是蚌蛤的病害，却是我们的宝贝利益；虎爪象牙是禽兽的利器，却是我们的祸害。平坦的道路，优良的骏马，使得人想骑马快鞭奔驰；喝酒喝得痛快时，使人禁不住引吭高歌。认为是正确的就去做，所以这叫“决断”；认为不对的，却还去做，这就叫做“乱来”。箭矢飞快，但顶多也不过射到两里地远；步行虽慢，但走上上百天，也可达到千里之远。

     圣人处在阴隐处，众人处在阳露处；圣人行于水而无迹，众人履霜雪而有迹。音律不同者是不能欣赏同一种旋律的；形制不同的东西是不能归为同一类体的。农夫辛勤劳动而官僚贵族从中得到供养；愚者七嘴八舌而智者从中选择有用的语言。舍弃茂盛的大树不歇凉而停歇在枯树之下，不弋射天鹅而戈射乌鸦，这样的人是难以和他谋划大事的。大丘深山没有沟壑，是因为泉水的源头不广浡；而普通的沟壑水源不断，可以灌满千顷湖泽。看得明白，处事就能像玉石那样坚定明确；见识昏昧，则必定心存疑虑，行动犹豫。将天下大事托付给一个人的才能上，就好像将千钧重物悬挂在一根树枝上。背着孩子爬墙头，叫做不吉祥，因为一个人从墙头上跌下来却是两个人受伤。而善于处理事务的人是像乘船悲歌，一人唱歌而千人应和。不能辛勤耕种却想收获黍粱，不善纺织却想穿着亮丽，不费功夫却想事业有成，这些都是困难的。有繁荣的时候，也必有憔悴的日子；有穿罗衣绢服的时间，也必有披麻卧草的时候。大雕展翅翱翔水面，扇起水波，河伯因此不敢弄潮，这是敬畏大雕的真诚。所以一个勇士敢于拼死决战，那么就是有千辆战车的大军也不可轻视他的勇气。蝮蛇咬伤了人，敷上和堇就可治愈，事物本来就有大害反而变成大利的情况。圣人处于乱世之中，就像盛夏处在正午烈日暴晒之下等待傍晚清凉降临；如果太阳已经西沉，那就容易熬过去。水虽然平静，但也一定会起波纹；衡器虽然平正，但也一定会有误差；尺才虽然整齐划一，但也一定会有出入。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准绳不能定曲直；使用规矩准绳的人，也必定有使用规矩准绳的法则。船翻沉了才显示出游泳的水平，马惊奔时才显示出驾御的优秀。嚼着没有滋味的食物，不能咽进喉咙；看不见形象的东西，不会在心中留下回忆的印象。犀牛和老虎在后边追着，即使前面有隋侯宝珠，也来不及弯腰拾取，因为首先是要避开可能被伤害的危险，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有可能拾取隋侯宝珠。追捕鹿的猎人是看不上在身边跑的兔子；做价值千金货物生意的人是不会去计较铢两的价钱的。弓先调好，然后才讲究它的强劲有力；马先驯服，然后才讲究它的品质优良；人首先要诚实，然后才看他是否能干。陶人扔掉的绳索，车夫感到可用而拾回家；屠夫丢掉的生铁，而铁匠却把它拾起重新使用：这各人所急需的物件各不相同。百颗星星的光明不如一牙月儿明亮；十扇敞开的窗户不如敞开一扇门亮堂。箭在十步之内，其力量可以穿透皮铠甲，但等到箭飞到极限，其力量连薄薄的细绢都穿透不了。泰山那么高，但背朝着它是什么都看不见的；秋毫的细端，如盯住它看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山出产金矿，也因为出产金矿，这山也就因此被不断挖掘，所以说山是自招挖掘；木头生出蛀虫，这木头反而被蛀虫蛀空。人爱没事找事，就会自己祸害自己。不管怎样灵巧的冶炼工，他是不能熔铸树木的；不管怎样灵巧的木匠，他是不能砍削金属物的；这是由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特点决定的。洁白的玉不需雕琢，美丽的珍珠无须文饰，因为它们的内在本质够美好的了。所以只要一步一步坚持下去，就是跛脚的鳖也能爬行千里；不断地积土筑土，就可以堆成山丘。高大的城墙是由一筐筐土筑成，高耸入云的大树靠它植入土中的根基，这些都不可能人为造成，而是由事物的必然规律所决定。

     大凡用人之道，就好像用燧钻木来取火，钻得太慢、不连续不能出火，钻得太快过密又不容易钻准，最好是快慢疏密恰到好处。从早上看晚上，太阳是移动了；用曲的东西来校正直的东西，这物体就残缺不全；圣人对待事物，像用镜子照物一样，能够周密精致地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貌。杨朱看到四通八达的道路就哭泣起来，因为这道路既可通南也可通北；墨子看见洁白的生绢就掉泪，因为这绢既可以染成黄色也可以染成黑色。人的取舍志向投合，就像金钟石磬一旦定形，音调也就固定，就是相隔千年还是发出当初一样的声音。对于没有危害的鸟，即使栖息在家门口也不会去射杀它；但如果是危害人类的鸟，即使是远离人类，人也不会放过它们。买邻近酒家的酒是酸的，买附近肉店的肉是臭的，但人们买酒买肉仍上这些店家，因为人们求得物件习惯是就近购取的。用欺诈来对付欺诈，用诡谲来应对诡谲，这就好像披着蓑衣去救火，挖开河渠来堵水一样，只会乱上添乱。西施和毛嫱模样不可能相同，但世上人都称道她们长得好，因为她们容貌美丽是相同的；尧、舜、禹、汤的治国法典是各不相同的，但他们的德政深得人心则是一致的。圣人是顺应时势来做事的，根据自己的才能资质来建功立业的；多雨时准备好贮水器具，天旱时制作土龙以求雨。临淄的女子，织绢时思念远行的亲人，因此将绢织得粗劣毛糙；家室中添了美貌的女子，织布的丝线也因此打结蓬乱。徵和羽这样的高雅乐曲，却不为那些粗俗人欣赏；将中和的曲调转变为激切的音调，却获得满堂喝彩。路过存放钱财的仓库时故意将手背在后面的人，很少没有偷盗之心的；所以致人生病的鬼魅，经过寺庙时总要摇动树枝作掩护。晋国阳处父讨伐楚国来解救被围困的江国；所以平息打得不可开交的争斗，不在于掺在其中拉架劝阻，而在于打击其要害，使争斗者自动撒手停止争斗。高大树木的根一定根系发达，高耸的山峰一定以宽厚牢固的土地作基础；脚掌宽大的人善走远路，个儿大的人血脉流畅。疯子伤人，没人会埋怨；幼儿骂老汉，没人会嫉恨：这是因为他们并无害人之心。像尾生那样守信，不如跟牛者弦高的欺诈有意义，更何况只是偶尔一次不讲信用呢？忧虑父亲疾病的是子女，而能治病的是医生；求神时供奉祭品的是巫祝，而备办祭品的是厨师。

卷十八 人间训

两汉：刘安及门客 撰

     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管，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智所秉，动知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执车}，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多后忧之，是犹病者已惓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

    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途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铙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寑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铙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寑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厉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谀。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寑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禽于晋阳，申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而休。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奉酒而敬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夫病湿而强之食，病暍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忤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县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之后，日以不信。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麑，使秦西巴持归烹之。麑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麑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

    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不义之故也。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虞公惑于璧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还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云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故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

    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无故而黑牛生白犊。以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飨鬼神。”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其子曰：“前听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复问之，奈何？”其父曰：“圣人之言，先忤而后合。其事未究，固试往，复问之。”其子又复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复以飨鬼神。”归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者死，老病童儿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军罢围解，则父子俱视。

    夫祸富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忤于心，而合于实者。高阳魋将为室，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材任重涂，今虽成，后必败。”高阳魋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涂干则益轻，以劲材任轻涂，今虽恶，后必善。”匠人穷于辞，无以对。受令而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后果败。此所谓直于辞而不可用者也。

    何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合于实？靖郭君将城薛，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谒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则反走。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为寡人称之。”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则蝼蚁皆得志焉。今夫齐，君之渊也。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夫以“无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说，乃不若“海大鱼”。

    故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

    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何以明之？三国伐齐，围平陆，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住。”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何谓贵智？”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无害子日以进。故谋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括子之智得矣。无害子之虑无中于策，谋无益于国，然而心调于君，有义行也。今人待冠而饰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夫咎犯战胜城濮，而雍季无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赏而咎犯后存者，其言有贵者也。

    故义者，天下之所赏也。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

    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县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匮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朝、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门豹治邺，廪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邺，而大乱。子能道则可，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臣故稸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负辇粟而至。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伐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闻伦曰：“鼓之啬夫，闻伦知之。请无罢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为弗使？”穆伯曰：“闻伦为人，佞而不仁。若使闻伦下之，吾可以勿赏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武，舍仁而后佞。虽得鼓，将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广地也，得地不取者，见其本而知其末也。

    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郑之贾人弦高、蹇他相与谋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之。三率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晋先轸举兵击之，大破之殽。郑伯乃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曰：“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俗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反。

    故仁者不以欲伤生，知者不以利害义。圣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

    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何以明之？陈夏徵舒弑其君，楚庄王伐之，陈人听令。庄王以讨有罪，遣卒戍陈，大夫毕贺。申叔时使于齐，反还而不贺。庄王曰：“陈为无道，寡人起九军以讨之。征暴乱，诛罪人，君臣皆贺，而子独不贺，何也？”申叔时曰：“牵牛蹊人之田，田主杀其人而夺之牛，罪则有之，罚亦重矣。今君王以陈为无道，兴兵而攻，因以诛罪人，遣人戍陈。诸侯闻之，以王为非诛罪人也，贪陈国也。盖闻君子不弃义以取利。”王曰：“善”。乃罢陈之戍，立陈之后。诸侯闻之，皆朝于楚。此务崇君之德者也。张武为智伯谋曰：“晋六将军，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离心，可伐以广地。”于是伐范、中行；灭之矣，又教智伯求地于韩、魏、赵。朝、魏裂地而授之，赵氏不与，乃率韩、魏而伐赵，围晋阳三年，三国阴谋同计，以击智氏，遂灭之。此务为君广地者也。夫为君崇德者霸，为君广地者灭。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汤、武是也；万乘之国，好广地者亡，智伯是也。

    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无故有显名者勿处也，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废，仞人之事者败，无功而大利者后将为害。譬犹缘高木而望四方也，虽愉乐哉，然而疾风至，未尝不恐也。患及身，然后忧之，六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计功而受赏，不为苟得；积力而受官，不贪爵禄。其所能者，受之勿辞也；其所不能者，与之勿喜也。辞所能则匿，欲所不能则惑。辞所不能而受所能，则得无损堕之势，而无不胜之任矣。昔者智伯骄，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韩、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为未足，遂兴兵伐赵。韩、魏反之，军败晋阳之下，身死高梁之东，头为饮器，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祸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谓也。

    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费无忌复于荆平王曰：“晋之所以霸者，近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与之争者，以其僻远也。楚王若欲从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来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悦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游人于王侧，言太子建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费无忌，无忌曰：“臣固闻之，太子内抚百姓，外约诸侯。齐、晋又辅之，将以害楚，其事已构矣。”王曰：“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杀太子建而诛伍子奢，此所谓见誉而为祸者也。何谓毁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陈骈子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之，至而养以刍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纻，出则乘牢车，驾良马。孟尝君问之曰：“夫子生于齐，长于齐，夫子亦何思于齐？”对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尝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尝君曰：“子何为思之？”对曰：“臣之处于齐也，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伤。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归君，食刍豢，饭黍粱，服轻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谓毁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毁誉之言，不可不审也。

    或贪生而反死，或轻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鲁人有为父报仇于齐者，刳其腹而见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其御欲驱，抚而止之曰：“今日为父报仇，以出死，非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节行之人，不可杀也。”解围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带，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车而驰，必不能自免于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门，上车而步马，颜色不变，此众人所以为必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谓徐而驰，迟于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为迟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为迟者反为疾，明于分也。有知徐之为疾，迟之为速者，则几于道矣。故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于是使忽怳，而后能得之。

    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计福勿及，虑祸过之。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缥烟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诸而炎云台，水决九江而渐荆州，虽起三军之众，弗能救也。夫积爱成福，积怨成祸。若痈疽之必溃也，所浼者多矣。诸御鞅复于简公曰：“陈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构难而危国也。君不如去一人。”简公不听。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中，而弑简公于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鲁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介其鸡，而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宫而筑之。郈昭伯怒，伤之鲁昭公曰：“祷于襄公之庙，舞者二人而已，其余尽舞于季氏。季氏之无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驹。子家驹曰：“季氏之得众，三家为一。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听，使郈昭伯将卒以攻之。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死亡无日矣。”遂兴兵以救之。郈昭伯不胜而死，鲁昭公出奔齐。故祸之所从生者，始于鸡定；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故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两人构怨，廷杀宰予，简公遇杀，身死无后，陈氏代之，齐乃无吕。两家斗鸡，季氏金距，郈公作难，鲁昭公出走。故师之所处，生以棘楚，祸生而不蚤灭，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湿，浸而益大。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故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此之谓也。

    人皆务于救患之备，而莫能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于救患而莫能加务焉，则未可与言术也。晋公子重耳过曹，曹君欲见其骿肋，使之袒而捕鱼。厘负羁止之曰：“公子非常也。从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无礼，必为国忧。”君弗听。重耳反国，起师而伐曹，遂灭之。身死人手，社稷为墟。祸生于袒而捕鱼，齐、楚欲救曹，不能存也。听厘负羁之言，则无亡患矣。今不务使患无生，患生而救之，虽有圣知，弗能为谋耳。患祸之所由来者，万端无方。是故圣人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户，妄动而絓罗网，虽曲为之备，何足以全其身！譬犹失火而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唐有万穴，塞其一，鱼何遽无由出？室有百户，闭其一，盗何遽无从入。夫墙之坏也于隙，剑之折必有齿。圣人见之密，故万物莫能伤也。太宰子朱待饭于令尹子国。令尹子国啜羹而热，投卮浆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辞官而归。其仆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辞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轻行而简礼，其辱人不难。”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见终始微矣。

    夫鸿鹄之未孚于卵也，一指蔑之，则靡而无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则奋翼挥<羽慧>，凌乎浮云，背负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霓之间。虽有劲弩利矰微缴，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扌搴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骛石城，经丹徒，起波涛，舟杭一日不能济也。是故圣人者，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思尽虑于成事之内。是故患祸弗能伤也。

    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秦牛缺径于山中，而遇盗。夺之车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盗还反顾之，无惧色忧志，然有以自得也。盗遂问之曰：“吾夺子财货，劫子以刀，而志不动，何也？”秦牛缺曰：“车马所以载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盗相视而笑曰：“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圣人也。以此而见王者，必且以我为事也。”还反杀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于敢，而未能勇于不敢也。凡有道者，应卒而不乏，遭难而能免，故天下贵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为人行也。其所论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于冥冥，则几于道矣。《诗》曰：“人亦有言，无哲不愚。”此之谓也。

    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近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夫鹊先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过之则控鷇，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远难而忘近患。故秦之设备也，鸟鹊之智也。

    或争利而反强之，或听从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为不祥。子以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而喜。顷，复问曰：“何谓三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争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争而反取之也。智者离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儿说之巧，于闭结无不解。非能闭结而尽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与及言论矣。

    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或解构妄言而反当。何以明之？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至，见野人曰：“予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说若此其无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圣人量凿而正枘。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此《延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故交画不畅，连环不解，物之不通者，圣人不争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义者，众庶之所高也。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严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国亡者，不同于时也。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啖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申菽、杜茝，美人之所怀服也；及渐之于滫，则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骥逐人于榛薄，而蓑笠盘旋也。今霜降而树谷，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灭亡削残，暴乱之所致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者，遭时之务异也。非仁义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则为之禽矣。

    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镜者，所以照形也。宫人得戟，则以刈葵；盲者得镜，则以盖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诽誉在俗；趋舍不同，逆顺在君。狂谲不受禄而诛，段干木辞相而显，所行同也，而利害异者，时使然也。故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单豹倍世离俗，岩居谷饮，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十，犹有童子之颜色。卒而遇饥虎，杀而食之。张毅好恭，过宫室廊庙必趋，见门闾聚众必下，厮徒马圉，皆与伉礼。然不终其寿，内热而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适情，则坚强贼之；以身役物，则阴阳食之。此皆载务而戏乎其调者也。

    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所以贵圣人者，以其能龙变也。今捲捲然守一节，推一行，虽以毁碎灭沉，犹且弗易者，此察于小好，而塞于大道也。

    赵宣孟活饥人于委桑之下，而天下称仁焉。荆佽非犯河中之难，不失其守，而天下称勇焉。是故见小行则可以论大体矣。田子方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其御曰：“此何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罢而不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为也。”束帛以赎之。疲武闻之，知所以归心矣。齐庄公出猎，有一虫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对曰：“此所谓螳螂者也。其为虫也，知进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轻敌。”庄公曰：“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回车而避之。勇武闻之，知所尽死矣。故田子方隐一老马而魏国载之，齐庄公避一螳螂而勇武归之。汤教祝网者，而四十国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归之；武王荫暍人于樾下，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越王勾践一决狱不辜，援龙渊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罚也，而战武士必其死。故圣人行之于小，则可以覆大矣；审之于近，则可以怀远矣。

    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子发辩击剧而劳佚齐，楚国知其可以为兵主也。此皆形于小微而通于大理者也。圣人之举事，不加忧焉，察其所以而已矣。

    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说者之论，亦犹此也。诚得其数，则无所用多矣。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夫劝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卫君朝于吴，吴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说者冠盖相望，而弗能止。鲁君闻之，撤钟鼓之县，缟素而朝。仲尼入见，曰：“君胡为有忧色？”鲁君曰：“诸侯无亲，以诸侯为亲；大夫无党，以大夫为党。今卫君朝于吴王，吴王囚之，而欲流之于海，孰意卫君之仁义而遭此难也！吾欲免之而不能，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则请子贡行。”鲁君召子贡，授之将军之印。子贡辞曰：“贵无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敛躬而行，至于吴，见太宰嚭。太宰嚭甚悦之，欲荐之于王。子贡曰：“子不能行说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贡曰：“卫君之来也，卫国之半曰：‘不若朝于晋。’其半曰：‘不若朝于吴。’然卫君以为吴可以归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卫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赏言朝于晋者，而罚言朝于吴也。且卫君之来也，诸侯皆以为蓍龟兆，今朝于吴而不利，则皆移心于晋矣。子之欲成霸王之业，不亦难乎！”太宰嚭入，复之于王。王报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卫君之礼不具者，死！”子贡可谓知所以说矣。

    鲁哀公为室而大，公宣子谏曰：“室大，众与人处则哗，少与人处则悲。愿公之适。”公曰：“寡人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国小而室大。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鲁君曰：“闻命矣。”筑室不辍。公宣子复见曰：“左昭而右穆，为大室以临二先君之庙，得无害于子乎？”公乃令罢役，除版而去之。鲁君之欲为室，诚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说而一听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临河而钓，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鱼者，非江河鱼不食也，所以饵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执竿，投而擐唇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钓者也。

    夫物无不可奈何，有人无奈何。铅之与丹，异类殊色，而可以为丹者，得其数也。故繁称文辞，无益于说，审其所由而已矣。

    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谚曰：“鸢堕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谓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钱无量，财货无赀。升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积博其上。游侠相随而行楼下，博上者射朋张，中反两而笑，飞鸢适堕其腐鼠而中游侠。游侠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报，无以立务于天下。请与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属，而必以灭其家。”此所谓类之而非者也。

    何谓非类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胜将为乱。”石乞曰：“不然。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管籥之信，关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而乃论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杀令尹子椒、司马子期。此所谓弗类而是者也。

    何谓若然而不然？子发为上蔡令，民有罪当刑，狱断论定，决于令尹前。子发喟然有凄怆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后，子发盘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袭恩者，恩者逃之于城下之庐。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发视决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于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厌乎！”追者以为然而不索其内，果活子发。此所谓若然而不然者。

    何谓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勾践卑下吴王夫差，请身为臣，妻为妾，奉四时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贡职，委社稷，效民力，隐居为蔽，而战为锋行。礼甚卑，辞其服，其离叛之心远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于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审也。

    夫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体弥耳，以待其来也。雉见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睹，见必杀之势，雉亦知惊惮远飞，以避其怒矣。夫人伪之相欺也，非直禽兽之诈计也，物类相似若然，而不可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译文：
     清静恬愉是人的本性；仪表规矩是处事的原则。知道人的本性，那么人自身的修养就不会悖谬；懂得处事的原则，那么人自身的行为就不会乱套。从一端出发，能散逸得无穷无尽，周游八极后又回归到它的中枢，这就叫“心”。看到事物的本原就能推知事物的未来，看到事物的指向就能预见事物的归宿，掌握要点能应对繁多，把握纲要能治理详繁，这种本领叫“术”。静居时知道在做什么、行动时知道该去哪里、办事时知道所依原则、举动时知道来历缘由，达到这种境界的叫“道”。“道”，置搁前头它不会低伏，放在后面它不会翘起，纳入窄处它不显壅塞，散布天下它不留空隙。所以使别人推崇赞誉自己，这是“心”的功力；使人家轻视诽谤自己，这是“心”的罪过。话是从你口中说出的，别人无法阻止你；行为发生在你身上，远处的人无法禁止你。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名声难以树立却容易毁坏。千里长堤，因为蝼蚁的洞穴渗水而决溃，百丈高楼，因为烟囱的裂缝冒出烟火而焚毁。《尧戒》上说：“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被大山绊倒，而往往被小土堆绊倒。”所以，人们都往往轻视小事忽略小害，以致酿成大祸后才为之后悔。灾祸降临后再犯愁，这就好比到了病危后才去求良医，这时即使有扁鹊、俞跗这样的名医也难以治好病人的病。灾祸的降临是自己招引的；幸福的到来是自己促成的。这祸福同出一门，利害相近为邻，不是圣明的人是难以区分这其中的奥妙的。大凡人们要做某件事，都要先用他的智慧思考揣度一番，然后才根据思考的结论定下计划谋略，实践下来的结果，有人得利有人受害，这就是智者和蠢人的差别所在。但是那些自以为明白存亡之关键、祸福之由来的聪明人，在办事处事中还是陷入危难境地，这样的事例还真的数不胜数。假若大家能预先知道自己的主张正确，且行得通，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不通的道路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可见，智虑思考是祸福的根由，行动举措是利害的关键。百事的变化、国家的治乱，都有待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来完成。所以对此不可不审慎。

     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尊宠却多，这是第一种危险；才能低下而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种危险；没有大的功劳却有丰厚的俸禄，这是第三种危险。所以事物有时候是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有时候是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邲地战胜了晋国，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辞谢而不接受。后来当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时，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一定要推辞肥沃富饶的地方，只接受沙石之地。在楚、荆之间有个叫寑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瘠，所以地名也难听。当地的荆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所以没人喜欢那里。”不久，孙叔敖去世了，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孙叔敖儿子谢绝了，而要求赏封寑丘之地。按楚国的法规，功臣的封禄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禄，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那么，什么叫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于是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气横志骄、淫侈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无辅佐规谏的大臣，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在会合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匠骊氏的领地时，被栾书、中行偃劫持，囚禁起来；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晋厉公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身死国亡。这就是我们说的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孙叔敖叮嘱儿子要求封赏寑丘之地，因为寑丘之地贫瘠，所以能代代相传；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以想称霸天下，结果死在匠骊氏的领地。

     一般性的人都只知道利就是利，弊就是弊，而只有圣人懂得弊可以转化为利，利可以转化为弊。两次结果实的树木，它的根必定受损伤；盗人家墓的人也必定有祸殃，这说的就是贪大利反而造成大害的事。张武唆使智伯夺取韩、魏两家的土地，结果反而使智伯在晋阳城被擒获；申叔时劝告楚庄王封立陈国的后代，结果使楚庄王称霸天下。孔子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未尝不喟然叹息道：“懂得益和损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行王道的君王的事吧？”事情有时候想对它有利但却恰恰足以害了它，有时候想害它但却又恰恰对它有利。利和害向相反方面的转化，祸与福的缘由是不能不明察的呀！阳虎在鲁国作乱，鲁国君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搜捕阳虎，宣布凡抓获阳虎者有重赏，放走阳虎者要处罚。追捕者将阳虎层层包围起来，阳虎只得举剑准备自刎，这时有位守门人劝阻他说：“天下大得很，可以逃生，何以自杀？我将放你出城去。”于是阳虎得以冲出重围，在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阳虎挥舞宝剑提着戈奔跑冲杀。那位守门人乘混乱之机放阳虎出了城门。阳虎出了城以后又折返回来，抓住那位守门人，举戈刺他，戈刺破袖子伤及腋部。这时守门人抱怨说：“我本来就和你非亲非友，为了救你我冒着被处死罪的风险，可你反而刺伤我。真是活该啊，会碰上这样的灾难。”鲁国国君听说阳虎逃出城，大怒，查问阳虎是从哪座城门逃脱的，并派主管官员拘捕有嫌疑的守门人。鲁国国君认定凡受伤的守门人是阻拦阳虎的，要重赏；而没有受伤的守门人可能是故意放走阳虎的，要重罚。而在受伤领赏的守门人中，放走阳虎的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这真可说伤害他反而使他得利。那么，什么是想对人有利却反而害了他呢？楚恭王和晋国军队在鄢陵会战。战斗正紧张激烈之间，恭王受伤使战斗不得不停止。楚军中的司马子反口渴难忍而寻找饮料。这时侍从阳谷捧着酒献给子反。子反这人喜欢饮酒，见酒就乐不可支。子反接过阳谷递上的酒就喝个不停，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帐篷里。恭王打算再与晋军开战，便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谎称心痛病发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驾车亲往探望，一进军中帐篷便闻到一股酒气。这下恭王大怒，说：“今天这场恶战，我为了取胜而亲临战场，受了重伤，现在指望能派上司马子反的用场，可他却成了这副样子。他实在是心中没有国家社稷的地位，又不体恤我军士兵。我没法再与晋军打下去了。”于是下令收兵撤退，并以耽误战事的罪名杀子反示众。这侍从阳谷献上酒，并不是想要害子反，实在是爱护子反，想让子反快乐，但想不到恰恰是害了子反。这就是想对人有利结果却反而害了他。一定要患温热病的人进食，让中暑者喝冷水，这是一般人用来调治病人的方法，但良医却认为这样是加重病情。追求赏心悦目，这是蠢货、笨蛋所热衷于的事，但有“道”的聪明人却对此躲得远远的。所以圣明的人是先遭逆境而后顺遂；而一般性的人是先称心如意而后陷入困境。

     建功立业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犯罪受罚又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要避免的后果。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有了功劳却引起别人的猜疑，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为了追逐功名，有时人就不顾情义了；而犯了罪过的人却不敢再失去仁慈之心了。所以会出现上述的现象。魏国将领乐羊率部队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被中山人抓起来扣押在城内。中山人将他的儿子绑着吊在城头上给乐羊看。乐羊看了后说：“为了君臣的情义，效忠君王，尽我做臣的职责，我不能为了儿子而有私情。”于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攻城越发猛烈。中山城里的人就将他的儿子烹煮了，还派人送给乐羊一鼎肉羹和他儿子的头颅。乐羊抚摸着头颅，哭泣着说：“这是我的儿啊！”说完向使者跪下，喝下一杯肉羹。使者回去报告：“乐羊是个不惜为节义献身的人，对他真的没有办法。”于是中山国只得向魏国投降。乐羊在这次战争中为魏文侯开拓了大片的土地，并因此立了大功。但谁知道，从此以后，魏文侯一天天地不信任乐羊。这就是有了功劳却反而引起别人的猜疑。那么，什么叫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呢？孟孙打猎，得到了一头小鹿，于是让手下人秦西巴拿回家去烹煮。母鹿紧随着秦西巴哀啼不止，秦西巴不忍心伤害幼鹿，于是就放掉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回到家后追问幼鹿的去向，秦西巴只得回答：“这幼鹿的母亲在我身后不停地哀啼，我实在不忍心，于是自作主张放掉了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听后大怒，一气之下就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将秦西巴召回来担任他儿子的老师。孟孙身边的人就问：“秦西巴得罪过你，为什么现在又用他来做你儿子的老师？”孟孙回答说：“连一头幼鹿都不忍心加以伤害，更何况对人呢？”这就是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所以人的取舍进退不可不谨慎，取舍不谨慎，正是公孙鞅在秦国获罪而又不能进入魏国避难的原因。公孙鞅的功劳不能算不大，可他就是无立足之地，寸步难行，这是由于他不义的缘故。

     有些事情还表现为：要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智伯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不想给。这时任登说话了：“智伯现在正强盛着，他的威势遍及天下，他开口要土地，如果不给，这无异是替其他诸侯先承担灾难，不如给他算了。”魏宣子接着说：“如果智伯没完没了地向我们索取土地，那又该如何是好？”任登说：“咱们魏家先给他一点土地，让智伯尝到一点甜头后，他会如法炮制继续向别的诸侯要土地的，诸侯们也只得竖起耳朵听从，但内心一定会产生怨恨的。到时我们就可和各诸侯同心协力来对付智伯了。这样一来，我们从中可获得的好处就不仅仅是我们丧失的那点东西了。”魏宣子听从了任登的话，割让了一些土地给智伯。智伯尝到甜头后果然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敢不给，诸侯们此时是一片恐慌。随后，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赵襄子回绝了他。于是智伯就胁迫韩、魏两家攻打赵襄子，并将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中。但此时的赵、韩、魏三家已暗中联络、合谋，共同行动，在晋阳打败了智伯的军队，还擒获智伯，并将智伯把持的晋国一分为三。这就是本想夺取人家的反而被人家夺走。那么，什么叫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呢？晋献公想向虞国借道去征伐虢国，于是就赠送给虞国君垂棘宝璧和屈产良马。虞国君看到这些宝璧和良马，心里有点动，想借道给晋献公。这时宫之奇就劝谏了：“这可使不得！我们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就像车轮和辅木的关系一样，辅木紧挨在车轮外侧，而车轮就依赖着辅木的保护。虞国和虢国现在正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态势。假若借道给晋国，那么虢国早上亡国，当天晚上我们的虞国也随之灭亡。”这虞国君不听宫之奇的规劝，还是将道路借给了晋军。荀息率军灭了虢国。部队随即在回师的途中，又拿下了虞国。这就是先给予别人反过来又夺取别人的。

     圣王布施恩德给天下民众，并不是企望从民众那里得到报答；举行祭天地、日月山川和祖宗的仪式，并不是谋求鬼神能赐福。山达到一定高度，就自然会兴起云雨；河水深到一定程度，也自然会有蛟龙出现；君子修行达到一定道德境界，也必然会有福禄归属他们。那些暗中积德的人，必定会得到公开的好报；那些暗中施惠者，也必定会得到显耀的声望。古时候沟渠堤防失修，洪水成了人民的灾害，于是夏禹凿通龙门，开辟伊阙，平息洪水，整治土地，使百姓能在陆地上生活安居。百姓间不亲近、五种人伦关系不清顺，于是契就教育百姓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等次和相关礼节。田地荒芜，民众缺衣少粮，于是后稷就指导百姓民众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播种粮食，让百姓民众家家丰衣足食。所以这三位君王的后代无不成为帝王，这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积阴德的缘故。周王室衰微，礼义废弃，孔子就用三代的道德教育世人，孔氏家族继嗣至今不绝，这就是孔子平时德行高的缘故。秦始皇赵（嬴）政用暴力兼并天下并很快灭亡，智伯侵占韩、魏、赵三家土地但最终反被消灭，商鞅实行苛政而遭肢解，李斯谋害忠良而遭车裂。夏、商、周三代君王施行道德而称王天下，齐桓公帮助弱国生存下去而成为霸主。种黍的不会收获稷，埋下怨恨的不会得到恩德的报答。从前宋国有一户好行善的人家，世代坚持不懈行善做好事。有一年，家里养的一头黑母牛产下一只纯白的牛犊，于是家里人就将这件怪事去请教术数先生。术数先生说：“这是吉祥的征兆，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又过了一年，这家的父亲无缘无故眼睛失明了。以后这母牛又产下一头纯白牛犊，于是父亲又让儿子去请教术数先生。儿子问道：“先前听了术数先生的话，父亲您的眼睛失明了，现在还去问他为什么？”父亲说了：“圣人的话常常是先好像不对，但以后会应验吻合的，而且这件事还没完，你就去试着问问吧！”儿子又去问术数先生这怪事。术数先生回答说：“这也同样是吉祥的征兆，还是用这纯白牛犊去祭祀鬼神吧！”儿子回家后将术数先生的话如实报告了父亲，父亲说：“那就按照先生的话去做吧！”又过一年，儿子的眼睛也无缘无故地失明了。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包围了这户人家所居住的城邑。这时候，城里能充饥的东西都吃光了，人们只能交换孩子吃，并将枯骨劈开当柴烧。壮年人也全都战死，这样老人、病人、儿童上城楼防守，顽强抵御，使楚军迟迟攻克不下。这时楚王大怒，在城被攻破之后，将凡上城楼防守的人全部杀死。唯独这户人家因父子均失明而没上城楼防守，得以保全性命。当楚军撤走以后，父子两人的眼睛又复明了。这正是祸福互相转化互相促成，其中的变化难以明了。

     在靠近边塞的居民中，有一位精通术数的人，一次他家养的马无缘无故跑到胡人那里，邻居家的人都为此事来安慰他。他说：“这事难道就不能变成好事吗？”过了一段时间，跑走的马领着一群马回来了。邻居家的人又都来贺庆。他说：“这事难道就不可能变为坏事吗？”果然，因家有不少胡人养的好马，他儿子骑马玩时将大腿骨给摔断了。这样邻居又来安慰他。他又说：“怎么知道这事不会变成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进攻边塞，青壮年男子都拿起武器参战，结果边塞附近的居民死去十分之九，唯独这户人家因儿子跛脚，父子性命都保住了。所以说福可变为祸，祸可变为福，这其中的变化难以捉摸，深不可测。

     有时辞语顺当却不切合实事，有时言辞难听不合心意但却切合实际。宋国人高阳魋准备建造房子，他采伐了木材等建房材料后去征求匠人的意见。匠人对他说：“现在还不能开工，因为木料还没干透；在湿木头上涂上泥浆，时间一长，这木头会变形。用湿木料承受重泥，即使现在造好房子，往后房子一定会倒塌。”高阳魋听了后说：“不对。木料干了就更坚硬，泥浆干了就变轻。用坚硬的木料承受变轻了的泥浆，眼前虽然不好，往后就一定坚固。”匠人听了后一时也没有话说，便只好按照吩咐造房子。没多久，房子落成，显得非常高大结实，十分壮观。但不久这房子果然倒塌。这就是所谓的辞语顺当但却不切合实事。那么，什么叫辞语难听不合心意却切合实际呢？靖郭君打算在他的封地薛修筑城墙，他手下的宾客、门人都纷纷劝阻，靖郭君不听。靖郭君对传达官说：“不要替来访的客人传话通报了。”这时有位齐国人要求会见靖郭君，说：“我只说三个字，多说一个字，我情愿受烹刑。”靖郭君听到后表示愿意接见这位齐国人。那齐国人快步走到靖郭君跟前，拜了二次，然后起身说：“海大鱼。”说完就转身往外走。靖郭君连忙喊着那齐人：“我想听听你的高见。”那齐国人煞有介事地说道：“我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靖郭君说：“先生你不顾路途遥远来到我这里，有意见但说无妨，我很想听听。”那齐国人就说：“大海里的大鱼，渔网都捕捉不到它，钓钩更钓不到它。但是它一旦跃出水面落在岸边，那蝼蛄和蚂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咬食它。如今，齐国就是你的大海，若是失去了齐国，这薛地还能独自存在吗？”靖郭君听了后一下子醒悟，说：“先生你讲的真好。”于是靖郭君马上取消了在薛地筑城的计划。这就是辞语难听且不合人心的却切合实际。用硬邦邦“不要在薛地筑城”的话来劝止靖郭君薛地筑城的计划，对于劝说的实际效果来说，还不如用“海大鱼”三个字来得管用。

     所以事情有时候是，疏远它反而亲近它，接近它反而疏远它；还有些事情是，说的话被采纳，而且计谋恰当，但自身却反而被疏远；说的话不被接受，而且计谋行不通，但自身却反而被亲近。怎么说明这点呢？魏、韩、赵三国攻打齐国，包围了齐国的平陆这地方。括子向牛子报告：“魏、韩、赵三国和我们齐国不接壤，他们越过邻国包围平陆，没有什么实际可以贪图的利益。他们这样做只是想从我们齐国获取某种名声而已，既然这样，就叫齐侯前去和他们讲和算了。”牛子听了后认为这是好主意。括子走后，无害子随即进来。牛子就将括子的话告诉给无害子听。无害子只是说：“这跟我所听说的不一样。”牛子见无害子不说出具体的意见，就用话来刺激无害子：“国家危害却又无能耐安定它，祸患缠身又无办法解脱，还尊重谋士干什么？”这下无害子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过有以割让土地来使国家安定的，我也听说过以牺牲生命、毁掉家园来保存国家的，但我就是没有听说过让自己的君主去求和受辱来保住疆土的。”牛子当然不会听从无害子这种议论的，而采用了括子的计谋，使三国军队顺利撤走，平陆也就安全保住了。可是，从那天起，括子一天天被齐侯疏远，而无害子却日益被齐侯看重得以晋升。所以，用谋虑来解除祸患，祸患也就被解除，用谋略来挽救国家，国家也就得以保存，这括子的智谋就是这样管用而实际，但却受到疏远；而无害子的想法根本不合乎策略，对国家也无实际好处，可是他就是掌握君主的心意，顺着君主的心意，从行为上看有忠义的表现，所以日益受到齐侯的看重。这就好像人用帽冠做头饰、穿鞋子便于行一样，这帽冠和鞋子对人来说，天寒不能保温、刮风不能挡风、烈日下不能遮阳，但人们还是戴帽穿鞋，这是因为人的头脚需要帽鞋作依托。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而雍季却无半点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雍季首先得到赏赐，而咎犯只得到安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雍季说的话中有它可贵之处。“义”，正是天下所赏识、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的心意然后谨慎行事。